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這個羣體,將決定中美關係未來走向?
李成:
大家下午好,謝謝傅瑩大使的主持,謝謝各位分享的真知灼見。我是在上海出生長大的,所以很高興又回到自己的故鄉。
這是我在新冠防控政策放開後第三次回到中國,主要去了三個地方,一個是京津冀,第二個是廣東還有香港、澳門,第三個是上海和江浙一代。所見所聞確實讓我感觸非常深,就像今天秦剛部長所説的那樣,中國經濟的強勁復甦會對世界經濟帶來巨大貢獻:在北京,我看到上午6點半不到就已經堵車了。前兩天在廣州,夜市12點鐘開始到3點鐘才關。前幾天我看到一個報道叫《淄博“燒烤專列”》,現在淄博以燒烤聞名,去淄博的火車票都很難買到。
我想這種情況只有在中國發生,今天我就從中等收入羣體這樣一個切入點,來探討我對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尤其是對共建共享共治的認識。
1993-1995年,我有幸在復旦大學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擔任教授和訪問學者,當時中國的中產階級在上海才剛剛起步,我完成了兩年的田野研究,寫了一本書叫《上海:正在崛起中的中產階級》,但是稿子被七八所出版社否決了,原因是他們認為中國不存在中產階級,而且中產階級和西方的公民社會、民主制度這些概念有關。後來我把中產階級這個詞去掉,寫了一本書叫《重新認知中國:改革的動力與困境》,成了一本暢銷書。當時這讓我的感受很深,中國中產收入羣體獲益於全球化,獲益於與西方的交流,不管是經貿還是其他方面。但在中國,中產階級這個概念並不為人所接受。
然而發展到現在,中國已經面臨着可能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們把精準扶貧作為重心,從中國夢到共同富裕,都是非常好的概念。然而很遺憾,在西方有些人當中,包括在有些中國學者當中,這些很好的概念被誤讀了,他們認為共同富裕是反市場、反增長、反全球化的。實際上我認為恰好相反,如果中國的中產階級進一步擴大,將會更多的推動中國市場改革,推動中國的消費,推動中國的外貿,這就是我們所説的“三駕馬車”,我覺得它的潛力是非常大的。

我國中產階級人口增速可觀

我國中產階級消費增速可觀
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人口是4億,而美國總人口才3億多,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中產階級或者中等收入羣體的國家。未來幾年,中國的中等收入羣體還將從現在的4億擴大到5億。到2035年,中國的中產階層將會擴大到8億,中國的政策也反映了這種趨勢。
中國中產階級的這個發展趨勢,會不會對“一帶一路”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因為中國經濟的起步跟基礎設施發展有關係,“一帶一路”已經給很多沿線國家帶來了一些福利和富裕,這是很清楚的。
但是還有兩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一個是在南方國家,中國是不是能夠同樣幫助他們脱貧,幫助他們更多的民眾加入中等收入羣體?第二,當中國的中產階級達到8億時,美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將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國中產階級上升的時候獲益於美國的中產階級,他們是市場,他們是購買者。但現在美國的中產階級並不是這麼看待中國中產階級的,雖然他們也不像美國政客説的那樣,認為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搶了他們的飯碗,但他們至少沒有覺得自己從中獲得了更大的利益,他們認為是華爾街而不是民眾獲利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拜登削減關税的政策始終沒有推廣出去,因為美國的中產階級覺得這對他們不利。
中國的中產階級在上升時,美國的中產階級在萎縮,從70年代的70%下降到現在的50%甚至不到。我的同事發表了一個研究報告,他發現美國男性工人的收入不如70年代,這是一個很震撼的數據。對美國來説,只有最高的20%的收入人口獲利於全球化,80%的人口收入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沒有什麼增長,不像中國是所有的收入羣體都獲利了。
所以對中國來講,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當前中美矛盾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兩國中產階級的比較,兩國都把中產階級作為戰略性發展,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就是減中產階級的税,拜登也提出了“為中產階級服務”。
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能把蛋糕做大?中國政府和中國的決策者都看到了這個問題,提出了非常好的概念——共建共享共治,不僅讓“一帶一路”國家同時也讓西方國家看到希望,看到增長的餘地。
這就是我要講的,再次感謝中國在過去幾年對全球中產和全球經濟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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