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明：遏制與反遏制，中美之間一場無法避免的戰略較量

【文/周建明】

今年兩會期間，3月6日習近平主席在看望全國政協委員時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遏制”這個概念首次被用來界定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的戰略。

什麼是遏制？其本質是什麼？

遏制並不是美國目前對華政策的官方用語，他們使用的是概念“戰略競爭”。遏制是自特朗普上台以來，我方對美方戰略的總結：美國在不擇手段地遏制我們。

遏制曾是美國對蘇冷戰時的核心戰略。冷戰的起點就是1947年3月從杜魯門政府援助希臘，當時，杜魯門政府明確表示要用戰爭之外的手段來遏制蘇聯的擴張。從此美國告別了孤立主義，確定了一個遠高於自身安全的戰略目標：在全世界推行美國所信奉的“自由”。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950年68號文件《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與計劃》指出，“我們的自由社會不得不承認，蘇聯體制向我們提出了生死挑戰”，“克里姆林宮對美國的挑戰不僅是針對我們的價值觀念，而且是針對我們用於保護這些價值觀存在的環境和物質能力。”

1948年8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20/1號文件提出的遏制戰略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1.把蘇聯的力量和影響減少到使他們不再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的程度；2.使蘇聯掌權的政府從根本上改變其信奉的國際關係的理論和實踐。”該戰略文件也明説：“我們謀求蘇聯採納這些概念，等於説我們的目標就是推翻蘇聯政權。”這些內容後來在國家安全委員會20/4號文件中再次得到強調。而且，不管戰後是什麼樣的政府在蘇聯執政，美國都要剝奪其對美國構成威脅的一切可能性，即使是非共產黨的、親西方的政權上台也不例外。這就是冷戰的本質。遏制戰略的這個本質，已經被以蘇東解體為結果的冷戰，以及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俄羅斯繼續打壓的戰略所證明。

所謂“遏制”，就是要把不同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不同社會制度的對手置於死地。只不過不是採用武力摧毀，而是採用各種手段進行遏制，使其無法發展、孤立，直至最終垮台。美國的遏制戰略也會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具有不同的特點，例如，冷戰期間對蘇的“緩和”、以及現在對我的“戰略競爭”。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實行對華“接觸（Engagement）戰略”，甚至同意與中國建立“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也始終沒有放棄對華遏制的一手。比如，在高技術領域用《瓦森納協議》限制我們；在台灣問題上默許台獨勢力發展、不斷對台軍售，而限制我對台使用武力；對藏獨、疆獨、港獨勢力的支持。只不過當時美國還抱有這樣的期望：通過接觸把中國拉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通過市場化和經濟自由化，來改變中國的基本制度，使之成為一個接受美國領導、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國家，從而遏制的一手沒有成為接觸戰略的主要方面。

當發現中國利用現存的國際體系迅速壯大，並堅持要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時，美國意識到對中國的“接觸”失敗，從特朗普政府起就明確轉向了遏制。

受美國對華貿易戰影響，孟晚舟於加拿大無故被捕，遭到三年非法拘禁後終於歸國（圖源：IC Photo）

美國之所以要遏制中國，核心是中國不願意西化和屈服於美國的霸權，不願意放棄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和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並且顯示出特有的文化、政治、制度、道路優勢，正在進一步轉化為日益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被認為是世界上唯一能全面挑戰美國霸權的國家，因此被視之為最危險的戰略對手。

對於美國對華遏制，國內有不同的解讀：認為是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和在高科技領域不斷突破，動了美國及西方國家因壟斷而獲取超額利潤的奶酪；認為是中國軍力的發展已大大縮短了與美國之間的差距，甚至完全可能成為可匹敵的對手；認為美國想霸住台灣不放，成為手中牽制中國的王牌和維持作為世界霸權的信譽，等等。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還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説到底，是美國的安全觀根本容不下一個走自己現代化道路的中國，更容不下由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導致整個國際秩序的改變、最終失去霸權。

筆者曾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邏輯——遏制戰略解析》中分析過這種安全觀背後的邏輯，它具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基於一神論的基督教文明一元化的世界觀，以及由此產生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基本制度推向整個世界的使命感。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言，美國的文明內在地存在“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認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場、權力有限的政府、人權、個人主義和法制的價值觀念，並將這些觀念納入它們的體制”的使命。對不同的文明內心具有像消滅異教徒那樣的信仰衝動。所謂稱霸世界，不但要用武力和經濟力量征服世界，還要用美國人所持有的精神力量來改造世界。因此，美國天生與一個多元文明、多極化的世界水火不相容，更不用説對一個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了。

亨廷頓認為，美國文明與中國文明之間存在較為強烈的衝突（圖源：《文明衝突與世界關係的重建》）

第二、基於其特有的世界觀，美國總是首先從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出發來界定威脅，從而把威脅放大；再由所界定的威脅出發來界定自己的國家利益和配置戰略資源。因此，這是一個滿世界找威脅，看誰都像敵人的國家安全觀。

第三、美國的安全觀所相信的基本邏輯就是實力，主要是軍事和經濟為代表的硬實力，把追求壓倒性的絕對優勢作為保證安全的首要條件，也是戰略競爭的核心內容。在冷戰過程中是這樣，冷戰結束以後還是那樣。早在1991年冷戰剛結束，老布什政府就準備了一份國防指導性文件要求努力防止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現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面對現在的中國就更是這樣。

第四、在美國的戰略視野中，對地緣政治的關注已成為固定的範式，着眼於發現對手。從海權論開始，就表明這個未來的帝國目標遠大，着眼於全球的地緣政治。不管是對控制關鍵地區還是控制海上通道，是實現軍事准入、圍堵對手，還是奪取戰略資源，甚至開闢新的戰場上，美國都有着深遠的考慮。

第五、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西方國家的領袖，美國具有充沛的外交資源，積累了豐富的外交經驗，長於運用外交手段來追求自己的戰略目標，尤其把結盟作為其實力的放大器。另一方面，美國從其特有的安全觀出發，對被界定為威脅的對象，就被認定為“邪惡”，可以不擇手段，不受法律、國際組織的規則和道德的制約，採取任何做法來對付。美國常稱某些國家為“流氓國家”，而美國的所作所為——拖欠聯合國會費、對別國任意制裁、長臂管轄、關塔那摩黑監獄、競爭不過就抓捕華為高管、監聽德國領導人、利用軍事佔領偷盜敍利亞石油、在軍事行動中濫殺平民，國際流氓行為真是罄竹難書。只不過因其霸權，別人無法對其清算。

2021年5月，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柏林召開新聞發佈會，要求美國就監聽盟國一事做出解釋（圖源：IC Photo）

在這樣的美國眼中，一個堅持要走自己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中國，必定會被遏制就一點不奇怪了。只不過以前中國人習慣了美國實施接觸戰略時的思維與政策，從中國固有的和合共生的文化出發，認為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希望相互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實現和平、合作、共榮。但美國對中國的認知早已過了所能容忍的邊界，遏制中國成為了民主共和兩黨和國內精英的共識，在國家戰略的天平上經濟利益已完全被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壓倒。在“戰略競爭”的名義下，遏制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政治正確”和國家利益的化身，成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軸。

遏制與反遏制，中國必須要經歷的偉大斗爭

自改革開放以來到黨的十八大，中美關係雖時有摩擦，有時還很尖鋭，但還維持在總體穩定的框架內，這也是我國改革開放發展極為重要的外部環境。“重中之重”經常被人們用來形容中美關係的重要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開啓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當時，對美考慮的主要是對台、對港、對疆、對藏及其他領域的安全問題，在經貿領域中美兩國關係還大體正常，在高科技領域美國是我們學習和引進的主要來源之一。自特朗普上台以來，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無論是中美貿易戰、對我高新技術企業的制裁和“脱鈎”、對在美一些華裔學者的無端逮捕、對國內一些高校的制裁、在台港疆藏地區興風作浪，以新冠病毒溯源為名把矛頭指向中國等等，其目的都不是某種具體目標，而是要遏制中國。2021年民主黨上台後，拜登政府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形成了對我全面遏制的局面。所謂“全面”，就是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外交、文化等各種領域，無一例外地進行遏制。這是自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係最具對抗性的時期。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就非常注意不讓主要對手的主要矛頭對準自己。在蘇東劇變之後，鄧小平又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使中國在波濤洶湧的國際格局劇變中，贏得了相當長的戰略機遇期。但當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發展到世界第二的經濟規模，進入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期，再想躲避美國對我全面遏制的戰略矛頭已失去了可能。

面對美國糾集着一些西方國家對我進行全面遏制，我們應該怎麼辦？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反遏制。

反遏制不是尋求與美國的全面對抗，形成相互遏制的戰略態勢，而是尋找突破口，千方百計突破美國對我的制裁、圍堵和打壓，繼續走好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同時，反遏制就是要團結、爭取世界上大部分國家，與他們合作，通過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迫使霸權主義收斂，使國際秩序更公正、更民主。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除了反遏制已別無出路。要取得反遏制的勝利，關鍵在三條：

一是通過反遏制，徹底搞清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之間的區別，徹底拋棄崇洋媚外的心態，擺脱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更加堅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樹立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信心。

二是在反遏制過程中，重新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發揮好舉國體制和運用好我產業門類齊全、市場廣闊的優勢，加緊攻關突破被西方卡脖子的瓶頸，建成獨立自主的高科技產業鏈，通過“一帶一路”建設開拓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潛在市場，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能有效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發展格局。

三是以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遵循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建立國與國之間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權與尊嚴的基本規範；堅持以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分歧與爭端，堅持國際秩序平等、公正與民主的改革，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對國際爭端促和促談，為實現和平、發展、共榮的世界而努力。

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這場遏制和反遏制的鬥爭，一定能激發起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奮發圖強的精神，團結起來，戰勝各種挑戰，克服各種困難，奪取最後的勝利。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美國自身已陷入了難以克服的困難之中：在世界上以霸權自居，到處干涉擴張，樹敵過多，巧取豪奪，早已使戰略資源和國際信譽嚴重透支；國內不僅經濟社會高度分化，社會治理和人民健康都處於嚴重赤字狀態；在極化的政治和選舉制度中，民主、共和兩黨為追求選票而惡性競爭，使國內的輿論場和政策制定圈都失去任何理性的空間。今天的美國，已充分暴露出新時代帝國主義的本質，也充分暴露出資本主義的付腐朽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與美國之間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其深遠意義超出了我們民族偉大復興的成功與否，也事關着人類的前途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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