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重慶：為什麼龍頭企業不願直接僱用農業工人？
【文/吳重慶】
在傳統農業發達的區域裏，人多地少是其共同特徵。小農經濟作為此區域人羣的主要生計方式延續了數千年。
黃宗智先生在《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一書中，發現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小農農場實現從種植糧食的小農生產轉變為“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型的畜禽養殖和/或蔬果種植（尤其是拱棚蔬菜）的小農經營，即以資本密集投入帶來的邊際效益遞增的產出彌補了勞動力密集投入帶來的邊際效益遞減的內卷化，由此實現中國農業的“去過密化”，實現農户收入的持續增長和鄉村發展。黃宗智先生稱之為“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
其實，任何資本密集型的農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技術密集型的農業，中國傳統農業因為資本、技術等新的生產要素的投入而得以“去過密化”。這一情形的發生，類似於舒爾茨所謂的傳統農業改造。
然而，在今天的中國農村，小農經濟卻無法作為一種謀生方式而存在。就農業領域而言，市場化競爭逼迫農業經營者想盡一切辦法擴大耕作規模以及提高畝產量，高投入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農業出現了。規模化、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給經營者帶來豐厚的利潤，同時也抬高了諸如化肥、農藥、機械設備等農業生產資料以及勞動力、土地租金等的市場價格。
因此，現代農業不僅大大抬高了進入農業領域的門檻，把小農攔在門外，更加關鍵的是，即使小農只是想維持現狀也變得不可能，因為在生產資料價格被現代農業抬高之後，小農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小了，只好選擇家庭主要勞動力外出打工、輔助勞動力在家務農的生計策略。這也是所謂的“半工半耕”的邏輯。顯然，市場化下的現代農業對小農構成了市場排斥。
其實，即使是黃宗智先生論及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並非大規模的家庭農場，其對一般欠缺資本和生產經驗的小農的市場排斥也是明顯的。
我們在廣東省珠海市斗門區白蕉鎮調查時發現，鱸魚養殖已經成為全鎮的支柱產業，也成為過半農户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但依然有差不多一半的農户需要靠外出打工維持生計。我們進一步瞭解這些打工家庭的情況，它們在開始時也是從事家庭鱸魚養殖的，也是可以以此養家的。但隨着市場競爭的加劇，養殖户為了追求水面單位面積的鱸魚產量，不斷地大量投放魚苗，水面單位面積鱸魚的密度越來越高，魚塘裏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飼料，需要安裝越來越多的增氧設備。即便如此，魚塘發生鱸魚瘟疫的情況還是有增無減，養殖户不得不越來越多地往魚塘投入鱸魚消炎藥。
這樣的鱸魚養殖方式抬高了養殖户對水面單位面積的資本投入，當地鱸魚養殖户介紹，每畝水面大概需要投入30萬元，不少人靠借貸籌集生產資金。更重要的是高投入增加了生產風險（如鱸魚瘟疫）和市場風險（如鱸魚市場價下跌），稍有不慎，就可能血本無歸。家底薄、養殖經驗欠缺的農户在競爭中首先敗下陣來，不得不告別鱸魚養殖業，加入外出打工的行列。
由上可見，今天的外出打工者中，有一部分人並非所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準確地説，這些人並非像剩餘勞動力那樣溢出農業與農村，而是以農業競爭失敗者的身份被擠出農業與農村。
中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逐年減少（圖源：Science Direct）
截至2014年，全國鄉村就業人員37943萬人，其中從事第一產業人員22790萬人，第一產業人員所佔比重約為60%。儘管打工收入已經成為中國農户收入的主要來源，但由於中國鄉村就業人口龐大，仍然還有多達六成的就業者在與土地打交道。這些人究竟以何種方式留在鄉村從事第一產業？
除了上述“半工半耕”邏輯下還在從事農業的家庭輔助勞動力，還有部分通過流轉親戚鄰里土地而全職投身農業的新“中農”，此外還有被農業“龍頭企業”整合進“公司+農户”模式裏的相當部分的農村全勞力。
據稱，2004-2013年，農業龍頭企業數量從不到5萬家增加到12萬家以上，年均增長10.63%，帶動了全國40%的農户。到2013年年底，龍頭企業輻射帶動的種植業生產基地面積約佔全國農作物播種面積的60%。如果這個統計數字確切的話，按目前全國農户222236712户（截至2006年）計，那麼，龍頭企業帶動了近9000萬户農户，這説明“公司+農户”模式的農業生產已經佔據了全國農業生產的半壁江山。
黃宗智先生認為，依靠家庭勞動力而非僱工的具有強韌競爭力的小家庭農場佔到近97%，也就是説今天在中國的農業從業者中，只有約3%的農業從業者是屬於公司僱用的農業工人，約97%事實上還是以家庭為單位從事農業生產。為什麼龍頭企業不願意直接僱用農業工人，而是採取“公司+農户”的形式，把農業生產的單位落實到家庭呢？
首先，公司通過農户化解農業風險；其次，僱用一個勞動工人，公司需要付出非常高的監督成本，畢竟農業生產與工廠流水線上標準化的工業品生產是不一樣的。採用這樣的方式，可以保證商業資本（公司）降低生產風險，而在農業產前、產後環節提供種子、化肥、農藥銷售，產品包裝、銷售的壟斷性“服務”，就可以獲取相當高的利潤。
在“公司+農户”的農業生產模式中，龍頭企業藉助農户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勞動以及對農業風險的承擔，獲得高於僱工經營的資本主義規模生產的利潤；並且通過對眾多農户在農業產前、產後環節的控制，獲得額外的源自交易中佔壟斷優勢的收益。因此，黃宗智先生認為，“資本下鄉”在今天主要還是“公司+農户”的模式，而非僱工經營的規模化生產。
有鑑於農業龍頭企業主要通過為其旗下的農户提供產前、產後環節服務獲取利潤，黃宗智先生只是將農業龍頭企業視為商業資本。但事實上，現在的農業龍頭企業已經不是簡單的商業資本了，它已經介入農業的生產端，其變化趨向就是公司生產基地化，即原來的龍頭企業是把農業生產分解到農户，讓農户在自家的土地上耕作，今天的部分龍頭企業則是通過土地流轉承包一大塊生產基地，然後再分包給農户。也就是説，原來沉澱在農户土地中的地租收益也不可能為農户獨自獲得了。
江西瑞昌的一處水稻生產基地（圖源：IC Photo）
小農經濟之所以在中國流行數千年，養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其重要原因是歷代皇權皆警覺於農業的資本化發展，因此在制度設計上儘可能擴大自耕農的數量。自耕農自主地掌控農業生產產前、產後的所有環節，每一個環節可能產生的利潤悉歸農户。
而在當前的“公司+農户”模式下，公司通過“縱向一體化”的經營佈局，沿產業鏈佔據前向與後向各個環節的利潤，擠壓小農的生存空間。原來靠家庭農業獲得收入來源的小農，在農業龍頭企業“縱向一體化”的格局中，越來越無法從農業生產中獲取更多的利潤。
這一情形完整地體現了“代工廠”的邏輯：“公司+農户”模式中的農户，從原先可盡情在產前、產中、產後這一漫長的農業產業鏈上揮灑勞動，被壓縮到只能在產中發揮作用，即在土地上（這塊土地甚至可能是從龍頭企業租來的土地）耕作，農户猶如在“代工廠”流水線上工作的打工者，可以形象地被稱為“打農”。他們在農業一連串的生產環節中只承擔其中的一個環節的工作，前面環節與後面環節的利潤全部被公司拿走，因此，今天的小農根本無法養活家庭。
今天中國農業的發展存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兩種資本化的動力，中國的農業資本化既有自上而下的驅動力又有自下而上的驅動力，中國農業政策自農村改革初期即有“去小農化”的傾向。借用此種説法，上述分析中集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於一身的家庭農場對貧困小農的市場排斥，屬於自下而上的資本化動力；而在國家政策扶持下發展迅速的農業龍頭企業將農業“代工廠化”，則顯然屬於自上而下的資本化動力。在此兩股農業資本化動力的夾擊之下，弱勢的農户難免積貧。
小農經濟寄望於以農業謀生，但是農業卻無法成為主要的家庭收入來源。今天中國農村絕大多數家庭的家庭策略和生計模式已經從“農業+副業”的方式發展到“非農業+農業”的方式，非農就業已經成為家庭主要的收入來源，農業成了一種輔助性的收入來源。農户收入來源構成的變化自然帶動農業從業者構成的變化，今天的農業從業者大部分是村裏的老弱病殘等輔助勞動力。農村家庭中“非農業+農業”的生計模式的流行，已經表明了數千年來小農經濟作為生計模式的解體。
今天中國的小農，要麼在農村“打農”，大部分勞動剩餘價值被龍頭企業佔取；要麼由於缺乏資本被擠出農村，主要勞動力到城裏打工，輔助勞動力留守自家一畝三分地。小農的這種處境，使得他們難以通過農業發家致富。這也是小農往往意味着貧困的原因。
吳重慶 著
近年來，隨着脱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鄉村空心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轉。本書名為《超越空心化》，既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新跡象的揭示，也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未來的期待。作者通過對“隙地”“狹地”“邊地”的調查，在具體的區域中尋找中國農村，探尋基於激發鄉村內生力量、與城鎮化並行的鄉村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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