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斯汀·瓦伊斯：如果無法馴服競爭，中美歐“三角關係”會比兩極對抗更安全
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4月5日抵達北京，對中國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此次訪華是疫情之後，法國總統和歐盟領導人的首次訪華，在俄烏衝突膠着、美國遏制中國日趨加碼之際，此次訪華被各界寄予很高期待。
巴黎和平論壇創始人兼總幹事、法國前外交與歐洲事務部政策規劃主任賈斯汀·瓦伊斯（Justin Vaïsse）也是馬克龍隨行訪華團人員之一。4月4日，剛剛抵京的賈斯汀·瓦伊斯，在北京全球化智庫（CCG）發表了多極化世界中全球治理的未來的主題演講，並與CCG理事長王輝耀以及CCG研究員們展開討論。
演講中，他提出中美之間大國競爭不可避免，但管控競爭更為重要，他認為歐洲也有責任朝這個方向努力，並帶頭為全球公共利益提出倡議和解決方案。在問答環節，他對現存的國際多邊金融體制無法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提出批評，並認為中國可以在國際金融機制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
巴黎和平論壇是由法國總統馬克龍2018年發起成立的非政府組織對話平台，旨在“全球南方國家之間以及東西方之間搭建橋樑，試圖以創新的方式解決全球挑戰”。
以下是賈斯汀·瓦伊斯的發言。觀察者網經授權翻譯整理發佈，未經作者審核
**賈斯汀·瓦伊斯：**首先，我不是官員，所以我的發言不能代表法國政府或歐盟委員會。巴黎和平論壇是一個獨立的組織，而組成論壇的管理機構中，有一半來自全球南方。所以我將從一個歐洲人，從一個全球主義者（如果你們喜歡這個詞）的角度，並從巴黎和平論壇的利益出發來做這個演講。
今天，我想就多極化世界中全球治理的未來講幾點看法。
我們都知道，在當前的國際體系下有兩件大事：其一，大國競爭正全面展開，尤其是中美兩國的競爭，競爭儼然成為這個世界不可避免的特徵。第二，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病等全球挑戰，對人類的生存影響會越來越大，使得國際合作成為必要。
如果我們用一個比喻來説，過去，在這艘被稱為 “地球”的船上，乘客可以盡情爭吵，但這艘船仍將繼續航行。但是，隨着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大流行病和技術帶來的風險，乘客們就不能再無視冰山和風暴的到來，他們需要一起面對這些挑戰。
問題是，我們如何聯合起來？我們如何做到競中有合？
我先給出結論：我相信美國和中國有責任在氣候變化等全球危險面前管控和緩和競爭，我相信歐洲也有責任朝這個方向努力，並帶頭為全球公共利益提出倡議和解決方案。我相信除國家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等其他力量也可以一起來緩和競爭，並幫助解決全球問題。
為此，我將提出五點看法。
迫切需要建立全球新規則
第一， 世界對全球規則的迫切需求，甚至超出了我們力所能及。原因有幾點。
首先是多極化的發展。作為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間的主導力量，美國曾經為世界其他地區提供了許多公共產品。
我給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這也是巴黎和平論壇積極開展的領域之一，即宇宙空間和軌道的可持續性。
我們設想一下，當中國或者埃及、法國、美國的衞星與另一個衞星相撞，會發生什麼？正如大家所知，宇宙太空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衞星和太空殘片，特別是在低空軌道。所以如果沒太空軌道交通規則將非常危險。
這是全人類共享、至少是有航天技術的國家共享的全球公共空間，但是這個領域是無人監管區。一旦發生碰撞的危險時，美國太空部隊第18太空控制中隊向處於危險中的衞星所有者發送碰撞數據信息，使衞星所有者及時採取規避措施，這些規避手段可以由中國或歐盟得以確認。
目前這種公共監管的服務仍然是由美國提供的。但由於全球日益增長的多極化局勢，美國繼續提供這種服務的時間將不會太長。因為以前當美國在太空領域佔據絕對優勢的時候，這是美國的利益所在。但是現在，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在航天領域的力量正在增長，美國可能就不會繼續這麼做了。因此，這就是我們需要新規則的原因之一。我們需要決定如何管理太空交通，以及如何確保既能享受太空衞星的好處，又沒有衞星碰撞的威脅。
第二個原因是技術。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了許多問題。人類創造了技術，但我們必須對技術進行監管。因而，我們將不得不在數字空間、太空領域、生物技術等等迫切需要全球規則的領域達成共識。
第三個原因是環境的退化。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那樣，全球變暖形勢嚴峻，全球平均氣温很明顯的將超過我們提出的上升1.5攝氏度以內的目標。還有生物多樣性消失，在許多方面威脅着我們的生存。
因此，我們需要建立新規則。但是，困難在於如何就這些規則達成一致。
我記得大約十年前，歐盟試圖建立一個減少航空業排放的税收制度。你可能也知道，在涉及碳排放的各個行業領域中，航空業和航海運輸沒有被徵碳關税，這令人震驚。顯然乘坐飛機的人有能力支付碳排放税。歐盟的這個計劃被美國、中國和印度等國家拒絕了。因此，歐盟放棄了這個計劃，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這的例子説明，如果我們要解決這些挑戰，我們首先必須要需達成共識。
最後一個原因是人們的需求。人們非常瞭解這些全球挑戰，他們要求制定規則做出更多的改變。大多數時候，單憑一個國家的政府無法建立這些規則，因為這是打破邊界的全球問題，需要國際的間協調來才能建立規則，並讓其發揮作用。
所以總結一下，我們的國際體系需要越來越多的新規則，但是單憑一己之力能力有限。
競爭不總是壞的，世界需要良性競爭
我的第二個看法是，如果能管控競爭，包括中美之間的競爭，競爭對世界是有好處的。
上世紀美蘇冷戰，曾促使美國和俄羅斯之間在航天領域、電子通訊和數字領域等等展開競爭，冷戰幾乎是我們已知的技術進步背後的動機之一。探月競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為世界帶來了新技術進步。
更近的例子，如太陽能電池板。你們可能對太陽能電池板的故事很熟悉，特別是對我們歐洲人來説，我們被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生產所超越。但是回頭來看，廉價太陽能電池板的大規模生產當然對世界有益，因為我們需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我認為這是良性競爭。
第三個例子是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政府債務。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是補充，因而這是好的競爭，而不是零和遊戲。
但是憑一個國家的力量也有一定侷限性。因此，我們面對的一大挑戰是確保有一個國際金融架構，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提供資金，並確保他們能夠實現綠色轉型。
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説，他們還處在綠色轉型之前、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階段，但這兩者是聯繫在一起的。
在2015年的僅僅三個月之間，我們的世界給了自己訂了兩套規則。第一套是在2015年9月，聯合國制訂了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包括無貧窮、零飢餓、清潔飲水和衞生設施等，第二套規則是在12月的《巴黎協定》中的氣候目標，將全球氣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1.5攝氏度以內。
因此，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做出協調，以及我們如何使中國、美國、歐洲和其他國家能夠合作，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足夠的財政資源，不僅為能使他們解決飢餓擺脱貧困等，而且幫助他們實現氣候轉型。
今年6月22-23日，馬克龍總理將召集一場全球性的峯會，會上他將提出一個新全球新金融機制，預計中國將是與會成員之一。
法國總統馬克龍承諾要設立一個新全球金融框架，旨在為發展中國家找到金融解決方案。圖片來自聚焦2030網站
中國在過去幾年裏一直在走出國門，向很多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建設基礎設施。因此，中國需要成為該解決方案或國際金融改革的一部分，以確保這些國家在陷入財政困境時，能夠幫他們解決債務危機。從長遠來看，通過這個方案，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融資，為他們的綠色轉型提供資金。在這個問題上，良性競爭循環應該佔上風。
最後一個説明良性競爭的例子，是礦物資源領域。我們都知道，為了在綠色轉型和數字轉型中取得成功，我們需要大量的關鍵礦產，鋰、稀土等等。
作為人類，我們都想確保能夠大量開發這些礦產，以便我們有足夠的原料生產其他重要工業品，並且我們希望礦產開發是在可接受的條件下進行的，不會在解決環境問題的時候產生另一個環境問題。
問題是，我們希望一個競爭的良性循環，而不是一個惡性循環。惡性循環的版本是不可取的，即美國、中國、歐洲和其他國家在腐敗和較低的環境約束和社會標準下競相逐鹿。如果我們的競爭能夠促使我們採取更高的標準，確保我們在非洲、南亞，或者拉丁美洲的礦業生產，能夠在這些國家本身轉型的時候也得到公平的份額，這將是好的競爭。
因此，巴黎和平論壇正在開始提出倡議，試圖在大國之間，包括中國，礦產資源利用上上建立一個共同標準。
要節制和管控競爭
我要講的第三點是，競爭在更多的情況下是有害和危險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節制、協調和管控競爭，特別是中美之間的競爭。
新冠期間，即使是對手的國家，我們也需要積極合作以彌補國家彼此之間的脆弱聯繫。然而，大國政治往往佔了上風，並採取了零和博弈的邏輯。這樣做的風險在於，所有的問題都會變成零和博弈，甚至在我們必須合作以獲得共同利益的領域。
因此，要麼你馴服競爭，減少競爭，或者規範競爭，要麼支持廣泛競爭，但是對不同領域區別對待：即在地緣政治領域劍拔弩張，但在全球氣候領域展開合作等，這樣做有時候是行不通的。
例如，一個月前，美國氣候特使約翰·克里告訴記者，因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日益緊張的局勢，他們與中國同行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努力幾乎已經停止了。
我們真的可以在地緣政治上展開競爭，但在其他問題上展開合作嗎？我擔心，合作意願會被激烈的地緣競爭蒙上陰影。
合作的主體有時會被政治所挾持，這更糟糕。最新的趨勢是，大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通過貿易制裁、移民限制等等手段被武器化。因此，即使我們可以合作的領域，有時也被用作競爭的工具。
因此，我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在某種意義上嘗試管控和減少競爭。
一個多月前，CCG在德國組織的慕安會晚宴上，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發言給我很多啓發。艾利森説，甚至可以相信，目前的形勢會發展到某種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互相確保毀滅）狀態。M.A.D.是冷戰期間形成的機制，簽約方用某種全球問題作為人質，以便展開競爭。
即使我們撇開氣候變化這些全球問題不談，無論中美之間的極端緊張關係是傳統的、反政治的，還是核領域的競爭，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説都是壞消息，因為兩極分化的加劇，會對貿易、對其他政治關係產生影響。
因此，我認為除了管控競爭為合作留下一點空間，別無他法。
構建相對平衡的三角關係
我要講的第四點是，中美歐三方可以提出第三條道路，建立一種三角關係，這會比兩極對抗的關係更加穩定。
很有意思的是，在冷戰期間，即使在美國和蘇聯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的時候，超級大國也能展開合作。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比冷戰初期的合作更多，這是事實。但在冷戰期間大國之間仍然設法合作，甚至簽署有約束力的條約，涉及到南極、太空、軍備控制、消除天花等等領域，消除天花是冷戰期間全球衞生健康領域的重大勝利之一。
引人矚目的是，與冷戰時期相比，現在似乎更難通過聯合國達成任何合作。所以冷戰時期，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往錯誤的方向發展。
2022年底，“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達成一致，我認為這真的很重要，中國在其中發揮了作用，我認為這是值得讚賞的事情。
2022年12月19日凌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第二階段會議就“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達成一致。20日，大會主席黃潤秋在蒙特利爾會議中心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
另外，上個月，各國就公海生物多樣性保護達成協定案文，今年晚些時候會簽訂公海生物多樣性條約 (BBNJ)協議，這將一個決定性的協議。這個協議對地球上這一大片區域的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非常重要。
因此，你看，國際間的合作也有一些好的跡象。我認為我們也可以在軍事領域進行合作，但是，但是如果我們退一步，其他方面的合作情況並不樂觀。
所以，這就要求進行外交努力。不僅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外交努力，也包括其他國家的參與。我認為歐盟在這方面可以提供很多。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提議外交“脱險"（derisking)，而不是 “脱鈎”，我認為這是一個更有希望的辦法。因為 “脱鈎 “必然會使各國之間的關係更僵。
另外，這要求鞏固和加強聯合國在構建多邊主義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説，建立約束性規則和合作性規則。但我認為這還不夠。
政府間合作不足應對挑戰，非政府力量正在發揮作用
第五點，也就是發揮巴黎合作論壇等非政府機構的作用。這也是我們正在做的。
我認為，所有形式的合作都是非常必要的。美國和中國應該更多地彼此學習，在競爭中合作。歐洲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幫助，但我也認為民間社會和國際社會也可以提供幫助。在許多領域，政府間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被阻止，或者説政府間的合作不足以應對全球挑戰。
我們一直在談論冷戰時期的兩極化，戰後的單極化，以及現在的多極化。但問題是，極是什麼？極是一國政府的權力集中，或者幾國政府的權力集中。
沒錯，因為緊張局勢上升，疫情的爆發，傳統政府角色在過去幾年被強化了。但是，我們看到在很多領域政府力量也在弱化，而其他民間和社會的力量在發揮更大作用。
技術的進步以前都是國家推動開發的，比如核技術。但是，現在有一些領域，比如數字領域，在過去40年裏有了很大的增長，卻都是由私人機構創新發展出來的。
同樣，生物技術等其他方面的技術也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還有全球健康行業，有許多其他參與者，不僅僅是政府，還有慈善基金會，非政府組織等。
因此，有一系列的議題它是由民間和社會組織來運行的，而且更加有效，可以在不同領域中取得進展，並聯系各方參與者，不僅僅是政府。這正是巴黎和平論壇多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此，我們確實有政府代表，但我們也聯合來自私營部門、民間社會的力量、專家和智庫等等，我們圍繞在聯合國受阻的議題，力圖推進這些議程，在規範和政治動員方面取得進展。
我提到過太空領域。我們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公司，來自全球北方和南方國家的太空機構，包括中國公司，發起了 “淨零空間”倡議。在這個行動聯盟中，我們試圖使得低低空軌道上的碎片數量保持穩定或者減少，使太空軌道可持續，這樣我們就不會像破壞地球環境那樣去破壞太空環境，我們可以在未來幾十年和幾個世紀裏享受太空技術給我們的好處。
我還應該提一下，我們和中國合作很好的另一項工作。一年前我們發起“氣候過沖委員會”（the Climate Overshoot Commission），這個委員會由巴黎和平論壇的前主席帕斯卡爾·萊米領導，共有15名委員，主要來自全球南方，也包括一名中國委員。
“氣候過沖委員會”將着重關注，當全球平均氣温升高超過1.5度時我們該怎麼做？不幸的是，很可能會超過1.5度。因此，減排是關鍵核心問題，而且應該繼續是關鍵核心。
我們必須想得更遠一些，因為我們將承受氣候變化的後果，即使我們在緩解全球變暖方面做得非常好。因為氣候變暖是常年累積的，所以會有更多對人類不利的後果。
最後一個例子，我剛才提到了，關於關鍵礦產的開採，我們發起了呼籲行動，以確保國家間的競爭在社會規範、環境和地緣政治都可以接受的條件下進行，並確保競爭不會阻礙開採，確保有足夠的礦物資源來保障本土國家的綠色轉型。
鑑於中國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所以我們要邀請中國方面的人士來參與這一倡議。這是我隨法國馬克龍總統和歐盟範德廉主席訪問來到中國的原因之一。
以下為問答環節：
CCG理事長王輝耀： 我知道您比法國總統訪問中國的航班早一天抵京，這次隨馬克龍總統一同來華的還有很多歐洲的企業家代表隨同訪問。您如何評價這次法國總統和歐盟委員會主席的訪華，以及經貿聯繫所發揮的作用？另外，您剛從機場過來，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到中國所聽所見的感受？
賈斯汀·瓦伊斯： 這是在疫情結束之後馬克龍總統第一次大型訪問。我認為這真的很重要，因為歐洲和中國之間的直接接觸、直接對話，對法國，特別是中國，真的很重要。
在疫情爆發的時候，我知道CCG一直在積極尋求開拓交流。但是為了更加有效的溝通，解決我前面提到的馴服競爭，確保人們之間能夠充分理解，線下面對面的交流很有必要。
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絕對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僅是為了雙方的繁榮等等，也是為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而且從規模來看，商務聯繫可能是人與人交流的第一動機。
因此，我認為應該鼓勵這種經貿來往，我們應該努力雙方建立儘可能多可預測的規則，我們不應該有這樣的錯覺，認為現在的規則已經足夠了，還不夠。所以需要通過最高級別的政治討論，以確保我們的合作。
我們有許多國與國大規模貿易的例子，即使在彼此發生戰爭期間。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和英國、德國和法國之間還在做貿易。貿易本身並不產生和平，但它有助於緩解衝突。因此，我認為經濟貿易聯繫應該繼續，並使之成為一個可預測和更有益的工具。
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是在1990年代末。作為一個揹包客，我坐火車和公共汽車在中國旅行。我認為那是一種很好的經驗，我建議喜歡揹包旅行的可以嘗試。
這次到中國，我剛剛意識到的一個問題，也許CCG可以做些什麼。現在中國幾乎所有的支付形式都是通過智能手機，如果你是一個外國人，過去只使用現金或信用卡，支付會非常困難。我擔心的一個問題是，這可能會限制外國人或年輕學生訪問中國。
第三點，我真的相信中美之間直接面對面的交流是不可靠的，中美歐之間的三角討論真的很重要。
我很瞭解美國。我是專注於中美外交政策的歷史學家。華盛頓有一種強烈的反華情緒，而且這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現在能夠達成一致的少數事情之一。所以他們非常感謝中國，至少在這個問題上兩黨能達成一絲共識。
這是個笑話，但其實不好笑。我們應該非常小心，最近中美關係日趨惡化。我們應該保持面對面對話的機制暢通。我認為通過與中美之間進行坦誠的對話，歐洲可以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最後一點，直面分歧是很重要的，這也是競爭中合作的一種方式。我希望這次訪問，我們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能取得進展，這是外交議程的首要事情。我認為他們需要有趨同，有許多理由相信我們可以達到更高水平的趨同。
CCG研究員明竺（Zoon Ahmed Khan）：很高興看到世界各地的學者、專業人士回到中國，這些面對面的互動非常重要的。我首先要對您提到的在線支付系統做一個簡單的評論。我最近發現，您可以從有微信支付賬號的人那裏獲得一張親屬卡，這樣支付就很容易了。
我的問題是關於全球南方國家的。您提到巴黎合作論壇的組織機構50%左右來自全球南方。現在在全球南部有很多關於規則與法律秩序的討論：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關注佈雷頓森林機構的不公正性，或對其經濟的負面影響，而且他們意識到中國在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實際上對全球規則和秩序是很有幫助的，他們對中國的認知不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充滿懷疑。
所以我的問題是，在涉及到聯合國SDGs目標和氣候問題時，存在很多問題，不僅是適應性，還有不公正，和需要加強全球南方國家的話語權的問題。那麼，當涉及到未來的全球治理問題時，您對如何加強全球南方話語權有什麼看法？你是否認為強化南方國家的聲音實際上可以減少今天全球大國之間的誤解？
**賈斯汀·瓦伊斯:**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我提到6月22日和23日在巴黎舉行的關於新金融機制峯會將提供部分答案。
為什麼選擇今年召開這個峯會，是有原因的。2023年提供了一個機會窗口，因為在美國沒有選舉，其他地方相對穩定。
印度今年擔任20國集團的輪值主席，而美國和歐洲將主持Cop28主席團。順便説一下，印度也是6月巴黎新金融機制峯會的共同主席。
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每個人都不滿意。從外交角度講，大家對世界銀行近年來的運作方式不滿意。這也是一個機會，因為現任世行行長戴維·馬爾帕斯今年將卸任，我們將迎來一個新行長。
許多國家正在動員起來，圍繞佈雷頓森林體制，以及目前的國際金融架構不適應我們的時代展開討論。你知道，像巴基斯坦在去年8月遭遇可怕的洪水，成千上萬的人死亡。那怎麼能指望他們償還IMF的債務？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機制，需要對多邊開發銀行進行改革。
布林頓森林機構的問題與政府債務解決相關，而中國在這方面可以發揮作用。因為中國不是巴黎俱樂部的成員，而巴黎俱樂部聚集了主要借款方。即使巴黎俱樂部完全消除債務，它也只是一個非常局部的解決方案，因為私人貸款者和中國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借款人。
因此，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問題，以及我們如何為出現債務危機的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流動性？這就是6月巴黎新金融機制峯會的目的，我們要對這些問題展開新的思考。
也就是説，我們需要放棄20世紀40年代，甚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思維方式，和在此基礎上的華盛頓共識，並思考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多邊機構在氣候變化時代應該做什麼，必須保持對優先事項的關注，但我們需要記住，我們需要使新機制可持續。
因此，為了加強全球南方的聲音，我們不僅會邀請南方國家人士出席峯會，他們將有機會充分傳遞他們的聲音。我們有一些基金會資助他們的旅行，以確保他們將出席。不僅如此，他們能夠與峯會創建者進行對話，以便在做出決策之前吸收他們的意見。不僅是在峯會上，峯會之後這種溝通還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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