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巴切維奇: 美國想要複製二戰的勝利“君臨天下”，結果會如何？
【文/安德魯·巴切維奇，譯/劉嘯雲】
1952-1953年，我還是一個幼兒園的孩子，隨家人一起居住在芝加哥的公共住房中。很多個夜晚，我們舉家聚集在二手電視機前，觀看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製作的26集紀錄片《海上的勝利》。伴隨着激昂的音樂和莊嚴的敍述，這部紀錄片將二戰描繪為這樣一場正義的戰爭：在二戰期間，美國發起了人民戰爭，數百萬普通公民響應號召、奔赴前線，美國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主導了戰爭的結局，使自由最終戰勝了邪惡，二戰的結果就是美國民主力量的體現。
《海上的勝利》將二戰史描繪得引人入勝、波瀾壯闊。僅從美國的視角來看，這也確實是直截了當、令人信服的事實。這部紀錄片傳達了這樣的主旨：二戰的結束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從此，美國將君臨天下。
《海上的勝利》劇照（圖源：The National WWII Museum）
《海上的勝利》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的父母都曾在二戰期間服役，這使上述影響被進一步加深。在我的父輩看來，對德國和日本的“十字軍東征”作為他們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決定性地改變了他們的人生，似乎也將改變他們的後代的人生。
然而，《海上的勝利》也暗示了未來的困境。其最後一集的標題是“和平的計劃”，但這一集的內容與其説是和平計劃，毋寧説是警告。“一架飛機投下一枚炸彈，7.8萬人死亡”，伴隨着這樣的旁白，鏡頭掃過被摧毀的廣島，“兩枚炸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屏幕上閃過解放集中營和部隊回家的畫面。在隱晦地提及“自由世界嚮明天進軍”，並引用英國首相温斯頓·丘吉爾的名言，對決心、抗爭、寬容與善意表示高度讚揚後，影片落下帷幕。觀眾無法從中理解這場破壞力空前的戰爭究竟有何政治或道德意義。
影片的戛然而止是情有可原的——畢竟，當《海上的勝利》上映時，美國的某些戰時盟友已轉變為新的死敵，與美國開啓了一場核競賽，雙方爭相製造比投放於日本的原子彈更為致命的核武器；美國軍隊開赴朝鮮戰場，再度投入戰鬥，但這一次，他們不會再迎來勝利的結局。“和平的計劃”即便曾經存在過，在1952年也已經被擱置了。唯有一點是毫無爭議的：美國已贏得全球霸主地位。
即便如此，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二戰仍是其記憶的主旋律，而冷戰則是二戰某種程度上的續集。正如二戰時期的美國擊敗了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冷戰時期的美國也將擊退蘇聯、捍衞“自由”。在美國人的集體想象中，二戰與冷戰融為一體，並提供了一種典型的經驗：在強大軍事力量的支持下，美國已獲得至高無上的全球霸權。
但事實證明，1945年那場來之不易的勝利，既非美國力量的體現，也非美國勝利的預兆，反而是幻覺的源頭。這種幻覺一度被20世紀60年代代價慘重的越戰所熄滅，又隨着20世紀80年代末的蘇東劇變而死灰復燃。911事件後，美國在全球“反恐戰爭”中受挫，再度暴露出美國所謂軍事霸權的名不副實。
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陷入曠日持久的戰爭，卻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這一情況本應為美國敲響警鐘——正如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事件為英國敲響了警鐘一樣。1956年，英國政府策劃了一系列行動，試圖壓制埃及總統加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重新控制蘇伊士運河，但以慘敗告終。為此，時任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飽受譴責，被迫辭職。艾登的對手、英國工黨領袖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將蘇伊士運河行動描述為“災難性的愚蠢行為”，“對我國的聲望和名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這一判斷鮮少遭到質疑。蘇伊士運河危機迫使英國人承認其帝國計劃已經走向末路，拉攏弱者的老伎倆已不再奏效。
對美國而言，近二十年就是一場漫長的“蘇伊士時刻”。然而，美國外交政策機構拒絕面對現實，堅稱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國軍事力量。儘管美軍在伊拉克受挫，美國政府依然未能吸取教訓，繼續在阿富汗發起所謂“良好的戰爭”——這一輕率之舉最後以2021年混亂而恥辱的撤軍行動告終。
美國本可以藉此契機，宣告屬於二戰和冷戰的激情歲月已經結束。但是，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舉動，使我們錯失了時機。受俄烏衝突影響，美國重拾了“秀肌肉”的傳統。無論是作為美國史上最漫長戰爭的阿富汗戰爭，抑或始於20年前、造成了災難性後果的伊拉克戰爭，此刻都已被美國拋諸腦後。美國政府沉迷於所謂“全球領袖的義務”，很可能即將重蹈覆轍。
俄烏衝突是美國最後的機會，使其有可能在不遭受慘敗的前提下吸取“蘇伊士式”的教訓。目前，美國對烏政策尚且是務實的，甚至堪稱剋制。然而，喬·拜登總統及其團隊在談論這場戰爭時，往往陷入一種早已過時、道德主義、不計後果、宏大敍事的美國力量願景。如果拜登能夠在做出浮誇姿態之餘，結合對烏克蘭利害關係的冷靜評估，或許就能從霸權的迷夢中醒來，並獲得一個額外的好處——證明美國人無需以兒童睡前故事的形式理解美國的國際角色。
但反之，如果拜登試圖藉助俄烏衝突，使美國重獲基於軍事力量的霸權，則反而可能陷入困境。他那高談闊論、有欠考慮的言論或將影響美國政府的政策調整，從而使結局變得更為慘淡。
要麼成為美國的朋友，要麼成為美國的敵人
NSC-68作為冷戰時期美國的“羅塞塔石碑”，是對美國戰後世界觀的權威表達。在保羅·尼茨（Paul Nitze）領導下，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人員於1950年起草了這份高度機密的文件。該文件有着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基於“自由社會的高度多樣性、寬容性與合法性”，奠定了美國冷戰期間的政策基礎。與所謂“自由社會”相對立的是蘇聯的“奴隸社會”，它要求“無一例外地對蘇聯境內所有公民，以及共產黨與蘇聯治下的所有國家，享有全部權力”。
NSC-68條理清晰，毫無歧義，為美國霸權做出了明確而有力的辯護。文件斷言：“隨着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不斷縮小，無序的國際關係是不可容忍的”，鑑於此，美國必須承擔“全球領袖的責任”，有義務“以符合自由和民主原則的方式，實現秩序和正義”。為此，美國不僅需要遏制蘇聯，也不僅需要對深受飢餓和苦難困擾的人民施以援手，而且必須擁有迫使他國行動的能力與意願。出於這樣的考慮，美國政府承諾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作為“世界警察”，軍事實力為主，治國方略為輔。
時過境遷，冷戰已結束數十年之久，但NSC-68中基於冷戰的“摩尼教式”二元對立世界觀卻依然存在。拜登往往堅稱，民主與專制的殊死鬥爭將決定人類的命運，這一論調正是NSC-68的新版本。從美國五角大樓的開支、海外基地的數量和使用武力的傾向中可見，軍事霸權的必要性已成為美國的信念。受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以及向太空和網絡空間的擴張）影響，各國之間的距離繼續“縮小”，美國軍事力量的影響力隨之與日俱增，這一過程幾乎是毫無爭議的。
但是，如果美國霸權旨在通過審慎地使用硬實力，建立全球秩序、實現全球正義，那麼這一目標並未完全實現。自1950年至今，生活在英語國家或巴黎、東京的人們過着相對優渥的生活；而發展中國家數十億居民的狀況則相去甚遠，只有少數人能享有更長久的壽命、更健康的生活、個人自由以及人身安全。“政府對人權和法治的尊重”與其説是現實，毋寧説是一種期許。
誠然，情況有可能變得更糟：比如，冷戰期間，美國花費巨大代價製造了數千枚核武器，試想一下，假如當時美國使用了其中任何一枚，會發生什麼？不過，現實已經足夠糟糕了——1950年至今，美國所發起的戰爭（以及各種秘密干預行動），堪稱輕率、瀆職、浪費的集大成者。
始於20年前的伊拉克戰爭是美國歷史上最為愚蠢的軍事行為之一，僅次於越南戰爭。“伊拉克自由行動”的初衷是掀起解放浪潮、一改中東局勢，但其最終留給當地的遺產卻是死亡、破壞與混亂。戰爭支持者一度自我安慰道，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的倒台將使世界更加美好。但如今這一説法已經破產，再多的狡辯也無濟於事。
許多普通美國人可能認為，假如將美軍戰後的所有犧牲都宣告為無效，未免顯得太過苛刻。但是，美軍在伊拉克的失敗更像是普遍情況而非意外——1950年，哈里·杜魯門總統向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北派遣美軍，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15年後，林登·約翰遜總統決定派遣美國作戰部隊前往越南，這一決定的糟糕程度令朝鮮戰爭都為之“黯然失色”；始於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成為了“泥潭”的代名詞；至於伊拉克戰爭，2002年，時任伊利諾伊州參議員的巴拉克·奧巴馬做出了一針見血的批評——這是“週末戰士”“愚蠢”、“魯莽”、“不顧他人的企圖”，目的是“把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強行餵給我們”。
美軍從阿富汗狼狽撤離（圖源：NPR）
但是，假如美國要維持其全球霸權，那麼以上每一項決策都是當時的必須。按照NSC-68的邏輯，如果美國錯過“解放”並統一朝鮮半島的機會、讓越南倒向共產主義，或任由塔利班繼續統治阿富汗，將是極其不負責任的；將據説擁有（並打算繼續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薩達姆趕下台，也是政治和道德上的當務之急。
問題是，在上述每一項決策中，美國都做出了極其錯誤的判斷，揮霍了美國的財富以及上萬美國公民的生命（更不用提數十萬他國公民的生命）——是的，揮霍，唯有這一詞語能準確地描述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據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項目估計，911事件以來，美國軍事行動耗資約8萬億美元，數十倍於拜登政府那備受吹捧的“建設更美好的美國”（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基礎設施計劃預算，而美國從中獲得的收益卻遠遠小於成本。
但即便如此，支持干預的邏輯依然“堅不可摧”。拜登擔任副總統時反對在阿富汗大規模增兵，擔任總統時決定從阿富汗撤軍，但他依然堅持着這樣的基本信念：美國軍事力量具有長期的效力。作為對阿富汗戰爭失利的回應，拜登決定增加五角大樓的預算，而國會不僅沒有反對拜登的決定，還給出了更高的預算額度。
這樣的心態之所以長期存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龐大的美國國家安全機構所發揮的影響力。1961年1月，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其告別演説中發出了著名的警告：“軍工複合體”手中的“錯位權力”或將“災難性地增多”。對此，艾森豪威爾給出了這樣的解決方案：由“警惕的、知性的公民”來控制美國那“龐大的工業和軍事機器”，“以便我們的自由和安全得以健康發展”。
但是，艾森豪威爾的希望落空了。事實證明，對於國家安全事務，美國人漠不關心，而非保持警惕。許多美國人仍然推崇艾森豪威爾，但他們所推崇的不是1961年那位發出警告的總統，而是1945年那位使第三帝國無條件投降的將軍。
美國在二戰的勝利中獲得了目標感，並將之寫入NSC-68。但是，二戰的勝利也同樣是美國的桎梏。正如學者大衞·布羅姆維奇（David Bromwich）近日所言，“我們被困在了二戰的圖景中”。戰後70年來，美國在重要領域的國家安全政策無不致力於維持和延續這一圖景，其首要目標就是複製一場二戰的勝利，從而獲得安全、繁榮、尊重和特權，或者説，讓美國藉由“傳播自由民主”的“使命”而主導整個世界。
隨着柏林牆的倒塌、蘇東的劇變，以及美國1990-1991年在海灣戰爭中的勝利，美國似乎短暫地實現了其夢想，獲得了一場可與二戰勝利相媲美的新的勝利，使歷史“終結”於唯一的、“不可或缺”的超級大國治下的單極秩序。“不可或缺的國家”一詞如今已與“白人的責任”（譯者注：“白人的責任”出自英國詩人吉卜林的詩歌，根據這一觀點，白人有責任管理“野蠻人”、“懶漢和異族”，消除“愚昧”、終結戰爭）、“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譯者注：即一戰）一樣淪為笑柄，但在1989年，這一詞語卻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政治精英們的自我陶醉。美國為了“懲罰世界各地的作惡者”而製造了大量混亂——在所有聲稱以崇高事業為己任的國家中，要數冷戰後的美國最擅長挑起事端。
這場由意識形態驅動的狂歡持續了數十年，直至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顛覆了美國政治。特朗普在競選時發誓要改弦易張，制定一條“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新路線。“美國優先”的口號看似温和，實際含義卻無異於重磅炸彈——這令人們回想起二戰期間，英國正抵抗納粹侵略時，曾有相當數量的美國人反對美國捲入戰火。特朗普所承諾的不只是一種相對剋制的外交政策，而是要顛覆戰後美國治國方略的道德基礎——無論是有意抑或無意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打出“美國優先”的標語（圖源：華盛頓郵報）
2016年，特朗普在一次競選集會上抱怨道，北約國家“沒有支付他們應付的開支”，指責北約“掠奪美國”。“而我們對此做了什麼呢？我們什麼都沒做。這些北約國家要麼補交過去未交的開支，要麼退出北約。如果這將使北約遭到破壞，那就隨它去吧。”
在就職演説中，特朗普再度強調了這一點：“我們捍衞他國的邊境，卻沒有捍衞自己的邊境；我們在海外拋灑了數萬億美元，卻任憑國內的基礎設施年久失修”，“我們幫助其他國家走向富裕，卻喪失了自身的財富、實力和信心”。“從今天起”，他承諾道，“美國優先將成為唯一的準則”。
在這種“異端邪説”的衝擊下，美國外交政策機構陷入崩潰，至今尚未完全恢復。當然，由於特朗普向來信口開河，且在歷史方面相當無知，我們很難判斷他究竟是否理解“美國優先”的深層含義；即便他理解了，由於他那驚人的無能和少得可憐的耐心，他也未能改變美國的方略。
在其任期內，911以來無休無止的戰爭依然持續；北約維持原狀；美國的海外軍事行動幾乎毫無變化；美國境內的軍工複合體欣欣向榮，耗資巨大的核打擊能力現代化進程仍在悄然繼續。總體而言，美國依然遵守着NSC-68的基本原則，將二戰以來的信念作為其政策的試金石。“孤立主義者”仍是一句罵人話，用來貶損那些不支持美國運用海外力量解決世界問題的羣體。
然而，當美國統治者還沉浸在舊日角色中時，世界本身卻在經歷深刻的變化。這正是特朗普任期內的一個重要悖論：特朗普誓要放棄戰後範式，因此，建制派如臨大敵，竭力為NSC-68辯護，但事實上，美國所面臨的許多問題根本與此無關，例如崛起的中國、加劇的氣候危機、失控的南部邊境、失去機會的工人階級、飆升的毒品相關死亡人數、肆虐的疫情，以及種族、民族、社會經濟、黨派和宗教分化引發的國內動盪。正是由於這些分歧的存在，特朗普才能於2016年當選總統，並在連任競選中獲得大量選票，從而有可能在敗選後拒絕和平移交權力、試圖推翻憲法秩序。
神話的製造者
有關戰後美國力量的願景，無法與這些接踵而至的失敗和缺陷相抗衡，這似乎昭示着“蘇伊士時刻”的臨近。不過，在美國治國史上，拜登的總統任期標誌着一個沒有轉折的轉折點。拜登任期內，美國總體戰略陷入一系列矛盾中。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美國政府認為，美國的軍事化全球領導模式已披上了神聖的外衣，即便能夠用於維持該模式的資源日益減少、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特權地位逐漸下滑，美國也必須將這一模式維繫下去；而美國外交政策機構堅稱，美國的軍事化全球領導模式是無可替代的，並將俄烏衝突作為典型的論據。
根據他們的説法，俄烏衝突後，美國應當重啓NSC-68。但是，今天的俄軍不是紅軍，甚至根本不可與後者同日而語。除非普京動用核武器，否則俄軍很難對美國的安全與福祉構成威脅，歐洲國家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而確保安全。總之，對美國政府而言，俄烏戰爭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俄羅斯不是美國的問題。
去年2月至11月，美國國會批准了近500億美元的資金，用於援助烏克蘭；這筆款項本可以用於緩解氣候變化、解決邊境危機或改善美國工人階級的處境，但拜登政府卻認為上述任務遠不如烏克蘭重要。
談及俄烏衝突時，拜登的論調彷彿是上個時代的迴音。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後不到一週，拜登就發表國情諮文，他吟誦道：“當此之際，我們的決心與良知正經受着歷史的考驗，我們應當擔負起責任，拯救民主”。這樣的時刻、這樣的任務似乎不只需要美國的承諾和決心，更需要艱難的抉擇與犧牲。然而，美國並不打算為烏克蘭這樣做——美國的對烏援助將是一場代理人戰爭，拜登明智地承諾，即便民主已面臨所謂危急存亡關頭，美軍也不會代表烏克蘭作戰。
對NSC-68的重提、政府的高談闊論和源源不斷的媒體評論，在人們心中形成了這樣的印象：俄烏衝突召喚着美國重新成為歷史的舵手，帶領人類走向預定的目的地。然而，恰恰是由於這樣的傲慢，美國才一次又一次誤入歧途。
美國若想擺脱自我滿足的姿態、以更負責任的方式談論和理解自身的全球角色，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但是，拜登似乎決定坐失這一良機。2022年，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如是説：
“放眼全球，世界依然需要美國的領導。我們正身處戰略競爭中，這競爭將塑造未來的國際秩序。同時，世界各地的人民面臨着共同的挑戰，亟需加強全球協作，擔負責任，共克時艱。因此，美國將以我們的價值觀為引領，與我們的盟友、夥伴及利益共同體保持一致。我們不會讓那些不向往自由、開放、繁榮和安全的世界的人掌控世界的未來。”
這段堆砌辭藻的語句好像什麼都説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説，無法奠定連貫的政策。將這樣的文字營銷為國家戰略，恰恰證明國家沒有戰略。
凱南的方案
如今的美國需要的是一份明確的戰略目標，以取代僵死的NSC-68範式。實際上，早在二戰剛剛結束的一片歡聲中，就已有人提出可供替代NSC-68的方案，但這一方案一直未能引起廣泛的注意。1948年冷戰伊始時，尼茨的前任政策規劃主任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提出了一種不含意識形態色彩的方法，用以衡量美國的政策是否成功。凱南指出，當時的美國“以全球6.3%的人口，佔據了全球約50%的財富”。根據他的建議，美國未來的任務應為“制定一種國際關係模式，使我國能在不損害國家安全的前提下維持上述狀態”。
喬治·凱南（圖源：經濟學人）
凱南的方案旨在確保美國人的安全，同時使美國那舉世豔羨的物質財富得到保護乃至進一步強化。要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必須“杜絕感情用事和白日做夢”，專注於“我們眼前的國家目標”。他指出，“利他主義和世界慈善太過奢侈，超出了美國的承受限度”。
凱南的長篇備忘錄就美國應對戰後世界的方式做出了相當詳細的闡述。那個世界已經不復存在了。因此，對於凱南的分析，我們現在應當關注的不是其細節，而是其精神，即務實、清醒、節制，以及對目的、紀律和所謂“努力的經濟”的強調。1948年的凱南擔心美國人會被萌芽於戰時的“浪漫主義和普世主義概念”所迷惑，他不幸言中了。
自1948年以來，美國與世界的經濟差距已經縮小，但並未消失——今天的美國仍以全球4%的人口占據了全球約30%的財富。但這些財富的國內分配發生了巨大變化：1950年，美國0.1%的富人佔據了全國10%的財富；而今，他們擁有的財富上升至20%。同時，美國的財政健康狀況也有所下滑：目前，美國國債總額目前超過31萬億美元；自2010年至今，聯邦年均赤字超過1萬億美元。
荒唐可氣的不平等與極不負責的揮霍，使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的美國陷入內外交困。軍事力量也無法彌補內部凝聚力與政府自律性的缺失。美國若“一屋不掃”，就無法“掃天下”，無法行使全球領導權，更不用提在民主與專制的假想戰中佔據上風了。
如今的美國迫切需要遵循曾被歷代執政者所忽視的凱南方案：避免不必要的戰爭，履行建國時的承諾，為普通公民提供良好生活。美國應要求國防部重新部署，將美國軍隊建設為一支保護美國人民的軍隊，而非將之用作全球力量投射的工具。
如何落實凱南的方案？首先，美國應認真履行《核不擴散條約》中規定的消除核武器的義務；關閉多個地區軍事總部（首當其衝的就是美國中央司令部）；減少海外軍事行動；禁止向軍事承包商支付超支費用；“鎖”上支撐着軍工複合體的政商“旋轉門”；恢復美國憲法規定的國會戰爭權；而且，除非宣戰，否則將軍費開支限制在國內生產總值的2%以內——即便如此，五角大樓在軍費開支方面仍能領先世界。
1947年，凱南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署名為“X”的文章，這可能是該雜誌史上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寫道：“美國只需保持其良好傳統，就能證明其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而擁有延續的價值”。如今，美國的“良好傳統”或許早已毀滅殆盡，但凱南的建議依然有其意義。即便美國複製了一場二戰的勝利，也不能就此解決所有問題。當前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案是艾森豪威爾所呼籲的“警惕的、知性的公民”。政府對權力的濫用和對士兵的虐待幾乎已成為我們時代的“標誌”，我們應當構建一個不再對此姑息縱容的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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