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舒曼：印度是決定中美競爭勝負的關鍵力量嗎？
【文/ 邁克爾·舒曼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中美日益擴大的對抗前線已從聯合國大廳延伸到南太平洋島國。但就像所有重大地緣政治遊戲一樣，某些國家對美國利益的影響要更大，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印度。
作為亞洲又一個新興大國，印度可以成為本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內平衡中國影響力的重要力量。所以，華盛頓一直在不遺餘力地討好新德里。喬•拜登總統有眾多宏偉的計劃，想通過實施一系列外交、經濟和安全舉措來鞏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地位（印太地區包括南亞、東亞和西太平洋）。至於這些計劃能否成功，印度將發揮決定性作用。
但美國能否獲得印度的支持尚不得而知。在歷史上，兩國關係曾因缺乏互信和意見分歧而受損。
這一後遺症至今仍在影響兩國關係，但對兩國關係影響更大的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反覆無常。自1947年建國以來，外交政策一直是印度標榜自己世界地位的主要工具。印度領導人前一刻似乎要與華盛頓結盟，後一刻就又開始自行其是，有時還與美國的敵人相談甚歡。
出於意識形態理念和現實利益計算的雙重推動，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一直在奉行極端獨立的外交政策。
這使得印度成為全世界最搖擺不定的國家，就像全球地緣政治版圖上的賓夕法尼亞州或佐治亞州（譯註：賓夕法尼亞州或佐治亞州是美國大選時的搖擺州，即該州選舉結果既有可能支持民主黨又有可能支持共和黨）。印度會傾向哪一邊，印度何時以及為什麼傾向那一邊，將有可能決定是美國還是中國主宰亞洲，以及誰會在世界範圍內佔有優勢。就像美國最不穩定的搖擺州一樣，新德里的反覆無常也是令人焦慮不安的一大不確定性。
美印關係從一開始就在友好和敵對之間搖擺。1949年10月，哈里•杜魯門總統派遣其專機“獨立號”去迎接當時身在倫敦的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並在他抵達華盛頓時親往迎接。在這位印度領導人首次正式訪問美國之時，紅地毯待遇表明杜魯門政府急於贏得他的好感。作為一名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和發展中國家的英雄人物，尼赫魯是一位至關重要的客人——美蘇競爭日益激烈之時，尼赫魯正是美國急需的朋友。
尼赫魯訪問美國
尼赫魯似乎也給出了回報。在向國會發表的講話中，他指出，鑑於兩國有着共同的政治價值觀，“兩國之間的友誼與合作是……水到渠成的。”然而，分歧很快出現。當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家中接待尼赫魯時，他邀請尼赫魯“暢所欲言，指出國務院任何錯誤或無益的行為。” 於是，尼赫魯持續教導他，直到凌晨一點。當艾奇遜對共產黨接管越南表示擔憂時，尼赫魯説，按這位國務卿的記載，美國的立場“是錯誤地借用了以往的東方或歐洲經驗”。對是否承認之前幾天剛成立的共產黨中國政權，兩人也意見不同。後來，艾奇遜形容尼赫魯是“他認識的最難打交道的一個人”。
兩國的主要分歧是在世界觀方面。隨着冷戰開始，美國人期望尼赫魯站在他們一邊。而尼赫魯認為，將世界劃分為相互競爭的集團本身就是危險的。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將印度的一大外交政策目標描述為“追求和平，但不是通過與任何大國或大國集團結盟的方式，而是以公正立場對待每一爭議問題。”他繼續説道，“將世界分成兩個敵對陣營，這一過程本身就加劇了這一做法（一直）尋求避免的衝突。”
印度議會議員、前外交國務部長沙希•塔魯爾解釋説，尼赫魯的想法植根於印度被英國殖民統治的經歷。“在長達200年的時間裏，另一個國家代替我們在國際舞台上發表意見，”他告訴我。“尼赫魯在冷戰期間完全不願加入某一聯盟的一個原因，正是因為他不想將印度的言行獨立性抵押給別國。”
隨着冷戰的推進，美印分歧加深。華盛頓採取了“非此即彼”的態度，這讓印度看起來明顯不可靠，並促使美國決策者選擇印度的死敵巴基斯坦作為反蘇夥伴。
尼赫魯也不願屈從於華盛頓。他堅持某些原則，這使其成為1961年不結盟運動中的傑出人物。他對印度的未來有一個願景，即憑藉自身的力量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並代表眾多剛擺脱殖民統治的新興國家。在這方面，美國既是合作伙伴，也是潛在的競爭對手。
“印度和美國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印度政治專家弗朗辛•弗蘭克爾在她的新書《當尼赫魯向東看》中寫道，“問題在於，尼赫魯堅信印度必將成為世界一大強國，但美國決策者根本沒這麼想過。”
70多年後，尼赫魯的幽靈仍困擾着美印關係。世界再次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陣營，而今日的兩大陣營是以美國和中國為核心。新德里再次承受選邊站隊的壓力。這一次，印度人仍不願意做出選擇，就像冷戰時一樣，這再次讓美國決策者抓狂。
然而，這一次，新德里的盤算有些不同。對蘇聯的欽佩，尤其是對國家主導經濟模式的欽佩（尼赫魯將這一模式的某些要素引入了印度），使尼赫魯的立場變得複雜。莫迪將中國視為對印度國家安全的威脅，這與拜登政府“多與印度接觸，從而將印度納入對華競爭大戰略”的目標相一致。
塔魯爾告訴我，“美國正在加強夥伴關係，以制衡中國。對是否要正式參與此類計劃，印度採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但實際上，鑑於中國變得越來越好戰，印度完全有理由這樣做……為了防備中國，我們也很需要找些夥伴。”
印度的核心安全關切是在偏遠的喜馬拉雅山邊境線上，中印兩國領土爭端久拖不決。這些領土爭端曾在1962年引發了中印戰爭，該地區至今仍風波不斷。在過去大約五年的時間裏，兩國間的緊張局勢有所加劇。
蘭德公司高級防務分析師德里克•格羅斯曼告訴我，“除非或直到邊界僵局以對印度有利的方式得到解決，印中關係才會恢復正常。”
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密切關係加劇了印度的擔憂。印度的這個死對頭是中國國際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參與國，而該倡議的主要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就極具爭議性地穿過了巴控克什米爾地區。
結果是，北京與新德里的關係惡化了，甚至可以説，中印關係變得與中美關係一樣糟。美國政府已在討論禁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TikTok，而印度人早在2020年就這樣做了。由於擔心“一帶一路”倡議是擴大中國影響力的工具，新德里拒絕了北京，沒有加入該計劃。
在印度眼中所謂北京的威脅性越強，美印關係就越熱絡。最明顯的跡象是印度參與了四方機制，在這一安全夥伴關係中還包括美國及其堅定盟友澳大利亞、日本。起初，印度領導人對四方機制持懷疑態度，擔心這一機制可能被外界視為一個新版亞洲北約。而現在，莫迪已全力投入到這一機制中。拜登將四方機制會議提升到峯會級別，這意味着莫迪要經常與美國在該地區的核心盟國領導人打交道。
拜登的亞洲外交政策高級助手庫爾特•坎貝爾告訴我，“四方機制達成的合作水平和習慣是非凡的。我認為這將對維護全球穩定起到核心作用，該機制也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合作仍在日益深入。去年，美國和印度在距離中印邊境爭議地區不遠的印度北阿坎德邦舉行了聯合軍事演習。今年5月，印度還加入了由14個成員國組成的拜登“印太經濟框架”。隨着美國官員和企業高管尋求減少對華關鍵製成品供應鏈的依賴，這個人口眾多的南亞國家可能成為一個重要的備選國。來自印度工廠的蘋果手機大增，這可能表明這一有利於兩方的轉變正在發生。
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項目主任傑夫•M•史密斯告訴我，印度決策者“已經表明，他們不再害怕印度會成為美國的某種哈巴狗，他們與美國結成更緊密聯盟的意願變強了。”最近在與華盛頓打交道後，這些官員“開始意識到，某些杞人憂天的論調被證明是不真實的，也許與美國的這種夥伴關係有助於促進印度的國家利益，也許美國不是那種為了合作而強迫你放棄主權的霸道大國”。
“事實上，”他接着説，“即使印度與美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印度也能夠保持其戰略自主權。”
然而，華盛頓還面臨最後一個障礙。印度領導層一如既往地獨立思考，不願與別國結成正式聯盟。莫迪和尼赫魯一樣，不會選邊站隊。
因此，新德里將繼續加強聯繫，參加論壇，並做出令美國決策者不快的選擇。只要瀏覽一下莫迪的最近行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5月，莫迪在東京的四方機制峯會上與拜登站在一起；四個月後，他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伊朗總統易卜拉欣•萊西、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一道出席了上海合作組織會議，而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由中亞國家組成，一般被認為是反西方的組織。
莫迪出席上合峯會
蘭德公司的格羅斯曼説：“如果我們認為，因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我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所以我們兩國就能相處融洽，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現實一點，他們永遠不會成為我們的盟友，因為他們認為不結盟和戰略自主是他們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原則。”
這意味着印度和美國將繼續存在分歧。印度加入拜登的“印太經濟框架”僅僅幾個月，新德里就退出了該夥伴關係的貿易部分。
最引人注意的是，對俄烏戰爭，莫迪與美國看法不同。儘管莫迪在9月份的撒馬爾罕會議上批評了這場戰爭，但他無視華盛頓的壓力，沒有采取更強硬的政策。莫迪還和中國一起，在聯合國投票譴責莫斯科時投了棄權票。
在此事件中，新德里顯示出它將優先考慮印度的國家利益，而不會在意美國怎麼想。莫迪不願意疏遠俄羅斯，因為俄羅斯仍然是印度重要的軍事和經濟夥伴，並向印度供應了大量石油，且價格很低。
即使對中國，雖然美印都視其為威脅，但新德里和華盛頓的政策也不完全一致。例如，儘管雙方都對中俄結成更緊密的關係感到擔憂，但對於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存在分歧。新德里的決策者可能認為，保持與莫斯科的聯繫是影響中俄關系的一個辦法，而且這能阻止中俄合夥對付印度。
在艾奇遜的時代，此類違規行為可能會惡化整個美印關係，但拜登團隊正變得更加務實。美國願與印度求同存異，仍在謀求加強美印合作。傳統基金會的史密斯告訴我，在拜登政府看來，它不能“為了在烏克蘭問題上取得象徵性的勝利”而破壞它在印太地區建立的聯盟。
新德里也注意到美國採取了某種靈活性。“美國似乎有耐心讓印度人進入舒適區，”塔魯爾告訴我，“這一發展方向正是美國希望的。”
不過，華盛頓同意就事論事也有不利之處。為了“對抗中國”這個大的地緣政治目標，拜登通常選擇忽視莫迪在印度國內推行的非自由主義政策。對於一位如他所説正從事民主專制鬥爭、“以價值觀為行為準則”的總統，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讓步。
因此，印度突顯出美國在當今這個一體化世界中對抗中國會面臨何種挑戰，因為新德里處理國際關係的方法很可能是21世紀的典型外交方法。冷戰時的“我們對他們”關係不適用於當今複雜的多極秩序。實際上，尼赫魯的不結盟理念在國際外交中占主導地位。
對華盛頓來説，當今世界可能是一個更加艱難的世界，需要美國採取它現在欠缺的某種靈活性。華盛頓將不得不學會如何在沒有正式聯盟（正式聯盟曾經是美式秩序的基礎）的情況下實現其外交政策目標。面對即將到來的美中對抗，華盛頓需要找到儘可能多的朋友，無論採取什麼手段。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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