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宇方：貝爾伯克來，只是走個過場？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朱宇方】

德國外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剛剛完成了其上任後的首次中國之行。

這位德國綠黨政治家雖然此前從未到訪中國，但早已因其對中國的強硬姿態而聞名。

在就任德國外長前的2021年12月，貝爾伯克接受採訪時談到對中國的看法以及將如何與中國打交道時説：“為了解決全球問題，我們必須相互合作。例如，在與氣候危機的鬥爭中，或在抗擊新冠大流行的鬥爭中，必須團結才能取得成功。在這些領域，我們是合作伙伴。在其他領域，我們則是競爭對手，特別是在涉及到未來技術領導地位的問題上。”這番表態可謂完全符合這屆由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組成的德國政府對中國“合作伙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的三重定位。

就任外長之後，貝爾伯克堅定奉行所謂的價值觀外交。除了在台海和人權等問題上頻頻做出尖鋭表態，對中國橫加指責，她還尤其熱衷於鼓吹“中國依賴”的危險，批評德國大企業短視近利，呼籲同中國有業務的企業不要再犯過度依賴俄羅斯能源那樣的錯誤：“在事關生存的問題上，不應再依賴一個同我們價值觀不同的國家。”“經濟上的全盤依賴使我們在政治上容易受到脅迫。這種錯誤我們決不能再犯第二次。”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德國總理奧拉夫·肖爾茨（社民黨）曾於2022年11月攜工商代表團訪華，積極推進中德經貿往來。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反差？德國的對外政策究竟由誰説了算？

在德國政府中，關於外交政策的主導權並沒有明確規定，通常取決於總理和外交部長誰更具政治強勢。這屆政府組建之初，社民黨（總理朔爾茨所屬政黨）和綠黨（貝爾伯克所屬政黨）就曾就外交政策的主導權打過嘴仗。雖然最終朔爾茨客氣地表示：將與外交部長一起制定外交政策，但實踐表明，這屆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還是由總理府主導。不過，也正是因為外交部的影響力較小，部長貝爾伯克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她在表態，尤其是在做負面的政治表態時顧慮更少，反正最終由總理朔爾茨來負責調和與妥協。

這屆德國政府《中國戰略》的難產也是因為外交政策的分權。據德國媒體披露：去年11月，德國外交部曾拿出一份《中國戰略》草案，由於其對中國的評價過於尖刻，並完全將人權置於貿易關係之上，總理府對此頗不以為然，外交部因此不得不重新拿出一個語氣大有緩和的修改版。由於德國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也陷入拖延，從屬於其的中國戰略也只能繼續延後出台。這給外交部提供了重新調整的機會，據稱，貝爾伯克此次訪華的見聞和心得也將被融入中國戰略的制定。

由此可以看出，在本屆德國政府中，總理府與外交部在對華政策上並不同頻。

4月15日，王毅會見德國外長貝爾伯克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博雷利原計劃與貝爾伯克同期訪華，參加第十二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雖然他最終因感染新冠而未能成行，但此前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亦是同期訪華，因此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在俄烏衝突背景下，歐盟希望在外交政策上更團結、發出更響亮的歐洲的聲音。

但很顯然，法國與歐盟在外交政策上並未同頻。據稱，馬克龍與馮德萊恩行前曾在愛麗捨宮共進午餐，就訪華的立場與表態進行協調。當時歐洲媒體普遍猜測，馮德萊恩和馬克龍將在訪華時分別扮演“紅臉”和“白臉”，相互配合幫襯，代表歐洲對中國的兩種不同看法。

然而，馬克龍在訪華時卻拋開了既定劇本，大聲呼籲歐盟不要做美國的“附庸”，並順路帶來豪華陣容的企業代表團，收穫多個大單。回國之後，馬克龍又一再重申了訪華時的表態，強調歐盟戰略自主，並警告歐盟不要被捲入一場因“美國帶節奏，而中國反應過度”導致的台灣危機。這讓一心想要搞好跨大西洋關係、正在競選北約秘書長的馮德萊恩很下不來台。

因此，關于貝爾伯克此次訪華的時機，德國和歐洲評論界紛紛用了“非常微妙”這個詞。繼法國總統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各説各話”之後，她作為德國外長的姿態和訪華成果無疑引人關注。目前看來，一貫奉行價值觀外交的綠黨政治家貝爾伯克應該算是遵照既定劇本走了過場。其實，鑑於她在德國和歐洲的政治地位以及本人的政治能力，指望她修復跨大西洋關係或對中德、中歐關係形成實質性影響，顯然也是不現實的。

從去年11月來訪的朔爾茨，到剛剛離開的貝爾伯克，歐洲政治家接二連三到訪中國，相較中國一以貫之的立場，他們好像都處在各自不同的頻道，從他們身上很難看出歐洲對外政策的整體原則和脈絡。

若探究歐洲對外政策的碎片化背後的原因，首先當然是歐盟各成員國不同的利益訴求和政治傳統。除此之外，還能看到，近年歐洲政界出現了一些高舉普世價值大旗，大談價值觀的政治勢力，他們佔據道德高地，四處挑釁，對偏向現實政治的傳統政治發起挑戰，貝爾伯克所屬的德國綠黨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其實，早在一百年前，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就已經用“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的界分揭示了這類政客的問題。在責任倫理的準則下，行為是否具有倫理上的正當性取決於行為帶來的後果；而在信念倫理的準則下，行為的倫理價值“內在於”這個行為本身所依照的一些終極原則，與行為後果無關。韋伯在著名演講《以政治為業》的結尾處説：“就此而言，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便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唯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面對俄烏衝突帶來的巨大地緣政治壓力和與之想關聯的一系列金融經貿乃至民生問題，當前支離破碎乃至自相矛盾的對外政策顯然無助歐洲走出困境。能夠擔當歐洲政治使命的人又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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