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語道破：把人氣笑的Tik Tok聽證會上，美國議員被“支配”了-沈逸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大家好，歡迎來到本期的逸語道破，本期主題聊聊剛結束的Tik Tok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

整體感覺，這場聽證會充滿了魔幻現實主義的色彩，一羣被“紅色恐懼”籠罩和支配的議員，爭先恐後地用各種充滿了“陷阱”、“誤解”、“似是而非的想象”的問題，“表演”着對美國國家安全以及美國民眾合法權益，尤其是“兒童”/“成年人保護”為代表的合法權益的“關切”，展示對中國的“強勢”，但在無意間讓全球觀眾看到了美國國會這批議員的無知、傲慢、粗鄙，以及難以掩蓋的自以為是。

有媒體指出，原本美國設計的國會聽證制度，是一種比較有特色的溝通機制：國會議員帶着問題來，通過聽證會的溝通與交流，化解誤會，傳遞信息，增進了解，從而確保掌握立法權的精英，最終能夠根據事實本身的真相，而非誤解，來制定法律、推動政策，最終實現“善治”。

但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聽證會變成了議員們的“舞台”，議員不是在提問，而是在“表演”，參加聽證會的Tik Tok CEO甚至無法把話講完，每當他試圖展開對事實的論述，並糾正提問者明顯的錯誤認知時，他的發言就會被打斷，被要求以“是”或者“不是”來進行所謂的“回答”。

聽證會後，TikTok上滿是吐槽、玩梗視頻

這種場面，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在華盛頓，出現在國會山了。對多數關注美國政治的人來説，這種現象讓人們不斷回憶起以提出“歷史終結論”而著名的福山教授的另一個論斷，即美國正在出現亨廷頓筆下的“政治衰朽”。美國政治制度內部的深沉矛盾，精英階層集體上演的劣質政治狂歡戲碼，一次又一次刷新了美國政治表演的下限與底限，確實令人感慨。

如西方媒體自己所報道的那樣，這次針對Tik Tok的國會聽證會，體現出了非常典型的“紅色恐慌”籠罩下的美國國會精英的集體政治焦慮，甚至是某種絲毫不加掩飾的歇斯底里。他們用想象中的場景，描繪他們心目中的威脅：Tik Tok，這個由中國公司字節跳動創建的子公司，正在用各種方式，蒐集和獲取美國用户的各種數據，並隨時將其交給中國政府進行情報分析或者內容審核。

諷刺的是，他們對這種景象的描述，具有典型的“鏡像”效應。因為迄今為止，大量證據證明，在網絡空間進行數據攔截、內容監控、信息操控，繼而將互聯網新媒體當做美國外交工具，威脅他國網絡安全的，正是美國政府。至於Tik Tok，一如參與聽證會的Tik Tok CEO反覆強調的，並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能夠明確證明美國議員的所謂指控。

自負且無知，不止一次表現在美國議員理直氣壯且氣勢洶洶的提問中，聽證會上一些經典提問，諸如“Tik Tok是否會訪問WiFi”，“Tik Tok的太陽鏡濾鏡為啥要知道人眼的位置”，“中國政府可以要求中國人提交信息與數據”等等，已經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並引發無數吐槽。

很明顯，參會的議員中，即使不説100%，至少絕大多數，既不屑於熟悉信息技術，也沒有興趣瞭解社交媒體軟件，更沒有意願認真思考如何推動對網絡空間相關應用的建設性治理，他們感興趣的，就是不斷地表演，表演，以及表演。通過這種表演，展現自己的權力和權威，並達成他們自我認為的認真對待所謂美國國家安全威脅，保護美國民眾合法權益的政治性成就，繼而為自己贏得相應的政治籌碼。

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國會議員的平均年齡，眾議員為58歲，參議員65歲。535名參眾議員，使用Tik Tok的人不完全統計只有32人。而就Tik Tok的用户分佈而言，18-34歲的美國人，有59%使用Tik Tok；35-49歲的美國人，46%在使用；50-64歲的美國人，29%在使用；65歲以上有13%使用。

很顯然，國會議員在聽證會上的表現，就像是“囧司徒”等脱口秀節目中諷刺過的，是一羣口齒不清的“爺爺奶奶”，按照其實已經被這個時代淘汰的標準和方法，在熱切乃至迫切地表達着“對下一代的關愛”，而全然不顧被關愛者的真實需求，也不知道所謂的關愛，充斥着“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的魔幻與荒誕。

更多的統計數據顯示，黨派分佈與對待Tik Tok的態度呈顯著相關性。具體來説，在美國國會，支持禁令的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多得多。在民主黨一側，議員主要分成兩派，一部分支持禁令，一部分觀望，敦促拜登密切審查Tik Tok；但還有極少數的議員，比如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鮑曼（Jamaal Bowman）就高調反對禁令。在共和黨一側，議員對封禁Tik Tok的議題，則呈現壓倒性的優勢。同時，在州一層，33個州已經通過各種禁令要用不同方式，在不同維度，對Tik Tok實施不同程度的封堵，其中有25個是所謂的紅色州，即共和黨控制的州，8個是民主黨控制的藍色州。

造成這種鮮明的黨派分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共和黨的“特朗普化”，議員試圖仿效特朗普的風格，以討好被認為具有日趨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的本黨選民；另一部分原因，也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是Tik Tok的商業競爭對手的敵意遊説，其中最典型的是以運營Facebook而成名，但在短視頻領域遲遲無法突破，面臨競爭壓力和生存焦慮的Metas。

TikTok在2020年的下載量就已經超越Facebook，2018年下載量超越Instagram

2022年3月，《華盛頓郵報》就刊發了一篇報道，標題就是“臉書付費給共和黨公司詆譭Tik Tok”。該報道稱，臉書的母公司“元宇宙”（Meta）僱傭了一家與共和黨關係密切的知名諮詢公司“Targeted Victory”，策劃出一系列“反Tik Tok”運動，把這款快速發展、總部在北京的企業所控制的APP描繪成對美國兒童和社會的威脅，“進而幫助打壓自己最大的競爭對手”。

“Targeted Victory”公司是美國最大戰略諮詢公司之一，為共和黨提供服務。報道稱，這場針對Tik Tok的行動，其主要策略就是“鏡像反射”，把曾在臉書上出現的不良內容説成是Tik Tok上的內容，比如“打老師挑戰”“偷竊挑戰”等，策劃大量文章進行傳播，並通過全美範圍地方媒體和遊説團體的共同努力，將Tik Tok描繪為對美國兒童和社會的一大威脅，然後向美國政客、議員施壓，迫使他們對Tik Tok採取行動。

以“偷竊挑戰”為例，“Targeted Victory”公司在網上專門收集了一系列“學生破壞學校公物”、但其中大部分視頻並非來自於Tik Tok的視頻，通過馬薩諸塞州、密歇根州、明尼蘇達州、羅得島州和華盛頓特區的地方媒體組成新聞報道，在這些地區推送。關於“打老師挑戰”，報道稱，去年10月，“Targeted Victory”公司就開始在美國當地新聞媒體上傳播有關該挑戰的謠言，但事實上，Tik Tok上並不存在這樣的“挑戰”。而據美國“Insider”網站記錄的一系列臉書帖子，有關這一挑戰的謠言始於臉書。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做法讓人想起了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前，由當時的老布什政府與科威特流亡政府，以50萬美元共同僱傭著名的公關公司“hill & Newton”開展的信息操控，最終通過著名的“納依蘭證詞”，讓一個14歲的小女孩，自稱是普通科威特難民，目睹伊拉克軍隊“殺害嬰兒”的“暴行”：將早產兒從電子保温箱裏拿出來，扔在地上死去，以搶走昂貴的電子保温箱，對參加聽證會屬於“人權連線”的美國國會議員，進行公開的信息操控。

事後調查顯示，不僅事件本身是否發生無法證實，這個14歲的小女孩，也不是什麼普通科威特家庭的成員，她是科威特駐美國大使的女兒，當她以“保護父母免受伊拉克威脅”為由，拒絕説出自己的“姓氏”時，她的親生父親，科威特駐美國大使，就坐在聽證會發言人席的同一張桌子上。更加微妙的是，這場聽證會，有兩個主持人，其中一個主持人事先就知道這段證詞是公關活動的組成部分，另一位主持人則完全矇在鼓裏。現場錄像顯示，納依蘭的發言結束後，那個知情的主持人保持了沉默，那位不知情的則完全被調動起來陷入了巨大的憤怒之中。聽證會產生了巨大的效果，至少6名議員改變了對是否授權使用美軍使用武力的態度，最終以3票優勢，通過了授權動武的決議。

再加上2003年對伊拉克動武時，美國政府情報機構編輯虛假信息，通過媒體大量傳播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實踐，可以發現，此類信息的操控與動員，基本上已經成為了美國政治中的一種常態化操作。此次Tik Tok聽證會中，有議員能夠提供事前並未引起廣泛轟動的負面短視頻，即據説發佈在Tik Tok上，用來威脅某個國會議員的短視頻，但同時問出的問題，又呈現出極強的刻板印象，顯示對新媒體的一般生態缺乏最基本的瞭解，此類看似自相矛盾的現象，揭示的是這些議員接受定向信息輸送，並形成了基於刻板印象的話語模板輸出。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此次Tik Tok聽證會，相當程度上展示的是Meta與Tik Tok在短視頻領域展開正當競爭無法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持續訴諸政治遊説等方式，藉助並放大華盛頓的“紅色恐慌”，惡意打壓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

上述打壓更加惡劣的跡象在於，相關方並不滿足於對Tik Tok進行壓制，他們要實現的是一種劫掠，用中國外交天團王毅主任的話來説，就是連巧取的表面功夫都不做了，只剩下豪奪了：美方對Tik Tok提出的要求是所謂剝離字節跳動母公司的股份，説白了，就是要求字節跳動賤賣Tik Tok這個優質資產。從股權上看，Tik Tok有60%的股份屬於全球投資人，20%屬於公司員工，20%屬於字節跳動的創始人張一鳴；而從治理結構上來看，Tik Tok採取了互聯網企業一般都會使用的AB股方式，從而將分紅權益與公司治理權力分離。簡而言之，説Tik Tok歸中國人所有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而且這樣的安排和做法符合通用商業規則。

但從特朗普威脅Tik Tok開始，美方打出的就是一套組合拳：用合規、國家安全、個人權益三個方面的理由作為藉口，對Tik Tok施加心理和意志上的壓力，然後迫使其出售資產。然後垂涎這些資產的收購者，則惡意壓價。這次的聽證會，本質上走的也是這個路數：聽證會前大造聲勢，聽證會上咄咄逼人，聽證會後各種跟進報道，無非也是希望最終“字節跳動自願剝離Tik Tok”，從而能夠讓議員收穫聲望，因為“成功預防來自中國的國家安全威脅”，讓美國的資本收穫實力，Metas由此可以收割用户，低價收購的資本可以獲得新的豐厚利潤來源。

佐治亞州代表厄爾·巴迪·卡特（Earl Buddy Carter）在聽證會上質問（路透社）

説到這裏，就要提到美國的一家知名企業——谷歌。此次還有一些聲音在那裏用谷歌和Tik Tok進行對比，話裏話外的意思就是美國現在對Tik Tok，就和中國當初對谷歌是一樣的如何如何，言下之意就是美國做的沒錯。但其實這兩個完全不是一回事，最大的區別有兩點：

第一，谷歌當初是自己撤離的，不是被中國政府關停的；第二，谷歌當初是用撤離作為威脅和配合，因為它家當時的CEO施密特相信了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承諾，就是美國政府有辦法用壓力迫使中國政府給谷歌開個口子，即谷歌可以在中國市場運營同時又可以明確不遵守中國法律的約束。在《赫芬頓郵報》網站上還能找到那篇實名的博客，即“臉書，推特，和優兔都是外交的工具”，記錄了在谷歌宣佈撤離前幾周，2010年1月7日晚上，希拉里請包括谷歌CEO施密特在內的若干人在國務院吃了一頓晚飯，聊的主題就是用這些工具為美國外交服務。谷歌宣佈撤離之後1-2周，希拉里發表了著名的互聯網自由演説，其中還專門提到了谷歌，又強調任何對網絡數據流動的管控都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自由貿易原則。

與谷歌這種公開要求不遵守中國法律，以為靠着美國政府支持就可以在全球為所欲為的做法截然相反，Tik Tok在探索如何合規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聽證會上，Tik Tok反覆提及的德克薩斯項目，可以看作是最重要的嘗試之一。

從德克薩斯項目官方網站已經披露的內容看，客觀的講，可以充分體現Tik Tok在合規方面做出的最大努力。對比而言，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家美國企業在全球任何國家做出過類似程度的合規能力和能力體系建設。不過，從此次聽證會的進程來看，這些議員對德州項目沒有任何的興趣。換言之，Tik Tok現在面臨的情況是，在充分遵守美國法律的情況下，美國政客與企業還要聯合起來像強盜一樣的豪奪財產。因此，兩者沒有任何的可比性可言。

從這次聽證會看，很顯然，與上一次特朗普時期引發廣泛爭議乃至批評的應對方式相比，Tik Tok在經歷了一輪與美方的博弈之後，應對策略與方式，以及由此收穫的效果，已經有了顯著的改善：出席聽證會的Tik Tok CEO相當耐心且專業的回答了議員們刁鑽的問題，分寸把握適度，對明顯具有陷阱性質的問題，比如涉及中國新疆的問題，沒有任何迎合式的取巧，而是堅決拒絕進入對方預設的話語陷阱；儘管相關回答不斷被打斷，但仍然堅持闡明基本的事實與立場，在有關芬太尼和毒品的提問中，更是比較技巧性的用新加坡有相關法律規定，所以新加坡的Tik Tok上也沒有類似視頻的回答，指出了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法律體系本身的缺陷，而非Tik Tok沒有做好合規，尺度拿捏比較到位。

再看看議員們提出這些問題的內在邏輯，如果有的話，也是極度混亂的，等同於要求Tik Tok這樣的公司，必須根據這些議員的想象進行運營，而且要求Tik Tok不是根據美國的法律，而是根據處於薛定諤狀態的議員們的思考迴路，進行相關內容的管控。用不少中國網民圍觀問答後的反饋來看，此類問題聽多了是容易血壓升高的，Tik Tok CEO能夠做好情緒和表情管理，認真打滿全場，這種堅定捍衞自身合法權益的博弈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當地時間3月23日，TikTok首席執行官周受資出席美國眾議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聽證會（看看新聞）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相關部門也明確表明了捍衞中國企業海外合法權益的明確態度：在3月24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回應外媒相關提問時強調，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並依法保護數據隱私與安全，從來沒有、也不會要求企業或個人以違反當地法律的方式，為中國政府採集或提供位於外國境內的數據信息和情報。

“美國政府迄今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Tik Tok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卻一再對有關企業做有罪推定和無理打壓。”毛寧表示，我們也注意到，有美國國會議員表示尋求禁止Tik Tok是仇外的政治迫害，美方應當切實尊重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停止無理打壓別國企業，為各國企業在美投資經營提供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環境。

針對美方或強制要求出售Tik Tok，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束珏婷23日回應稱，若該消息屬實中方將堅決反對。在新聞發佈會上，束珏婷明確表示，無視產品和服務本身，僅從外國投資者身份出發，強制要求出售Tik Tok，將嚴重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投資者赴美投資信心。“如果該消息屬實，中方將堅決反對。”出售或者剝離Tik Tok涉及技術出口問題，必須按照中國的法律法規履行行政許可程序，中國政府將依法作出決定。

從此前已有的經驗看，中國政府部門通過相應的法律與政策工具，保障中國海外企業的合法權益，有助於為相關企業的應對提供有效支撐。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對Tik Tok的態度，與是否直接使用這款軟件存在着更加直接的相關：華盛頓郵報在Tik Tok聽證會前夜發佈一份民調顯示，41%的美國人支持聯邦政府對Tik Tok下禁令，25%的人反對，71%的人擔心Tik Tok母公司位於中國。但不同年齡、政黨、以及是否是Tik Tok用户，不同人羣差異巨大。比如在過去一個月沒有用過Tik Tok的人中，54%支持禁令，過去一個月用過Tik Tok的人，21%支持禁令，每天都用Tik Tok的人，17%支持禁令。

就這點來説，有關封禁Tik Tok的討論，更多反映的是一種被人為製造和放大的恐慌情緒，而非一種理性的認識。美國政客傾向於在無需付出實質性代價的情況下，消費這類情緒，以謀求政治籌碼；而如果遭遇到了真實的代價，那麼其行動的彈性和靈活性也將是超乎人們想象的。

更直白的説，從某種意義上來説，Tik Tok的這個聽證會，也是當下進入新時期展開激烈博弈的中美關係的一個經典產物，目前人們可以獲得的最直接的經驗，就是明白只有頑強抗爭，堅定的捍衞自身合法權益，才是唯一的出路和希望所在。屈服於美方的壓力，除了被吃個乾淨，沒有任何別的可能；堅持抗爭到底，則在曲折道路的盡頭，仍然可以迎來勝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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