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卡馬克之冠：當中國海外利益受損，我們現在可以有更多作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託卡馬克之冠】
一
今天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24週年紀念日。
這是一個萬分沉痛的日子，其沉痛程度並不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有任何程度的緩解。
相關事件的歷史事實是非常清晰且耳熟能詳的，但我還是要不厭其煩地再重複一遍，因為有些事情在徹底了結之前必須一次次重複下去，重複它是為了強調它、牢記它，確保事情的嚴重性質不因時間流逝而有所弱化，確保我們不要偏離徹底解決問題的道路，確保事情最終能有一個恰當的結果，確保正義終得伸張。
貝爾格萊德時間1999年5月7日（北京時間1999年5月8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部隊，用B-2隱形轟炸機投下五枚聯合直接攻擊彈藥（JDAM），悍然轟炸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新華通訊社記者邵雲環、《光明日報》記者許杏虎和朱穎當場犧牲，數十人受傷，大使館建築嚴重損毀。
整個事件並不複雜，也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事後美國方面聲稱是因為使用了錯誤的軍事地圖而發生了誤擊，説這是一起事故，並表示“遺憾”。而我們都知道，這種説法和美國入侵伊拉克時手裏的那管“洗衣粉”同樣不可信。
這就是一起徹頭徹尾的恐怖襲擊。
大使館，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象徵，是一個國家的外交代表機關，對大使館進行公開軍事打擊，實際上是在公開否認和破壞該國的主權；主權作為國與國交往時的第一權，是具有強烈排他性的，對主權的破壞就是一種公開且明確的戰爭行為。
而這種戰爭行為是以恐怖襲擊手段起的頭，則讓整個事件更顯卑劣。
美國方面迄今為止對這次事件沒有任何説得過去的解釋，兇手至今依然逍遙法外，美國方面甚至連象徵性的賠償都沒有。
整個事情經過了二十餘年的蹉跎，當年那些在北京街頭憤怒不已的學生也已步入中年，昔日的滿腔怒火逐漸變為陰燃的刻骨恨意，沒有經歷過那起事件的年輕一代也在逐漸長大。對於我們的社會來説，那次事件正逐漸變得陌生，變得遙遠，變得模糊，變得虛無，我們似乎只能從幾十年前的故紙堆裏一探昔日究竟，一次明目張膽的恐怖襲擊和戰爭罪行似乎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但這種事情永遠不應該不了了之，我們必須牢記它、解決它。
我們為什麼必須牢記它、解決它？因為正義不會伸張它自己，即使我們不談道義，只從最功利、最市儈、最現實的角度去看，如果我們不去為邵雲環、許杏虎和朱穎伸張正義，那我們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有朝一日變成下一個他們，美國人或者其他人的JDAM就有可能落在我們任何人的頭上。
生存和安全從來就不是一種理所當然、俯拾皆是的東西，它是用一連串的掙扎、戰鬥、策略和運氣奪來的戰利品，你不去爭奪，它就會從你的指縫中流失。
二
邵雲環、許杏虎和朱穎三位烈士代表的是什麼人？他們代表的其實是廣大在海外工作的華人，代表的是中國利益邊疆的最前沿，代表的是中國社會不被法理領土所覆蓋的那一部分；他們是我們的前哨、我們的先鋒、我們的矛頭、我們的開路者，從現代國家利益邊疆的角度來看，他們實際上是邊軍、是戍卒。
邊軍和戍卒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很多時候他們面臨的是孤軍深入且後繼無援的危險局面，古語有云“墩卒最苦，戍役至艱”，其他社會成員可以在面臨外部衝擊時從本社會尋求支撐，但他們沒有這種待遇。
犧牲同胞葬禮
海外華人的抗風險能力差，是一個歷史上的老大難問題。比如當年下南洋的華人羣體，長期缺乏來自母國的支持導致他們養成了低調、內斂、温順的社會特徵，甚至出現了經濟上富足但不敢過問政治的奇怪現象。他們中的很多人之所以積極支持辛亥革命、積極支持抗美援朝，一方面是基於文明認同，另一方面是試圖通過援助母國的方式來贏得話語權，進而在海外獲得母國的支持。
但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導致他們的這些投資基本上都打了水漂，他們從母國獲得的支持，與他們為母國作出的貢獻是極不相稱的。同時東南亞地區不時爆發的排華浪潮中，他們每次都首當其衝，蒙受最大的損失，卻只能得到最微弱的支持。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前段時間爆發的中非金礦慘案，再比如緬甸仰光萊達雅工業區的打砸搶燒事件、巴基斯坦的公交車襲擊事件，往前追溯的話，還有1979年越南的排華浪潮、1966年印尼蘇哈托政權的排華屠殺等等。
這還是大的，小的事情更是多如牛毛。比如某些國家由中國援建的機場卻專門盯着中國旅客索賄，比如某些中國海外企業被當地地頭蛇當作奶牛和肥羊，比如某些國家一方面高唱兩國友誼、一邊對中國企業的經營處處設限，比如某些國家一方面鼓勵中國去當地投資經營，但扭頭就搞殺豬盤。
很多事情就發生在最近，就發生在當下。
事例太多，不勝枚舉。這麼多案例讓人不禁想要問一句：
為什麼受傷的總是中國人？中國人就天生活該要被屠殺、被驅趕、被剝奪、被羞辱嗎？
我非常反感一種説法，即認為那些在海外受到傷害的中國人是自討苦吃，就因為他們去的地方有風險、局勢不穩、政治動盪，所以認為他們的苦難是自找的，是不值得同情的。真是站着説話不腰疼。
須知中國是一個後發國家，對於中國來説，大部分安全的、低風險的海外經濟機會基本上已經被那些先發國家搶先佔據了，留給中國人的自然只有那些不那麼安全的、風險高的經濟機會。
趨利避害是人之本能，換言之，不是那些國人想要去危險的地方，而是隻有危險的地方可選。
吃肥肉誰不會？可肥肉都被人吃完了，他們可不就只能啃硬骨頭了嗎？國內內卷嚴重，他們於是出國碰碰運氣，這也不難理解。
對於這些勇敢的、篳路藍縷的開拓者，不應整天站在幹岸上説風涼話、扯後腿、裝客觀。再説了，要是沒有他們孜孜不倦地開拓中國社會的利益邊疆、擴大中國的利益版圖，這些人還能站在幹岸上嗎？還有幹岸可站嗎？
眼下的要務，是想方設法為那些在海外戍守中國社會利益邊疆的開拓者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儘可能支援他們的開拓事業，為他們撐腰，讓他們不再孤立無援，讓他們不需要再用天靈蓋去擋外人的狼牙棒。
三
以前，你可以説中國國力不足，沒有機會、沒有條件給海外國人提供支持。比如美國對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恐襲，當時確實是沒有辦法，這點我也承認，當時大家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咽，技不如人，認了。
但現在呢？國家每年為安全投入那麼多的資金、建設那麼龐大的力量，我們現在有那麼充裕的資源和力量，有那麼雄厚的物質基礎，有那麼充分的條件，是否可以想辦法，為那些在海外拓展中國利益邊疆的開路先鋒們，為戍卒們做點什麼呢？
不要總是找藉口，我們需要的不是藉口，我們需要的是行動。
海外國人是非常艱苦的，特別是那些在非洲、在東南亞、在拉美的國人。需要指出的是，邵雲環、許杏虎和朱穎三位烈士雖然遭到了美國人的卑劣謀殺，但他們好歹是有官方背景的海外國人，他們身處大使館之內，大部分時候基本上是安全的，他們在海外的境遇和條件實際上已經超越了絕大多數海外的國人。就連他們都無法保障自身安全，其他那些條件還不如他們的國人身處何等險境，不問可知。
被炸中身亡的新華社女記者邵雲環（左一）、《光明日報》記者許杏虎和其夫人朱穎（中和右一）
當然，我不是説每次中國人的海外利益受到損害，就要大軍盡出，就算是美國也沒這麼霸道。但在大軍盡出和零作為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有大量的中間選項，我們是不是可以做點什麼？
不要總拿美國當藉口，並不是中國人在海外的每一次利益衝突都和美國直接相關。那些綜合國力不如中國的國家，比如法國、俄國，它們在捍衞海外利益邊疆時就相當積極主動，法國前些年有“藪貓行動”，俄國的瓦格納在非洲大打出手，也沒見它們眼睛裏只盯着美國，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中學到點什麼？
中國也是有這方面的正面例子的。比如中國前駐伊拉克大使孫必幹，在美軍攻佔伊拉克之後，他受命當任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館復館小組組長，帶領武警人員趕赴伊拉克，着手實施中國在當地的外交工作。當時發生過七名中國公民被當地武裝力量綁架的事件，帶兵出使的孫必幹大使在當地縱橫捭闔，閃轉騰挪，一方面和當地的穆斯林長老會、伊斯蘭黨等當地勢力結交，向綁架中國公民的武裝力量施壓，另一方面通過半島電視台喊話，軟硬兼施，最終迫使綁架者釋放了人質，七名中國公民安全脱險。這次事件，是現代中國外交官最出色的戰績之一。
孫必幹大使除了交涉解救人質外，還在與當地的美軍打交道時態度堅決。美軍召集當地的各國外交官舉行會議時，帶兵入場的孫必幹大使給他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孫大使留下的渠道資源也為後來中國與伊拉克政府發展雙邊關係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當時是2004年，彼時的中國，遠遠不及當下。
我們現在的條件比孫大使當年更好，所以我們有義務比孫大使當年做的更多。
至少，我們應該讓其他人明確意識到，損害中國人的海外利益、侵擾中國的利益邊疆，永遠不會是無代價、無成本的。這樣，再有其他人試圖損害中國人的海外利益時，他們至少會有所顧慮，而不會如以往那樣肆無忌憚。
中國人的利益出現在哪裏，中國人的安全就應該在哪裏得到恰當的保障，這應該成為常識。也只有讓中國人的海外利益得到保障，讓海外中國人能夠更加安全，才是告慰南聯盟大使館三烈士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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