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舸：小麥怎樣走上藏族餐桌——西藏現代化與藏族飲食文化變遷
【文/強舸】
一、提出問題
“吃”是人類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漫長的歷史實踐中，不同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飲食習慣，體現着文化的差異和民族的特性。
長期以來，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和閉塞的交通條件，藏族形成了與周邊民族大相徑庭的飲食習慣，由青稞炒制研磨而成的糌粑是藏族最主要的傳統食物，它具有製作簡單、攜帶方便等諸多優點。過去，藏族幾乎頓頓都以青稞為食，同時，青稞還被普遍運用到了從婚喪嫁娶到活佛轉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手糌粑，一手酥油茶”的藏族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今天我們再去觀察藏族餐桌時，卻會驚訝地發現，“一手糌粑，一手酥油茶”其實已經不能反映藏族的真實生活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抽樣調查和民族誌研究均顯示，藏族的小麥食用量正在不斷增加，青稞食用量則隨之下降。在許多藏族家庭中，往往只有老人依然喜食糌粑，成人和孩子大多更喜歡麪條、包子等小麥食品。在藏族生活中，青稞正在從三餐主食退居為早餐食物，而小麥則逐漸佔據了正餐主食的位置。
藏面
對此變化，現有研究多將原因歸結為現代化。具體來説：
第一，農業發展帶來了小麥種植面積和產量的巨幅增長，使大量食用小麥成為可能。
第二，現代化和多元文化交流促使藏族開始嘗試、接受新的食物和文化。
表面看來，以上結論可以解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藏族食譜變化。但是，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更長的歷史時段時，我們就會發現它無法回答的問題。
事實上，早在70年代，“大規模推廣小麥種植”的農業政策就曾使西藏的小麥食用量超越青稞，但當時小麥卻沒有受到普遍歡迎。相反，70年代後期“吃小麥”引發了西藏居民的普遍不滿和抵制，1980年中央考察團在藏期間，羣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就是“不願吃小麥，要吃青稞”。順應民意，1980年秋，“大規模推廣小麥種植”的農業政策戛然而止，自治區轉而推行“大規模壓縮小麥種植，擴大青稞種植”的新政策。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又是短短數年後，那些曾經抱怨“吃小麥”的藏族農民卻又開始大規模複種小麥，主動把小麥請回自己的餐桌。而在今天，小麥則成了“藏族都愛吃”的食品，並重塑着藏族飲食文化。
簡而言之，20世紀70年代以來藏族飲食文化變遷經歷了“不願吃小麥”、“小麥是不壞的選擇”和“愛吃小麥”三個曲折階段。
對此，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小麥曾經遭到強烈地排斥？今天卻又能成功融入並改變藏族飲食文化？不同時期的哪些因素影響着藏族對小麥的觀念？怎樣的機制形塑着藏族飲食文化的變遷？
顯然，已有的結論很難回答這些問題，其不足在於：
第一，現代化只是文化變遷的宏觀背景，其宏觀影響必須通過具體因素和機制才能實現。
第二，文化是發展變化的動態過程，它受眾多即時性因素制約，現代化在不同時期帶來的即時性因素是不同的，現有研究則對此缺乏關注。
因此，要回答以上問題，我們就需要回到歷史，重新發掘那些具體的和即時性的因素，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藏族飲食文化的變遷歷程，理解現代化對藏族生活的真實影響。
理解這些問題的現實意義也非常重要。
首先，發展是西藏治理的首要任務，“尊重民族習慣”則是西藏發展的基本前提。然而，20世紀70年代藏族飲食習慣是“不願吃小麥，要吃青稞”，中央也承認“盲目擴種小麥”是“不尊重民族習慣”；今天，藏族的飲食習慣卻又變成了“愛吃小麥”。
因而，我們在治理中該如何把握民族習慣？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系統地理解形塑民族習慣的各種因素，才能制定出真正尊重民族習慣、行之有效的發展政策。
第二，“吃什麼”也不只是口味問題，飲食差異引發的羣體衝突貫穿人類歷史。1959年和1989年兩次騷亂時，分裂分子頻繁喊出“吃糌粑的站出來，把吃米麪的趕出去”的分裂口號，試圖將“吃糌粑的”藏族和“不吃糌粑的”非藏族對立起來，以達到蠱惑和煽動的目的。今天，飲食習慣的變遷則讓他們不可能再用這些口號製造民族對立了。
由此可見，小麥走上藏族餐桌的過程也是藏族與中華民族其他成員交往擴大、差異縮小和文化交融的過程。理解這一過程，有助於我們探求發展、民族團結與國家認同的制約機制。
第三，現代化給西藏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藏獨”和反華勢力卻將此歪曲為“強制同化”。國內外對此謬論已有許多回應，但多是宏觀數據展示或微觀個體生活描述。
本文則希望將宏觀的現代化與微觀的個人生活結合起來，證明西藏正在發生的變遷是普通藏族居民自發、自願、自主選擇的結果，體現了藏族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二、研究進路
飲食研究是文化人類學的重要議題，其基本問題是：生理上看，人什麼都能吃，為什麼不同民族卻有不同的飲食偏好？對此，學界的回答可以分為唯心和唯物兩大流派。
文化唯心主義以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為代表，從心理結構分析人類的飲食行為，闡釋飲食禁忌的源起和固執。文化唯物主義以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為代表，從物質基礎解釋飲食偏好之迷。
用斯特勞斯的話説：唯心派認為飲食偏好源於“吃了有益思考（good to think）”，而唯物派則相信“吃了有益身體（good to eat）”，而與思考無關。
文化唯心主義認為：“當我們觀察與人類飲食習慣相關的象徵和文化時，只能接受如下事實：其持久性和頑固性是任意原因造成的，其中大部分很難講出道理。”因此，他們將解答謎題的希望寄託於主觀因素，斯特勞斯認為，深層心理結構支配着人類行為，不同民族的關鍵區別是“基本思維模式”的不同，他們將自己對食物的理解注入社會倫理體系，賦予特殊的文化意義。所以，“民族學首先是心理學，物質基礎不是民族學家關心的內容。”
相反，文化唯物主義不承認“基本思維模式”的特殊性，而是強調文化的整體性，強調文化是與更廣闊的經濟、人口、環境等因素有機聯繫在一起的。它的理論起點是馬克思的經典論述：“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着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哈里斯反對把文化視為純粹主位現象和個體思想活動的觀點，他指出，文化唯心主義的根本錯誤在於無視歷史和實際。實際上，“任何文化現象都植根於現實生活的土壤中，都有其客觀現實基礎。任何採取神秘主義態度的做法都是錯誤的，要想解開這些人類文化的謎團，就必須堅持客觀、科學的態度，從現實中尋找答案”。
在具體案例上，瑪麗·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對中東豬肉禁忌的分析曾是文化唯心主義的代表作。她認為，豬之所以成為禁忌是因為它在希伯來人的動物分類中處於不規則的地位，在有序的世界觀下，任何難以分類的東西都會激起希伯來人的褻瀆感和玷污感。
與她強調心理的研究路徑相反，哈里斯把豬肉禁忌產生的生態環境作為分析的起點，他通過對中東歷史和環境變遷的考察指出，中東曾有過家豬飼養，但是環境變化使得當地不再適合養豬，而有利於牛羊飼養，出於生存壓力和成本收益比較，希伯來人放棄了養豬，並逐漸形成了文化上的禁忌。
簡而言之，文化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人類生活是對其生存環境和難題的反應，不同民族的食譜差異主要可以歸結為不同地區的生態和生產機會差異，某些食物之所以被人所愛吃（好吃）是因為它們在特定地區的生態環境和生產條件下比另一些（不好吃的）食物更經濟可口。
例如，藏族被公認為是最虔誠的佛教徒，但藏傳佛教卻沒有素食禁忌。這是因為青藏高原能提供的食物種類稀少，高寒氣候又要求人們必須攝入足夠的脂肪，所以藏族不吃肉就無法生存。顯然，在物質基礎的決定性力量面前，是不存在能左右人們行為的文化或心理結構的，相反，物質基礎可以促使虔誠的佛教徒重新闡釋戒律，形成關於吃肉的新文化。
因而，本文將從文化唯物主義的進路出發，綜合運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知識，分析以“小麥／青稞”為主線的藏族飲食文化變遷歷程。研究認為：
第一，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塑造了藏族的傳統生計模式，演化出獨特的飲食文化，青稞、酥油等食物也由此被賦以民族性。20世紀70年代後期，小麥受到文化抵制的實質是當時物質條件下小麥與高原環境的衝突。
第二，人口壓力、技術進步及其他現代化措施會影響、改變乃至重塑自然環境與生計模式、飲食習慣的制約關係。90年代以後，現代化從多方面改變了藏族的生活環境，使小麥能揚長避短，成功嵌入藏族餐桌。
第三，人類並非外在變化的被動接受者，在現代化進程中，藏族居民在不同時期也會根據情況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
三、20世紀70年代後期：“藏族不願吃小麥”
（一）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西藏小麥
與青稞一樣，小麥在西藏也有數千年的種植歷史。《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其地氣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麥、褭豆、小麥、蕎麥。”乾隆時期成書的《西藏記》記載：“拉薩，谷屬產青稞、小麥、胡豆、碗豆、菜籽。”由小麥製成的麪條、包子、烙餅、圖巴（麪疙瘩）、老鍋饃饃、巴籽饃姑都是藏族喜愛的傳統食品。
但是，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小麥只能在海拔較低的河谷地區種植，1970年，西藏小麥種植面積僅4萬畝，不到總耕地面積的1.3%。並且，由於配料和燃料的缺乏，在舊西藏，農奴一般只能將小麥做成糌粑、圖巴等簡易食品食用，只有貴族和上層僧侶才能享用到雞蛋麪條、包子等美食，但這對他們來説也算是奢侈品，多數時候他們也只能和農奴一樣以糌粑為食。
和平解放後，糧食增產成了西藏治理最迫切的任務，選育推廣新的高產品種則是最可行的途徑。然而，作物育種需要漫長的過程，由於種植範圍狹小，青稞在當時沒有任何現代科技積累，中短期內不可能培育出能滿足西藏需要的品種。相比之下，雖然本地小麥品種的各項屬性還不如青稞，但在西藏之外，經歷現代育種科學近百年培育的小麥已經積累了青稞無可企及的優勢。
1952年，中央政府派出了西藏科學考察隊（以下簡稱“科考隊”），其中的農業組歷時兩年走遍西藏，進行生產調查，並於當年11月在拉薩農業試驗場播種了數百份內地小麥，開始育種研究。次年秋收，平均畝產達544斤，比對照組的拉薩春小麥增產30%以上。
1954年，科考隊向中央政府提交了由科考隊成員莊巧生執筆的《西藏農業考察報告》，提出了“在海拔3000米—4000米的西藏河谷農區可以推廣種植晚熟冬小麥，並很有可能實現高產”的歷史性建議，該建議得到了中央的認可，“選育推廣高產冬小麥品種”由此成為之後三十年西藏農業發展的基本戰略。
隨後，經過漫長的試驗和品種改良，小麥大面積推廣的條件逐步成熟。1971年，西藏自治區正式啓動小麥推廣，到1978年，全區小麥種植面積猛增至總耕地面積的近3成，同期西藏糧食產量從29.49萬噸增加到50.50萬噸，增長率高達71.2%。由於小麥大面積高產的奇蹟，西藏於1975年首次實現了口糧自給。
收割小麥（資料圖/新華社）
（二）藏族吃不了小麥？
20世紀70年代中前期，小麥帶來的增產大大緩解了西藏的糧食危機，給常年缺糧的藏族農民帶來了豐收，“肥麥”等小麥品種一度被視作是“金種子”。然而，在總耕地面積變化不大的前提下，大規模推廣小麥必然要以大規模壓縮青稞等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為前提。這也就意味着，藏族要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吃更多的小麥，更少的青稞。在70年代中前期，這還不是太大的問題。但到了70年代後期，在吃飽的需求得以滿足後，“吃不上青稞，吃不了小麥”就成了困擾西藏居民生活的主要問題。
西藏曆來以青稞為主要糧食作物，藏族羣眾千百年來以糌粑為主食。但自從推廣冬小麥生產以來，青稞種植面積逐漸縮小，僅拉薩市在近五年內，青稞種植面積就減少了五萬畝以上。由於種植面積的縮小，總產量降低，與人民羣眾的需求形成了極大的矛盾。在農區，藏族社員的基本口糧也不能保證大部分分給青稞。歷史上主產青稞的堆龍德慶縣，有的公社前年每個社員只分得2、3克（西藏傳統計量單位，1克約等於14公斤——筆者注）青稞。
由於農業條件好，山南地區是西藏小麥推廣最普及的地區。70年代後期，山南地區下轄的乃東、扎囊、貢嘎、桑日等河谷縣的小麥種植面積均超過了其總耕地面積的一半。也正是因此，小麥與藏族飲食習慣的衝突在這裏體現得最為突出，後來遍及全藏的“小麥吃了腰疼”、“小麥吃了沒力氣”等流言都是從山南地區傳出的。
我們這裏海拔低，氣候好，那時候地全種了小麥，青稞就坡上有一點。當時我們都説，別看小麥產量高，吃了腰疼，沒力氣幹活，你拿小麥稈餵牛，牛都不吃，牛都要吃青稞稈。（DWDZ，桑日縣，2012年11月17日）
西藏軍區澎波農場（今屬拉薩市林周縣）雖然自然條件不如山南，但軍墾農場的性質使它在科技力量、農用機械、農藥化肥等方面都有優勢，因而它的小麥種植比例是全自治區最大的，最高時佔總耕地面積的86.90%。
我們隊全部種小麥，一點青稞也沒有。因為是農工，每人每月才可以買40斤青稞，全家兩個農工80斤，但全家有8口人，老人身體不好，所以頓頓還能有點青稞糌粑吃。大人要幹活，所以早上能吃到青稞。小孩子一天三頓都得吃小麥。（GG，林周縣，2012年8月29日）
但不管怎麼説，農民總還是能吃到青稞的，而由於小麥收購價高於青稞以及農民不願意吃小麥等原因，城市居民和牧民就只剩小麥可吃了。
拉薩市青稞收購量逐年下降。1975年前，每年可收購青稞2000萬斤以上，1977年降到了1000萬斤，去年只收購了5、600萬斤。而拉薩城區3萬藏族市民、職工和8千牧民，每年青稞供給量需要1500到1600萬斤。去年收購量只相當於需求量的尾數，全市牧區去年青稞需供量為400萬斤，只供給了150萬斤，其餘只能供給小麥。由於供不應求，只好將僅有的青稞給老人、病人，生產牧民只能吃小麥圖巴或烤餅。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隨着時間的推移，生活上的不便逐漸演化出文化上的不認同，小麥在不同地區引發的抱怨也逐漸匯合在一起，成為藏族的共識。“吃什麼”也從生活問題變成文化問題，青稞與小麥以“藏族”和“非藏族”的形象尖鋭地對立了起來。
為什麼大家都抱怨（吃小麥）？因為我們藏族吃不了小麥，我們藏族就該吃青稞。我們祖祖輩輩都是吃（青稞）糌粑長大的，不吃糌粑還是藏族嗎？（CRZG，乃東縣，2011年7月21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藏族認為“青稞是藏族吃的，小麥是漢族吃的”；但這一觀念對當時的在藏漢族幹部卻並不適用。相反，他們中許多人也不願意吃小麥，而是希望多吃青稞，持有與藏族類似的“我們西藏人吃不了小麥”的觀念。
那時候老百姓説小麥不好，開始我們不信，小麥怎麼可能讓人腰疼呢？我們還和他們解釋。但時間久了，我也覺得小麥吃着不舒服，想多吃青稞，認為我們西藏人可能就是吃不了小麥。現在想想好笑，我吃小麥長大的。不過，當時像我這樣的（漢族）不在少數。（ZHF，漢族退休幹部，2012年5月28日）
（三）為什麼“藏族／西藏人吃不了小麥”？
顯然，沒有科學證據表明小麥不適合藏族體質。如果從民族特殊性出發，可能的答案是：小麥與藏族的“基本思維模式”或者説飲食習慣和飲食文化不符。這一結論看似有些道理，但細究起來卻站不住腳。
具體來説，第一，它不能解釋為什麼現在“藏族愛吃小麥”了。第二，它也不能解釋為什麼麪條、包子等小麥食品在舊西藏會被視為美食。第三，它更不能解釋為什麼長期“吃小麥”的在藏漢族幹部也會產生“我們西藏人吃不了小麥”的觀念。
因而，我們需要重新尋找答案。在田野中，我常碰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當我問那些剛講過“70年代吃小麥腰疼，沒力氣幹活，我們藏族吃不了小麥”的受訪者：“那現在怎麼又愛吃小麥了？腰不疼了？有力氣幹活嗎？”，他們通常一愣，然後就哈哈大笑，擺手説道：“不一樣，現在不一樣了。”
那麼，究竟“什麼”不一樣了？
其實，“吃了腰疼”、“沒力氣幹活”也就是説説。小麥又不是毒藥，你看我們這的那些山東人吃得腰都這麼粗，我們藏族也吃了幾千年。關鍵是當時那個環境，高壓鍋、油、雞蛋、火（燃料）都沒有，小麥沒法吃。現在什麼都有，當然不一樣了！（LSJC，桑日縣，2012年11月20日）
簡單的對話為我們揭開了謎題的一角：藏族並非吃不了小麥，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外部環境制約才是小麥受到抵制的根本原因。
具體來説：
第一，由於海拔高、生長季（夏季）高温不夠等原因，西藏小麥在生長過程中無法產生高質量的蛋白質，因而在黏合度、麪筋度等關鍵食用指標上要遠差於內地小麥。
我曾旁觀過自治區農科院的小麥食用品質實驗，實驗方法通俗來説就是蒸饅頭和烤麪包。參照組（內地面粉）製成的饅頭和麪包大多外觀規整，吃起來有嚼頭、有味道，而本地面粉做成的饅頭和麪包，外觀勉強能保證，但切開一看，其內部往往不能形成有效的膨脹結構。而用西藏麪粉做的麪條，一般一煮就會斷成一節節的麪疙瘩，筋道、有嚼頭等口感標準更是無從談起。只有加入雞蛋（蛋清）、酥油、清油、白糖等輔料，使用更復雜的烹飪方法，才能彌補它的先天不足，做出各種美食。
做“德卡”
這也是為什麼麪條、包子在舊西藏對貴族和上層僧侶來説也是奢侈品的根本原因。而在70年代，雖然那時的物資比舊西藏要充裕不少，但總的來説還是十分匱乏的，無論城鄉藏漢，西藏居民都沒有足夠的配料來改善麪粉品質。
西藏麪粉不行，饅頭、麪包、麪條都做不好，必須要靠蛋清這類東西來提高黏合度和麪筋度。其實現在看到的已經是三十年品質改良的成果了，70年代拿肥麥蒸饅頭只能蒸出死麪疙瘩。現在雞蛋麪條是很普通的東西，但以前老百姓能有幾個雞蛋？解放前，麪條可是活佛才能吃的好東西，老百姓一年都未必吃的上一次。（LL，科技幹部，2010年11月22日）
第二，即使有足夠的配料改善小麥的品質，烹飪仍然是大問題。
由於海拔高、氣温低等原因，西藏大部分地區罕見高大喬木，因而牛糞是當地主要的燃料來源。與樹木枝葉相比，牛糞燃燒的火力小、温度低，青稞籽粒的化學結構相對於小麥籽粒更易熟化，尚能適應牛糞的燃燒特點。但煮麪條、蒸包子、烤餅子以及油炸都需要大火高温，這是牛糞無法提供的。
收集牛糞做燃料
最終，品質、配料、燃料等多方面的限制使得當時西藏居民只能通過“做糌粑”一種方法食用小麥，而小麥糌粑的質量和口感要遠不如青稞糌粑。顯然，常年吃半生不熟的小麥食品，身體不舒服是必然的。
麪條、餅子都得用柴禾做，牛糞不行。但我小的時候（20世紀七八十年代）家裏都沒什麼柴禾，而且牛也不多，牛糞也就不夠，我們這裏不像內地有樹可以燒樹枝。所以，那時候一放學，我們就得到山上去挖草根，結果挖得風一吹，漫山遍野都是黃沙，而且草根裏土太多，其實也很難燒。（NMZM，貢嘎縣，2012年12月11日）
冬小麥擴種給羣眾在吃糧方面帶來了困難，青稞糌粑的特點是節省燃料。羣眾用來完成徵購的糧食主要是冬小麥，青稞全部留作食用。冬小麥面積超過70%以上的社隊，青稞成了稀缺物品，這些地方由於青稞少，羣眾只好用冬小麥來加工糌粑，質量差，普遍不受歡迎。紛紛反映，糧食是夠多了，吃糌粑困難了。
由此我們也能理解很多漢族幹部也不願意吃小麥的原因了。
不論漢族與藏族的民族性和飲食文化有多大不同，他們面臨的外在環境是相同的，他們都會遇到“麪粉不筋道”、“牛糞燒不旺”、“沒油沒雞蛋沒白糖”等問題，因而漢族與藏族都會認為小麥“吃不了”。“我們西藏人吃不了小麥”實際上體現的是小麥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與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衝突，而與文化或民族特殊性無關。
我們（漢族）當然愛吃小麥了。但是那時候沒有內地面粉，西藏麪粉質量又不行，按老鄉話説，“下鍋的是麪條，出鍋的是圖巴（麪疙瘩）”。而且還沒有高壓鍋，柴禾也很少，麪疙瘩都煮不熟。所以，還不如吃（青稞）糌粑，起碼是熟的，省事不費火，下鄉帶着也方便。但由於我們是漢族，國家一般還不給我們賣青稞，很多時候得拿東西和老鄉換才能吃到點糌粑。（ZWM，退休幹部，2011年7月15日）
四、 20世紀90年代：小麥是“不壞的選擇”
（一）吃小麥的“民族問題”與1980年西藏農業政策的轉折
20世紀70年代後期，雖然西藏居民都不願過多食用小麥，但是當時的小麥推廣工作是在“冬小麥推廣是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的指導思想下開展的，加之人民公社體制的作用，小麥的種植面積反而還在不斷擴大，青稞產量則越來越少。於是，小麥與藏族飲食文化的衝突也就越來越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族問題”，直到1980年中央考察團赴藏後才得以改變。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4月7日中央辦公廳下發《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要求各部門都注意瞭解、研究西藏的實際情況，根據西藏的自然條件、民族特點、經濟結構、各族人民的思想覺悟和生活狀況，制定有關工作方針、任務和政策。
5月22日，胡耀邦、萬里、楊靜仁等中央領導同志率團赴藏考察指導工作。考察期間，幹部羣眾反映最多的問題就是“不願意吃小麥，想吃青稞，但沒青稞吃”。這引起了中央考察團的高度重視。5月29日，胡耀邦在自治區縣以上幹部大會上首次指出：“你們西藏糧食就有幾十種，生產隊願意種什麼就種什麼，你們干涉他們幹什麼呢？我們要把政策放寬，放寬、放寬、再放寬。”
6月14日，《西藏日報》綜合刊發了萬里在6次座談會上的五點指示。其中，題為“不顧羣眾需要，硬性的改變羣眾的生活習慣，不是我黨的好政策”的第二點指示就是專門為此而談：
萬里同志十分關心藏族人民的口糧問題。他在座談會上一再詢問：羣眾願吃什麼？他反覆強調：羣眾願吃青稞就種青稞，願吃小麥就種小麥，願吃豆子就種豆子，不要多加干涉……如果不顧羣眾的需要，硬性改變羣眾的生活習慣，不是我黨的好政策……如果老百姓喜歡吃青稞，非要他吃小麥，這是違揹人的意志，是明顯的脱離羣眾，搞主觀主義，這樣不行！
同日，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也通過《西藏日報》公開檢討和表態：
我們生產糧食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既然人民羣眾不喜愛吃冬小麥麪粉，那麼，就應該儘量擴大廣大羣眾喜愛的青稞等農作物和其它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更要考慮到少數民族的特殊需要。我們要肅清極左路線的餘毒，克服主觀主義。從現在起，全區上下要為明年擴大青稞作物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種植做好準備，為儘快地滿足藏族農牧民的需要而努力。這也是搞好民族團結、落實民族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
7月11日，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民委主任的楊靜仁再次公開批評西藏的農業政策，強調要尊重民族習慣，明確指出西藏自治區應該壓縮小麥種植，擴大青稞種植面積。
生活習慣和地理環境、生產條件、生活條件是密切相關的。在西藏，種植青稞適宜，又能高產，羣眾愛吃。種冬小麥雖説也可以高產，甚至比青稞更能高產，但這裏的冬小麥因為生長在缺氧的環境，其質量大不同於內地，做不成多種食物，羣眾很不愛吃，所以不受歡迎。
對各民族生活習慣中的落後部分可以逐步改造，但必須根據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的意願，由他們自己去進行，我們絕不能越俎代庖。像藏族吃糌粑、酥油這樣的習慣根本不是什麼落後的習慣，而是應該加以保持和發展的。那種硬要用自己的生活習慣和胃口去改造人家生活習慣和胃口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
（二）藏族又“吃得了小麥”了？
隨後，西藏開始落實“壓縮小麥種植，擴大青稞種植面積”的農業新政策。當年秋播，全區即減少小麥播種面積二十多萬畝。表1顯示，與1980年相比，1986年全區小麥播種面積下降了34萬多畝；青稞播種面積則上升了23萬多畝。同時，自治區將青稞收購價（1972年制定的收購價格是小麥0.177元 / 斤，青稞0.148元 / 斤）大幅提升到與小麥持平。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1985年西藏徹底解散了人民公社，落實了“土地歸户”政策，農民重新擁有了土地，自此可以完全自主地決定“種什麼”，就在這時，西藏的小麥種植面積卻開始持續回升，還是如表1所示，到1995年，全區小麥的播種面積已與1980年相差無幾。
也就是説，許多幾年前還頻繁抱怨“吃不上青稞，吃不了小麥”的農民又重新選擇了小麥。
（三）促使小麥成為“不壞的選擇”的新條件
為什麼“不願吃小麥”的藏族在短短數年後又主動開始吃小麥了呢？
由上文可知，小麥的品質缺陷以及配料和燃料的缺乏是70年代後期“藏族不願吃小麥”的根本原因。此時，這些方面也還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也就是説，小麥還是不如青稞“好吃”。但在這時，進一步的現代化和其他條件變化使小麥能通過其他途徑更好地滿足西藏居民的“吃好”需求，成為相較於青稞的“不壞的選擇”。
具體來説，首先，人口增長使“吃飽”再次成為西藏農業的首要任務。
民主改革後，由於農業發展、醫療衞生條件改善等原因，西藏開啓了持續至今的人口高速增長。1959年，西藏總人口還只有118萬，1966年就達到132.15萬，1978年增長到了163萬。“文革”後，人口增速進一步提升，1982年增長到了189.2萬，1990年達到了221.47萬，80年代西藏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長率接近20‰，這也就意味着西藏的糧食需求越來越大。
如表2所示，同期西藏小麥的平均畝產要比青稞高三分之一到一半。因而，大規模壓縮小麥種植的直接後果就是西藏糧食總產量的急劇下降。整個80年代，西藏的糧食產量只是在1980年、1985年和1988年超過了10億斤，1983年更是低至7.37億斤，僅與1973年的水平相當，而根據1982年的人口數據，1983年西藏人均糧食佔有量僅為194公斤，比1951年的135公斤高得有限，還沒有達到人均200公斤的温飽標準。
其中，減產給山南地區帶來的問題最為嚴重。由於農業條件好，山南一直是西藏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1985年山南地區人均耕地僅為1.74畝，同時，山南的人均草場面積也是全區最低的，因而人均畜產品佔有量要遠少於其他地區。這使得山南地區的農民對糧食生產的依賴性極高，而壓縮小麥種植以後，山南地區人均糧食佔有量直接從1980年的986斤下降到了1987年的574斤，減少了35.9%。
我們很想種青稞，當時小麥不好吃，但是青稞也沒有好品種。1981年，隊裏把一半的地從小麥換成青稞。結果秋收的時候，每畝少打了兩百多斤，口糧都有點不夠了。原來我們公社是商品糧大户，但那幾年沒賣過多少糧食。這樣一來，大家就又對“不種小麥，種青稞”有意見了。（DWDZ，桑日縣，2012年11月16日）
第二，分配製度的改變大大提升了農民種植高產小麥品種的積極性。
人民公社時期，增產糧食的大部分不能成為農民的實際收入，因而小麥高產對農民的意義也就不大，它的食用缺陷就會格外突出。但是，“土地歸户”後，收益全部歸農民所有，這樣一來，農民就非常看重“地裏能打多少糧”。
77、78、79（指1977年—1979年），小麥為什麼高產還不受歡迎呢？其實我們農民的嘴巴也不像佛爺那麼挑剔，每畝能多打幾百斤，就算不好吃，但也不該討厭。關鍵那時候不管產多少，我們能分到的差不多，不同的是小麥越高產，種的就越多，我們能分到的青稞就越少，搞得生活還不如以前了。分地後就不一樣了，地裏的糧食都是自己的。糧食產的多，除了自己吃，還可以賣了換錢，和牧民換肉、換酥油、換皮毛。（DWDZ，桑日縣，2012年11月16日）
第三，高產的小麥還能促進農區畜牧業的發展，讓藏族農民“吃得更好”。
“農牧結合”是藏族的傳統生計模式，藏族農民的生活不僅依賴於種植業提供的青稞和小麥，也依賴於農區畜牧業提供的肉、奶、酥油等畜產品。而由於草原冬季不產草等自然環境限制，西藏的農區畜牧業又高度依賴於種植業提供的飼料。例如，1982年，山南地區乃東縣農區畜牧業產值佔總產值的27.53%，僅次於種植業。同時，種植業為農區畜牧業提供了各種精、粗飼料15247.55萬斤，佔飼料總數的25.26%。
也就是説，在草原產草量基本恆定的前提下，農區畜牧業的產量主要取決於種植業的產量。
20世紀70年代以前，由於牲畜少，低產量的青稞品種尚能滿足農區畜牧業的要求。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糧為綱”的農業政策被廢棄，國家鼓勵多種經營，西藏隨之廢除了對農區畜牧業的限制，鼓勵農民多養牲畜。1965年，西藏的牲畜存欄量折算成標準綿羊單位是3451萬隻，1985年則達到了4226.8萬隻。牲畜多了，對飼料的需求也就大了，多出來的需求只能靠種植業來滿足。然而，青稞不僅在糧食產量上與小麥有很大差距，在作物秸稈產量上也一樣有同等的差距。
1982年，（乃東縣）牲畜存欄量達192917頭，比1959年增長了109556頭，增長131.42%。存欄量的大幅增長使草畜矛盾十分嚴重，並由於青稞秸稈產量較之小麥有很大差距，變得更加突出。
因此，“土地歸户”後，山南地區農民開始大幅減少青稞種植，增加小麥種植，許多地區甚至採取了比70年代更為激進的作物佈局。例如，乃東縣KS村、桑日縣CB村在80年代後期全面棄種了青稞，改種小麥。
80年我們村還種了200畝青稞。80年開始壓小麥，上青稞，開始大家也比較願意，但是種了幾年發現不行。青稞產量太低，人還夠吃，但拿什麼去換錢換東西？牛又怎麼辦？所以，85年公社解散，地分到各家。過渡一下，87年我們就全種回“肥麥”了，一點青稞地也沒留。直到96年地區農科所來推廣喜馬拉雅6號和藏青320，這兩個（青稞）品種的產量和“肥麥”差的比較小，我們才又開始種一些青稞了。（BMCR，乃東縣，2012年11月16日）
並且，由於農區畜牧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肉、奶、酥油食用量也使小麥的食用劣勢不再那麼重要了。少吃些青稞，吃更多的酥油和肉食，顯然是更優的選擇。
現在吃小麥和70年代吃小麥為什麼不一樣？70年代只有小麥可吃，吃多了當然受不了。現在除了小麥，還有很多肉、奶、酥油可吃。吃小麥“腰疼”，那多吃點酥油，多吃點肉，腰還會疼嗎？你們知識分子不要這麼死腦筋，幹嘛非盯着青稞不放呢？誰又規定了我們藏族必須只能吃青稞呢？我們藏族想吃什麼就吃什麼！青稞就算比小麥好吃，它能比酥油、比肉好吃？（NMZX，扎囊縣，2012年11月14日）
青稞、小麥，誰好吃點，難吃點，能有多大差別？也就是填個肚子，吃肉才能長肉！（BM，貢嘎縣，2010年10月11日）
第四，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農民不種青稞也能吃到青稞。
70年代，農民抱怨“吃不上青稞”，這時，他們依然想吃青稞。但兩個時期的不同在於，70年代農民想吃青稞只能自己種。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於管控的放開，加之交通條件的改善，西藏農村商品流通領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因而，從80年代後期起，山南等地農民即使全部種小麥，也照樣可以通過市場交換吃到青稞。而海拔較高地區（這些地區自然條件不適於小麥種植）青稞種植面積的擴大和新一代青稞良種推廣帶來的增產，則為此提供了足夠的青稞來源。例如：
LB家住拉薩市達孜縣BGX村。90年代，BGX村農户一般是青稞、小麥各種一半。但LB家情況特殊，全家6口人只有9畝地，如果按村裏慣例佈局，按當時的青稞畝產，全家口糧都不能保證。於是，LB將全部9畝地都種上了畝產更高的小麥，收穫的糧食就比原來作物佈局下要多很多。其中，一部分小麥做口糧，一部分小麥用來和別人換青稞，還剩下一些小麥則出售以獲得現金，時間長了，BGX村不少人也開始學習LB，調整種植佈局，增加小麥的種植面積。（拉薩市達孜縣，2012年8月29日）
顯然，像LB這樣，充分利用市場，發揮比較優勢，要比浪費海拔較低地區小麥的產量優勢而種青稞以食用好得多，這是古典經濟學早就闡明的基本道理。
五、今天“藏族都愛吃小麥”
（一）藏族家庭的日常食譜
今天，小麥已經成為“藏族都愛吃”的食物了。現有研究大多使用記錄家庭食譜的方法來分析藏族的飲食構成。因而我也沿用這一方法來展示“藏族都愛吃小麥”的事實，下面是我記錄的日喀則、拉薩和山南三户有代表性的藏族人家的種植佈局和主糧消費結構。
個案一：PQ全家三代13口人，66畝地，2011年種了35畝青稞，27畝小麥，1畝油菜，2畝豌豆、1畝土豆。收了小麥近2萬斤，青稞2萬多斤。青稞賣了1萬斤，小麥全部留用，餵牛用了6000斤，吃了6000多斤。還有4000斤用來和牧民換皮毛和牛羊肉。平常主要吃小麥，因為小麥好吃，可以做圖巴、餅子、油條、貓耳朵、包子、麪條（藏面和漢式麪條）等多種花樣。剩下1萬斤青稞，做青稞酒用掉2000多斤，還有2000多斤會用來去商店給小孩子換零食以及蔬菜、菜油、磚茶和一些農具。直接做糌粑吃的青稞只有1800斤。習慣上，3位老人主要吃糌粑，其他人早上吃糌粑，中午、下午吃麪食或者米飯和炒菜。（日喀則地區日喀則市，2012年8月16日）
個案二：LB全家兩代5口人，18畝地。2011年，除了2畝菜地，其餘都種小麥，收了一萬二三千斤，都沒賣。家裏主要吃小麥和買的大米，三個孩子都在內地上學，LB常在外跑生意，所以全家糧食消費量很小，小麥一年吃不到2000斤，包括狗吃的200斤，雞也要吃不少。每年做600斤青稞的糌粑，只在早上吃。LB胃不好，很少喝青稞酒了，一年只做200斤青稞酒用來招待客人，因此青稞兩年種一次就夠了。大米每年倒是要吃1000多斤，除了酥油、牛羊肉外，現在雞、藏雞、豬肉、蔬菜也吃得多，大多是自己養的種的。（拉薩市達孜縣，2012年8月29日）
相比拉薩市和日喀則地區，由於耕地少、氣候好等原因，山南地區農户的作物佈局更為徹底，小麥在當地食譜中佔比更大。
個案三：DWDZ全家兩代5口人，一共5畝地。因為青稞的畝產要比小麥低100斤以上，DWDZ家已經很多年沒種過青稞了。2012年種了4畝小麥，1畝油菜和豌豆，2011年全部種了小麥。2011年一共收了4000多斤，都沒賣。吃的青稞是用小麥從海拔較高地區換來的，2012年換了330多斤，主要是做糌粑吃，過年時也做青稞酒，麪粉去年吃了750斤，還吃了500多斤買來的大米。DWDZ喜歡吃糌粑，早飯都吃糌粑，但正餐一般還是吃麪或者大米，三個孩子早餐也是吃饅頭、油餅多。（山南地區桑日縣，2012年11月16日）
對比今天和20世紀70年代後期，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不考慮大米，藏族家庭在兩個時期的主糧搭配和“老人頓頓吃青稞，大人早上吃青稞，小孩很少吃青稞”的習慣幾乎是一致的，但其形成原因及背後的文化觀念卻截然不同。
70年代後期，小麥消費量超過青稞是被迫形成的。當時不論老幼，大家都希望吃青稞，不願意吃小麥，但青稞供應有限，因而只能優先供給身體欠佳的老人，其次是要幹體力活的大人，小孩則很難吃到青稞。今天卻恰好相反，青稞供應是充足的，老人因為喜歡所以頓頓吃糌粑，成年人因為習慣所以早上吃糌粑，小孩子因為偏好而很少吃糌粑。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此外，還有一項證據能進一步説明今天藏族對小麥的偏愛。
由於藏青320等青稞品種的出現，現在小麥相對青稞的產量優勢已經被大大縮小。在山南地區，由於海拔較低等原因，小麥（畝產八百斤左右）相比青稞仍有明顯的產量優勢（150斤 / 畝以上）；但在拉薩市和日喀則地區，由於海拔較高等原因，小麥的生產潛力並不能完全發揮（畝產六七百斤），相比青稞的產量優勢並不明顯（50斤 / 畝—100斤 / 畝）。
而現在青稞1.8元左右的國家最低收購價要比小麥的1.3元高近40%（藏青25等較好品種的青稞市場價更高），也就是説，在拉薩和日喀則種青稞的經濟收益要明顯高於小麥，在山南種青稞的收益也不會比小麥低。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仍然大規模種植小麥以食用，充分顯示了他們對小麥的偏愛。
（二）為什麼“藏族愛吃小麥”了？
對前兩個時段的詳細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能回答這個問題了，這裏就簡單談談。
第一，除了少數特別偏遠的地區，現在西藏城鄉已經普及了煤氣罐，“村村通沼氣”工程還讓許多農民用上了沼氣，因而高温燃料不再是限制烹飪的難題了，加之高壓鍋的普及，西藏居民再也不用為做熟小麥發愁了。
第二，交通條件的改善、農村副業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得肉、蛋、糖、油等物資非常充裕，有了這些配料，藏族就可以用麪粉做出多種多樣的美食。因此，相比青稞的單一做法，小麥更能滿足藏族日益增長的“吃好”需求。
就我個人體會而言，雖然西藏麪粉做的麪條和饅頭與內地面粉還有很大差距，但加上各種配料做出的燒餅、包子和油炸食品都很美味，有的甚至比內地面粉做的還好吃。在田野調查中，我曾記下這麼一段有趣的對話。
DZ：我不喜歡吃糌粑，吃糌粑脹肚子，不舒服。
DZ的妻子：他當然不喜歡吃了，在外面跑生意，天天能下館子，要是吃我做的糌粑就吃飽了，在外面就吃不了好東西了。
DZ的父親：糌粑確實脹肚子，以前糧食不夠，脹脹倒是好事，心裏踏實。現在好吃的東西那麼多，可惜我年紀大了，吃不動了。（日喀則市，2012年8月14日）
（三）小麥走進西藏，青稞走向世界
小麥走上藏族餐桌已成事實，但這裏還必須關注另一個問題：青稞怎麼辦？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從文化角度來説，青稞是藏族獨特農業文化的重要象徵，小麥的崛起會使青稞文化絕跡嗎？更重要的是，從經濟角度來説，由於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限制，無論其它作物如何改良，都很難改變西藏六成以上耕地只能種青稞的事實。那麼，在藏族小麥食用量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青稞的剩餘產能怎麼辦？而如果不能解決青稞的剩餘產能，西藏的農業乃至經濟社會發展都會面臨巨大的威脅。
收割青稞中（資料圖/新華網）
幸運的是，這些威脅已經消弭於無形了。
首先，隨着技術的進步和物資的豐裕，青稞的食用方法也越來越豐富，蒸米飯、熬粥、做麪條（與大米、麪粉搭配），青稞餅乾、青稞爆米花、青稞酒、青稞白酒等工業化食品也越來越多。雖然體質決定了人類更偏好吃營養價值高、口感細膩的精糧（小麥、水稻），但因為物資豐裕，全世界近年來的趨勢是越來越講究吃粗糧（小米、大麥、高粱）。也就是説，藏族的青稞食用量不會持續下降，小麥和大米的食用量也不會持續上升，它們會逐漸達到一個平衡。
更重要的是，文化交融並非是單方面的。當今世界，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飲食文化正在相互滲透，人們越來越追求多種口味。在中國，北方人越來越愛吃大米，南方人則消費着更多的麪粉。在世界上，牛排、披薩、漢堡遍佈中國腹地的大街小巷；麻婆豆腐、蘭州拉麪、肉夾饃則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餐熱潮。現代化帶來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讓小麥走上藏族的餐桌，同樣，現代化帶來的全球化和消費主義也為青稞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機。
依賴於三個獨特的優勢，青稞已經開始嵌入全球市場並在逐漸成為世界飲食文化的一部分。具體來説：
第一，青稞是西藏獨有的物產，有着豐富的文化內涵，是神秘的“香格里拉”的象徵。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來自雪域高原”就足以為青稞建立起巨大的市場優勢。蟲草、松茸受到的熱捧就是“概念決定消費”的明證。並且，相比只能天然生長的蟲草、松茸，人工種植的青稞不存在過度採掘破壞環境的問題。
第二，由於自身屬性和高原環境的獨特作用，青稞具有所有作物中最高的β葡聚糖含量，在降血壓、降膽固醇等方面具有出色的保健功效，相關產品已經打入市場。
第三，一般來説，糧食作物產量巨大，相比之下，保健品和中高檔食品市場對原料的需求則很有限，不足以解決糧食作物的剩餘產能。但青稞的獨特優勢是，相較於其它糧食作物，它的總產量很小，上述市場就足夠消化它的剩餘產能了。2011年，僅拉薩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建和已建成的各類青稞製品工廠的年加工量就已經達到8萬噸，而西藏年青稞產量不過60萬噸，全國也才100萬噸。
六、結論
“吃飽吃好”是全人類的普適追求。青稞類屬大麥，大麥是人類最早馴化的糧食作物，然而，由於澱粉含量過高、蛋白質含量過低等先天不足，大麥在營養價值和口感上很難與小麥、水稻相比。因此，曾是世界第一大作物的大麥早已退出人類的餐桌（現在一般用作飼料和釀酒），小麥則接過了世界第一大作物的位置。
簡而言之，“好吃”是小麥能走上藏族餐桌的基本前提，這與發生在歐洲、兩河流域和中國內地的小麥取代大麥的故事並沒有本質區別。
但青藏高原的特殊性使小麥在20世紀90年代前的西藏無法發揮“好吃”的優點。第一，現代農業科技嵌入前，青稞是青藏高原唯一可以大面積種植的糧食作物。第二，長期以來，高海拔造成的品質缺陷、燃料匱乏、烹飪困難等問題，使“做糌粑”成為西藏唯一可以普遍使用的糧食烹飪方法，青稞糌粑的口感和營養價值則是其中最好的。
因而，在舊西藏，青稞糌粑已經是藏族“吃飽吃好”的最優選擇了，藏族因此“頓頓吃青稞”，青稞也由此嵌入進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藏族的文化象徵。也就是説，外在環境塑造了藏族的飲食習慣，藏族文化的特殊性也來源於此。
現代化的作用則在於，它能影響、改變乃至重塑自然環境、生計模式與飲食文化間的制約關係。一方面，現代化直接帶來了能大幅增產的作物品種和農業技術；另一方面現代化又通過在交通條件、商品經濟、物資供應等方面的作用，間接影響着藏族的飲食選擇。這時，青稞已經不能很好地滿足藏族日益增長的“吃好”需要了，而小麥則能充分發揮“好吃”的優勢，就此走上了藏族的餐桌。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現代化使雞蛋麪條、包子這些在舊西藏只有貴族和上層僧侶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變成了人人想吃就能吃的普通食物。
當然，內地和西方飲食文化的傳入也在小麥走上藏族餐桌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總的來説只是輔助性的作用。如果沒有物質條件的根本性改善，再多的飲食文化傳入也不可能改變藏族喜食青稞的習慣。20世紀70年代後期，藏族事實上已經大規模食用小麥了，但最終結果卻是引發強烈的文化衝突和治理問題，而非今天的形成飲食新習慣。
需要強調的是，在農業發展和飲食文化變遷的過程中，藏族居民並非只是自然環境和現代化的被動接受者，他們也是積極的行動者。70年代後期，他們會抵制小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抵制，國家“過度推廣冬小麥”的農業政策得以改變，短短的數年後，他們又會根據分配製度、畜牧業發展、商品經濟等新因素，主動增加小麥的種植和食用量。
由此可見，靈活地適應和改造自然，努力讓生活變得更好才是藏族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哲學和智慧，而非“東方學”和“原生態主義”所幻造出的以“固執”和“極端保守”為內涵的“純淨”。
也正是因此，在西藏治理中，保護民族傳統絕不等於固守民族傳統，“尊重民族習慣”也絕非是一些西方人強調的一成不變，相反，這恰恰是“不尊重民族習慣”，是在剝奪民族的選擇自由和發展權利。自由的發展權才是真正的、最重要的人權，才是“尊重民族習慣”的應有內涵，只要確保了這一點，藏族自己會選擇最符合他們利益的、最能改善他們生活的道路。
最後，我想以西藏現代農業的拓荒者莊巧生院士在1954年《西藏農業考察報告》中寫下的最後一段話作為全文的結尾。這段話可以被視作西藏農業已經實現了的預言，我想，它同樣可以用來比喻西藏的現代化與藏族文化的變遷機制：
蘇聯科學家巴拉諾夫在海拔860米的帕米爾生物試驗站觀察到植物生活在劇烈改變了的環境下可以很快地產生新的適應性，例如，平原地區的馬鈴薯引到高原上種植後，第一年在葉組織細胞中出現了幾滴油類，第二年它的含油量大約增加了一倍，第三年又在繼續增長。
全蘇植物栽培研究所的研究資料也指出，很多亞熱帶草本植物在北極圈內的生長並不比在原產地差，地中海沿岸的大麥和燕麥在北極試驗站的條件下都能連續成熟好幾年。看來，正如巴拉諾夫所説的：“有機體遇到了新的居住環境並對它適應時，就開始進行其系統發育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使該類型的遺傳基礎逐漸地豐富起來。”
也就是説，一個生態型在原產地的特性並不能決定它在新的環境下也將表現出同樣的特性，因為新的環境條件具有更大的影響作用。明確了這一觀點，西藏高原的作物栽培是有其寬廣的發展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