杜麗榮：1961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始末
【文/ 杜麗榮】
1961年1月上旬，寒冷的北京，正在舉行共和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會議結束當天，毛澤東向全黨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這一年，莊嚴肅穆的天安門廣場，曾出現了兩道非同尋常的風景：勞動節這一天，平靜的廣場沒有像往年一樣舉行盛大的遊行，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去了外地做調查研究；國慶節這一天，遊行的隊伍裏沒有農業方陣的身影。
回眸這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活動，無疑給我們黨的執政和領導工作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啓示。
毛澤東五次聽彙報，三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20世紀60年代初，在我國國民經濟遭受嚴重困難的時候，毛澤東曾三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則率先垂範，經過周密而又系統的調查研究，黨中央制定出一系列具體的工作條例，使各級黨委有了明確的遵循，從而增強了廣大幹部羣眾克服困難的信心，提高了生產積極性，在短短的時間裏，我國國民經濟以農業增產為先導，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
1959年，由於“大躍進”運動的影響，中國農業生產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下滑；1960年，中國農業生產又遭受百年不遇的災害，佔總耕地一半以上的農田受災，由此城鄉市場供應更加緊張。嚴峻的形勢使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意識到，當務之急是正確判斷客觀形勢，制定切合實際的國民經濟調整政策。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着重分析了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存在的嚴重問題，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會議召開之前及參會期間，毛澤東先後聽了五次彙報。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發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主旨的講話。毛澤東説：“請同志們回去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這篇講話，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講調查研究問題。
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就調查研究問題發表講話。他提出，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強調：要到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才能認識客觀事物。
同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第三次講調查研究問題。3月23日會議閉幕的當天，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幹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
為了貫徹毛澤東關於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指示，解決前所未有的困難，一場大規模的深入基層的調查研究活動，在全國開展起來。這一年，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全都深入基層第一線，摸清實際情況，制定政策，留下了許多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精彩篇章。
瞭解農民疾苦，制訂“農業六十條”
為了瞭解農村的現狀和問題，1961年1月，毛澤東親自組織了由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擔任組長的三個調查組，用10天到15天的時間，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蹲點調查。三個調查組最後會集廣州，向毛澤東報告調查情況。
1月下旬，毛澤東先後考察了杭州、長沙、廣州等地，在沿途的調查中，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要解決農村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必須搞一個詳細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61年3月22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並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中共中央也專門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要求從現在起，縣以上的黨委領導人員，首先是第一書記，要將調查工作作為首要任務，並定出制度，造成調查研究的氛圍。
1958年5月，毛澤東在北京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
隨後，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主要成員，分別帶着“六十條”草案，集中一個主題，深入基層，徵求意見。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條一條地念給農民聽，請農民提意見。劉少奇去了湖南的長沙縣和寧鄉縣，周恩來去了河北邯鄲的武安、涉縣，朱德前往四川、陝西、河南，陳雲到了上海青浦縣，鄧小平到了京郊順義、懷柔縣。此外，中共中央還直接組織了一批調查組，前往各地農村調查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
此次全黨農村大調查中，中央領導人、中共中央派往各地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的調查組發現，農民意見最大、反映最強烈的是公共食堂和供給制問題，他們在其調查報告中也無一例外地歷數了公共食堂和供給制的種種弊端，認為食堂不能不散，供給制不能不取消。
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下發各地貫徹執行。“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與草案的不同之處，就是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給制。
不久，“農業六十條”所起的積極作用很快顯現出來。1961年起，我國農業生產開始擺脱1959年以來連續下降的被動局面，出現了恢復性的增長，農村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較之1960年大為減少。1960年全國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為-9.23‰，1961年則為2.41‰。
為進一步調整黨在農村的政策，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就必須解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在全黨調查研究基礎上，毛澤東委託田家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經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討論通過後，於1962年2月13日發出。經過認真調查研究後作出的將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小隊的決定，是調整人民公社體制的重大舉措。
摸清工業情況，制定“工業七十條”
農村困難狀況有所好轉之後，1961年下半年，中央領導同志將調查研究和調整工作的重點轉到工業方面，並進行了一系列工業方面的調查。
為解決工業生產出現的嚴重問題，扭轉東北以及全國的工業生產狀況，周恩來在1961年分別赴東北和華東兩地調研工業情況;為了解森林工業的發展情況，劉少奇在黑龍江和內蒙古林區的森工企業調查了近一個月；為了解手工業的發展情況，朱德到河南、四川、陝西、河北等地調查，他對手工業調查研究後提出的一些意見，對推動和促進手工業的政策調整，產生了重要影響；鄧小平率調查組到東北就工礦企業、城市工作和人民生活等問題進行調查。
1960年3月11日晚上，毛澤東視察長沙汽車電器廠，在車間內同幹部和技術員探討技術革新問題
在一系列詳細的工業調查的基礎上，中央考慮制定有關工業調整的重要文件。由鄧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負責，經過討論、修改，形成《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是年9月16日，草案經廬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併發布試行。它對整頓工業企業，恢復和建立正常的生產秩序，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工業七十條”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整頓國營工業企業、改進和加強企業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導原則，並作出許多具體規定，確定國家對企業實行“五定”，企業對國家實行“五保”。這是新中國第一部關於企業管理的章程，它不僅恢復了被“大躍進”運動否定和打亂的工業企業規章制度和正常秩序，而且建立了一些“大躍進”以前未曾建立的制度，使我國工業企業的管理在調整中向規範和健全的方向邁進了一步。
與此同時，對科教、文藝等領域也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調整政策。這一時期，相繼出台的科學14條、高教60條等，對各條戰線工作秩序的整頓和恢復起了重要作用。
為了統一認識，切實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2年春節前後，縣以上領導幹部七千多人，從全國各地匯聚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對工作中的錯誤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這一年，中國國民經濟的困難雖然還沒有過去，但是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實事求是的作風得以恢復，為以後經濟和各方面的調整，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20世紀60年代初帶頭進行的這次系統的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一些幹部中存在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特殊風和生產瞎指揮風的“五風”問題。毛澤東的號召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帶頭作用，使廣大幹部的思想和作風重新回到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軌道上來，並根據各地的實際，作出科學決策。這一領導方法和領導經驗，啓示意義和現實意義是十分深刻的。
而今，深化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實踐中，也使深入一線進行調查研究具有了無可比擬的重要性，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説：“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