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亞斯·賈布爾：中國高科技社會主義第一次引導潮流，對巴西和南方國家意味着什麼？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埃利亞斯·賈布爾】
巴西新總統盧拉·達席爾瓦不久將抵達中國首都北京。這場訪問令人期待，我們這個時代的很多重大主題有望通過此次訪問得到解決。
顯而易見，兩國共同關切的問題將被提上議程，其中包括兩個經濟體如何進一步融合等。
在我的國家巴西，兩國之間的關係被誤解很深，這是個大問題。人們討論最多是貿易議程，深層次來説，問題的藉口就是巴西不滿於維持中巴貿易現狀。
換句話説，巴西不滿足於成為中國的原材料供應商，我相信這個角色甚至也不是中國人的興趣所在。一個衰退的、去工業化的巴西，其社會結構被破壞，處於法西斯主義威脅之下，這對美國來説再好不過，但對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來説卻是很糟糕的。
我們回到盧拉·達席爾瓦，這位巴西總統曾遭到無情的司法迫害，不久前，他在史上最大的法律訴訟中被定罪並監禁580天。難以置信的是，盧拉出獄了，並證明了他的審判官是為包括美國在內的他國利益集團服務的，並最終在選舉中擊敗了極右派博索納羅當選總統。
2022年10月30日，巴西前總統盧拉在聖保羅舉行的總統第二輪選舉中投票結束後向支持者發表講話。（圖片來源：美聯社）
七年前，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反對總統迪爾瑪·羅塞夫的政變，巴西因而經歷了糟糕的幾年。這短短的幾年是巴西曆史的交匯期。
要討論兼顧巴西、中國和全球南方利益的議題，必須回望兩個偉大國家的歷史。不考慮歷史因素，中國和巴西兩國的聯合與互補戰略就無法形成。
1980：中巴歷史的岔口
20世紀80年代末的巴西和中國，正在駛入不同的時代。
自1930年革命以來，巴西逐步發展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1980年）。就好像巴西從中世紀的1930年代，進入了1980年的當代世界。這是一條矛盾而特殊的發展道路。
然而，這一歷程在隨之而來的數十年低增長、去工業化和野蠻的新自由主義巔峯時刻宣告終結。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整個巴西的戰略思想已經被一種願景所取代，即巴西應該在不可阻擋的全球化進程中低頭。從那時起，我們失去了實現自己的願景和擘畫國家發展戰略的能力。
盧拉·達席爾瓦和迪爾瑪·羅塞夫的上台正是力圖改變這種現狀的反映。巴西再次思考自己的基業，以獨立國家主權融入世界的清晰戰略為基礎制定決策。但是，盧拉·達席爾瓦和羅塞夫的“巴西夢”在2016年的政變遭到了打擊。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曲折後，於1978年在鄧小平的帶領下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事實上，與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相反，中國重塑了社會主義。這種對社會主義的重塑是通過市場機制發生的，中國千年來的農民的生產能力通過市場機制得以貿易化，併產生了良性的經濟增長，創造了我稱之為“新社會經濟形態”的市場社會主義。
換句話説，如果説毛澤東依靠貧苦農民的力量發動了革命，那麼鄧小平則依靠中農來領導國家走向現代化，並且沒有在蘇聯福特主義和其社會主義模式衰敗後屈服。
從那時起，中國的經濟增長堪稱奇蹟：到2020年，中國年均實際GDP增長達到9.2%。而且，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一直在以高於國際平均增長率水平增長，幾乎沒有間斷過。
同時，中國35年來的人均GDP平均增長率約為9%，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從1980年的僅250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8827美元，也就是説，增長了36倍！隨之增長的還有高額投資，1982-2011年，投資佔GDP年平均比重達到36.9%，2004年以來更是超過了40%。
2012-2021年中國人均GDP增長情況（圖源：CEIC數據庫）
中國逐漸成為一個商業、工業和金融大國。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約140個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國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生產和金融機器，其背後的基礎是99家世界五百強國有企業集團和國有大型金融機構。
中國正在引領社會主義新潮流
在中國，至少可以看到兩項主要變化。其一是高科技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創新塑造了獨特的經濟體系，這個體系以公共部門和經濟規劃重大項目為基礎，千千萬萬個工程師和項目經濟師使用顛覆性的技術創新（5G、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機），開創了全新而且更優越的經濟規劃（economic planning）形式，使得我們對各種歷史上的社會主義形式產生了質疑。
其二是新全球化基地。中國正在經歷着巨大的內部轉型，這種轉型包括從基於交換價值建設的經濟，轉向基於使用價值建設的經濟。瞭解這一現象對於任何試圖瞭解中國經濟發展潮流和發展道路的人來説至關重要。
幾十年的高投資率已經使得中國發生了鉅變，國內高鐵運營里程達到4.2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這種創造使用價值的新機器正為“一帶一路”等全球倡議奠定了基礎。
這意味着，高科技社會主義在歷史上第一次開始引導潮流，外圍國家將能夠根據這一潮流規劃其經濟發展，以中國為中心的富有成效和包容性的“新全球化”出現了。
一個實際問題也因此而產生：這樣的新全球化進程，對巴西和整個全球南方國家意味着什麼？
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合作雛形
新自由主義會破環一國物質發展基礎，巴西正是典型的例子。例如，在巴西，從南到北的陸路通行幾乎不可能。除了高生產成本有關的問題外，還有亟待解決的國家主權問題。
通過試錯，巴西發現無法在規劃經濟方面找到自己的路。於是在20世紀50年代，通過吸引汽車行業的外國公司，巴西不僅僅利用了全球“汽車潮流"，到20世紀90年代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屬機械園區之一；還通過開通數千公里公路，完成了經濟和領土的統一。
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全球化的融和形式被證明越來越昂貴和低效。想重新審視國家獨立主權，必須要擁抱世界上出現的新趨勢。
而中國，正成為可以幫助巴西充分行使主權的高水平夥伴關係的最佳選擇。
現在的問題是要建立什麼樣的制度框架，使巴西和中國達成協議：一方（巴西）吸引技術轉讓類投資，為巴西的再工業化進程開闢真正的可能性；另一方（中國）可以獲得巴西大豆、鐵礦石和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特權。這種夥伴關係的設計已經在中國和伊朗達成的25年歷史性協議中成功應用。
最近，中國承諾在減少全球南北方國家差異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正是同一個中國，已經決定在玻利維亞投資工業化廠房，以提高鋰的產出價值，並使玻利維亞人民受益。玻利維亞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鋰儲量，正是如此，埃隆·馬斯克曾在2020年玻利維亞政變中發佈了那句著名的推文：“我們想推翻誰就推翻誰”）（we’ll coup whoever we want）。
也就是説，中國和全球南方之間已經發展出合作模式的雛形。如果這一模式進一步擴大，就可能改變世界的面貌。
此外，幾十年來，由於連年的緊縮政策和“國家不干預”政策，全球南方國家的基礎設施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痼疾。問題是如何根據不同情況，為全球南方國家的夥伴關係創建一個可行的制度化機制，併為創造一個多極化世界提供基礎。
另一個需要研究和深化的領域是培訓，以及在新開發銀行的協調下，多樣化的全球南方開發銀行之間的合作。通過有效合作，巴西、中國、印度、俄羅斯、智利、非洲和其他國家的開發銀行將能夠實現更為廣泛的行動協調，包括從調查投資需求，項目設計到執行的所有環節。
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國家不同的生產部門，如重型機械工業、重型工程和建築行業，也可以彼此開放，融合發展。
這些解決方案都不簡單。但我相信，用中國人的話説，這是建設“命運共同體 ”的最好註腳。它超越了“一帶一路”倡議，甚至表明一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出現了。
我相信，我們所指的“社會主義”在拉美的發展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全球南方國家按照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來規劃其對外貿易，並擴大生產，使其更高水平地與南方國家的商業、金融、貨幣和投資相融合。
盧拉對中國的訪問，可能是人民尋求真正自決史詩中的又一個章節，這條路道阻且長，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此刻，我們需要更多的知識分子敢於為人類發展提出創造性的、影響深遠的解決方案。
巴西的命運將圍繞一場為國運而戰的偉大戰鬥。這場戰鬥是長期的，在最近幾年充滿戲劇性。
無論如何，重要的是，請記住我們的前總統、巴西的女英雄迪爾瑪·羅塞夫所説的：巴西國運長遠，而且我們站在中國一邊。我對這一真理毫不質疑，歷史正在抒寫這個國家和人民的恢弘畫卷。必定如此，這個世界會感謝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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