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重慶：農村還是費孝通先生説的那個“熟人社會”嗎？

【文/吳重慶】

費孝通先生曾把中國農村稱為“熟人社會”，他説，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在“熟人社會”裏，血緣和地緣合一，所謂沾親帶故或者非親即故，其自然地理的邊界和社會生活的邊界都是清晰的，往往也是重疊的，屬於封閉的社會空間。熟人社會的社會結構是“差序格局”，行事注重親情和禮俗規約，但講究親疏遠近有別。

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包括：

第一，輿論壓人。

在熟人社會里，彼此抬頭不見低頭見，頻密的互動帶來信息的對稱狀態，因此，輿論的發生與傳播總是快速而廣泛，所謂“一傳十，十傳百”。熟人社會里的所謂“民風淳樸”，與其説是個體自覺踐履道德規範的產物，毋寧説是熟人社會里道德輿論壓力的結果。

試想一想，如果社會生活的流動性極低，人們便不可能輕易脱離日常熟悉的人際圈，便不得不考慮某種非道德行為發生後來自眾多鄉里鄉親的譴責。因此，人們歷來都把“兔子不吃窩邊草”奉為金科玉律，就是為了規避來自封閉的社會空間裏的道德輿論壓力及其不良後果。

第二，“面子”有價。

不同於“陌生人社會”的無情冷漠，熟人社會充滿人情味，人們好面子。“樹活皮，人活臉”，許多人“死要面子”“死撐面子”“打腫臉充胖子”，可見“面子”的重要性。為什麼“面子”值錢？因為在封閉的社會空間裏，社會資源有限，要有所作為，就需要“有頭有臉”。“面子”的獲得來自道德輿論對個體行為的肯定性評價，一個對“面子”孜孜以求的農民可以因此獲得其爭取到的社會資源——他人對自己的讚譽、信賴及必要時的扶助，所以“面子值千金”。

費孝通先生説，“中國鄉土社會採取了差序格局，利用親屬的倫常去組合社羣，經營各種事業”。在貌似温情脈脈的熟人社會中，熟人社會里的人際行為事實上是一種社會交易行為，個體通過認關係、拉關係、套關係獲取社會資源，並以“回報”作為人情法則的基礎。

第三，社會資本可累積。

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S·科爾曼（James S·Coleman）在談到各種“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特徵時指出，它們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是否擁有社會資本，決定了人們是否可能實現某些既定目標。在一定意義上講，熟人社會里每個個體所擁有的“關係”，就是他的“社會資本”。

在熟人社會的地理邊界和社會邊界固定且重疊的情況下，彼此長期互幫互助，並且在有力的道德輿論的約束和正向激勵下，“面子”和“關係”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社會資本也隨之積累和再生產，甚至可以實現代際的承接和轉換。因此，才有村民長期信任的民間權威出現，有的民間權威還父傳子，類似世襲。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農村社會卻在不斷解體。大量農村勞動力常年離土離鄉，農村日趨空心化。中國農村人口如此大規模的外流，可謂史無前例。

今年2月，北京的一家勞務公司內，外來務工人員正在詢問工作信息（圖源：IC Photo）

2010年3月23日，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的監測調查報告指出，2009年度全國（大陸地區）農民工總量為22978萬人，比上年增加1.9%。2009年全國外出從業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為14533萬人，在本鄉鎮以內從業6個月以下的本地農民工為8 445萬人。全國2.3億農户，户均勞動力外流1人，40歲以下男勞力基本全部外出。另外，根據2006年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的數據，2006年全國農村勞動力為4.79億人。可見，已有近一半的農村勞動力離土離鄉。

在中國的大多數鄉村，春節一過，絕大多數青壯年紛紛背上簡單的行囊，踏上遠赴他鄉打工謀生的行程。在平常的日子裏，鄉村的景象依然，但屋在人去，唯有老幼留守家園，他們孤單的身影愈益襯托出鄉村的冷清寂寥。因為勞動力外流嚴重，有的鄉村甚至在村中老人去世後湊不齊抬棺材的青壯年。根據我的田野調查統計，山區及經濟不發達地區農村外出打工者的人數一般在户均1.5～2人，餘下的人並不是因為他們依戀鄉土，而是因為身殘體弱或一時找不到離土謀生的途徑。

在農村大量勞動力離土離鄉之後，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是否還在運作？我試圖以“無主體熟人社會”（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這一自創概念，描述並解釋中國農村空心化之後的社會生活。

“無主體熟人社會”是在“熟人社會”這一概念的基礎上提出的。同時，也受到賀雪峯在研究村民委員會選舉時提出的“半熟人社會”的啓發。但“半熟人社會”揭示的是與“熟人社會”之間的量（熟識程度）的差異，其解釋力表現在村民委員會選舉這一特定事項上；而“無主體熟人社會”是為了揭示與“熟人社會”之間的質的變化，並試圖解釋空心化農村的社會運作邏輯。

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會系統”理論認為，具備足夠數量的行動者作為系統的組成部分，乃是社會系統內部整合及社會系統和文化模式之間整合的必要條件之一，否則，便有可能無法維持系統的均衡而呈現“病態”。鄉村雖然還是聚居社區，鄰里之間雖然還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老熟人，但種種跡象表明，目前鄉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常年的異地化生活，已導致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運作有異於“熟人社會”的邏輯，或者説已日漸呈現帕森斯所謂的“病態”。我把此“病態”的熟人社會稱為“無主體熟人社會”。

之所以把青壯年大量離土離鄉後的農村社區稱為“無主體熟人社會”，是因為青壯年乃農村社區裏最為活躍的成員，是家庭的頂樑柱，是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者以及利益衝突的當事人。在經歷歷次衝擊之後，老人的傳統權威式微，青壯年日漸成為農村社會生活的主體。大量青壯年在農村社區的長期不“在場”，構成了農村社會主體的失陷。

“無主體熟人社會”具有哪些不同於“熟人社會”的特徵？

第一，輿論失靈。

如上所述，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首先有賴於道德輿論壓力。我們知道，輿論壓力的形成，又有賴於一定數量的生活共同體成員口頭傳播中的輿論放大效應，只有“一傳十，十傳百”，才會產生“唾沫淹死人”的輿論效應。如果輿論的傳播僅僅“一”止於“十”或者無人可傳播，則當事人可能將輿論視為“耳邊風”，乃至膽大妄為，“如入無人之境”。

在“無主體熟人社會”裏，由於農村社會的主體成員大量缺席，自然村落範圍的道德輿論便難以形成“千夫所指”“萬人共斥”的“同仇敵愾”式的壓力。於是，在“無主體熟人社會”裏，出現了一種令人無可奈何的現象：在家種地的媳婦苛待年邁的公婆，老兩口在忍無可忍之際向遠在他鄉的兒子訴苦；而年關臨近，兒子與其他青壯年一道回家過年，媳婦又一反常態，中規中矩地奉敬行孝，兒子一頭霧水，往往責怪起自己父母。我們可以指責“媳婦”虛偽之至，但事實上，“媳婦”的行為變化又是有章可循的——其行為的“道德”含量總是與其面臨的道德輿論壓力成正比，而道德輿論壓力又與輿論傳播者的數量成正比。

第二，“面子”貶值。

説行為的“道德”含量總是與行為主體面臨的道德輿論壓力成正比，其所預設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説，“熟人社會”裏的人羣越是眾多，一個有“面子”的人所締結的有效人際關係網絡就越是寬廣，“面子”就越是具有擴張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會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兩分，大家無非圖個“面子”。給別人“面子”，事實上也是對別人抱有“回報”的期待。

但在“無主體熟人社會”裏，由於構成社會主體的中青年大量長期不在村，農村社區成員鋭減，在在村的村民看來，“面子”的效能難以擴展，其“含金量”明顯偏低，因此鼓勵了只顧眼前利益的“不要臉”的“一錘子買賣”，所謂“樹沒皮必死無疑，人沒臉天下無敵”。為蠅頭小利而不惜撕破“臉面”大打出手，為宅基地而寸土必爭、絕情斷義……目前中國鄉村出現的大量糾紛（如宅基地和水利糾紛）的深層原因，都可以從“無主體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中得到部分解釋。

法律工作者“揹包下鄉”處理農村宅基地糾紛案件（圖源：IC Photo）

第三，社會資本流散。

隨着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無主體熟人社會”裏的社會邊界是流動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經與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種具有實用價值的“朋友”網絡。從村民的人際關係的密切程度看，較為普遍的情況是，姻親關係超過了血親關係，而“朋友”關係又勝於親戚關係。這在家庭操辦喜宴的受邀來賓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少數在外闖蕩而終有所獲的村人，他們根據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來確定“家”的所在，比如掙夠50萬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掙夠20萬元者把“家”安在縣城，而掙夠10萬元者也要把“家”遷到距真正的家鄉僅一步之遙的鎮區中心所在地。這些幸運者已在鄉村之外的世界體驗到了“成功”的喜悦，他們已沒有必要回到原先狹小的熟人社會里去爭得“面子”、贏取榮光，所謂“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這樣，鄉村社區的社會資本開始外向運作，難以在社區內累積，本土的民間權威日漸沒落。本來，當村民之間出現糾紛時，民間權威尚能從中從容斡旋調停，但“見多識廣”的外出打工的年輕人，他們之中並沒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間權威的話當回事，大家互不服氣，這就給黑惡勢力染指鄉村糾紛提供了機會——在沒人能夠調解的情況下，就請外來的黑惡勢力來“擺平”。

第四，熟人社會特徵的週期性呈現。

之所以稱為“無主體熟人社會”，不僅因為時至今日留在村裏的人仍然生活在熟人圈裏，還因為“無主體”的農村社會，也週期性地呈現熟人社會的部分特徵。

目前農民外出打工，基本上以增加家庭收入為目的。伴隨農業生產的週期性和家庭生命的週期性以及鄉村節慶的週期性，打工者總是週期性地離鄉與返鄉，如一羣候鳥，穿梭於城鄉之間。村裏平時冷清，但逢年過節卻熱鬧異常。

這種景象的出現，主要是由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導致的。大的返鄉週期（如家庭生命的週期）套着小的返鄉週期（如鄉村節慶的週期和農業生產的週期）。大的返鄉週期具體指在外打工的年限，男性一般比女性多七八年；小的返鄉週期具體指每隔數月回鄉播種或者收割以及每年回鄉過年。

這中間既有黃宗智先生所謂的“半工半耕”邏輯在起作用，也有白南生先生所謂的“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在起作用，即從“家庭策略”及成本收益比較的角度考慮，在以男性為中心將家庭的經濟生產功能外移的時候，以女性為中心的家庭的生育、撫養、贍養功能即勞動力再生產卻不便外移，女性離土離鄉大多僅發生在婚前或婚後尚未生育之前，以及孩子兩歲後至上學前。我們可以將此進一步歸結為“男工女育”的邏輯。

農民工週期性返鄉除了被動地受到“半工半耕”和“男工女育”等生存邏輯的支配，還受到社會及文化的心理需求的驅使，這主要體現在打工者年終返鄉過年的情形中。

首先是解決糾紛的需求。在正常的熟人社會里，由於每個家庭的主事者在村，加上民間權威的作用，糾紛往往得到及時化解，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鄉村“主體”不在村的情況下，在村的家人之間發生的摩擦往往日積月累，等待家庭主事者返鄉時解決。還有，在外打工的村人之間發生矛盾，也往往在年底時帶回家鄉，由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第三者來調解。這是典型的“年終算總賬”。

我在田野調查時訪談過一位主管治安的副鎮長，他説：“臘月二十至正月十五，是案發高峯期。平時村裏也發生民事、宅基地和經濟糾紛，但基本上都積壓着，不會發展為激烈衝突，因為80%的青壯年男子常年在外，村裏缺乏主角，吵不起來。年底大家回來過年了，矛盾就集中在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總爆發，也有一些外出者在外地產生的經濟糾紛等到年底拿回本村來算總賬的。所以，我們一般在農曆十二月一開始便着手掌握線索，根據羣眾彙報，分析今年會有一些什麼大的案子發生，然後幹部分頭承包各村的治安，提前打預防針，化解矛盾。”

為什麼村人都選擇在年終“算總賬”？因為該回來的人此時都回來了，大家齊聚一堂，論理有人傾聽，糾紛解決的結局有人品評，有理者因此得到交口稱讚，無理者在最大範圍內“丟人現眼”。這種現象表明了“無主體熟人社會”裏熟人社會特徵的週期性呈現。

其次是通過“誇富”尋求認同。雖然已經有人以在鄉村之外的城市安家置業作為人生目標，但這畢竟只是打工者中的少數“成功人士”。對大多數平凡的打工者來説，一年一度返鄉過年，正好可以向村人展示自己的“業績”，以尋求他人對自己的認同。在人類學文獻中被叫作“誇富宴”（potlatch）的現象在年關之際的“無主體熟人社會”裏上演着。

在熟人社會里，人們信奉“財不露眼”。但在特定時候的“無主體熟人社會”裏，返鄉的年輕人往往虛報一年來在外的賺錢“業績”，以免被別人看不起。由於平時天各一方，即使是虛報，也無從揭穿。為了使個人在外打工的成功度得以量化和外在化，許多人返鄉過年還忙於與他人協商宅基地，興起蓋房比賽的風氣，比面積，比樓層，以財富表現個人能耐，以房子“實打實”表現財富。以誇富的形式追求“面子”，抽空了熟人社會里“面子”的道德含量，因此，只能説是部分地呈現了熟人社會的特徵。

最後是通過參與年終祭祖以及元宵節等重大鄉村節慶活動，激活宗族記憶，尋找次羣體（如宗族）的歸屬感。對外出打工的村民來説，常年離鄉離土，又難以融入城市，其心理漂泊感和孤獨感是驅之不散的。“誇富”是為了獲得他人對個人的認同，是個人之間的競賽，它解決不了個人的歸屬問題。而參與與宗族相關的活動，正好可以滿足個人的心理歸屬需求。因此，在今天的中國農村社會，尤其是在沿海地區，一方面是村民的個人意識高漲，熟人社會的特徵模糊，另一方面則是宗族活動復興的跡象明顯。

甘肅鄉村過年時集體拜神祭祖（圖源：IC Photo）

“無主體熟人社會”的四個特徵，顯示了變遷中的中國農村社會的特性，也顯示了“無主體熟人社會”這一概念的解釋能力大於“熟人社會”的概念。它表明，在村成員人際關係的高度熟悉並非構成熟人社會的充要條件；熟人社會的形成，還取決於農村社區內“主體”成員的常在。

吳重慶 著

近年來，隨着脱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鄉村空心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轉。本書名為《超越空心化》，既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新跡象的揭示，也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未來的期待。作者通過對“隙地”“狹地”“邊地”的調查，在具體的區域中尋找中國鄉村，探尋基於激發鄉村內生力量、與城鎮化並行的鄉村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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