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成昊、譚燕楠：特朗普被起訴，前途未卜的是他還是美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成昊 譚燕楠】

當地時間3月30日，紐約曼哈頓大陪審團投票決定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起訴訟，指控其涉嫌在2016年競選期間通過律師邁克爾·科恩向豔星丹尼爾斯支付“封口費”並偽造商業記錄，具體指控罪名將在隨後幾天公佈。目前起訴書的相關細節尚未公開。

紐約曼哈頓大陪審團的這一決定，將使特朗普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面臨刑事指控的前總統，甚至有可能改變2024年的競選態勢，成為美國選舉政治的一道分水嶺。

就訴訟事件而言，其調查與發酵過程並不尋常，指控背後的法律支撐也尚不清晰。推測來看，由於將封口費歸類為法律費用支出，特朗普在紐約州面臨的指控將涉及偽造商業記錄等多項輕罪，以往此類罪行處罰多以罰款為主。但若檢察官能夠證明“封口費”涉嫌掩蓋違反競選財務法等聯邦罪行，將有可能涉及重罪，使當事人面臨最高4年刑期。

值得一提的是，紐約州重罪追溯期限通常為5年，且該案證人證詞大都來自於反特朗普人士，特別是此前2021年曼哈頓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已在同一法院提起對特朗普集團財務犯罪的刑事指控，後續接管該案件調查工作的檢察官阿爾文·布拉格曾拒絕該案件進入訴訟階段。種種要素疊加之下，此次訴訟突然提起，背後的政治指向難以被忽視。

美國媒體相關報道顯示，特朗普最快或將於4月3日自首並受審。毋庸置疑，前總統前往紐約並不代表此次風波告一段落。相反，伴隨審判的將是前所未有的法律糾紛與動盪，美國政治正因此事陷入未知的“亂鬥”時刻。

特朗普與緋聞對象丹尼爾斯。圖片來源：美媒

訴訟背後：博弈態勢及未來動向

特朗普此前在個人社交媒體上預告被捕、呼籲支持者“奪回國家”等行為聲勢浩大，實則一定程度暴露了他在這一案件中的被動處境。一方面，由於涉及婚外情等私德問題，關注候選人品行的保守宗教選民可能會對特朗普的好感度驟減。另一方面，曼哈頓的案件或將產生連鎖反應，導致其他民事、刑事調查和指控接踵而至。就特朗普糾紛纏身的窘迫情況來看，相較於海湖莊園機密文件案和國會山動亂案所關聯的叛國罪等罪名，封口費案件僅僅是他未來可能面臨的嚴峻法律困境中最簡單的一環。

對於特朗普及其法律團隊而言，此次訴訟背後仍有較大操作空間。首先，基於2024大選臨近，為了避免潛在的定罪入獄結果，其律師大概率不會提出速審（Speedy Trial）要求，並將最大限度尋求推遲和延長訴訟程序。其次，特朗普律師也將就選擇性或惡意起訴、政治迫害等不當行為對地方檢察官提起控告，並宣稱當事人對其前任律師的非法操作不知情，積極發起針對起訴書的駁回動議。特朗普甚至有機會能夠尋求將審判轉移到紐約州其他地方法院，藉此為後續法律議程爭取時間。即便訴訟進入最終審判程序，其也有權繼續參加總統競選。

同時，由於案件牽連美國三權分立下多個行為主體，其面臨的輿論壓力和潛在的未知制度風險也將左右事態發展。政府方面，由於特朗普將訴訟矛頭直指拜登，叫囂民主黨是該事件幕後黑手，聯邦政府部門面臨極大的輿論壓力和潛在的騷亂風險。國會方面，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司法委員會主席吉姆·喬丹已經宣佈對曼哈頓地方檢察官展開監督與審查；因涉及後勤與法律程序安排，與特朗普關聯緊密的聯邦調查局也將參與其中。

就檢方而言，如若起訴書中涉嫌重罪起訴，其後續司法進程難度將大大提升。但若將訴訟重心轉移至輕罪層面，其將有可能擺脱上述提及的特朗普方面的控告，依據憲法第一條第三款對總統權責規定推動審判。無論如何，檢察官與地方法院必須優先保證證據鏈的嚴密程度以及證人證詞的可信度，並設法證明起訴動機的清白、訴訟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才能突破法律與制度的層層阻力，順利對前總統定罪批捕。

3月20日，紐約警方在紐約市曼哈頓刑事法院前鋪設路障。圖自紐約時報

奔車朽索：美國政治步入暗野深水

從美國政治層面來看，其一直對制度性自我糾錯和清晰的權責約束，以及自制憲會議以來的諸多共識性原則引以為傲。此次起訴顯然將導致對美式民主與法治的拷問，也讓美國政治制度衰敗的風險日益顯山露水。

第一，面向2024年大選的兩黨迎來“下注時刻”。特朗普被起訴可能成為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進程的轉折點，隨着事態發酵和不可控因素增多，兩黨也站在決定未來戰略方向的十字路口。

對共和黨而言，是否迴歸特朗普式的政黨軌道，仍是橫亙在其發展路徑上的核心命題，而特朗普被起訴或將從外部加劇黨內陣營的分化與整合。自2022年海湖莊園遭突襲後，各派共和黨人呈現集結態勢。在當前態勢下，國會共和黨人已迅速達成統一戰線，包括建制派與保守派、極端派與温和派、特朗普派與反特朗普派，甚至參議院與眾議院等黨內不同層級鬥爭的激烈程度已大大減緩。

“特朗普優先”還是“黨派優先”的矛盾雖有可能被凍結，但絕不會就此消弭。此前潛在參選人、前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宣稱不支持特朗普，證明共和黨內的政治派系正在暗自集資下注，設想沒有特朗普後的政治生態與發展途徑。而且，後續共和黨如何與特朗普保持一定距離、如何解決社會騷亂等事件對共和黨的負面影響仍未有確切答案。

現任總統拜登拒絕回應特朗普被起訴一事。圖自美媒

民主黨方面則面臨“隔岸觀火”和“推波助瀾”兩條途徑，而城門魚殃的前景也無法徹底排除。在可能到來的拜登、特朗普與德桑蒂斯“三強鼎立”格局下，共和黨內部博弈將對2024年總統大選結果起到決定性作用。因此，拜登政府是否要效仿麥卡錫，藉助相關程序深度參與此次司法博弈，仍在黨內存在分歧。

而且當前多數針對特朗普的民事、刑事案件，大多都由民主黨檢察官在民主黨選區進行調查，來自共和黨人的報復行動將很快到來。前總統遭到“政治迫害”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共和黨在第118屆國會的政治訴求，併為一潭死水的“聯邦政府武器化”調查注入活力與合法性。特朗普的命運將決定眾議院是否會就拜登之子相關案件、阿富汗撤軍等失職行為對其發起彈劾。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存在選民與執法機關衝突的潛在風險，民主黨仍有可能借此推動“警察改革”議題的推進，撬動共和黨在執法人員等階層的選票。

第二，隨着訴訟發酵，美國民主的損耗將全面加深。一是美國政治原則將遭遇多重拷問。美國實行的三權分立制度意味着，立法、司法和行政分支各自保持自身運作的公平理性。但隨着立法、行政分支涉嫌“武器化”之後，司法分支也沉沒在質疑聲浪之中，其在社會力量動態平衡中的調節作用逐漸消失。如果特朗普在面臨指控或定罪的情況下贏得總統職位，美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公信力和運行效力將遭受嚴重損害。

二是“破窗效應”將使得越來越多的政治默契處於危險邊緣。無論起訴理由是否適當，此舉都將是美國政治及美國法制史上一次意義重大的突破，也讓聯邦制度面臨壓力。作為先例，此次訴訟不僅減輕了佐治亞州和華盛頓檢察官跟進特朗普相關案件的壓力，而且為地方檢察官單方起訴總統打開了“方便之門”，報復與追責將惡化未來美國的政治矛盾，衝擊其政治秩序的內部穩定。

三是大選臨近，“特朗普主義”在選舉實操層面的影響力或將繼續擴大。“特朗普主義”實際上已經脱離特朗普本人而存在。首先是在競選中以樹敵為核心的“特朗普邏輯”，特朗普建立的極端左翼、“深層政府”等假想敵既能幫助挑動矛盾、刺激選票，同時也有助於轉嫁自身罪行和醜聞，為競選兜底。其次是鞏固選民中的“特朗普模式”，即在提高選民粘性基礎上增加選民數量，提升忠誠度。最後是其所提倡貼近美國“政治地板”的“特朗普價值”，以最淺層的表述積極迎合本土利益、下層羣眾與傳統共識，以此跨越多數現代政治約束，獲得更廣泛支持。

一批非裔支持者在海湖莊園附近聲援特朗普。圖自美聯社

第三，選民陷入憤怒、恐懼和倦怠的情緒政治。特朗普的競選行動往往帶有極強的政治煽動性。在吸收這一理念後，民主黨則利用選民的“恐懼”，宣揚其是避免美國民主脱繮的“守護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和政治籌款迅速飆升，未來可能將以“復仇”的憤怒姿態迴歸。

但情緒選舉已在美國出現多次（2016、2020、2022年），幾乎沒有為美國政治生態恢復留有任何喘息時間。拜登上任以來試圖迴歸中間路線，藉助獨立人士和温和選民修正美國政治發展方向，但舉步維艱，繼兩黨鬥爭而來的倦怠幾乎難以避免。

隨着政治僵局愈演愈烈，美國內部政治力量重組趨勢有所顯現。美國政治是在撕裂後的漫長修復中停滯不前，還是走向亨廷頓所預言的兩極勢力“自我抵消”式的政治穩定？無論答案如何，這一輪新的“亂鬥”已為美國政治留下痛苦的暗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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