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中國式現代化的三重主體性與人類文明新形態

【文/謝茂松】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復興最終將是中國文明的偉大文明覆興，而中國式現代化也根源於中國文明。

2023年2月7日，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文明、中國歷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分別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主體性、歷史主體性與實踐主體性。這三重主體性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三重邏輯，即文明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就是中國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其中藴含着深刻的文明原理，也就是具有超越性、普遍性的新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國社會主義克服了過去五百年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帶來的難以克服的現代性危機，將為世界下一個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力，同時也為中國開創千年新局。

2019年6月23日無人機拍攝的位於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宮殿區。（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 攝）

一、中國歷史與中國式現代化：“中國歷史”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主體性

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周恩來提出建設“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之後，1979年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時至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七十多年的長期實踐探索，終於成功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道路。

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實踐探索的成果，是一項偉大而艱鉅的事業。惟其艱鉅，所以偉大；惟其艱鉅，更顯榮光。”中國式現代化作為艱鉅的事業，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到1949年領導的中國革命，革命本身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部分，革命和現代化二者不能割裂。

進而言之，中國式現代化是作為整全的、通貫的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包括中國近現代的中國現代化的挫折以及宋、元、明、清的中國早期現代化對於現代化不同因素的長時段的歷史準備及其挫折。中國式現代化要放在大歷史的縱深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一）中國式現代化從新中國成立到新時代始終堅持走獨立自主的中國道路

新中國用短短的三十年時間，快速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由傳統農業國家轉變為現代工業國家。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業化接受了蘇聯的援助，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更重要的是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美國入侵朝鮮並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中國不畏美國霸權，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取得偉大勝利，同時也免除了蘇聯東西兩線面對美國的壓力，極大緩解了蘇聯在西線的壓力。為此，蘇聯先後向中國援建了156項工程。通過這156項工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展開，中國在向蘇聯學習的同時，又克服了蘇聯過於強調中央計劃而忽略地方積極性的弊病，強調同時發揮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當兩國交惡、蘇聯撤走專家，美國繼續對中國封鎖時，中國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徹底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的工業化發展道路。

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的“徹底性”給中國帶來的意義，一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徹底性的意義。這兩個“徹底性”，使得中國的道路探索更為艱鉅、複雜，但帶來的經驗、智慧是最為豐富、完整、全面而持久的。

正是由於前三十年中國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初步的國內統一大市場，改革開放後才能以超大市場、完整工業體系以及熟練工人這些疊加優勢吸引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管理人才與資本。中國成為世界最大加工廠，進而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家，具有世界最為完整與極富韌性的供應鏈與全產業鏈。中國在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及管理經驗時，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底色，與前三十年一樣，一以貫之地堅持獨立自主。

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在工業現代化的基礎上演進到以數字文明的現代化為核心的“新四化”。在數字文明時代，以中國的5G技術領先於世界為代表，中國第一次在數字技術、數字經濟上與西方並駕齊驅。早在2000年初，習近平就看到了數字文明的未來，提出建設“數字福建”。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提出建設“數字中國”，指出“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再到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在對外學習、借鑑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走獨立自主的中國道路。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與現代化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對於今天的中國、今後的中國，都是一筆偉大的精神遺產。中國革命對於中國式現代化的遺產的意義不是過去式，而是進行式。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革命與現代化絕不是二元對立的。美國學者亨廷頓指出“革命具有現代化的特徵”，“革命是現代化觀念的終極表現”。中國革命之所以成為中國的現代化路徑選擇，根本上在於鴉片戰爭爆發之後，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逐漸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國要實現真正的現代化，不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少部分人、少部分地區的片面的現代化，就首先要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對內外敵人的中國革命。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實現國家獨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國。因為打倒了外部敵人，國家獨立，所以從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到改革開放，再到今天的新時代，中國可以持續走一條獨立自主而非依附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因為打倒了內部敵人，人民解放，所以新中國走的現代化道路始終保持中國社會主義的底色，也就是始終堅持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而不是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高度組織動員的舉國體制的特點，在根本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根本上之所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現代化道路，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同時是一場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結構的具有天翻地覆意義的社會革命。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結構後在新地基上的現代化。

改變中國社會結構的社會革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農民革命、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毛澤東以大歷史的戰略思維，看到了歷史，也就看到未來。在這裏，“歷史”指明清以來農民失去土地，而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為帝國主義的依附性經濟體，農民失地加劇；“未來”意味着中國革命的未來道路不同於過往蘇聯的中心城市武裝革命的道路，中國革命是農民革命、土地革命，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具有戰略指導性意義。

（三）近現代中國的現代化的各種嘗試及失敗的根本原因

晚清以來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以及民國的現代化，都是中國對於現代化的各種道路的嘗試，但都以失敗告終。就亨廷頓所説“革命具有現代化的特徵”，“革命是現代化觀念的終極表現”而言，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同樣沒有成功。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分析“辛亥革命為什麼沒有成功”，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北伐戰爭沒有成功，是“因為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夠成功，在於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徹底性。晚清以來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以及民國的現代化的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基於中國近代以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進行徹底地反帝反封建、反對內外敵人的革命，並在取得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建設。相較而言，唯有中國共產黨成功做到了。中國共產黨以其建立在深厚歷史意識基礎上的戰略思維，動態把握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徹底性與中國式現代化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

（四）宋、元、明、清的中國早期現代化對中國式現代化不同要素的長時段歷史準備

中國式現代化的“漫長曆史過程”不僅體現於中國近代史，還潛在地體現於中國早期現代化。具體而言，是宋、元、明、清的中國早期現代化對中國現代化不同要素做了長時段的歷史準備。雖然中國的早期現代化在西方列強的入侵下，比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更早遇到挫折，但是其中的幾個核心要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式現代化中得到徹底、有效的激活，這就是歷史辯證法之所在，也是“理勢合一”之所在。

中國早期現代化對於中國現代化長時段歷史準備的第一個要素，是宋朝開始出現的平民社會以及禮教下移帶來的普通民眾的道德覺悟的提升。晚唐五代持續發生戰亂，世家大族被摧毀，宋以後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從世家大族的貴族社會轉向平民社會的社會大變遷，這一社會大變遷是長期的歷史過程。理學的產生正是因應中國社會的這一大變遷。宋明理學從宋代朱熹的“天理觀”到明代王陽明的“良知説”的流行，從長時段歷史來看是禮教下移的過程。禮教下移，乃是宋明理學家強調的禮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內化於心的道德覺悟，從平民士大夫精英逐漸下移到普通民眾。

禮教下移離不開四書在宋代的興起。科舉考試是中國社會流動的關鍵所在，宋以下的平民社會的精英選拔更是通過科舉考試。元朝以下的科舉考試科目，四書上升到與五經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成為科舉取士之教材標準。四書尤其是其中篇幅更短的《大學》《中庸》，相較五經之複雜、繁難而經年累月不易掌握，則遠為簡易，容易掌握，《大學》《中庸》同時能“立乎其大”，直截又系統，能“下學上達”，能“明明德”“新民”而最終追求“止於至善”。《大學》《中庸》之簡易對應着平民社會的中等階層。明清的禮教下移，則是較《大學》《中庸》之簡易而更為普及化、平民化。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是組織動員最大多數民眾共同參與、共同奮鬥的現代化，而對於廣大民眾最有效的組織動員就是激發民眾的自覺參與的覺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在社會、基層實行的“羣眾路線”，不止是現代化的政黨的組織、動員，同時應看作是明清以來禮教下移帶來的道德覺悟、道德自覺在現代的徹底化。所以説宋代以下平民社會以及民眾的自我覺悟的提升，為中國式現代化準備了第一個要素。

南宋雖偏居南方，但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為代表，形成了中國文明意識的強大文化內聚力，這是此後能對元清兩朝統治者形成文化同化力的關鍵。元朝的建立重新打通並擴大了唐朝在歐亞大陸的貿易往來，可謂是以中國為主導的早期全球化。中國式現代化也是在全球化下的現代化，所以説元朝打通並擴大歐亞大陸的貿易往來具有早期全球化特點，為中國式現代化準備了第二個要素。

元朝打通歐亞大陸，形成早期全球化，當年的《馬可·波羅遊記》以及今天“一帶一路”的復興，都是在這一歷史脈絡之下。這一進程在明清得到發展，包括明中後期美洲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後，實質性取代銅錢的位置。白銀擴大了國內市場的統一，放大了市場、商品經濟的動能，同時也加大了經濟的波動。由銅錢到白銀的轉換進程，對於原有的建立在以銅錢為主要貨幣的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社會政治秩序形成潛在而持久的衝擊，中國尚在初期的適應過程中。學術界對於這一歷史進程的研究，集中表現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尤其是50年代興起的對於明清資本主義因素、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及近代因西方帝國主義入侵而受挫的討論熱潮。

明中後期土地兼併，一方面大量農民喪失土地，另一方面大量原來居住在鄉村的地主鄉紳搬到城市生活，出現所謂不在地的地主，這樣原有的鄉紳與農民的休慼與共的共同體關係逐漸被破壞，明清由此出現一些土豪劣紳，以及相應的民變。明清土地兼併導致大量農民喪失土地以及農民反抗，為中國革命準備了內部動力，為中國式現代化準備了第三個要素。

明、清的中國早期現代化對中國式現代化所做的歷史準備，一方面是早期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分層以及朝向一體化，另一方面就是喪失土地的農民對於豪紳的抵抗。這就是卡爾·波蘭尼所説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對於社會的破壞帶來反向的保護社會運動的興起。

平民社會的民眾覺悟、全球化、市場經濟與革命動力，就是宋、元、明、清的中國早期現代化分別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時段歷史準備。

“中國式現代化”之為“中國式”，意味着“中國歷史”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主體性的存在，中國歷史是作為整全而非碎片的中國歷史，為中國式現代化做了長時段的歷史準備。故而歷史傳統與現代不是二元對立的，中國歷史並沒有缺席中國式現代化，而是以歷史的巨大潛能、多種動力深度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儘管表面上不易察覺。

從大歷史、長時段歷史來看，中國歷史之為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厚遺產，正如中國革命之為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厚遺產。這兩個遺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貫通一體。二者在理勢合一的意義上為中國式現代化做了“勢”的長期準備。

（五）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武器”讓中國文化復興並在精神上超過資本主義世界

鴉片戰爭爆發後，西方列強持續侵略中國，中國逐漸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深淵。中國有識之士看到西方船堅炮利背後是其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為了“抵禦帝國主義”，中國開啓學習西方各國現代化的過程，最早現代化的英國、法國，後發的德國、美國，包括脱亞入歐的日本都在中國學習之列。

向西方學習，先是集中在船堅炮利，器物層面的船堅炮利的實質就是工業現代化。中國文明強調“道器一體”，貫穿着對於“道”的極端重視，按今天的説法就是強調思想、理論、文化的指導性作用。大一統國家的內部統一，首先需要統一思想，才能統一行動，而思想的統一是有機的統一，這就要求思想上升到“道”的普遍性的高度。基於中國思維這一特點，中國對於西方現代化的學習，除了由船堅炮利表現於器物層面的工業現代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所説的“思想武器”。

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指出中國向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思想武器學習的失敗：“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他進而指出，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着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説，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讓我們深刻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引進、學習，需要有統一的思想文化精神即“道”的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大一統的現代化，中國文明維繫大一統離不開統一的大道，而馬克思主義就是現代中國新的“道”。正是因為有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精神武器，中國文化才得以復興，並在精神上超過資本主義世界。

中國文化復興並在精神上超過資本主義世界，即掌握文化領導權，還要有持續增強、鞏固的長期過程。今天的“文化自信”就是這一長期歷史過程的自然延伸與新階段發展。

（六）“中國式”新道路對“西方式”舊道路之超越

中國式現代化之“中國式”新道路，毫無疑問是針對過去西方現代化的舊道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雖然在西方列強內部有霸權的爭奪與更替，但對非西方世界，則將其以一神論為底色的西方現代化加以普遍化，從而貶低非西方世界，同時以炮艦和筆（西方知識）讓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的規訓，從而自我否定其歷史、文化、傳統，並將它們納入世界市場，“使東方從屬於西方”，以其打造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使被其侵略、殖民、壓迫的非西方世界國家變為依附式、邊緣化發展的國家，試圖加以永久性的固化。

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説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隨着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

毛澤東對於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掘墓人的論斷，與卡爾·波蘭尼對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破壞市場的同時產生反向的保護社會運動的論斷異曲同工，二者分別揭示了資本主義對內、對外壓迫的同時，也在內、外造成了反抗者，國內革命的動力與世界革命的動力也正在於此。

西方將其現代化話語及形塑的以西方為中心的所謂世界歷史話語，強加於非西方國家，將其他者化，使其在喪失歷史主體性的同時也在現代化發展上喪失獨立性和自主性，在自覺不自覺中成為依附式、邊緣式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從大歷史來看，正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的超越。中國引進、學習馬克思主義，正是要以此化解馬克思所批判的西方現代化的資本之惡。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底層結構與文明原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主體性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底層文明結構：集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之大成的西周禮樂文明

中國革命、中國早期現代化從長時段歷史來看，都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期歷史準備，而從更長的文明歷史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根源於中國文明，具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根源於中國文明的底層文明結構及其文明原理。

中國文明的底層文明結構就是三千年前集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之大成的西周禮樂文明。周公制禮做樂的工作就是集文明大成的工作，所以孔子説：“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篇》）“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篇》）百世為三千年，孔子自信於三千年後的中國之可知，就在於西周文明所奠定的中國文明及其文化價值觀的連續性。

西周禮樂文明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最早走出了宗教，成為人文性文明並一直保持這種人文性。西方雖在雅典城邦時也一度出現人文性，但為時有限，到羅馬帝國以基督教為國教，尤其在漫長的中世紀又重新回到宗教性，等到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受到中國儒家的影響才算走出宗教。

西周禮樂文明之禮、樂二者各有其分工、職能。《禮記·樂記》謂“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代表別異之秩序，樂代表合同之和諧。集三代之大成的西周禮樂文明的核心文化價值是“親親”（合同）與“尊尊”（別異），二者之間存在着張力。“親親”“尊尊”的文化價值觀全面落實於制度層面。“親親”就是在社會層面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自組織，強調孝悌；“尊尊”就是在政治層面的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中國文明傳統將周公、孔子並稱為“周孔”，周公的貢獻在於創制，孔子以及孟子則將禮樂文明的抽象精神、文化價值觀提煉為“仁”與“義”，“親親”為仁，“尊尊”為義。

西周實行分封制及宗法制，周天子與諸侯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在宗法制下的叔伯關係，或者是通過聯姻而形成的甥舅關係，家國一體。秦漢以下的郡縣制，則是將國家與百姓的關係擬血緣化類推，將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與百姓的關係比擬、類推為父母官與子民的共同體關係。其實《詩經》已形成“民之父母”的思想，《大學》就引用了《詩經·小雅·南山有台》中的“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的詩句。

《大學》作為《禮記》中的一篇，在於闡明禮樂文明的文明原理，“修齊治平”的核心思想直接道出了中國禮樂文明的政治與社會一體、家國天下一體貫通的社會政治結構及其家國天下共同體意識。《大學》開篇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止於至善”的文化價值理想也就是在國家政治層面的德性政治，在社會、百姓日常層面的德性生活。善既是政（善政、仁政），也是文、教（善人、善教），政教一體而皆為人文性，大不同於西方的政為世俗政治，教則為基督宗教。這就是王國維所説西周禮樂文明建構了道德團體。

中國式現代化在紮根於中國文明的底層文明結構的同時，最終消化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將“古今之變”的問題在更高層面上再次轉化為“古今一體”的問題，從而在成功應對西方現代化衝擊之後，繼續保持中國文明連續未斷裂。

（二）繼承家國天下一體、天地人一體的共同體意識以及“至善”的價值理想

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重要特徵，根本上是對人與人之間的家國天下一體的共同體意識的繼承，同時也是對人與自然之間的天人相應、天地人一體的共同體意識的繼承。

中國式現代化在根本上追求的是德性生活。德性作為優先價值選擇，貫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的全部。

王船山對“善”的詮釋非常深刻。他不是按通行想法將“善”理解為道德的主觀態度，而是把“善”詮釋為“處焉而宜”，指把事情辦得適宜，這完全是客觀行為的結果。而《大學》中的“至善”，則是“皆得咸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適宜，恰到好處。中國式現代化將作為優先價值的德性貫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的全部而朝向“至善”之價值理想追求，意味着經過西方現代化的衝擊，中國文明以其頑強的韌性立住了，在更高層面重新回到過往中國之為“禮義之邦”，禮義也就是德性。

中國式現代化對於中國文明的家國天下一體的共同體意識、天地人一體的共同體意識以及“止於至善”的價值理想的繼承、發揚，正是中國式現代化可大可久之所在。可以説，中國式現代化賡續了中國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三）中國式現代化大本大源的文明原理：“可大可久之道”來自“元亨利貞”“保合太和”“乾坤並建”與“中正之道”

中國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更深層地來自作為中國文明核心原典五經之首的《周易》。王船山認為《周易》的八卦、六十四卦卦辭、爻辭、《易傳》（即《十翼》）歷經伏羲、周文王、周武王、孔子等“四聖”而“四聖同揆”。“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歷四聖而始成的《周易》將西周禮樂文明提升到“道”的抽象、普遍的文明原理高度。禮樂文明之“人道”取法於《周易》之“天道”，天人合一、天人相應的最根本的意義在於此，而不能窄化為今天的保護環境。要更深層次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賡續中國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就要深入《周易》的文明原理，這是最具根本性的大本大源之所在。

1. 元亨利貞

《周易》為五經之首，乾卦則為《周易》六十四卦之首卦，地位重要，對《周易》做系統解釋的《易傳》認為乾、坤這起始二卦，代表着《周易》之門户，《易傳》被認為是孔子所作。理解乾、坤二卦，也就能進入《周易》之門。乾卦象徵“天”，坤卦代表“地”，二者代表天地的創生之德，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對乾卦卦辭“元亨利貞”的詮釋。“元”，表示元初，表示德性初始之至善、純粹無私，也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不息之德，是“仁”之德性，初心正出於此。“亨”表示亨通廣大，始終葆有“元”之純粹無私之善，就能不斷由小到大，不斷發展、壯大而事業大發展。事業大發展產生大的利益，就出現如何合理分配利益而達到和諧的問題。《易傳》強調“利者，義之和也”。《周易》理解的真正的“利”不是少部分人的一己之私利、一時之短期利益，更非零和博弈、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充分考慮到全體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照顧到廣大百姓的普遍利益，讓各方各得其宜從而各方諧和、滿意。“貞”是穩固而持久，只有做到“利者，義之和也”，才能貞固永久。

“元亨利貞”四德合在一起，表示“可大可久之道”。大而能久，根本上來自初心的至善、純潔、無私。始終葆有初心之純粹，雖開始力量微小，但由於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所以最終能發展壯大並持久。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現代化的起點和終點完全不同。西方現代化的起點是戰爭、侵略、殖民、掠奪，終點是造成內外巨大貧富差距。中國式現代化的起點是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終點是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並以中國的發展帶動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起點和終點的深層文明原理就是元亨利貞，能可大可久。

2. 保合太和

《易傳》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強調陰、陽二者之間的和諧一體，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孤陽不生，獨陰不長。陰、陽二者之間的和諧、共濟一體是“太和”，即最高的和諧，這就是乾卦《彖辭》所説“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太和”成為中國文明的核心文化價值觀。明清故宮以太和殿為尊，正是這方面的體現。

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重要特徵貫穿着家國天下、天地人等各種關係的和諧，而各種關係的總體和諧、普遍和諧也就是“太和”。

3. 乾坤並建

《周易》的每一卦由上下六個爻構成，六爻都是純粹陽爻的乾卦代表純陽，六爻都是純粹陰爻的坤卦代表純陰。王船山提出“乾坤並建”，即乾、坤二卦同等重要。乾卦大象辭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大象辭為“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的文明主體性，厚德載物則是中國式現代化對外的學習精神，也就是毛澤東所説的“洋為中用”。但學習不是白板式的，是立足於自身，在向外學習的同時始終保持文明的主體性，這也就是中國化、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二十大報告主題中的自信自強、守正創新，也正是對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的二者並重。

4. 中正之道

《周易》的哲學思維是動態思維，不像古希臘是原子式的靜態思維。《周易》強調“時位中”，也就是中道、中正之道。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重要特徵全面統籌協調各種關係，正是體現了《周易》的中正之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在物質與精神、人與自然的一陰一陽之間取“執兩用中”的中正之道，而不是乾卦最上一爻——上九爻的爻辭“亢龍有悔”，以及坤卦最上一爻——上六爻的爻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的蕩而不返、物極必反。唯執兩用中的中正之道，方能可大可久。

中國歷史的主體性與中國文明的主體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兩重主體性。但大而言之，拉長曆史，將中國文明的主體性拉到三千年前的西周文明，則中國文明的主體性也就屬於中國歷史的主體性，故而這兩重主體性也是通貫一體的。

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藴含“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而這些獨特性要與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緊密結合加以思考。

除了歷史主體性與文明主體性這兩重主體性，還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構成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三重主體性，即實踐主體性。

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主體性

（一）傳統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之火淬鍊

要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來龍去脈，既要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以及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中國近代的現代化探索，又要看到宋元明清的中國早期現代化為中國式現代化所做的更長期的歷史準備，再往上更是習焉不察的五千多年的中國文明的影響，尤其是三千年前西周禮樂文明的底層結構以及文明原理在更長曆史時段對於中國式現代化的最深層次也最不易覺察的影響。

由近的百年而及遠的三千年的歷史文明影響，並非自動、自在、自明地起作用，而是需要被激發、被調動。唯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引進馬克思主義並加以中國化，激活了中國歷史文明傳統的潛在動能。所以中國文化傳統不是靜態自然呈現的，在現代世界需要經過革命之火的淬鍊，需要有效應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衝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委實不易，是從實踐中走出來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需要上升到“道”的高度。這就是對毛澤東的《實踐論》温故而知新的認識論意義所在。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最大程度地激活、調動中國文明傳統的巨大潛能來進行中國式現代化；另一方面，中國文明傳統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底層結構之“體”。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共產黨與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歷史文明傳統，二者互為體用。

（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主體性

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具有高度領導組織動員能力的領導核心，而領導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中國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路徑選擇。我們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一體關係的角度，對黨的二十大報告主題中的“團結奮鬥”做出詮釋。

“團結奮鬥”這四個字看似再平常不過，但恰恰是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淺白的政治語言中對政治共同體、國家共同體、文明共同體的共同性做出最直觀、最本質的概括。同心同德、團結奮鬥既是現代的，同時也深深植根於中國文明底層結構。《周易》的同人卦、大有卦從不同角度詮釋了同心同德、團結奮鬥的深刻哲學。同人卦卦辭説“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只要萬眾一心，就能共渡難關。同人卦緊接着的是大有卦，《周易》《序卦傳》解釋同人、大有的內在邏輯演進關係——“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於大有”，上下同心同德就能成就偉業。

全黨上下同心同德、團結奮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同心同德、團結奮鬥。“作為領導者、組織者的中國共產黨，與作為組織、動員對象的中國人民，二者是一體相生的休慼與共的關係。中國共產黨如果脱離了人民，就不成其為中國共產黨；同樣，脱離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民眾就是一盤散沙，也就不成其為政治學意義上的中國人民。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作出‘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人民，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共產黨’的論斷，最好地説明了中國共產黨鍛造了從古以來沒有的‘黨組織’，同時也鍛造了從古以來沒有的全面組織動員起來的‘中國人民’，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文明意義、政治學意義。”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一體關係也就是王船山所説“乾坤並建”、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一體的關係。乾為陽，為主，為領導者、創造者，坤為陰，為從，為被領導者、執行者，而乾卦內在也有坤卦之德性，坤卦內在同樣也有乾卦之德性。這就是説中國共產黨要堅持羣眾路線，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中國共產黨又要充分激發人民羣眾的主人翁精神和首創精神。今天創造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主體性。

（三）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保證中國式現代化的可大可久：自我革命與人民監督的內外統一

建立在中國深厚歷史文明傳統基礎上的歷史智慧深知“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道理，中國式現代化的可大可久、中國社會主義的可大可久，根本上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正如中國文明能保持連續而未斷裂，離不開作為國家治理核心的士大夫政治的德性政治、賢能政治及其成己成人的內聖外王之道的士大夫精神。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週期率的第二個答案。中國共產黨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以及“黨紀嚴於國法”，是當今世界政黨所獨有的，根本上是對“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日新其德”文明傳統精神的繼承與創新，這也就是《周易》首卦乾卦九三爻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所表達的始終保持憂患意識與道德緊張感。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範體系”，明確將自我革命制度化，有助於完善黨的自我監督。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裏回答民主黨派人士黃炎培的問題，給出人民監督這一跳出歷史週期率的第一個答案。它與第二個答案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呢？兩個答案具有統一性，二者統一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共同建構的新政治秩序。中國共產黨離開了中國人民就不成其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的本質是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保持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自我革命、人民監督一內一外，辯證地統一於黨和人民的一體關係之中。

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永遠保持趕考的心態，“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鬥，務必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正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特質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自我革命精神，在根本上保證第二個百年中國的可大可久。

一列復興號高鐵列車從京張高鐵駛過居庸關長城（2020年10月6日攝）。新華社記者 鞠煥宗 攝

四、新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三重主體性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三重邏輯

中國文明、中國歷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分別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主體性、歷史主體性與實踐主體性。這三重主體性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三重邏輯，即文明邏輯（或者説是文化邏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

實踐、歷史、文明這三重主體性、三重邏輯，由近及遠，從新時代不斷往上回溯到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正説明中國傳統是如流水一樣活着的傳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這不是感嘆時光流逝，不是不為世用的消極，而是對於中國文明保持連續性的積極的態度。流水無分過去、現在與未來之水，水流過程中有曲折、頓挫，這就是中國歷史文明傳統中“古今之變”與“古今一體”的統一。

中國文明的連續、未斷裂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如《春秋公羊傳》記載當時中國面對四周夷狄的入侵，“中國不絕若線”，這與《義勇軍進行曲》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幾乎是一樣的。中國作為農業文明國家，歷史上經常面臨活躍在歐亞大陸上的北方遊牧文明的挑戰，歷史上的分裂時期也往往與此有關，但中國每次都能由短暫的分裂走向更大的統一。中原農業文明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有對北方遊牧文明的融化，這就是歷史上的幾次民族大融合。

所謂“《易》有三名”，即變易、簡易、不易，《周易》的哲學思維是變化，“變化”之為變化，不是雜糅，重要的是對於變的轉化，變而能化，化的目的、結果最終是為我所用、為今所用。中國歷史上面對北方遊牧文明、印度佛教以及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挑戰，最終皆能以“中國化”來化之。

中國文明傳統將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歷史、文明這三重主體性、三重邏輯通貫為一體，最終中國式現代化也轉化為中國新文明傳統的內在組成部分。現代化與傳統之間的“古今之變”再度轉化為新的“古今一體”，中國在保持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的同時，也以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為世界提供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選擇，乃是在宋明理學“理一分殊”意義上，即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跟中國一樣，都要結合本國自身的歷史、文化、現實加以學習、轉化，它們同樣有其自身的歷史、文化、實踐的三重主體性、三重邏輯性的問題。

（二）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

1. 貫通“古今中西馬”的文明集大成特點

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文明新形態是以毛澤東所説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古今中外法”，處理好古今，即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毛澤東説，“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裂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寶貴的遺產”。處理好中西、中外之間的關係，處理好中、西、馬三者尤其是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這就是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毛澤東説：“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馬克思主義要管用，就不能是本本主義，而是要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激活了偉大的中國文明傳統，同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極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如此，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貫通“古今中西馬”的文明集大成特點。

2. 將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數字文明與生態文明熔鑄為一體並貫穿社會主義“大道”

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將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數字文明與生態文明熔鑄為一體，並以社會主義之“大道”、根本原則貫穿其中。

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曾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到工業文明時代則落後、捱打，進而趕超，新中國七十多年的歷史首先是在工業文明方面趕超的歷史，而在正在到來的數字文明時代，中國在起點上與西方發達國家可謂同步，尤其是在5G技術方面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數字文明與中國農業文明高度契合，數字文明的互聯互通的思維與中國農業文明的思維高度相通。數字化也與中國文明的大一統高度契合，數字化技術將使大一統更為徹底。中國在數字文明時代有可能重新領先於世界，從而“回到歷史的中國”。

數字、互聯網是沒有歷史縱深的，但在中國，在“中國之為中國”的文明意識意義上的中國，數字、互聯網企業既不能不懂政治，也不能沒有歷史的縱深。對於數字、互聯網企業和具有互聯網思維的年輕人而言，他們都需要在中國歷史的縱深以及文明意識中克服互聯網“蕩而不返”的偏執，中國歷史將展示其前所未有的豐富性。當然此所謂中國歷史不是豆丁之學，而是中國歷史傳統中貫穿的文明意識、文明原理。

進入數字文明，是否就意味着遠離過往的農業文明？對於很多國家來説的確如此，但對於具有農業文明大國傳統的中國來説，則完全不是這樣。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將會以農業文明大國的思維，結合數字化技術與思維來發展新的工商業和數字經濟，重建人與土地的共生關係，包括人在具體時空中的歷史感。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將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數字文明與生態文明熔鑄為一體，並以社會主義之“大道”、根本原則貫穿其中的深意所在。

3. 貫穿“止於至善”“保合太和”的社會主義“大道”

中國共產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文明的整全性，也就是統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以及科技為一體，五位一體的文明深意即在於此。中國共產黨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政治優先，而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優先。政治優先的根本意涵是以全社會最大多數人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優先，而非以資本的少數人利益、短期利益優先，這樣就能既利用資本，又規訓資本。由此，則有政治與經濟的一體，政治與文化的一體。同樣，政治也深深融入全體社會而成為一體，而不是西方式的所謂社會與政府之間的對立。

中國文明傳統強調“政者，正也”，政治優先，以全社會最大多數人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優先，也意味着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科技中貫穿着德性優先，“止於至善”“保合太和”的社會主義“大道”。這也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高度契合的深意所在。

（三）人類文明新形態將開未來中國千年新局

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其文明史意義在於這是繼西周分封制、秦漢以下的郡縣制之後的第三次偉大創制，將開未來中國千年新局，為世界下一個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它與西方資本主義並不是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而是以陽化陰，以社會之“善”轉化資本之“惡”，最終涵攝、超越、轉化西方資本主義。

中國共產黨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王船山所説的“命日受則性日生”的文明生長性。一方面，新文明需要以中國的實踐不斷豐富、完善；另一方面，中國與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共同豐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未來的方向不是“後現代”，而是“現代”化入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文明的更新、創造。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