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炳輝：“小康子弟”——當代中國青年的主力軍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炳輝】

青年問題歷來為各界所關注，容易形成輿論熱點，遠的不説，單近年來就有“佛系”“躺平”“小鎮青年”“孔乙己的長衫”等話題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

莫衷一是的爭論局面，往往源於對當代青年基本狀況和結構性變遷缺乏細緻把握。筆者以為，從“寒門子弟”到“小康子弟”的變化，恰恰是當代青年羣體最重大的結構性變遷，對青年問題的把握若失去這一視角，很容易陷入極端化和碎片化的陷阱。

一、“小康子弟”：當代中國青年的主力軍

人是社會性動物，這種社會性在不同階段的表現有所不同。對於中年人來説，主要是通過他的“朋友圈”來體現其特性；而對於青年羣體來説，因為自身事業根基尚淺，資源佔優稀薄，所以其最大的“社會性”還是取決於其“原生家庭”。

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變遷，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社會中的絕大部分家庭目前正是屬於“小康之家”。各界容易把“小康社會”當成一種政策術語，而缺乏對其學術和社會意義的重視和把握。

學界近年來更喜歡使用“中產階層”或“中產階級”等概念，政策界一般使用“中間收入羣體”。“中產階層”容易讓人聯想到富裕優渥閒散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羣體，“中間收入羣體”又因為尺度把握而缺失對其性質的準確描述，對於把握當下中國社會的主流羣體略有隔膜。

疫情三年讓很多人看到國內中產階層的脆弱性，除了少部分“硬核中產”，大部分所謂的中產階層是隨時可能掉入生活困難的窘境的。類似這些生活相對安穩但還不夠闊綽的狀態，可能稱之為“小康之家”更為合適。

具體而言，“小康之家”指介於“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間的狀態。

中國目前已基本消除絕對貧困，根據國家統計局2022年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數據，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8601元，中間偏下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9303元，中間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30598元，中間偏上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7397元，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90116元。

“可支配收入”指的是扣除五險一金後的現金收入，三口之家只有十多萬元的現金收入，在今日城市生活中其實過得也是緊巴巴的。所以在五等份統計劃分中的“高收入”，只是一種數學方法，並非人們日常生活感知意義上的“高收入”。

今日中國的城市生活經驗中，家庭年收入（包含可支配收入與公積金等總和）在10-50萬之間會被認為是“中產階層”，可以參照浙江共同富裕探索目標中的相關數值設定。家庭年收入超過50萬則一般會歸之為“富裕家庭”或“精英階層”，顯然這部分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全國估計不會超過2%。

由此，我們可以將年收入在5-50萬之間的家庭稱為“小康之家”，即大體涵蓋“中間收入”以上又排除少部分頂層“精英家庭”的多數家庭，這部分羣體的規模佔總人口的六七成左右，約9-10億人，其子弟可稱為“小康子弟”。

一言蔽之，“小康之家”並不排斥中產階層，而是一個涵蓋中產及略往下的大多數中國家庭的概念，這類羣體遍及城鄉之間，核心特徵是擺脱貧困又未達闊綽。

也因此，“小康子弟”這批青年構成了當代中國青年的主力軍。

在筆者看來，“小康子弟”的分析框架和視角，可以幫助我們擺脱以往“寒門子弟”和“精英子弟”的極端兩分法，這一兩分法顯然已不太適應於把握當代中國青年的主力羣體和主要特徵。

確實當下網絡時代，使用“寒門”或“精英”的標題，容易製造勁爆話題，吸引流量，養活眾多互聯網寫手，但容易誤導大眾和決策層，導致社會情緒和決策思維極端化。換言之，極端、負面、小概率事件更容易成為傳播焦點，但一般而言恰恰不是社會的主體和常態，我們在把握社會運行、分析社會主要矛盾時，還是要回歸常值和大多數。

資料圖：新華社

傳統農業社會中，90%的人口都是農民，農民生活一般較為困苦，所以在普羅大眾的認識裏農家子弟通常被等同於“寒門子弟”。而“寒門子弟”作為青年羣體的經典概括，一直到本世紀初都可以被認為是大體適用的。同時，城市中也有不少低收入家庭，其子弟也可以稱為“寒門子弟”，只是以往城市居民長期是少數，一提起“寒門子弟”，人們更容易聯想到農家子弟，而當今“寒門子弟”則意味着城鄉之間低收入家庭子女。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化率也才18%，到本世紀初剛剛跨過30%的門檻。隨後20餘年時間裏狂飆突進，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5%，即使只考慮户籍人口城鎮化率，也在50%左右。中國社會在極短的時間內經歷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以至於很多人還沒有察覺到這種變化。

城市中產階層喜歡鄉村旅遊，田園詩般的美好自然是存在的，但我們還要看到，城鎮生活總體還是較農村有吸引力，有更好的教育、醫療、交通、就業、社會保障等，否則我們無法解釋億萬農民千辛萬苦要進城的動力和行為。能夠在城市穩定居住甚至獲得户籍，一般意味着更好的生活狀態。

這樣的家庭已佔到國民的2/3，即使留在鄉村的羣體，較為困難的也已是少數，再用“寒門子弟”來指代這一批人，未免有些彆扭。

但將這些在城市定居的家庭都稱為“中產之家”又未免有些拔高。我們的城鎮化極為迅速，“老市民”和“新市民”們都依然需要勤儉持家力爭上游，遠沒有到“優哉遊哉”可以“躺平”的階段。至於説“精英子弟”則更是少數中的少數，這一點大家憑生活經驗都能明顯感知到。

三年前某視頻網站在五四青年節時播放了一個有關青年羣體的短視頻，一時間引起各界廣泛熱議，甚至招致大量年輕人的反感與自嘲。其問題要害就在於視頻中的青年過於“精英”、過於“後現代”，毫無經濟壓力、隨意自由選擇、只為興趣愛好、恣意灑脱奔放，這種面目和形象的青年不是説不存在，只是説不是當代青年中的主流羣體。

生活優渥的各界社會精英可能對此類青年有些熟悉，就誤以為這是當下的青年主力軍，紛紛表現出“讚賞”之情，以顯得自己跟得上潮流“不落伍”，結果很快遭遇真正主流青年的反諷。

“小康子弟”雖不至於像過去“寒門子弟”那樣吃糠咽菜、借錢讀書、照顧貧弱父母和弟妹、一週打幾份工完成大學學業，但也遠不至於四處衝浪旅遊、無需考慮賺錢養家、肆意“整頓”職場。“小康子弟”往往是在最近二三十年裏剛剛完成了城鎮化躍遷，是家中的第一代“市民”。

參照國家青年發展規劃中對青年的14-35歲年齡段界定，今天的中國青年就是出生於1988-2009年間的羣體，簡單地説就是“90後”和“00後”，總計約3.7億人。

這部分青年人絕大部分都已經工作了，無論當初出生於城市還是鄉村，現在則幾乎都在城鎮工作生活。

現代社會是學歷社會，更高的學歷無疑意味着更好的工作和收入，但他們當中六七成的人都沒上過大學，其工作收入、勞動保障、住房條件等可想而知，其大概率是勞動保障較差的城市工作者，很可能就是我們身邊的外賣小哥、快遞騎手、卡車司機、餐館商場服務員、酒店前台、水果店老闆、小區保安、保險銷售、工廠員工、工地工人、旅行社導遊等。而獲得了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相對勞動保障條件好些，但除了少數985和211等名校出身的佼佼者，多數大學畢業生的工作依然是辛苦而待遇一般的。

由此可以很容易理解，“小康子弟”的日常一定不是什麼自由自在、選擇權利、解構傳統等大詞，而是辛勤求職、加班加點、風來雨去、賺錢還貸、孩子補習、老人看病、上司拿捏、同事競爭等看上去很傳統的面目。

二、“小康子弟”在內斂平和中努力前行

“小康子弟”的特點，簡單概括就是適中、內斂、平和。

他們剛剛脱離貧寒的生活，但又沒有大富大貴，一切正處於有所改善但還有巨大進步渴望的階段。日子雖然過得艱辛，但還是有盼頭，雖然也會吐槽，但還不至於怨恨。希望在城裏有套房，但也沒準備買豪宅；偶爾去餐館打牙祭，但也不會去太高檔的地方；自己的新衣服可以少買兩件，孩子的輔導班還是要上的；家庭出遊總是要的，但打折機票和酒店優惠券還是要用的。

叛逆、解構、張揚、自我等後現代特徵，一定不屬於他們，很簡單，“支稜”得有“支稜”起來的資本。他們剛剛進入城市生活，他們努力適應着城市的一切規則和習慣，遠沒有挑戰既有秩序的意識和能力。作為“城一代”，他們虛心學習城裏的一切。

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很強的鄉土性，他們努力粘合着傳統鄉土和現代都市，他們的孩子已經是“城二代”，但他們的父母依然在鄉下，有限的收入顯然不足以幫助父母也徹底完成城鎮化，他們在城鄉之間艱難維持。和平的環境和寬鬆的氛圍，有利於他們就業和發展，他們身後的小家全賴友善的政經環境，他們是現有秩序和價值觀的擁護者。

當然，“小康子弟”也有苦惱，有壓力、脆弱和困惑。

壓力主要是經濟壓力。“城一代”的經濟壓力大約會持續一生，因為進城之路不容易。他們無法從父母那一代獲得太多支持，同時還要反哺父母，城市的育兒成本又在不斷上升，自身的房貸壓力也頗為巨大。可以説這一代人的苦有其獨特性，是在城鄉轉換的夾縫中成長、生存。

而疫情的非常態深深“教育”了大批“新市民”，使其意識到自己以往工作崗位和收入的脆弱性，意識到天平地安的日子是彌足珍貴的。此外，這一代年輕人普遍是獨生子女或僅有一個兄弟姐妹，傳統大家族的社會支持網絡不僅僅在城鄉轉換間瓦解渙散，其本身規模也在漸漸縮小。加之，國內產業升級、國際競爭日隆，可以説中國仍處於爬坡過坎的階段，尚未有太多待遇優厚的就業崗位，這種脆弱性還會持續一段時期。

至於所謂困惑，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再到如今將至未至的智能數據時代，不同的產業意味着不同的生產方式和價值導向，急劇的變遷在短短數十年中發生，人們的身心無疑處於漂泊動盪之中。

一產二產三產的勞動特徵有很大區別，其倡導推崇的價值觀和美德也會不同。一產農業主導的時代，社會偏好的是家庭勞作、吃苦耐勞、自由自在、勤儉節約、老實本分；二產工業主導的時代，社會偏好的是科學嚴謹、紀律嚴明、團結合作、等級森嚴、勤儉節約；三產服務業為主的時代，社會偏好的是服務周到、熱情好客、善於營銷、消費至上。

老年人和年輕人在育兒理念上的衝突，大體就是一產時代與二產時代的碰撞。父輩與子輩在是否於朋友圈中大曬隱私上的互不理解，也是二產時代與三產時代的差異。

三世同堂的家庭，似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生活經驗支撐，互相難以説服。老年人面臨着自己這輩子是不是“錯了”的疑問，中年人面臨着對上對下雙重“子不類父”的苦惱，年輕人則處於無所依從的自由與迷茫中。

三、思潮困擾不代表真相

相比於“小康子弟”的定義，無論是“後浪”還是“孔乙己的長衫”都不能算是當代中國青年的主流。

“後浪”這概念的不足之處上文已經剖析過，“孔乙己”的表述新近流行，似乎更接地氣，實際上網上先前有句流傳甚廣的評論可與此呼應——“年輕時我們都以為自己將來會成為魯迅，沒想到最後成為了閏土”。兩者表達了同一個意思：大地蒼茫，原以為自己能主浮沉，結果不過是滄海之中的一滴水，隨世道起伏。

對於所謂“孔乙己的長衫”，網上討論甚烈，筆者在此也多談一二。筆者以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不是要勞動、要如何勞動，也不在於文人的架子與尊嚴等，而在於改革開放四十餘年後，社會階層躍升難度加大，青年人的壓力和彷徨必然出現，儘管這種情緒經常以各種戲謔和“老瓶裝新酒”的形式呈現。

過去之所以可以在短時間內出現如此大規模的階層躍升，主要是源於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而當前65%的城鎮化率已經接近很多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水平（一般在70%-80%之間），可以説城鎮化放緩是歷史的必然。此外，國際競爭也日趨灼熱，產業升級與產業鏈轉移一定程度上也在壓縮工作崗位數量，內部壓力增大也是情理之中。

對於這種壓力、焦慮乃至彷徨，不必迴避，也無需偷換概念轉移話題。

首先，向上的路永遠艱辛，向下的路永遠通暢。這是個樸素的道理，相信多數年輕人對此也是認同的。

其次，快速、大規模的階層躍遷並非歷史的常態，伴隨中國GDP的增速從高速回落，中速增長和平穩變遷將成為“新常態”，對此要不斷適應。

其三，學歷雖然“貶值”，但時代並未拋棄，廣大天地仍大有可為。學歷“貶值”是客觀存在的現象，年輕人的苦悶與抱怨可以理解，但今天的大學生們絕不是“孔乙己”，因為“孔乙己”的根本問題和困境在於他代表着陳舊落後的舊時代，其所思所學所為已被新時代“拋棄”，當代大學生們則不然，是處在與民族偉大復興同向而行的軌道上。

四、結語

“小康子弟”是這個時代青年的底色和主流，他們在政治上是温和保守的，在經濟上是辛勞堅韌的，在社會上是保障不足的，在文化上是亦城亦鄉的。“小康子弟”的苦惱與未來，註定不僅僅是個人奮鬥問題，必然與大時代密切相關。

迴歸常態、迴歸生活、迴歸多數，是我們認識理解當代中國青年的重要路徑。“小康子弟”有苦有樂，重視其苦，解其苦；理解其樂，樂其樂。他們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困境和壓力也必然是在整個民族前行的道路上不斷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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