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新時代的現代化要點
【文/姚洋】
在進入新時代的現代化分析之前,我先介紹一本書,是兩位美國學者威廉·斯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寫的。
這是一本奇書,名字是《第四次轉折——世紀末的美國預言》。
這本書上説美國有一個80年的大週期,從18世紀70年代的獨立戰爭到19世紀60年代的南北戰爭,再到20世紀30—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到如今。美國基本上80年一個輪迴。在這80年裏,每20年又是一個小週期。
從二戰到肯尼迪遇刺,是美國最近80年大週期的第一個小週期。美國欣欣向榮,每個人信奉的理念都差不多。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入思想解放的20年。里根之後20年是展開時代,也就是威廉和尼爾這本書的寫作年代。他們預期到2005年,美國要進入最後一個20年,即危機時代,幾乎預言了2008年金融危機。
書中還推測説,美國從2005年到2025年的這個小週期將以什麼方式結束?要麼是內戰,要麼是跟外敵打一仗,然後再創造一個新歷史。

這本書把我關於歷史線性進步,尤其是直線式進步的觀念徹底打破。歷史會循環,包括大循環和小循環。後來我想,這一理論用到中國也適合。
中國共產黨的四代領導人也可以分為開創、生長、展開(繁榮)、再生的一代。毛澤東代表開創的一代,鄧小平代表快速生長的一代,江澤民和胡錦濤代表展開的一代,中國經濟在全球上升到第二位,而且遙遙領先。從2017年開始,中國進入大週期的最後一個小週期:再生的一代,即新時代。
新時代要幹什麼?如果按照美國這兩位學者的理論,新時代對應的是兩件大事。
第一,糾偏。
中國在上一個發展階段中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成就很大,不可否認。但也產生很多問題,比如腐敗問題。腐敗在某些地方几乎成為一種文化。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十分深入,但十九大之後仍然有人敢腐,這很奇怪,所以要以一種政治鬥爭的形式來反腐,讓他們不敢腐,建立一種新文化。
第二,強化黨組織的生命力。
黨組織的生命力一旦衰退甚至渙散,容易導致政治和經濟結成不該有的聯盟,對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尤其是高質量發展不利。因為政商合流容易導致公權力的商業化,甚至導致利益集團綁架政府,形成不該有的市場壁壘,影響公平競爭和市場活力,最終使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
我在研究發展經濟學的過程中實地調研過很多發展中國家,也讀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我發現那些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知識精英、商業精英和政治之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聯盟,無法讓整個社會形成良性的競爭。
還有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平等。
我們國發院有一個調研團隊每兩年做一次全國性調查,發現中國的基尼係數最高峯是0.52,什麼概念?這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和南美國家的水平。眾所周知,那些地方貧富差距巨大。我們最窮的10%的人口只擁有全國總收入的0.5%,資產為負,靠借錢生活,最富的10%的人口擁有全國總資產的70%、總收入的40%,這就是巨大的貧富差距。所以要糾偏。
經過多年的糾偏,反腐已經接近尾聲,黨組織的生命力也得到了提升。不平等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需要進一步努力。

圖自電視專題片《零容忍》
面向未來,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還有幾個重要的內容需要進一步建構。
第一,要重建黨的權威,包括黨的組織權威、黨的理論權威、黨在羣眾心中的權威。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第二,重建理論。
我們不能再搞階級鬥爭,但正統的政治經濟學仍然基於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創造價值意味着只有工人創造價值,資本不創造價值。在現實中,工人往往只拿一部分收入,工人工資之外的收入都被歸為剩餘價值,也就是剝削。有剝削就有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
基於此理論,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只能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就不容易代表全國人民。如果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點不更新,下一步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還是不是存在階級屬性?因此,這一關鍵理論需要重建。為此,我們要認真重讀《資本論》。
我們以前把《資本論》當作一本實證的著作來讀,但它開篇和定調的勞動價值論本質上是一種假設,不是事實觀察。所以《資本論》是一部典型的哲學著作,而不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有了這個認識,我們就可以在觀察的基礎上建設新理論。
馬克思主義和《資本論》的底層就是從勞動價值論出發,認為存在階級和剝削,從而很好地論證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但如果勞動價值論只是一個假設,尤其是如果這個假設不牢靠甚至有錯,怎麼辦?所以我們一定要重建理論。
對於今天有很多討論的共同富裕,關鍵點一定是投資老百姓的收入能力,而不是既有財富的重新分配,否則共同富裕的內涵就與老百姓內在的價值觀不同,就意味着有些人可以不勞而獲。
因此,二十大報告裏有一句話:“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羣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把富人的錢直接分給窮人和老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當然不符。
第三,最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創新體系,也就是新型舉國體制。
為什麼要這麼做?首先是外部環境變化所致,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其次是面向未來,世界格局充滿了不確定性,台海局勢也存在變數。萬一出現極端情況,中國被全面封鎖,沒有自己的創新體系,產業鏈不能實現自我循環就容易陷入被動。
中國式現代化已經走過了從“站起來”到“強起來”的路程。如今,我們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發起衝擊,過程中難免遇到新的變數和挑戰,因此全面理解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尤其是正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十分重要。
(本文節選自作者於2022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第73期EMBA論壇上的演講。全文已收錄於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1月出版的《讀懂中國式現代化》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