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帕布斯特：為什麼大學讓我們變愚蠢？
【文/阿德里安·帕布斯特，譯/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研究生 潘偲毓】
有一場針對大學的戰爭正在進行。這場戰爭不是由不斷罷工的教師工會發動的，也不是由想要審查非傳統觀點的“覺醒的戰士”發動的。不，對學術界的戰爭是由政治家和學術管理者發動的，會計師和審計師大軍則對他們施以援手。
他們認為大學是市場國家的延伸，由中央政府進行微觀管理，同時在全球經濟中爭奪員工和學生。這個管理階層正在將大學轉變為與英國其他地區脱節的沒有靈魂的公司。他們唯利是圖的心態將學習降格為市場效用，致力於培養出為城市公司（City firms）和非政府組織（NGO）行業利益服務的畢業生。
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一種反智的觀點，它破壞了大學作為一個自我管理的行會的目的——大學本應該致力於追求真理、培養品行以及我們的民主所依賴的公民義務。對傳統大學概念的戰爭已經掏空了曾經定義了英國高等教育的集體榮譽感（esprit de corps）。
截圖來自新政治家網站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雖然黃金時代並不存在，但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英國的大學在國內外都備受推崇。作為激烈辯論和嚴謹學術的典範，學術界贏得了尊重並激發了模仿。不僅僅是牛津和我的母校劍橋這樣的中世紀大學，連諾丁漢大學這樣的19世紀學術機構和肯特大學這樣的1960年代後成立的學術機構（我在那裏從一名講師成長為了系主任）也是如此。正是因為我有幸接受了不折不扣的知識分子大學教育，我才會從一開始就想成為一名學者。如果E.M.福斯特（EM Forster）的《最漫長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寫在今天，那麼劍橋大學很可能不會在其開篇被描述為田園詩。
大學曾經是真正的公民機構，既不受國家控制，也不被市場驅動，而是一個擁有工會成員資格且致力於學院精神的“學院中的學院”（“college of colleges”）。大學將共享學習與社會聲望融為一體。這種公民精神仍然反映在大學作為註冊慈善機構的法律地位上，其使命是為公共利益作出貢獻。
歷屆政府都在不斷破壞高等教育的遺產。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迫使高等教育機構競爭資金。1990年，學生助學金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則是貸款。從那時起，學生們便不得不為他們的學位支付費用。
約翰·梅傑的政府將理工學院轉變為了大學，並監督了工黨部長瑪格麗特·霍奇（Margaret Hodge）的所謂“米老鼠”學位（“Mickey Mouse” degrees）的創建，此類學位包括了“時尚心理學”（psychology of fashion）以及“衝浪科學”（surf science）等。新老大學都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紛紛開設新課程。這些課程既沒有提供嚴格的知識教育，也沒有提供適當的職業培訓。
在大學教育出現愚民化傾向的同時，理工學院提供的技術指導也開始缺失，而這導致了重要行業的技能短缺。建築業、製造業、衞生和社會護理行業都受到了影響。與需要學術學位的工作相比，需要職業資格的工作地位下降了。雖然從事建築業學徒的年輕人數量已經從2020-21年的約13000人上升到2021-22年的20000人出頭，但在倫敦，一半的建築工人都來自國外。
在新工黨引入學費的同時，學生人數在1997年至2010年間幾乎翻了一番，以實現託尼·布萊爾將一半離校生送入大學的武斷目標。這個目標成為了一個口號：高等教育大眾化（mass academic higher education for all）。它使各政治派別的進步人士看不到這樣的現實：用特雷莎·梅的前助手尼克·蒂莫西（Nick Timothy）的話説，這種擴張是一個“龐氏騙局”（Ponzi scheme）。更多的畢業生並沒有提高經濟生產力。相反，隨着聯合政府在2012年將學費提高到9000英鎊，學生的債務不斷增加。
這些費用的目的是使大學經費對納税人來説更容易負擔。然而，四分之三的畢業生將永遠無法償還這些貸款。讓畢業生從2023年9月起在40年內而非30年內償還貸款的計劃將使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退休前都要為他們的學位付錢。
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將受到最嚴重的打擊。這些所謂的“擴大參與”的受益者在離開大學時將揹負約五萬英鎊的債務，其中二萬八千英鎊將是利率為6.5%的學生貸款。
學費並不是左派和右派趨同的唯一領域。新工黨和聯盟黨都擁護市場化與官僚主義的融合。與公共政策的其他領域一樣，哪怕在中央政府擴大監管要求以及研究與教學標準的微觀管理時，其也削減了資金。
中央強加的這些標準壓制了學術界，造成了額外層級的官僚主義，也加強了管理階層對大學的控制。研究卓越框架和教學卓越框架（REF和TEF）都執行自上而下的管理主義審計工作，它們決定了各機構在大學排行榜上的排名以及它們在每年20億英鎊的政府研究經費中的份額。
英國前首相、前工黨黨魁託尼·布萊爾
然而，學術卓越的言辭不能掩蓋我們的大學實際導致的現實狀況。聲稱在排名靠前的期刊上發表的大多數文章代表了“世界領先”（這是一個被用作評估標準的REF術語）的研究是可笑的。這類期刊通常由全球出版商擁有。他們有着共同的企業觀：優秀與否是由文章的下載量和引用量來衡量的。作品本身的質量只是附加的考慮對象。優秀與否變成了一場由管理學指標評判的人氣競賽。
已故的馬克·費舍爾（Mark Fisher）將這種做法描述為“對成就象徵意義的重視高於實際成就本身”。挑戰正統觀念的作品往往會被視為“古怪”而被拒絕，甚至被審查。平庸和傳統觀念得以延續。卓越的語言往往被等同於學術新話（academic newspeak）。就像《一九八四》中的政治新話（political newspeak）一樣，它是委婉的，旨在促進統一性。研究卓越框架和教學卓越框架（REF和TEF）的語言聽起來確實是奧威爾式的——其就像把學生當作自由選擇的消費者一樣，反映了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
戰爭並沒有就此停止。新工黨特別注重通過使用管理顧問和審計師來執行目標、測試、質量保證和關鍵績效指標，從而擴大了企業對大學的控制。哪怕大學高級管理層削減了員工工資與養老金，其還是將各種分析工作——例如如何重組大學或提高學生入學率——外包給了諮詢公司。
電子表格已經取代了知識分子的判斷力。學術界人士常常因為沒有達到標準而受到大學管理者的懲罰。這些指標導致了荒謬的情況，即學者們必須解釋為什麼不同的學生羣體在參加同樣的考試時表現不同。
學術工作正在因管理主義而退化並變得常規化。這種現象被學者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和休·勞德（Hugh Lauder）描述為“數字泰勒主義”（digital Taylorism），他們強調過去需要判斷和思考的智力工作被常規化了。所有這些都有助於以企業資本主義的形象重新塑造高等教育。
1998年，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在英國工業聯合會的會議上發表演講，發誓新工黨將把“大學從象牙塔變成商業夥伴”。他的政府強行推行了支撐資本主義的商品化邏輯——將知識、研究人員和學生等同於全球“思想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中可進行經濟交換的商品。這種邏輯建立在兩個有缺陷的想法上。首先，不斷擴大的“知識經濟”需要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第二，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本身就能促進增長和生產力，而不需要將市場嵌入公民機構或推行國家產業政策。
新工黨認為，所有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布萊爾在2000年表示，“知識經濟”將很快“成為所有商業運作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英國工業能力的破壞和外包從撒切爾時代開始，並在布萊爾和戈登·布朗時期繼續進行。儘管英國工業能力在2008年金融風暴來臨時嚴重不足，但保守黨未能改變方向。製造業生產仍然尚未恢復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
英國比其他發達經濟體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和生活成本危機等突發事件的衝擊。其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生產的食品、能源和關鍵醫療用品比其他大國少。英國不需要更多的畢業生，而是需要在這個國家培訓的工程師、機械師、建築工人、護士和護理人員。
然而，管理階層堅持這樣的想法：理想意味着上大學和從事服務行業的工作。這並不奇怪，正如美國學者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所説，“特權階層”（overclass）本身就是全球知識經濟的產物。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在大企業、政府及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學術界等大型機構工作。90%以上的英國議員都是高校畢業生。正如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在《精英統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書中所言，我們的精英階層對認知技能和學術資格較少的人的義務感甚至比富人對窮人的義務感還要少。
管理階層重塑了整個教育系統，高估了全方位的最低能力，低估了特定學科的卓越能力。出於這個原因，英國的大學和中學都強調可轉移的技能，例如解決問題、遵守截止日期、分析數據和發表演講。
在官僚主義的壓力下，嚴格的研究已經被邊緣化。過度的專業化和對於相同材料的無休止重複使得許多論文甚至連同一學科的學者都無法閲讀。多達82%的人文學科發表的文章沒有被引用，一半的論文只被其作者、同行評審員和編輯閲讀。教育學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教學造成了對個人性格和創造力的積極壓制。對於性情與創造力的培養已經被審查過的課程、可轉移的技能測試和只有職能部門才能理解的“學習成果”所取代。
當大學被工具性的考慮所支配時，就會出現未經閲讀的研究和簡化的教學。不斷地發表論文是學者們職業發展的要求，就像追求就業能力是為了滿足學生消費者的短期利益一樣。悲劇性的悖論在於，大學使我們更有能力，但並沒有使我們得到充分的教育。
大多數英國大學在“願景聲明”中宣佈他們的價值觀。他們高尚地聲稱自己在推進教育、創造知識、促進多樣性、建立寬容的社會。然而，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卻是功利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其目的是使個人的價值最大化，從而彙總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這種計算方法從生活經驗的複雜性中抽象出了人們的才能和職業。通過將教育的價值等同於資格證書的市場價值，它將本應是嵌入關係和機構中的社會與政治動物的人降低為“赤裸裸的個人”（bare individuals），從而剝奪了其尊嚴和力量。
為了經濟利益而用人意味着對他們思想和靈魂的漠視，而這讓學生和工作人員深感不快。根據國家統計局2022年11月的一項調查，45%的學生聲稱，自秋季學期開始以來，他們的心理健康變得輕微或極大地惡化；很大一部分人則聲稱他們的幸福感和整體心理健康明顯下降。同樣地，比以前更多的員工正在經歷職業倦怠和其他心理健康問題。減薪、臨時工和養老金的不確定性導致了英國員工的大量減員，越來越多的學者也移居國外。功利主義旨在促進幸福，實際上卻增進了人們的抑鬱。
這也意味着太多領先的大學擴大了學生人數，哪怕他們無法正常教學或安置學生。在本學年開始時，曼徹斯特的學生被安置在利物浦，布里斯托的學生則被安置在紐波特。羅素大學集團的幾個成員擁有3萬或4萬名學生。
這些大學類似於金融風暴期間“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過度槓桿化的銀行。如果次級抵押貸款只能在雷曼兄弟公司的會議室裏被視為審慎的做法，那麼像《作為人類的戀童癖：承認邊緣化的性取向的自傳》（The Pedophile as a Human Being: An Autoethnography for the Recognition of a Marginalized Sexual Orientation）這樣的論文發表在《爭議思想期刊》（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上的現象也只能發生在英國。這樣的文章只可能在英國學術界同樣超現實的環境中被撰寫、編輯和出版。我們的大學已經與現實脱節。
2002年12月在倫敦進行的學生示威遊行 圖片來源：文章網站
英國的高等教育已經顯得太過好高騖遠了。正如學者大衞·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所表明的那樣，畢業五年後，超過三分之一的畢業生從事非本科工作。同時，在許多工作崗位將沒有學歷的人拒之門外的同時，畢業生的薪酬溢價也在急劇下降。
太多的大學讓畢業生和非畢業生都感到失望。它們讓那些缺乏基本英語能力的畢業生充斥着勞動力市場。幾年前，歷史學家大衞·阿布拉菲亞（David Abulafia）表示，“人們不知道如何寫作。他們對語法、標點符號和拼寫的掌握非常糟糕。”他描述的是劍橋大學的本科生。
為了扭轉學術界的頹勢，我們需要提高學術標準。這需要使學術科目理性化，特別是要挑戰正在腐蝕人文學科的相對主義以及充斥在自然和社會科學中的實證主義。我們需要做的工作是填補Stem學科（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畢業生的短缺。隨着時間的推移，大學應該專注於某些核心學科的卓越，而不應該致力於全面的平庸。
Stem學科示意圖
學術界將需要重新找回失去的領導品質。正如胡安·巴勃羅·帕爾多·格拉（Juan Pablo Pardo-Guerra）在《量化的學者》（The Quantified Scholar）一書中所展示的那樣，英國的社會科學曾經是一個“由許多小島組成的世界”（a world of many islets），以地方專業為標誌。他們的知識傳統曾是世界領先的。牛津大學經濟學院幫助制定了德國的戰後經濟模式。華威大學的勞資關係研究是布萊爾時代制定最低工資立法的關鍵。我們必須扭轉胡安·巴勃羅·帕爾多·格拉所説的“結構性同質化”（structural homogeneity）的影響——我們不應該致力於什麼都涉獵卻什麼都不專精的研究和教學。
同樣重要的是加強職業和技術培訓。幾乎一半的大學學位是混合型的——部分是學術性的，部分是職業性的。大學需要與僱主合作，以改善職業勞動力市場的進入；高等學位學徒制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一步。英國貧困地區的混合型高等/繼續教育學院需要更多的資源和權力，從而與地方當局、僱主和工會一起設計資格證書。
大學和學院可以利用他們的召集力和作為支柱機構的作用來幫助重建社會夥伴關係，從而調和各地區的疏遠利益。這也將使大學和學院能夠重申其教育學生成為社會公民的使命——教授公民義務並與處境不利的社區合作有利於幫助學生了解其作為社會公民的使命。
這是一項世代相傳的任務，需要長期的思考和大量的資源投入。目前，英國的政治和政策中都缺乏這兩大要素。但是振興地方建設政策（levelling up）提供了一個機會，因為大學和學院可以成為英國受全球自由貿易影響的部分地區的支柱機構。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應該通過對畢業生和有資格的人徵税來獲得部分資金，但在這一點在財政上可行前，政府應該投入更多資源。一個國家的人民和社區是最重要的資產，而提供知識教育和職業培訓的系統則是對這份最重要資產的投資。
大學是西方文明的成就之一，也是向權力説真話的學習中心，其使政治領導人達到更高的標準並擴展知識面。大學被企業俘獲所造成的不僅僅是學術機構本身的衰落，更是一種深刻的文化損失。我們正在失去這樣的意識：知識和學習是一種共同的遺產，而不是一種商品。在學術界工作了近30年後，我對知識和學術機構更新的前景並不太樂觀，但仍然抱有希望。只要對大學靈魂的爭奪還在繼續，我們面對這場針對大學的戰爭就不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