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無事找事、政治恐嚇、技術霸權……當前基層治理十大怪現象

1. 無事找事

基層普遍陷入了“無事找事”的怪圈裏。上級就怕基層沒事幹，就不斷佈置各種“狗屁工作”，隔斷時間一個工作清單，換個時間又是工作提示，還隨時有緊急通知。打雷下雨得通知去看看老百姓家裏的房屋安全不安全，冬天取暖有消防安全隱患，要搞“敲門行動”。

這些工作，唯一的意義就是證明基層還在幹事，至於事情有沒有必要幹，則是不重要的。

“羣眾無小事”儼然成了狗屁工作的根源，把羣眾當作“巨嬰”，把基層幹部當作“保姆”，羣眾出點事，上級就要找基層幹部的麻煩。

基層花了大量時間在應付各種清單和報表，有些地方動不動就搞個問題清單，但凡是巡視、督查、審計、環保、網絡輿情、安全生產、信訪、社會平安穩定出現的問題，都要清單化處理。沒有問題，也要填各種報表，黨建、經濟、平安、改革、創新、生態、平安等工作，都有常規化的報表。

基層幹部很忙，忙得暈頭轉向，但都是在“後台”運轉，羣眾不知道，沒有任何獲得感，很多時候還覺得很擾民。

有經驗的領導，一定要把“無事找事”的範兒做足，免得連累了自己和下屬。某地發生過一個重大事故，十幾個外地驢友擅自闖入禁區探險，結果遇到山洪暴發，全被淹死了。得虧當地領導有先見之明，事先主動“找事”，在路口設置了警示牌，派人勸阻，各種工作都提前做到位了。結果，上級紀委查了一年，果真證明本地沒有任何責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大家都感謝這位領導，真是保護了全縣上上下下的許多幹部。

2. 草木皆兵

現如今，基層工作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任何一個工作都不能放鬆警惕，隨時得緊繃神經，搞不好一點小事就釀成了大事。上級的巡視、督查、檢查以及第三方評估，都得認真準備，排演到位，連衣食住行的細節都得領導親自過問，就怕哪個環節出簍子。

基層最怕上級檢查出了問題。只要是“問題”，必定要整改，其中的流程繁雜不已。基層都已經習慣了“零容忍”，能主動避免的一定要主動避免；出了點漏子，別解釋，按照上面要求認真整改就是了。一個地方出漏子，影響的不僅是重要領導的仕途，還是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

比如，出了一個安全事故，一次死亡超過三人，這個地方一整年肯定廢了，兩年都緩不過勁來。整改週期非常長，屬地、部門和個人都得整改，還得做教訓總結，完了還要舉一反三由點到面整改。

3. 一刀切

一刀切已經是老問題了，但現在卻“切”出了新境界。上級制定政策都越來越細，連“原則上”這類的語言都不太願意提及了。過去的一刀切，是隻要結果，不問過程。現在的一刀切，不僅要結果，也要過程。一件任務，不僅要按時交賬，還要過程控制，一週、一月、一季度、半年、一年，都得有台賬和彙報。

很多政策，佈置任務的時候，已經把表格做好了，照着填就是。脱貧攻堅的時候，每年完成多少，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是脱貧速度慢了，當然要被質問；但快了也不行，上級會説，你咋那麼厲害呢？廁所革命的時候也是，好像工程進度是勻速進行了，每個時間段完成多少比例都是規定好的。

現在的一刀切，基層都懶得吐槽了。因為，這些政策似乎都是系統設置的，你都找不到吐槽對象。上級會説，我也沒辦法啊，制度就這麼規定的。因此，基層只能違心幹活，有條件要幹，沒條件就創造條件幹。

只不過，創造條件乾的，差不多都是折騰。違背實際的一刀切，不僅折騰幹部，還折騰羣眾。這個系統，已經到了無人負責的程度。基層怨聲載道，卻毫無辦法。

4. 刻舟求劍

現如今，很多部門都有制度設計的癮的。似乎，過去基層的很多問題，都是制度不健全，制度不規範造成的。但實際上，基層相當一部分問題，其實和制度無關，就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這個階段過去了，問題就沒了。

很多制度，都是為了解決特殊時期的特殊問題而設計的，可以説是實踐的產物。但很多部門都希望把特定時期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保留並完善，而這個時期又過去了，這就有點刻舟求劍了。

比方説，過去鄰里糾紛是個大問題，通過楓橋經驗，通過村民自治來化解糾紛，就很重要。但現在很多地方的農村都空心化了，農村社會從擁擠的社會變成了稀疏的社會，人們都不怎麼接觸了，矛盾自然就少了。但有些地方卻把農村矛盾糾紛調解機制越來越正規化，不僅有專門的調解室，還有專門的文書，真是沒必要。

最典型的是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制度。這兩個制度是在脱貧攻堅比較吃緊的時期，各地採取的應急措施。可以説，這是一個“攻堅”制度。現如今，“攻堅”已經完成了，這一制度的必要性其實就大打折扣了。

可我們的調查發現，各地為了鞏固脱貧攻堅成果，實現脱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第一書記和工作隊不僅沒有撤離，反而擴大了派駐範圍，加大了派駐力度。而他們下去又沒什麼事幹，縣鄉就只能不斷派發工作清單和工作提示讓他們有活幹。但他們一旦幹活，村支兩委又沒事幹。那麼多幹部紮在村裏無所事事、無事找事，羣眾看着都着急。

5. 政治恐嚇

基層有很多“紅線”“底線”，上級動不動就拿出來説事。有些紅線，大家都懂，也理解，比如，意識形態，安全生產，糧食安全，環保。有些底線，也不用説，比方説不違規違法。但上級對“紅線”“底線”的認定，卻很有彈性。有些在基層再正常不過的工作上的“小事”，一經演繹，也可能是“大事”。

比方説，耕地“進出平衡”在基層的執行，明顯不符合實際，製造混亂，但沒人敢説。一些生態環保的問題，也明顯在折騰，也不敢説。某地有個起火點被上級遙感到了，打電話要求地方上處理。但很不幸，又出了一個，上級發怒了，説這個地方的領導還能不能守住生態環保“紅線“，這可把地方嚇得半死。

於是乎，各地每年都要搞秸稈禁燒，花了大量時間和人力物力嚴防死守，真是勞民傷財。

某地發了一個禁止幹部吃喝的文件，結果搞得風聲鶴唳，基層幹部連正常聚餐都不敢了。事實上，鄉幹部在村裏幹工作，在羣眾家裏吃個便飯，羣眾其實很高興。很多事情，給羣眾面子才能把做好。幹羣之間連飯都不能吃了，還講什麼羣眾路線呢？

但基層幹部都懂政治，都不想在這個時候背一個“頂風作案”的帽子。乾脆就不吃了唄，現如今誰還缺吃缺喝啊？

6. 技術霸權

這些年，基層已經被陷入了技術牢籠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級都給你一套程序，一套系統，你就得照着這些技術設定工作。基層其實就是填表員，被系統控制的零件，工作是不可能有主動性的了。

越來越多的部門依賴於現代技術，其目的無一例外都是為了更好得監督和控制基層。國土、生態、林業、環保等部門，都用上了衞星監測技術，是不是發一個圖斑讓基層去整改。圖斑真是有圖有真相，容不得基層狡辯。基層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級就不想一想，這些圖斑所揭示的所謂真相，是需要解釋的。不同層級，不同地方，解釋很不一樣。不容解釋，已經成了技術治理的最大特點。而上下級之間一旦失去了解釋溝通，也就失去了民主。

很多部門依賴於技術，其實是懶政。因為技術代替了具體的行政工作，這些部門完全可以依賴於第三方去操作，基層已經是傀儡。乃至於，很多基層為了避免被技術霸凌，乾脆攻關第三方算了。

第三方掌握技術，代替上級擁有實際權力，進而有了和基層做交易的能力。基層到處都是第三方，這也算如今基層治理的一大奇觀。

7. 唯利是圖

基層治理差不多唯利是圖了。其中最重要的表現是，一切工作都圍繞着項目轉。幾乎每個縣都把重大項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每個縣級領導得領銜一個項目，每月都要檢查進度。

招商引資、爭資跑項仍然是各地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項目明顯不合理，浪費錢財，但還是要搞。原因在於，項目是否有用不重要，重要的是做項目本身就是意義。

有了項目，於公有利於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於私則有明確利益，地方領導和幹部羣眾都可以圍繞項目，獲得相應的利益。有了項目，哪怕是村幹部也有利可圖，至少可以承包一點小工程，成為地方能人。

但那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最好別幹。現如今，各地都有一點社會危機，只是表現不一樣而已。有些地方有高價彩禮，有些地方光棍很多，有些地方養老不樂觀，有些地方人情負擔重，有些地方賭博成風，有些地方還有地下教會氾濫，這些事，又不能創造價值，還可能引發羣眾上訪。

羣眾工作最麻煩，還是少幹為好。裝不知道最好。

8. 以點“代”面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每個地方都把創特色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於是乎，各地都在開展俗稱“拉練”“賽馬”的工作機制，每個季度或每半年，縣領導帶着各部門和鄉鎮主要領導，浩浩蕩蕩到各個地方看點，現場評比，現場打分。優秀的獎勵50萬，100萬項目經費，表現差的上台做表態發言。

為了吸引領導的注意力，各地都在想方設法造點，各地普遍把具有試驗性的示範點，變成了展演性的典型。示範點的目的要讓別的地方學習，可複製，可推廣；但展演性的典型，最大目標是無可超越。如果讓人一下子就複製去了，那還搞什麼搞呢？

最簡單的造點就是砸錢。每個縣，每個鄉鎮都要造出一兩個點出來，讓領導來了可以看。因此，選點很重要。得選一個有點基礎的，交通方便，但又不能太好的地方。如果一個地方本來就很好了，就沒啥創新的價值。如果一個地方一點基礎都沒有，代價太大，沒那麼多時間精力來搞。如果那個地方太過偏僻了，領導受不了車馬勞頓。

因此，現在的基層工作，指望以點帶面是不可能的。任何工作，基本上都是以點“代”面，把點弄好了，其他地方普普通通就算了。

所以，一個縣裏面，有些村早就過上了現代化的生活，但大多數村莊，則還處於初級階段。羣眾也很現實，評價一個村幹部是不是有能力，就看他能不能搞項目。要是自己的村一不小心成了“點”，那真是天選之子。

只可惜，很多“點”，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砸了那麼多錢下去，誰買單呢？因此，往往是，越是光鮮亮麗的村莊，負債就越多。

9. 精準依賴

現如今，很多上級部門像是中了“精準”的毒，做什麼事都要求精準，恨不的數字要精確到小數點的多少位。比如，廣大中西部地區的工作是防止規模性返貧，但這在基層，什麼是規模性？大家不知道。

站在任何一級領導的角度，對“規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個都沒有。因為，如果一村有一個返貧，一個鄉鎮可能就有十幾二十個，一個縣就有幾百個。一個不算規模性返貧，那幾百個算不算？縣委書記沒把握，所以乾脆就一個都不允許。

但要做到一個都不允許，工作量就實在太大。於是乎，對返貧的監測，就很是全面而無用。但凡是有人車禍了，有孩子上大學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謂的風險點。只要有風險點，村幹部和駐村幹部就得一個個去調查，填表，無盡繁瑣，無盡折騰。

在基層，往往工作要求越精準，結果一定是越不精準。因為，基層本來就是模糊性的社會。哪個村民家情況怎樣，有沒有返貧風險，村幹部怎麼會不知道呢？有風險，村幹部主動報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幹部不作為，羣眾舉報不久得了？犯得着一個個信息提示麼？結果是，花費了無盡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準治理”這個毒，必須拔掉。輔助精準的技術和制度設計，最好都廢除，迴歸到羣眾工作的本質就行了。上級還是少用各種系統，慎用衞星圖斑，讓駐村工作隊早點回自己單位上班。

要相信羣眾，他們自己的事自己會處理好。我在基層調研，一位鄉組織委員説，有個村有四個村幹部，這四個村幹部的素質都可以擔任村支書，能力超強。但就這樣的村，還派了三個駐村幹部，有必要麼？

10. 包辦代替

基層儼然成了羣眾的“保姆”，不僅要時刻提醒什麼時候該幹什麼事了，還經常着急忙慌包辦代替。久而久之，少數羣眾已經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現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業，讓羣眾自己參與出錢出力是不可能的了。基層的幹部和羣眾似乎都習慣了，搞任何一件事，最好有項目。如果沒有項目，就搞不了。從來就不想想，自己的事自己處理，不就完了麼。

搞人居環境治理，政府比羣眾還着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環境髒亂差，但基層政府在乎。為了保持清潔，各村都僱傭了專職保潔員。保潔儼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筆開支，這也是奇了怪了。

由於搞了精準扶貧，我們的黨和政府似乎也不允許有懶人存在了，非要給他們安排一個公益性崗位之類的。人家都不願意脱貧致富，着急什麼呢？

城市社區也一樣，什麼事都要等街道社區去做，樓道堵塞、安裝電梯、環境衞生，似乎都成了社區治理的難題。幾乎每一項工作要做下來，背後都是依靠政府財政支持。

疫情防控過後，每個社區都有了下沉單位。這些下沉單位，儼然成了“幫扶工作隊”，其最大任務就是鏈接資源給小區辦好事。

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羣眾都形成了一個固有觀念，“幫扶”就是給錢給項目，要是沒有，就不給好臉色看。連工作隊也形成了自覺，要是沒資源帶下去，也就不好意思往基層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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