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脱長衫”改送外賣，癥結在哪兒？

【文/觀察者網 童黎 編輯/馮雪】

本週，“送外賣的碩士想結束北漂”衝上網絡熱搜。

@閃送員陳師傅 在幾天前發佈短視頻，“攤牌”自述“38歲四川大學哲學碩士，前《南方週末》資深記者，做過互聯網、公關等，失業超過半年”。

他説自己接受各種崗位，“也脱下孔乙己的長衫”開始送外賣，但還是着重投遞了地方民辦高校老師崗位。

視頻截圖

巧合的是，陳師傅的碩士畢業論文題目是《嵇康道家——道教思想研究》，他看到老家青城山招出家道士，但招募年齡卡在了35歲。

有媒體報道，這是陳濤北漂的第12年，由於沒有太明晰的規劃和這幾年的消耗，他幾乎沒有存款。隨着“攤牌”視頻的走紅，炒作質疑和加油鼓勵一起湧入了他的生活。

而陳濤提到的“孔乙己”，已經跳脱出魯迅筆下的時代，成為3月互聯網的“頂流”。社交平台上，“央視網談孔乙己文學”的話題閲讀量高達6.4億次。

社交媒體截圖

“都説學歷是敲門磚，但也是我下不來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長衫。”孔乙己的翻紅來源於這句話。

接受過高等教育，暫時沒找到理想的工作，但又不想將就從事社會刻板印象中的“低端勞動”……於是，折射這種焦慮情緒的“孔乙己文學”觸動了部分年輕人。“大學最後悔學的專業是什麼”、“今年高校畢業生預計1158萬人”等話題也接連引發熱議。

社交媒體截圖

但在讀書人囿於長衫、高台的時候，“瓦工年薪25萬仍招不到人”同樣是就業市場上不可忽視的現狀。長衫與短衣之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的調整空間。

有人指責年輕人放不下身段，也有人思考如何讓“文”、“理”、“工”各色長衫更加合身，讓短衣也光鮮亮麗，最終避免面臨“孔乙己”那樣的兩難選擇。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長期關注教育問題，反對中考過早分流，建議十年義務教育。他在接受觀察者網採訪時指出，“孔乙己文學”在國外也是個突出現象，“這在美國就是很大一個問題，富士康到威斯康星去設廠，最後廠子沒設起來，為什麼？招不到技術人員，沒人去幹。”

他分析了“孔乙己”現象的背後原因，並指出就業市場“文科弱勢”的關鍵背景之一：“過去20多年，大學主要在擴招文科，因為文科好辦，成本低。辦工科要實驗設備，要材料，難度和消耗就大了。”但是，“不要拿剛畢業的大學生收入和有很多工作經驗的工人來比較，這本身就是錯誤的”，企業也“不要急功近利，恨不得大學生來了就能上手幹活”，善待員工和實習生就是對社會的巨大貢獻。

在姚洋看來，大學已經到了普及階段，在中學進行強制性“普職分流”對很多孩子是不公平的，特別對男生打擊非常大，而且職高裏75%的學生都是農村孩子。

“大學生收入沒有倒掛，你願意吃建築工人的苦嗎？”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3月底發佈的數據顯示，今年北京高校預計畢業生當中，碩博畢業生人數約16.1萬，首超本科生的13.6萬人。

無獨有偶，上海同濟大學今年本科畢業生約4400人，碩博畢業生人數約6500人；南京大學2022屆畢業生共9563人，本科畢業生佔33.01%，碩士畢業生佔55.38%，博士畢業生佔11.61%。

與此同時，今年我國高校畢業生數量將達1158萬人，創歷史新高。3月23日，教育部在新聞發佈會上介紹，我國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59.6%，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

有媒體圍繞“學歷通貨膨脹”之説展開了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是中國教育高地，具有豐富的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資源，同濟大學、南京大學等也排在國內頂尖高校之列，它們的情況並不能代表全國，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教育的現狀。

“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近乎普及的階段，年輕人的大學初入學率早已過半。”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在分析“孔乙己文學”背後原因時表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背景。另一方面，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不足，在供需關係作用下推高了收入水平，反倒顯得大學生工資低了。

“但是普遍來看，大學生的收入沒有倒掛。有人可能會説，建築工人一個月拿八九千，那你願意去吃那個苦嗎？這就是付出和回報的問題。而且建築工人再努力，最後也就是八九千，一年賺幾十萬的是稀缺人才，技術的確好。一個大學生好好幹個五六年，工資遠遠超過普通工人。”

姚洋提醒，拿剛畢業的大學生和有很多工作經驗的工人來比較，本身就是錯誤的。

油工劉延強：刷漆、打磨弄得全身都是，特別髒。油工基本上都是30歲以上，年紀小的基本上就沒有人幹這個了。去年帶徒弟了，今年還沒有，不好招。 圖自央視財經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錯位比較中，本科學歷似乎“不值錢”了，“考研高考化”的火越燒越旺，“考研大軍”人數連創新高，在2023年達到474萬。

但打開招聘軟件，越來越多企業也將面試要求定在了“碩士及以上”。

“我覺得沒有太大必要。”姚洋在採訪中表示，不少企業的工作，本科畢業生完全可以勝任，根本就不需要研究生。

他認為，很多企業的觀念需要轉變，之前大學生就能幹的事，為什麼非得要研究生呢？就好比許多企業非得要應聘者有實習經歷，攪亂了學校日常教學。

“我們的企業還是應該心胸放大一點，把踏踏實實的、認真學習的學生招進來培訓一下，不要急功近利，恨不得大學生來了就能上手幹活。”

“這是市場信號，文科生創造的價值沒有工科生高”

好不容易跨過人生第二座“高考”獨木橋，不少碩士畢業生拿到了比本科生更高的起薪。

只是也有不如意。3月，在“211文科男碩士吐槽招聘會均薪5000元”的熱搜話題下，有網友評論碩士“眼高手低”，也有人稱“文科就業面確實窄”。

儘管當事人澄清稱“5500元是整體參會公司的平均值”，但新一輪文理之爭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續數日。

去年畢業季，紅星新聞曾在《985名校文科生找工作的這九個月》報道文章中援引教育部統計稱，2021年全國應屆研究生中，人文社科類學生佔44.11%，略高於理工科的41.54%；在應屆本科生中，兩者比例拉大，人文社科類佔51.5%、理工科佔39.9%。

報道截圖

同年4月，智聯招聘發佈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人文學科等專業畢業生的同期就業簽約情況明顯落後於理科、工科。同時，選擇讀博的碩士生增多，“考博熱”或正在興起。

姚洋在談到“文科弱勢”時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過去20多年，大學主要在擴招文科，因為文科好辦，成本低。辦工科要實驗設備，要材料，那難度和消耗就大了。”

“對於文科生而言，一方面創造的價值本身就沒有工科生那麼高。全世界都這樣，不光是中國。另一方面，文科生供給量還那麼大，所謂的‘市場價值’自然就沒人家工科生高，這就是市場信號。”

在2021年刊載的論文中，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曾將我國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的高等教育升學情況大致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1978—1998年，“讀書的料”上大學。能夠考中接受高等教育者鳳毛麟角，被認為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

1999—2009年，獨生子女爭先搭上“升學電梯”。自1998年起，報考大學的主體人羣成了獨生子女，恰逢高等教育政策性大幅擴招，本科和專科入學人數均急劇增長。

2010—2020年：競爭持續升温形成“高壓鍋”。2010年後，18歲人口數量連年減少，高等教育繼續擴招，而速度明顯放緩。但急速的擴招帶來的副作用逐步顯露，人們發現過去大學生在初入就業市場上能享有的優厚待遇現在只有少數名校大學生才可能擁有。

一時間，安徽六安毛坦廠中學成為時代的縮影。

陸一分析認為，大學生就業局面由過去的“賣方”市場演變為“買方”市場，不能單純地歸因於高等教育總量過剩，因為經濟產業界對專業技術人才仍然供不應求，職位空缺和失業現象並存。高等教育的擴張總體上有其積極意義，然而急劇的擴張導致了勞動力供求結構不協調。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印發了《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要求到2025年優化調整高校20%左右學科專業布點，新設一批適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學科專業，淘汰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學科專業。

改革方案同時要求，**基礎學科特別是理科和基礎醫科本科專業點佔比進一步提高。**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勞動力供求結構不協調的問題。

“大學都到了普及階段，那中學為什麼要分流？”

孔乙己不會隨便脱下長衫，除非在當下短衣更適合他。

如果他本來就是短衣幫，但又能像長衫主顧那樣走進咸亨酒店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據央視財經3月中旬報道，當前裝修需求階段性激增，市場上出現了“用工荒”。山西的王紅偉幹瓦工二十多年，他告訴記者去年掙了將近20萬元，今年預計能掙25萬元以上，雖然掙得不少，但卻招不到徒弟。

“瓦工一般都是40歲到50歲最多，年紀小的都覺得這個活兒髒累，再説學瓦工週期長，正常也得一年半載的。”他解釋説。

早在2019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網站就轉載文章“中國高級技工缺口高達2000萬，大國智造誰來造？”，討論人才缺口掣肘中國製造轉型。

一方面，對於技術人才的用人體系評價、工資待遇激勵、社會保障水平等仍然與學歷掛鈎，人才觀念有待轉變；另一方面，職業教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裏不得不提一個詞：普職分流。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劉玉照早前接受觀察者網採訪時介紹，很多國家都分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兩個體系，不同國家的普職分流起點可能不一樣。在五六十年代，我國主要的職業教育在初中這部分。現在職業初中基本取消，普職分流在義務教育階段之後，也就是初中升高中這個時候。

“關於職業教育的分流，我們國家政策規定是50%，但實際操作中，大家對職業教育積極性不是特別高，所以大部分城市職業教育達不到50%，普通教育比例都超過了50%。”

針對就業市場上的“技工荒”、技工老齡化、人才相對不足等現象，劉玉照認為問題在於“我們的教育體系、教育內容和就業市場一度是錯位的”。

他解釋説，2000年之後，中國工業製造業企業大規模發展，但是當時大學擴招的是本科，這一部分學生實際上是很難進入製造業企業的。實際上，大學擴招導致了職業教育的萎縮，也同樣導致了就業市場上人才和市場需求的錯位。

那麼普通、職業教育應該如何匹配？

姚洋長期主張進一步“取消中考分流，普及高中教育”，把選擇權給學生、給家長。他在採訪中表示，“我覺得這樣強制性的分流，對很多孩子是不公平的，特別是對男生打擊是非常大的。現在大學都已經到了普及階段，那中學為什麼要分流？這是説不通的，也不利於城鄉之間的教育公平，職高裏75%的學生都是農村孩子。”

他反對這樣的分流“把高考的壓力傳遞到了中考，孩子們就只會考試。甚至於最後一年，職高學生跟普高學生一樣在那刷題，完全是浪費，因為目標還是要上大學。”

深圳一技工學校的校園新聞

“而且進入職高之後，學生自認為就是差生，對自己人生的定位就不對了。我們要改變對所謂職業教育的刻板印象，我覺得就應該叫‘技術教育’，因為包括我做老師也是個職業，對不對？”

他補充説，另一方面，企業對員工的要求提高了，包括一線工人，所謂的職業教育就需要重新思考。現在的職高教不了那些東西，那麼企業也不會聘用，因為幹不了那活，必須是大專生，得在懂原理的基礎上舉一反三。

觀察者網注意到，去年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取消了“普職分流”的提法，改為普職協調發展，強調要注意把握關鍵詞“因地制宜”，即不要“一刀切”，要允許各地普職比例在一定範圍內存在差異。

另據界面新聞近期報道，我國普職分流向“七三開”邁進。

近三年普高、中職招生情況  圖自界面新聞

3月23日，教育部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着重提及“根據產業升級調整需要和社會新增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提升的規律”，“通過中高職貫通、中高本銜接、完善職教高考等，為有意願夠條件的學生提供多種就業、升學發展路徑”，“打破職業教育的內循環和職教學生的固化身份”。

姚洋也肯定了新“職教法”中的“職普融通”方向，也就是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在高中階段要融通起來。

“我們現在不是缺少選拔，而是缺少讓孩子自由發揮、自由想象的空間，這對我們中華民族未來是很不利的。”他説。

“如果是孩子們自己去選擇的，覺得感興趣，就是要去讀某某技術的院校，那未來工作起來也是心情舒暢，就不會存在所謂‘孔乙己脱長衫’的問題。”

他也喊話頭部企業承擔一點社會責任：“先別想着什麼捐款，把基礎的做好，別老搞996，要善待員工，善待實習生。這是對社會的巨大貢獻，給我們整個社會減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