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第一大省，首現負增長

繼2021年被浙江奪走“人口增長第一大省”後，廣東2022年常住人口負增長，這是過去40年來首次。

3月31日，廣東2022年統計公報終於出爐。在已公佈的28個省份中（注：吉林、寧夏、西藏暫未公佈），廣東以12656.8萬人繼續坐穩“人口第一大省”，但就常住人口變量來看，其一年減少27.2萬人，排名倒數第三，情況僅好於遼寧（-32.4萬人）和河北（-28萬人）。

進一步拉長時間線可以看到，過去40年間（1982年至2022年），廣東常住人口年增長量僅有7次低於100萬人，而其中前5次均維持在80萬人以上，2021年這一增量大幅減少，降至60萬人，2022年則首次轉入負增長區間。

作為經濟第一大省，廣東歷來在集聚人口上具有優勢，但相較於自然增長水平，其人口機械增長近兩年明顯“乏力”。有受訪專家提到，在產業轉移的背景下，“人跟着錢走”，更重要的是，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搶人”大戰一直都在。

儘管抽樣數據存在一定誤差，但趨勢仍值得警醒。一個可供對比的情況是，過去三年，沿海4個經濟大省中，浙江、江蘇、山東常住人口機械增長分別達到186.9萬人、69.38萬人、44.49萬人，而廣東為-1.65萬人。

轉負

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已有11個省份的常住人口為淨流出狀態，包括新疆、北京、山東、天津、河南、上海、湖南、黑龍江、廣東、河北和遼寧。

這裏面，廣東的“加入”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2021年，廣東淨增加60萬人，儘管輸給了浙江（72萬人），首次丟掉“人口增量冠軍”的頭銜，但在全國範圍內，人口增量仍排名第二位；

到了2022年，浙江淨增人口37萬，大概率將二度折桂，廣東卻是“由正轉負”，淨流出27.2萬人，排名暫列倒數第三。

廣東怎麼了？

從人口增量構成可以看到，和大多數省份人口自然增長乏力有所不同，廣東這兩年面臨的更主要的矛盾，其實在機械增長上——人口遷移。

一方面，放眼全國，廣東一直算比較“能生”的。過去40年間，僅2000年至2006年出現過連續性的出生人口少於110萬人的情況（最低值為2002年的103.94萬人）。

儘管2022年出生人口較前一年少了13.11萬人，但廣東仍是唯一一個出生人口超過100萬人的省份（105.20萬人）。

與此同時，廣東的自然增長人口達到42.2萬人，排名全國第一，遠高於身後的貴州（14.3萬人）和廣西（7.2萬人）。需要強調的是，已公佈數據的28個省份中，只有9個省份仍保持自然正增長。

另一方面，廣東的機械增長情況卻不容樂觀。繼2021年機械增長人口僅2.81萬人，站到“零增長”門口後，2022年更直接轉負，淨流出69.4萬人——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

眾所周知，廣東作為外來人口流入大省，人口增長一直高度依賴外省務工人員的輸入。

數據上看，廣東常住人口長期高於户籍人口，到2018年二者差值高達2845.88萬人，此後，儘管在各方面因素推動下收窄，但2021年仍有2737.05萬人為外來人口。

對此，有分析認為，近年廣東人口增速放緩與疫情直接相關。以湖北為例，2021年人口機械增長達到60.1萬，時任湖北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分析，由於當地防控工作比較有效，而其他省份有相應的限制措施，由此推動人口迴流。

迴流

對廣東來説，2022年，外來務工人員向老家迴流的局面沒有根本性改變。根據七普數據，廣東人口來源地前五省份中，湖北、廣西和四川去年常住人口分別增長14萬人、10萬人和2萬人，且機械增長分別達25.7萬人、2.8萬人和24.2萬人。

與之並行的是，全國正拉開新一輪產業轉移和城市“洗牌”。

據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分析，近年來，內陸省份中心城市呈崛起之勢，出現了成都、重慶、武漢、長沙等新興增長極，不斷推動人口由跨省流動轉向省內流動。

而疫情之下，廣東原來吸納大量勞動力人口的傳統製造業加速走向智能化、推進“機器換人”，服務業更快觸網、改變原有專業市場的發展模式，傳統就業崗位大量收縮。

如此一來，對數量眾多的務工人員來説，本就難以負荷城市不斷攀升的生活成本，返鄉既順應了產業轉移的路徑，又解決了過去外出務工產生的留守老人、兒童等問題。

但這只是一個層面。如果將目光移至其他人口流入大省，不難發現，長三角省份的人口變化趨勢恰與廣東相反。

2022年，浙江、江蘇兩省人口分別增長37萬人、10萬人，且均基於較低的自然增長率——浙江僅0.04‰，江蘇為-1.81‰。換言之，浙江、江蘇的機械人口增長分別達到36.7萬人、25.4萬人，外來人口仍是兩省發展的重要動力。

一邊在快速下滑，一邊卻是逆勢增長，原因何在？事實上，對於粵浙兩省人口近年來的“反向”發展軌跡，此前業內就不乏討論。

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副部長、研究員卓賢分析，廣東主要以廣深為核心的都市圈發展和吸引人口，但省內城市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特別是粵北落後地區吸收外來人口空間不大；而浙江則更為均衡，縣域經濟發達，就業機會分散在各區縣，為流動人口提供更多選擇。

產業“全面開花”也降低了疫情對人口流出的影響。據彭澎分析，浙江一些城市、區縣產業受疫情影響較小，可能釋放出更強的人口吸引力。而隨產業遷移的人口也是先在生活成本較低、又與中心城市緊密配套的省內中小城市落腳，而非直接回流至中西部省份。

“回頭”

總的來説，廣東人口走勢既受短期偶然因素影響，又與長期產業發展的趨勢相關。那麼，眼下增長“失速”，更偏向哪種原因？

今年以來，廣東多個城市出現明顯的人口流入情況。據當地媒體報道，自2月8日開始，一個多月內，廣州蟬聯全國流入人口第一城，每天遷入人口數量基本佔全國遷入人口總量的8%左右。另據百度實時遷徙地圖數據顯示，廣州、深圳、佛山、東莞也多日位居全國熱門遷入地前十。

這些人從哪裏來？以廣州為例，從省份流動數據來看，廣西、湖北等躋身其人口來源地前五名。而更多的人則來自於廣東省內，佔廣州遷入人口總量近八成。

“我們看到，春節後廣州人流量上升，但這些人有多少會留下來，疫情結束後人口會不會反彈，還有待觀察。”彭澎如是説道。

對廣東來説，進一步吸引人口是當下發展的趨勢所在。根據此前發佈的《廣東省公共服務“十四五”規劃》，廣東預期2025年常住人口增至1.32億，與2022年數據相比，尚有500萬的增長空間。

而按照受訪專家所説，在總人口負增長的大趨勢下，地區間“搶人”大戰還將持續推進，廣東也無法避免參與其中。

彭澎在近期對廣州增城的一項調查中發現，由於限購政策寬鬆，在增城購房的人中，有1/3來自廣州及其附近城市之外，他們提出的一個共性問題是，由於暫時無法落户，子女入學受到一定影響。

彭澎提出，能否在廣州實施差異化彈性入户政策的區域，進一步放開落户限制，讓更多人能夠享受無差別的公共服務。

類似的區域還有最近限購政策或將調整的深汕特別合作區。“這些中心城市的遠郊區域放開落户政策，有助於使廣東產業有更多的迴旋餘地。”彭澎分析，“接下來，廣東還需要進一步從整個大灣區一體化的角度來考慮產業和落户政策。”

而參照浙江經驗，廣東“搶人”的另一個關鍵在於進一步推動省內均衡發展，讓外來人口在廣深之外“還有得選”。

彭澎提到，無論是灣區內的軌道交通成環成網、還是其與粵東西北地區的高鐵聯通，最終都將有望改變產業轉移和人口流向。“今後，廣東的人口流動不僅要看廣州和深圳，還要看珠三角整體。”他説。

（每經記者 楊棄非  餘蕊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