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人生之路》總製片人魏巍：落腳上海，既是個人更是時代的選擇
“上海出品”現實題材電視劇《人生之路》3月20日晚在央視一套黃金檔開播。當天上午，本劇總製片人魏巍乘坐早班機飛抵上海，準時出現在文藝會堂的電視劇觀摩會現場。
《人生之路》改編自路遙成名作《人生》，在經典文學作品基礎上“續寫”高加林、劉巧珍等書中主人公在大時代的命運浮沉。
在魏巍看來，在路遙這一成名作影視化的過程中，上海扮演着濃墨重彩的角色：本劇由上海市委宣傳部支持在上海立項，獲市重大文藝創作項目跟蹤扶持，並於去年3月初在上海開機。這也是繼《平凡的世界》之後，再續上海影視劇與路遙經典作品之約。而在劇中，命運也將主角的人生之路引向上海，使他們在上海回答了路遙書中的未盡之言。
《人生之路》總製片人魏巍
《人生》的“全傳”
魏巍是“70後”，20世紀80年代初路遙的《人生》發表，對他這一代人產生了深遠影響。40年後，他所在的影視團隊選擇將《人生》這部經典搬上熒屏，這也與這一代人數十年來對這部文學作品懷有的特殊情感有關。
路遙的書中，高加林、劉巧珍的故事停留在80年代；而在劇中，他們的“人生之路”得以續寫與延展。
如果將《人生》視作《平凡的世界》的前傳，那麼，《人生之路》則是《人生》的“全傳”。
上觀新聞：距離路遙的《人生》發表已過去40餘年，這部作品也曾改編為電視劇及電影，為什麼今日仍想把這部經典影視化？
魏巍：我們團隊閆愛華是“60後”，我是“70後”，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對路遙的《人生》有特殊的感情。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很多，為什麼選《人生》？我個人、團隊，都特別喜歡《人生》，它是中國當代文學中最有影響力的成長小説，對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人有很大影響。雖然高加林的起步是城市裏的年輕人所不熟悉的，但他在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痛苦、掙扎，哪怕是當下上海這座大都會里的年輕人，都能產生強烈共情。
我還記得，劇本定稿後找到導演閻建鋼，他當時在北京只有兩天時間，但是匆匆看完前三集劇本，閻導就説這個項目他可以接。因為我們前期的創作給了閻導一個答案，那就是我們的創作方向是不僅要吸引《人生》的傳統讀者，也要和當下的年輕觀眾同頻共振。《人生之路》的改編方向符合他的要求和期待，從此，這部劇就進入籌備的快車道。
上觀新聞：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人生》以及高加林的出現意味着什麼？
魏巍：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經歷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我們這些“60後”和“70後”，大多都經歷了一次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換。小説中高加林有一句“我聯合國都想去！”，背後是高加林那一代人點燃的夢想。小説文本的時空定格在了1982年，但相信路遙先生本人的目光，是穿透了時空，投射到了今天。這條人生之路，無論是佈滿荊棘，還是一路繁華，都是高加林們渴望去擁抱的。
上觀新聞：今天，再度翻開《人生》這本書，主創團隊如何破題？
魏巍：我們帶着致敬名家名作的心態去進行《人生》的影視化。《人生之路》實際上是一次對《人生》的續寫和改編。路遙的書中，高加林、劉巧珍這一代年輕人的故事結束在20世紀80年代初。但如同路遙寫的那樣，這“並非結局”。這羣人在中國改革開放浪潮下怎麼奮鬥成長，是我們所關心的。
名家名作的改編，最核心的是要繼承、發揚作家的文學精神，把控好劇中的精神內核，包括高加林、劉巧珍的人物設定、氣質特點。在續寫過程中，再按照人物本身的行為邏輯，沿着自身合理的方向去發展。
我們要告訴今天的讀者，時代的發展和進步賦予年輕人新的人生機會，給了這些年輕人更多的發展自由與選擇的機會。在改編的過程中，很多情節、橋段都做了調整，但有一個原則始終如一，那就是一定要進行合乎人物命運的續寫。把握好路遙作品的精神內核，無論續寫到哪裏，都力爭最好地繼承下來。
我很喜歡一位業內人士對《人生之路》的一句評語：《人生》某種意義上是《平凡的世界》的前傳，《人生之路》則是《人生》的“全傳”。我們在這部劇中，着力展現高加林、劉巧珍、高雙星等一代農村青年在陝北的黃土地上經歷命運起伏、逐漸完成青年心性向腳踏實地的轉變；又在改革開放時代洪流的激勵下，從西北黃土地奔赴東南沿海城市，尋求改變命運、創造新生活的奮鬥歷程，力求給今天的年輕觀眾以不斷直面困難的精神力量。
為什麼是上海
1982年，路遙的《人生》在上海的文學雜誌《收穫》上發表，立即轟動全國，在大範圍內引發討論。如今，“上海出品”的電視劇《人生之路》則是與路遙經典作品跨越40年的再次相約。
為什麼是上海？為什麼高加林、劉巧珍走出陝北後，落腳在上海？魏巍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
在他看來，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下，上海這座城市具有標杆性的意義。困頓和掙扎過去後，青年們循着時代潮流，落腳上海，既是個人的選擇，更是時代的選擇。
上觀新聞：2015年，上海立項出品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在東方衞視、北京衞視播出，獲得良好的社會反響。此次，路遙的又一部經典《人生》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同樣是“上海出品”。為什麼是上海？
魏巍：《人生之路》的籌備最早始於2017年6月。在和路遙女兒路茗茗談好創作改編協議後，我們很快來上海向有關領導彙報選題，由上海市委宣傳部支持在上海立項，獲市重大文藝創作項目跟蹤扶持。
我們在上海啓動這部劇的創作，去年3月5日在上海正式開機。雖然這期間我們和這座城市一起承受了極大困難，但同時也感受到了諸多温暖，在經歷了上海、西安、清澗、靖邊多地長達5000公里的轉場拍攝後，這部劇終於在閻建鋼導演的帶領下艱難完成前期拍攝。
上觀新聞：除了劇外與上海的緣分外，在劇中，《人生之路》把原著的時間線延展到新世紀，高加林也好，劉巧珍也好，包括黃亞萍、高雙星，都循着命運的軌跡來到上海。為何選擇這座城市成為他們新的人生舞台？
魏巍：我們在續寫的時候，關於主人公們走出陝北後落腳的城市，經過了反覆論證，最後決定讓他們落腳上海。
選擇上海，因為這座城市和路遙有特殊的淵源。《人生》就是1982年在《收穫》上發表的，然後在上海乃至全國引起轟動。可以説，《人生》也烙印着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如果要續寫這部只有15萬字的中篇小説，我們想把時空延展到上海。
尤其是故事時間的設定，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個時代，一面是年輕人離開家鄉、嚮往城市，一面是上海迎來浦東開發開放的時代機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那個階段，上海是標杆及縮影。把原著的故事線拉長，讓續寫的故事落腳在上海，主人公能夠在與命運交手的過程中實現自我迭代和成長，這也符合我們對這次影視劇改編的訴求。
上觀新聞：在上海這座城市，高加林、劉巧珍、黃亞萍等人會有怎樣的人生際遇？
魏巍：高加林、劉巧珍的人生都呈現為一個相對開放性的結局。我們這次改編，包括高加林、黃亞萍這些人物，以及劇中新添加的角色，他們的情感選擇固然是推動劇情發展很重要的點，但我們想要呈現的，更多的是在一個更加宏大的視野下，一批年輕人的成長、奮鬥與人生選擇。
高加林是一個典型的農村青年，他到上海後，雖然帶着自己獨有的才華，但是到了這個城市，怎麼樣一點點去融入，這個過程中也有很多痛苦和掙扎。高加林的人生之路，是懷揣着他的文學夢想一步步艱難跋涉。而這也是在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向為了文學夢想燃盡生命的路遙先生致敬。
深入的豐富及延展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往往只有幾步。”
愛情與事業、理想與現實，《人生》講述的是陝北高原上幾位年輕人的困境、期待與選擇。
不同於小説着力刻畫高加林、劉巧珍等幾位主要人物，魏巍將《人生之路》這部電視劇視為“羣像戲”“年代劇”：
“時代賦予年輕人的是挑戰，也是機遇。我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在時代的大變遷中這羣主人公如何選擇，如何成長。”
上觀新聞：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在《人生之路》中看到一個怎樣的高加林的形象？
魏巍：高加林是一個內心世界很豐富，多少帶有一些知識分子文人氣的形象。高加林相對温和的外表，與內在洶湧澎湃的精神上的渴求，能夠形成外冷內熱的反差，從而讓人物顯現出更多精神層面上的力量。回過頭來看，陳曉無論是個人氣質還是表演風格等方面，都和我們心目中的高加林很“貼”。拍完這部劇，我心目中的“高加林”就是陳曉。
上觀新聞：路遙的女兒路茗茗很欣賞原著中的劉巧珍。在巧珍這個角色的塑造上，本劇有哪些亮點？
魏巍：路茗茗對父親的作品非常珍視，希望影視劇改編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我們也很感謝路茗茗對團隊的這份信任和耐心。在創作過程中，我們和路茗茗保持着密切溝通，她和我們一樣，期待着《人生之路》能夠贏得觀眾的喜愛。
剛開始創作時，路茗茗便特意提過，她非常看重巧珍的創作。在父親和她心中，巧珍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形象，希望我們把這個角色創作好。包括她來看片花，都很關注巧珍的造型、故事脈絡。
隨着《人生之路》在央視和愛奇藝的陸續播出，李沁塑造的劉巧珍會伴隨人生之路的延伸一步步走進觀眾視野，從最初美好得讓人心疼，到歷盡劫波後沁人心脾。
上觀新聞：在原著改編過程中，《人生之路》是如何讓各位配角的人物形象更豐滿的？
魏巍：我們對人物角色進行了深入的豐富及延展。看《人生之路》，相信觸動觀眾的不僅是高加林的人生、劉巧珍的人生，周邊其他角色的人生同樣會令人感慨唏噓。這是電視劇的藝術空間所帶來的，也是我們站在當下回望歷史時所有幸擁有的創作空間。
説實話，最終參與《人生之路》創作的演員陣容，遠遠超出了最初的預算。但看到一個個紙上角色在這些優秀演員的努力下血肉飽滿起來，給這部劇帶來了獨到的品質和味道，我覺得我們的超支還是非常值得。
上觀新聞：對比原著，劇中高加林被高雙星頂替上大學名額這一情節是一個比較大的改編動作。在這樣的設計之下，會不會擔心熟悉原著的觀眾不理解？
魏巍：這個問題也是我們在創作時着重考慮的。從小説中民辦教師被頂替，到《人生之路》裏高考被冒名頂替，同樣是人生機遇的被剝奪，這種處理極致化了原著中那種命運無常，拉長了人物的困境，也隨之放大了人物的弧光。我們相信在這樣的設計之下，原著《人生》中高加林哪怕被埋在黃土裏也要奮力生長出來的生命之力，在劇裏會更加動人。
而高加林、高雙星這兩個原本的好兄弟意外“互換命運”之後，他們如何在漫長的生活裏適應現狀，又如何在既定的事實中重尋自己、回到人生正軌，也是來自原著精髓的“人與命運的博弈抗衡”。對路遙先生精神價值的繼承，始終是我們創作中放在首要位置的考量。
總體來説，《人生之路》是站在今天這個時代的視角下，回首20世紀80年代初那一代年輕人的生存狀況和命運選擇。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城市文明的轉型過程，給這幾代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改變。從今天的視野出發，我們會把這件事情看得更加清晰，也會更加理解劇中人物的選擇。而這也是我們在今天做《人生之路》最大的初心。
煥發新的生命力
魏巍和他的團隊向來重視經典文學作品的改編與創作。從《紅高粱》《幸福到萬家》，到如今的《人生之路》，這支團隊對厚重的現實題材情有獨鍾。
魏巍眼中，在多年來的歷次改編中，路遙的《人生》難度最大。團隊從2017年啓動籌備，凝聚集體的汗水和智慧，耗時6年才最終完成本劇的創作。
他們相信，影視劇的再創作，能夠讓文學經典煥發新的生命力，獲得更廣泛的社會關注和影響力。
上觀新聞：《人生之路》籌備了6年，為什麼耗時這麼久？
魏巍：《人生之路》的劇本創作經歷了一個很痛苦漫長的探索嘗試過程。小説《人生》是十幾萬字的中篇體量，在遵從小説的基礎人物設定，符合生活、歷史邏輯的前提下，需要在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下，為主人公創造更多的戲劇成長空間。
雖然創作之路坎坷曲折，但我們感覺，只有這樣才能為這個時代回答當年路遙先生曾經被反覆問到的問題，那就是“高加林後來怎樣了”。站在時代的視野下，是時代在續寫這部具有極強時空穿透力的作品，我們只是在為時代背書。
總體來説，本劇劇本創作週期長。在確定把故事延伸到上海後，為了更能寫出上海這座城市的質感，我們找到了上海女編劇洪靖惠和另外一位優秀編劇未夕。導演開始籌備創作時，也親自操刀，完成了長達40萬字的導演台本。
《人生之路》走到今天，從劇本創作開始，便凝結着集體的汗水和智慧。也許，這本身就是經典的魅力和感召力。現在片子完成了，回頭看這個故事時，我們看到了編劇洪靖惠、未夕的巧妙構思，更看到了導演閻建鋼的獨到貢獻。我們也期待着我們的赤誠之心，能讓這部曾經影響一代人、如今漸漸淡出年輕一代視野的經典作品，在光影世界裏煥新再現。
上觀新聞：《人生之路》拍攝週期194天，除了上海外，特意到路遙家鄉清澗縣取景。在路遙家鄉完成他的經典作品的影視化改編，主創團隊有何感受？
魏巍：這一次拍攝週期比較長，除了受疫情干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一個細節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美術和造型方面，演員在陝北穿的大量的服裝，都是從農户家裏收的舊衣服；觀眾看到的陝北所有的景，都是實景。高加林家、劉巧珍家的窯洞，都是租的農户家的窯洞，門窗、傢俱也是從農户家收的舊貨，特別有年代感。服化、美術置景，都力求高度還原那個年代人物的狀態。
對於主創而言，大家對小説《人生》很熟悉。但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踏上這片路遙生活過的熱土，都很激動。從導演到主演，包括戲份並不太多的演員，大家都趁拍攝間隙去路遙紀念館、舊居參觀。
這次我們在路遙老家清澗縣拍攝，這是黃河邊一段景色特別壯麗的地方。當地也想把路遙這一文化名片做大做強，借拍戲的機會完成文旅資源的打造。我們在當地搭建了一個影視基地，還原20世紀80年代老縣城街景；高加林任民辦教師的小學就在黃河岸邊，也是我們新搭的。每一處景都能做到高度的真實感。我們非常自信，這部劇在影像的質感上會有自己獨到的美感。
上觀新聞：《平凡的世界》《人世間》等作品的成功，再度讓經典文學進入大眾視野。您如何看待經典改編熱這個現象？什麼樣的文學作品適合影視化改編？
魏巍：我們一方面從文學經典中汲取豐厚的營養，一方面也不斷地用時代的眼光去解讀文學經典。影視劇的再創作，能夠讓文學經典煥發新的生命力，獲得更廣泛的社會關注和影響力。
和時代同頻共振的文學經典，更有利於影視化改編。《人生》裏高加林的成長磨難，正是小説能夠成為經典，並跨越具體年代背景的力量所在。書中年輕人的選擇、奮鬥、成長，和當下的年輕人是連接在一起的。我們希望這部劇在更廣闊的時代視野下，讓父輩的青春給予當下青年人更多啓迪和感動。
魏巍
曾任山東衞視傳媒總經理。在衞視傳媒出品的 《紅高粱》《搭錯車》《大刀記》等劇中任製片人。其中，《紅高粱》先後獲得白玉蘭獎、飛天獎、亞洲電視大獎等國內外眾多獎項，近年來《功勳》《幸福到萬家》《獵毒人》等出品作品贏得市場、口碑雙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