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里米·克利夫：馬克龍如何成為歐洲最強領導人，並活躍於世界舞台？-傑里米•克利夫
【文/傑里米·克利夫，譯/華東政法大學21級翻譯碩士在讀 薛媛】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設想過這個問題：“如果我想聯繫歐洲，我該打給誰？”。隨後的幾十年裏，此問題的最佳答案五花八門。但如今，可以肯定，應該打給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
他在愛麗捨宮已經住了五年，對歐洲的未來思慮深刻。他於去年獲得連任，其任期將持續到2027年，他放眼歐洲大陸以及全球各地，尋找亟待解決的棘手問題。之前的6月，馬克龍喪失了議會的多數席位，這與之前在任的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權力遭到削弱如出一轍。因此，馬克龍正將其注意力轉向世界舞台。
馬克龍於去年發起了關於歐洲政治和戰略討論的歐洲政治共同體(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論壇；開展了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和平談判；公佈了在2030年前實施的一項全面改革法國武裝部隊的計劃；重新制定了法國的對非政策；在曼谷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論壇上倡導超越中美緊張關係，建立“單一的全球秩序”；在巴厘島舉行的G20峯會上與中國就烏克蘭戰爭進行會談；併為歐洲有史以來最大的共同防禦項目開了綠燈。2022年11月29日，他抵達華盛頓特區，進行喬•拜登總統任期內的首次國事訪問。他在世界舞台上的極度活躍值得關注。歷史學家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開玩笑地將他比作“雅克•路易•大衞(Jacques-Louis David)畫中的英雄——畫中，拿破崙騎着一匹白色駿馬，一隻手指向前路，奔騰着越過阿爾卑斯山。”
然而，儘管如此，馬克龍還是令人捉摸不透。他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出現了一些失誤，甚至遭遇了慘敗。有時事與願違，因為宏偉願景與現實情況並不總是一致。馬克龍到底是自由國際主義者還是法國主權主義者？是理想主義者還是現實主義者？是西方高層國家集團的成員，還是單槍匹馬的單邊主義者？或者説，“馬克龍主義”到底是什麼？
2023年4月7日，廣州，法國總統馬克龍（右二）來到中山大學參觀。
馬克龍對外交政策方針的態度始於這樣的信念：我們的世界是霍布斯式的，秩序混亂，危險重重，在這個世界裏，歷史不僅從未隨着蘇聯解體而真正“結束”，而且正在加速發展。據他分析，這是人類之間的相互聯繫和全球力量平衡變化的產物（用他的話説，這是“一種存在於普遍主義之間的競爭”）。
在9月發表的法國大使會議年度演講中，基於上述原因，馬克龍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不是“一個應該與其他事件割裂的事件，而應是一個近乎符合邏輯的結果，是許多現象共同發生作用的催化劑。”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塔拉•瓦爾馬(Tara Varma)解釋稱：“馬克龍認為，世界多地惡化的局勢，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着歐洲和法國公民”。“我們應如何維持多邊體系？如何鞏固、更新多變體系？”“馬克龍主義”正是他對此問題的回答。
在實踐中，以下兩點能夠支撐“馬克龍主義”。第一，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外交政策準則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即法國應該是一個“平衡大國”，這源於法國眾多具有影響力的“工具”：歐盟、聯合國安理會和北約成員國身份、核武器、各大洲的殘餘殖民領土，以及法語的全球影響力。法國試圖利用這些，在失衡加劇的地方對沖突進行調解，並幾乎不惜一切代價保持其行動的自由。他認為，“重建一個完全獨立的、統一民主的歐洲”，應包括税收、國防、數字、移民、教育和研究政策、新聯邦結構（歐元區的財政部長及預算），歐洲選舉中泛歐名單的進一步整合，以及以歐盟“快速反應部隊”的形式組建未來歐洲軍隊的核心。
這兩點的重要區別是，第一點將馬克龍置於巴黎的“戴高樂——密特朗主義”的傳統之中（即優先考慮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在法國獨立中功不可沒)，第二點能夠支撐“馬克龍主義”的是“馬克龍在索邦大學所作的演講”，這超越了前者。馬克龍的前顧問、現就職於德國外交關係委員會(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沙欣•瓦萊(Shahin Vallée)稱：“在他的講話中，他比以往任何一位法國總統都更加堅定地支持歐洲，‘馬克龍主義’的本質是調和法國傳統的‘平衡’立場與外交政策歐洲化之間的矛盾。”瓦爾馬稱：“他想創造一種新的外交政策傳統，並劃出一條新的分界線將‘馬克龍主義者’和其他國家分隔開來。”
馬克龍的性格造就了他的野心。按照法國準君主式總統的標準來看，馬克龍擁有非凡的自信；他堅信在演講和世界峯會中能夠運用自己的能量和智慧克服矛盾，越過看似牢不可破的障礙。
有些人將他野心的成因追溯至馬克龍學生時代的導師——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其被稱為超越“非此即彼”思維的“兩者共存”思維的倡導者。馬克龍傳記的作者索菲•佩德(Sophie Pedder)稱，“這種‘共存’的‘利科精神’解釋了總統‘尋求調和突出矛盾的力量’，從而有助於‘理解有時似乎是針對基本政策問題的模糊方法’”。他的哲學訓練可能也解釋了“馬克龍主義”中“抽象”的一面，雖然這種“抽象”能使他擁有深邃的思想，但同時也會令他陷入不切實際的、極度分裂的詭辯中去。
從馬克龍上任起，“馬克龍主義”的輪廓就已形成：他闊步走上自稱為“戴高樂——密特朗主義”的道路和歐洲主義道路。在前一條道路上，他積極拉攏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17年凡爾賽宮召開的峯會上接待了俄羅斯總統）和唐納德•特朗普（2018年美國總統對巴黎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國事訪問，以深化兩國的“兄弟情誼”）；為回應杜馬化武襲擊，對敍利亞政權進行軍事打擊；繼續在薩赫勒地區滲透法國的反聖戰分子；並在利比亞內戰中支持軍閥哈利法•哈夫塔爾(Khalifa Haftar)。
在歐洲主義道路上，他在索邦大學發表演講，並努力爭取安格拉•默克爾加入其議程。我們在柏林總理府參加兩人舉行的首次聯合新聞發佈會時，可以明顯感受到法德雙方建立合作關係的可能性。這位德國總理引用作家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話調侃道：“每一次開始都藴含着一種魔力。”一年後，基於雙方的夥伴關係，法德簽署了法德梅斯伯格協議，推動在全歐盟範圍內對數字巨頭徵税，以及其他在共同經濟、移民和國防政策方面做出不太明晰的承諾。
2019年是一個轉折點。很明顯，馬克龍對特朗普和默克爾所付諸的努力都已落空：美國總統退出了伊朗核協議，並從敍利亞北部撤軍；而德國總理在大部分議程上並未做出妥協。在國內，馬克龍正在與“青年黨”的抗議活動作鬥爭。國際和國內嚴峻的形勢，使“馬克龍主義”中的“戴高樂——密特朗主義”特徵更加突出。馬克龍在地中海避暑勝地佈雷岡松堡接待了普京，試圖拉攏俄羅斯；他告訴法國大使，“我們不是一個結盟國”；他阻止了北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加入歐盟；在接受《經濟學人》的採訪時，他否定北約，宣稱北約已處於“腦死亡”的狀態。
2019年10月21日，馬克龍在愛麗捨宮接受《經濟學人》採訪時稱“北約正在經歷腦死亡”。
2020年，馬克龍着力強化法國所扮演的“平衡大國”的角色。在希臘和土耳其在東地中海的競爭中，他強調支持希臘而不是土耳其；站在貝魯特爆炸的廢墟中，他向黎巴嫩承諾了一條通往美好未來的道路；並使法國成為東盟、東南亞經濟集團的正式合作伙伴。杜克洛認為，2020年和2021年是馬克龍外交政策的“關鍵時刻”，如今，成熟的“馬克龍主義”經受了新冠流行病的考驗，隨着法國總統選舉的臨近，我們可以對馬克龍的外交政策做出一些暫時性的總結。
總的來説，馬克龍在第一個任期內取得的成功是朝着法國在歐洲贏得更大主權邁出的第一步。此外，難以想象歐盟共同債務資助了7500億歐元作為大流行病的恢復基金，無疑，這是馬克龍取得的一項巨大成就。在馬克龍的領導下，歐盟委員會主席烏蘇拉•馮•德萊恩（“馬克龍主義者”）已更多地開始從地緣政治角度進行考量。防務和安全合作的新框架正開始建立一種共同的歐洲戰略文化，歐盟正建立議程中所構想的快速反應部隊。今年通過的兩大立法方案為更加充滿活力、更加獨立的歐洲數字經濟奠定了基礎。巴黎智庫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的喬治娜•賴特(Georgina Wright)表示：“過去5年中，馬克龍為改變歐盟所付出的努力比任何其他歐盟領導人都要多。”
但議程中的大部分內容仍是遙遠的願景。歐洲經濟發展不平衡，一體化程度不夠。此外，泛歐盟民主進程一直停滯不前，歐盟在許多重大外交政策問題上存在着嚴重分歧。然而，在歐盟之外，馬克龍的失敗最為明顯。由於他的干預，地中海東部喪失了穩定的局勢；他帶領黎巴嫩邁向美好未來的努力收效甚微；哈夫塔爾的民兵在利比亞被擊退；2021年，澳大利亞放棄了與法國的潛艇協議，並與美國和英國簽訂了新的三邊安保聯盟協定，削弱了法國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法國在薩赫勒地區的增兵行動遭遇慘敗。但馬克龍最大的失敗是他試圖遏制普京，這其中包括他為防止在2022年初爆發全面戰爭而放手一搏開展的磋商。
這些失敗根源於“馬克龍主義”的本質。儘管這位法國總統極力否認，但“馬克龍主義”的兩大支撐核心之間確實存在矛盾，需要進行權衡。法國作為“平衡大國”支持利比亞的哈夫塔爾，破壞了歐盟對這個毗鄰歐洲的失敗國家採取任何共同政策的設想。拉攏普京，否定北約，令中東歐成員國開始對其產生深深猜疑。宣揚在法國建立自上而下聯邦制的願景並未提升受歡迎的程度。
瓦萊稱：“除非你相信歐洲的戰略自主只是法國外交政策的延伸，否則便不可能同時擁有一個奉行單邊主義的、勢力均衡的法國和一個奉行強大外交政策的歐洲”，“大家並不認可在某些情況下法國必須做出妥協這一想法。”這種隨意評論毫無用處（毫無根據地稱牛津——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對65歲以上人羣“效果並不明顯”，這冒犯了英國，並且收到了不要“羞辱”普京的警告，這令基輔的親密盟友大為震驚）。杜克洛稱；“他是一位非常親歐的領導人，但這種親歐通常十分理智，且多是觀念上的。”“他所熱愛的歐洲是他想象中的歐洲，並不是現實的歐洲：德國是現實的歐洲，波蘭是，波羅的海也是……我擔心他會被一些次要問題分散注意力。”“他花了很多時間在亞洲各地旅行，活躍在那裏是件好事，但如果專注於歐洲問題，代價又將是什麼？”
2022年是另一個轉折點，馬克龍贏得連任，他是20年來法國第一位連任總統。但他也是俄烏衝突這場危機的參與者，這場危機削弱他影響力的同時也增強了他的實力。影響力遭到削弱使他為影響並遏制普京、超越因戰爭而恢復活力的北約所付諸的努力實在可笑。與英國或波蘭（更不用説美國了）相比，法國對烏克蘭的軍事出口微不足道。杜克洛曾於當年説道：“馬克龍錯過了一個從2月24日起帶領歐洲應對危機的黃金機會。”實力之所以加強，是因為這場戰爭極度強化了馬克龍對贏得歐洲主權的信念。如同其他西歐國家的首都一樣，在巴黎，大多數人對歐洲大陸在很大程度上繼續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而感到震驚——然而美國可能並不總是願意提供安全保障。
一般情況下，馬克龍在位於愛麗捨宮角落裏的房間工作，這以前是法國最後一位君主拿破崙三世歐仁妮皇后的卧室，它位於宮殿東翼的一層，距離宮殿較遠，可透過窗子望見花園。因其較為偏遠，有些人稱之為“令人發瘋的房間”。然而，為致敬戴高樂總統，馬克龍在宮殿的金廳裏出席某些禮儀場合，因為最初戴高樂曾在此辦公，金廳中有擺放有鏡子和巨大的枝形吊燈。2022年2月24日凌晨，正是在此處，馬克龍接到了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的電話，得知戰爭已經開始：“我們正在全國範圍內作戰。”馬克龍穿着連帽衫和牛仔褲，在辦公桌前度過極為漫長的一天，一大清早就接到幾通電話，參加一連串的會議，直到深夜會議才結束。在核心圈子裏生存需要鋼鐵般的體格，而他的幾位顧問早已精疲力竭，轉身離開了。
2022年3月14日，馬克龍的御用攝影師蘇阿齊格·德·拉·莫瓦松尼埃在社交媒體上公佈了一組全新的總統辦公照，引發熱議。
此前，馬克龍在愛麗捨宮的生活分為兩部分。馬克龍的政黨失去了立法選舉的多數席位，瑪麗娜•勒龐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成為國民議會的第二大政黨，在577個席位中獲得了89個席位，因此，通過新法律將是一場持久戰。法國政府經常援引法國憲法的第49條第3款，該條款允許行政部門強行通過立法。馬克龍正在考慮今年舉行新的立法選舉以確保其政黨的多數席位，但也很可能在渡過生活成本危機最艱難的時期後再考慮舉行。包括與他信任的新總理伊麗莎白•博爾納(Élisabeth Borne)定期會晤在內的所有這些事務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但與此同時，馬克龍也以更大的熱情投身國際事務。
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是他在迎合國內輿論。國民聯盟的新力量意味着需要將馬克龍的所作所為視為其在為法國利益而戰。但對此更廣泛的解釋是，他在思考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我如此痴迷，只為一件事，”最近在一次記者採訪中，馬克龍稱，“我認為，我們對孩子肩負的責任是能夠讓他們像我們一樣自由選擇。”
第二輪任期內，馬克龍要在世界舞台上優先明確遺留的政治問題。在歐洲，他希望議程能夠取得飛躍性進展，包括防務一體化，建立更強大的歐洲能源基礎設施，以及在2024年歐洲選舉中再次推動建立泛歐候選名單。他希望對於戰後的烏克蘭，歐盟要扮演主要角色。但他也認識到歐盟無法在任何和平進程中發揮首要作用，因其並未率先為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他正在考慮設立一個新的鉅額債務援助基金，讓歐盟成為重建烏克蘭的主要參與者。諮詢機構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的米吉•拉赫曼(Mij Rahman)表示：“法國認為，在對烏克蘭的外交政策中，資金至關重要。”
長遠來看，馬克龍希望轉變其在非洲的角色，從軍事主導轉變為更加關注經濟和文化，諸如“綠色長城”等項目（擬建造8000公里長的植樹造林帶，防止撒哈拉沙漠進一步荒漠化）遭遇了烏克蘭的軍事抵抗，美國也正遠離歐洲。共和黨現在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奉行孤立主義政策的政黨，甚至民主黨也希望將美國的長期注意力轉移到太平洋地區。
如果馬克龍想要在連任內取得成功，那麼他就需要吸取第一輪任期內的經驗教訓。他必須認識到在贏得歐洲主權和實現法國作為“平衡大國”的願景之間需要做出權衡，需要調整個人風格，他需要更加謙遜，更加註重外交手段，在治國方略中，需要更多地建立聯盟。杜克洛強調：“如今，與烏克蘭和俄羅斯打交道，就會涉及波蘭。處理利比亞問題，就會涉及意大利。如果法國想單打獨鬥，根本就行不通。”杜克洛認為，馬克龍在連任內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他能適應這些變化嗎？”
但最近幾周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跡象。今年早些時候，在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國時，法國提出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的想法，即建立一個將歐盟與高加索地區、西巴爾幹地區、烏克蘭、摩爾多瓦、土耳其和英國聯合起來的論壇，但許多人認為這是法國破壞歐盟擴張的慣用伎倆。杜克洛説：“法國在未事先進行諮詢的情況下以典型的‘法國方式’宣佈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但確實奏效了，因為法國外交官和法國總統能夠理解並解決分歧和存在爭議的問題。”
馬克龍明確表示，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不是加入歐盟的替代方案，而是一種補充。拉赫曼説，“這表明總統和外交部的心態發生了根本轉變；他們現在意識到，如果歐盟不把其與俄羅斯邊境之間的國家拉攏進來，就政治宣傳和混合戰爭而言，他們將成為莫斯科打擊的目標。”10月6日在布拉格舉行的歐洲政治共同體首次會議，志願加入歐盟的國家得到了與其成員國平等的待遇，這對歐盟來説是一個分水嶺，但對長期以來倡導開展歐洲排他項目的法國來説更是如此。
11月9日，馬克龍在法國海軍的地中海母港土倫港發表了重要演講。在演講中，他公佈了對法國的新戰略評估，並重申了他對秩序混亂、危險重重的世界的看法：“這場（烏克蘭）戰爭也説明了……規則和禁忌的弱化以及慾望的瀰漫。”隨後，他引用了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話：“這些情況令這個時刻變得危險，舊的平衡受到挑戰，而新的平衡尚未實現。”他再次承諾，要對法國作為大國復興的角色與贏得歐洲主權的目標進行協調：“到2030年，我希望法國強化其作為團結一致、光芒四射、有影響力的平衡大國的角色，成為歐洲自主的驅動力。”
然而，馬克龍在土倫港的演講也藴含着進行修正的跡象，其聲明放棄2019年的戴高樂主義轉向。在他的演講中，他不再稱北約已經處於“腦死亡”的狀態，而是“歐洲集體安全的基礎和重要框架”。俄羅斯的戰略選擇“不可逆轉”，法國不得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多個地區內，以競爭、挑戰和對峙的形式，與莫斯科對抗”。
法國在薩赫勒地區的軍閥哈利法•哈夫塔爾(Khalifa Haftar)將以失敗告終，長期與英國緊張的關係將愈發緊張，與德國的防務一體化將會在巴黎會議上重新得到重視。在土倫港發表演講後不久，11月18日，馬克龍與德國和西班牙就價值1000億歐元的未來空中作戰系統達成了新的協議，這是歐洲歷史上史無先例的綜合防禦項目。
這是一種演變，而不是轉變。毫無疑問，馬克龍可能會繼續發表毫無裨益的評論；在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開展單邊主義行動。他可能會繼續錯過建立歐洲共同地位的機會，因為他默認了舊的“戴高樂——密特朗主義”願景，即建立一個獨立的、力量平衡的法國。他試圖將巴黎定位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橋樑，這肯定會激怒美國。換句話説，他在許多方面仍將是一位典型的法國總統——他和歷屆法國總統一樣，在愛麗捨宮的金色大廳裏辦公。他對這兩方面的追求並不完全有誤：確實，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可以是一個國家集團，但其中的個別國家也可扮演某種獨特的角色。而在國際事務中，二者共存也十分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