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倫·海勒:街頭抗議是以色列社會正經歷美國化的最佳詮釋
【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就在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宣佈推遲引發了大規模街頭抗議的司法改革相關立法程序的幾個小時前,以色列權力最大的工會之一——以色列總工會的會長巴大維(Arnon Bar-David),一邊宣佈週一發動全國大罷工,一邊發表了一席看似無關緊要、甚至偏離主題的發言:
“我們是捍衞以色列民主體制的戰士,這是我們的國家,不是其他人的,不是Kohelet掌控的國家,這個國家屬於全體公民。”
Kohelet政策論壇是一家偏自由主義的以色列智庫,據稱其金主當中至少有一位美國億萬富翁,被認為是這次司法改革提案背後的意識形態總設計師。以色列國內支持改革的知識分子反覆提及美國的司法制度,比如由民選領導人或民意代表提名與認證最高法院大法官,並視其為榜樣。巴大維先生此時提到這家智庫,實則觸及以色列當下社會與司法危機中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因素:來自美國的影響。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Kohelet政策論壇主辦活動上發言 圖自:外媒
不少觀察家早已指出,以色列國內正上演的風波可以被視作美國社會即將發生的先兆。把這句話顛倒過來,同樣構成一個有説服力的觀點。
從許多層面來看,圍繞以色列司法體系的未來所開展的鬥爭,也是對以色列社會正在經歷的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最恰如其分的詮釋。以色列社會中有一部分人長期仰慕美國,並試圖按照美國的樣子來塑造以色列。然而過去幾十年來,這個猶太國家中的許多人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的美國影響,並非是其偉大的民主傳統,反倒是一些不那麼值得羨慕的特質。
正如美國的情況一樣,許多以色列右翼人士不再基於政策主張,而是本土主義與對民主規範的牴觸來定義自我。以色列國內政治中最具分裂性的議題,已經不是巴勒斯坦的建國問題,而是有關法庭獨立性,政府良好治理的能力乃至政治家的體面等基本問題。因此,以色列老一輩保守派的年輕繼承人們無法在執政黨利庫德集團中找到屬於他們的位置,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他們已經成為以色列版本的所謂“RINOs”,即“有名無實的共和黨人”(Republicans in name only)。
過去因意識形態對立而劃分的戰線消失後,如今以色列的政治版圖大體上基於身份政治來劃線:猶太教極端正統派、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西岸定居者、工薪階層的米茲拉希選民(米茲拉希猶太人指中東和東亞猶太人的後裔,佔以色列總人口的約45%——觀察者網譯註)屬於一派(“紅以色列”);另一派是相對更富裕,絕大部分屬於阿什肯納茲(指中世紀以來在德國萊茵蘭、中東歐定居的猶太人後裔,在總人口的佔比少於米茲拉希羣體),居住在特拉維夫與海法沿海地區,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藍以色列”)。儘管這兩個羣體之間存在種種經濟社會層面的隔閡,但雙方最主要的爭議點,依然是圍繞禮教、傳統以及過去的恩怨等相關事務。
要舉例證明以色列對美國的迎合,只需關注帶社會主義性質的基布茲運動(“集體農場”)所經歷的變革。這項運動曾幫助以色列人建立國民身份認同,併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如今卻幾乎被私有化、瘋狂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所攻陷。後者給以色列帶來了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最嚴重的貧富差距水平。以色列歷史上的集體主義意識與敢為人先的精神,早已被消費主義與商業主義文化所腐蝕。

以色列的基布茲農場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紀初期,是對平等主義理想的艱難探索
正如美國的情況一樣,以色列國內也圍繞一系列社會議題斷層線,出現了無可救藥的兩極分化:宗教與世俗化之爭,城鄉之爭,受教育程度高低之爭,傳統與進步主義之爭,外交鷹派與鴿派之爭等等。正如特朗普任內時有發生的情況,這些爭執已經發酵到要上街遊行的地步。但作為一個周邊安全環境惡劣的撮爾小國,國家的存亡取決於全體公民的奉獻精神與全民兵役制,以色列國內政治分化所引發的風險相比美國要高得多。
無須諱言,以色列的國內政治鬥爭,從來都是刺刀見紅。但僅僅是從最近幾年開始,這種兩黨極端對立的敍事才站穩腳跟,並且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始終圍繞一位試圖成為強人的政客與對他的個人崇拜展開。
在內塔尼亞胡先生髮起這次爭奪權力的行動之前,唐納德·特朗普已經嘗試過同樣的事。在以色列的第14頻道向觀眾灌輸虛假信息與宣傳之前,美國的福克斯新聞網早已做過同樣的事。
以色列保守派的新鮮人設中,有一股非常獨特的美式風味。內塔尼亞胡先生作為以色列最擅長投選民所好與玩弄身份政治的政客,同樣是以色列最具美式政治風格的政客。他在美國待了很多年,他的眾多民調分析師、選舉戰略顧問——更不必説核心圈子——清一色地來自美國共和黨內的右翼陣營。內塔尼亞胡在過去十年來醖釀的許多主張,都要感謝免費日報《今日以色列》替他進行的賣力宣傳。這家報紙由已故共和黨大金主謝爾頓·阿德爾森所有。(不過阿德爾森先生的遺孀近日卻公開批評以色列政府匆忙推進司法改革的舉動。)
然而,正是在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點,美國的影響力發揮了最大且最具破壞性的作用。在這個以色列版本的“狂野西部”,講究的是“佔山為王”、“各憑本事”,“上帝的旨意”壓倒了世俗的法律。多年來,那片土地上的人們經常操着一口美國西部片裏快槍手的腔調,一邊吐露對國家主權的公然藐視。
以色列的軍國主義傾向一直未曾消亡。恰恰是出身於紐約布魯克林、在上世紀70年代移民到以色列的一位拉比,梅爾·卡汗(Meir Kahane),為以色列的軍國主義傾向注入了帶美國色彩的種族主義。(在他的煽動下)阿拉伯人不再是戰爭中需要被擊敗的對手,而是邪惡的敵人,要麼被驅逐,要麼被殺死。
所以卡汗最早並且最忠誠的追隨者,同樣是來自美國的移民,比如在波士頓出生的巴魯克·馬澤爾,這會讓任何人感到意外嗎?約旦河西岸定居點的極右、無政府主義組織“山巔青年”(Hilltop Youth)當中最激進的部分成員,如今把在聖路易斯出生的拉比伊扎克·金斯伯格視作他們的精神領袖,這又有什麼好意外的呢?
以色列的猶太恐怖主義組織曾發動過的可怕襲擊,主犯包括在佛羅里達出生的雅科夫·塔特爾,在布魯克林出生的巴魯克·戈登斯坦(美籍以色列人,於1994年持槍襲擊希伯倫一處清真寺,殺害29名巴勒斯坦人、打傷125人——觀察者網譯註)。這些難道又是巧合?

巴魯克·戈登斯坦於1994年在巴勒斯坦西岸地區希伯侖市一處清真寺製造恐襲,震驚世界
而與他們志同道合的人,卻在本屆以色列政府中擔當要職。
伊塔馬爾·本-格維爾是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部長,也是一位極端民族主義者。他曾稱讚戈登斯坦是“英雄”(但後來改口)。2020年之前,本-格維爾在家中一直掛着戈登斯坦的肖像。
極右翼的財政部長比撒列·斯莫特里奇,最近因為聲稱應該“徹底滅絕”一處阿拉伯村莊而上了新聞,他還説“並不存在巴勒斯坦人這個概念”。斯莫特里奇曾因涉嫌參與恐怖襲擊而被逮捕,據稱他曾策劃用700升汽油點燃特拉維夫的一條交通要道,以抗議以色列2005年從加沙撤軍。但斯莫特里奇否認這一指控。
這些內閣部長們支持司法改革,試圖削弱法院權力的最主要動機,似乎是要移除任何對他們覬覦約旦河西岸野心所構成的阻礙,並確保類似的撤軍行動永遠不再發生。猶太教極端正統派的目標,則是要延續其拒服兵役的主張,並維持高人一等的地位。至於面臨貪腐指控的內塔尼亞胡先生,其目的顯然是要保住官職,免受牢獄之災,儘管他本人否認這一點。
這樣一個由狂熱分子、犬儒人士與江湖騙子組成、一點也不“神聖”的政治聯盟,正在複製美國共和黨的實踐,試圖將以色列的最高法院改造成一個有明顯政治傾向的機構。
然而美國的聯邦體制擁有成文憲法,50個州政府,兩套獨立的立法機關以及其它制衡機制,這些都是以色列議會體制所不具備的。
在極端主義領導人的操持下,對以色列司法體制進行“美國化”改革,哪怕這些領導人是民選的,結果也將動搖以色列人對本國治理體制的根本信任與信心,並終結以色列人長期堅信的觀念:心懷善意的政府人士會把全體以色列人的最高利益放在心上。

以色列街頭的抗議人羣 圖自:社交媒體
如果説,當今美國對以色列的影響還存在哪些積極方面,那就是公民抗議運動的覺醒。在以色列所發生的抗議活動,與1960年代以來圍繞公民權益、越南反戰運動所爆發的美國抗議活動相比,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但更宏大的問題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以色列自身面臨的麻煩已經夠多了,不需要再從美國引進額外的麻煩。
(原文於3月27日發佈在《紐約時報》網站評論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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