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羅約：今天我們坐在這裏談南海問題，我想説説60年前那場危機

怎樣將南海建設為“和平、友誼、合作之海”？

作為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的重頭戲，今年的南海分論壇集齊了多位國內外知名學者、政要。菲律賓前總統格洛麗亞·阿羅約也應邀參加並發表主題演講，針對南海問題的解決，她提出了一些務實的觀點。

本文根據現場速記整理而成，未經本人審定，僅代表發言者本人觀點。

阿羅約：

感謝主持人和主辦方。各位尊敬的嘉賓，大家好！

南海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敏感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將會破壞地區甚至全球的和平與繁榮。

我曾擔任菲律賓總統，不過現在我只是一名立法者，所以不能夠代表菲律賓政府官方發言。

博鰲亞洲論壇上正在發言的格洛麗亞·阿羅約（圖源：博鰲亞洲論壇網站）

為此，我專門察看了菲律賓外交部關於南海複雜情況的官方原則：

首先，菲律賓一直倡導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要按照《國際法》，尤其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來和平解決爭端。

第二，菲律賓正在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機制和論壇，與鄰國保持良好關係，維護一個有利於經濟快速發展的安全環境。

第三，對華關係對於此項政策尤其重要。去年1月，馬科斯總統訪問中國期間，他和習主席一致認為涉外事務不是兩國關係的全部。

第四，相互剋制十分關鍵，目的是避免在南海發生衝突。如果不能避免衝突，至少也要做到以和平方式處理，畢竟一些問題可能隨時發生。

我們建立了雙邊外交部涉外事務辦公室的直接對話機制，也正在利用好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和外交部的磋商機制。

第五，在地區層面，菲律賓依然堅定維護東盟的中心地位，因為該地區的未來既取決於強有力的夥伴關係，同時也取決於強大的機構來加強參與對話和合作的機制，而東盟正是這樣的機構。

菲律賓的外交部認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去年東盟與中國慶祝了《南海行為宣言》簽署20週年。中國和東盟在2002年11月4日簽署了這份行為宣言，目的就是避免使用武力，尋求營造一種信任與合作的氛圍。

第六，菲律賓想要一個有效和實質性的行為準則，這個準則必須要符合國際法，尤其是《聯合國海洋公約》。這個準則不會給予任何一方特殊的地位，也不會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外有任何的特定製度安排。

這樣的六條原則相信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我們的問題就是在如此崇高和可接受的原則指導之下，為什麼當前南海依然存在着嚴重的緊張局勢？在回答這個問題的當下，我不是作為菲律賓政府的官方發言人站在這裏，而是作為一名長期觀察中國的觀察者和學生的身份來發言。

此次分論壇的主辦方問了這樣一個問題——站在新的起點上，我們應該如何合作，如何把握機遇，在南海問題上取得新進展？

大家都同意的答案就是——沿海國家的雙邊對話渠道一定要發揮最大的作用——這是非常安全的答案。

但我來到這個會場，我覺得我應該説一些更實在的話。我必須討論一個大家可能不願意討論的問題——2016年“南海仲裁裁決”。

一方面，菲律賓外交部認為這是一項具有約束力的“最終裁決”，是菲律賓對於區域和全球作出的重要貢獻。但是，像很多法律問題一樣，對於這個裁決也存在着相反意見，即使是在美國最高法院，許多裁決也並非是一致通過的。

受人尊敬的菲律賓專欄作家匹克（音）先生對裁決就有所疑議，我想再重複一遍他提過的問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到底是什麼？是誰來決定這些規則和秩序？

2021年6月21日，《紐約時報》的客座評論員説，如果要同美國談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這個詞一開始就是對共和黨的批評。

在布什總統未經聯合國批准入侵伊拉克之後，這個詞就開始流行起來。《外交官》雜誌2021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也指出，美國對中國在南海主權進行了批評，但如果美國自己遵守了海洋法公約，這種批評會更有分量。

這讓我想起菲律賓涉及國際法庭的一個國內問題，批評我們對於國際刑事法律立場的人從來沒有提到過，美國和菲律賓一樣，它們都退出了國際刑事法院。很多國家在制定對南海政策的時候面臨着實際困難，而這些困難均來源於嚴峻的現實——菲律賓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實際上是夾在了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

根據菲律賓總統馬科斯22日透露的信息，路透社等媒體猜測，在新增的4個向美軍開放的菲律賓軍事基地中，至少有一個面向南海（截圖自央視中文國際）

菲律賓公開表明，我們自己有獨立的外交政策，我們的外交政策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指導。所有的國家都是以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基礎來採取行動，即使是超級大國也是如此，不管是中國、美國還是俄羅斯。

在與大國打交道的時候，菲律賓這樣一箇中等收入國家的政治家有義務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要尊重現實，秉持實用主義，要靈活，也要有創造性，我們只有一個目標——為自己人找到最合適的交易方式。

這就意味着，當前我們更深層次的任務是瞭解南海相關各國的真正國家利益，一個國家越強大就越需要理解小國的觀點，瞭解它們在政治決策方面所面臨的實際壓力，比如國內選舉、政治限制、媒體壓力等等。

只有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大國才可以制定或者提出可以被小國所接受的協議，這個協議必須建立在足夠廣泛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我們最基礎的共同利益就是避免全球規模的戰爭，這也是為什麼我想提出一些實際的建議。

因此，我必須談一談60年前所發生的一場危機，今天的區域緊張局勢發生在中國的後院，發生在南海，而60年前的危機發生在1962年，發生在古巴——那是美國的後院。

由於威脅離美國本土如此之近，當時的美國準備就古巴問題與俄羅斯開戰，這一點不足為奇。

然而，當時的解決方案在三個方面具有指導意義：

首先，解決方案是通過高級別的交流達到的。以肯尼迪總統為例，他能夠超越美國政府官僚主義的狹隘限製作出決定。

第二，雙方都做出了讓步。俄羅斯從古巴撤出了導彈，而美國後來撤出了部署在土耳其的導彈——這些導彈被認為是部署在俄羅斯的後院。當時有着公平的交換條件。

第三，沒有人丟臉。美國從土耳其撤出導彈的協議是私下達成的，並沒有公開。

因此，即便在最可怕的國際危機中也可以找到解決辦法。但是，如果想要獲得必須有所付出，如果是零和博弈，在涉及到根本的國家利益問題時就有可能爆發戰爭。

我們對未來的願景肯定會受到南海問題上揮之不去的分歧所考驗，但是我記得，在我2002年擔任總統的時候，我曾經説過，我們應該把南海從衝突之海轉變為合作之海，這個地區來之不易的成就花費了我們幾十年的時間，我們只有通過維持這個地區的信任、和平與穩定，才能繼續享受這些成就。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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