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剛：讓G7成為與中國對立的小集團？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剛】

縱觀日本媒體對G7的報道，主流媒體一方面談澤蘭斯基閃電訪問的文章鋪天蓋地，另一方面對發生在東京澀谷、廣島峯會會場周邊的反峯會活動卻隻字不提，而自媒體上又充斥着各種反峯會的照片、視頻，相關話題熱火朝天。

5月20日，民眾在日本廣島參加遊行反對七國集團峯會。（圖/新華社）

筆者從未見過這樣的日本輿論。

日媒以往對周邊國家的任何和政治相關的抗議活動，都會事無鉅細地報道；遇到日本國內的相關活動（如民眾反對核電站政策、反對“安保三文書”等），雖然現場記者、攝影師雲集，但等到見報時一般只有豆腐乾大小的內容，或只有數秒鐘的視頻。即便如此，那時多少還能有一些報道，而到了廣島峯會，翻遍電視台、報紙，未見民眾的反對之聲，只有澤連斯基的所謂英雄偉績，以及對中國的同仇敵愾。

“峯會背後的主角應該是中國。”5月22日日本大報《朝日新聞》的社論，重複了該報駐華特派員在峯會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説過的一句話。

2012年，安倍晉三出任首相，公開宣佈中國為“假想敵國”；到2020年，菅義偉接替安倍，開始大談“台灣有事”；再到2022年岸田文雄入主內閣，不僅談“台灣有事”，還大搞與中國在高科技方面脱鈎的“經濟安保”，並將軍費預算突然提升1.5倍，拿出了所謂“安保三文書”，將中國設定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國家。

現在，日本在由自己主持的G7峯會上，將“背後的主角”設為中國，企圖將G7變成與中國全面對立的小集團。

為G7尋找共同議題

為處理1972年的石油危機，當時佔世界GDP大約七成左右的七個工業先進國召開了首腦會議，其後逐步變成每年一次的定期會議。若觀察近年來的G7峯會，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議題內容已經從單純的應對石油危機開始發生轉變，而且內部各種意見愈發地難以統一。

比如，2017年G7在意大利召開時，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G7本身已經沒有什麼興趣，開口閉口談的是“美國優先”，在自由貿易、氣候問題上與歐洲彷彿勢不兩立，統一的G7明顯出現了龜裂。

筆者依稀記得，特朗普反覆提出要讓俄羅斯重新回到峯會中。雖然有安倍晉三的暗中支持（彼時安倍與普京每年都會單獨見上幾次），但因為不受歐洲國家的待見，最後未成。現在想起來，如果當時接受了特朗普的這一建議，也許就不會有當下的俄烏戰爭。

此次日本出任主席國，需要為G7設定一個長期的共同議題，或者説需要由日本來主持規定今後G7國家共同對峙的主要國家，讓這個小集團能夠在這個主題下團結起來。

於是，便有了中國這個“背後的主角”。將G7打造成與中國對立的小集團，能夠獲得相關國家贊同的國際輿論基礎。

5月20日，G7廣島峯會召開第5次會議，主題為“經濟韌性與經濟安全” （圖/G7廣島峯會官網）

進入2020年後，G7在世界GDP的佔比已收縮到四成左右，換言之，G7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已大不如前。雖然今後不太可能讓G7經濟回到佔世界經濟七成的高度，但維持至少四成的地位還是必要的；如果掉到四成以下，G7將會出現被邊緣化的傾向，這是所有成員國都不願意看到的局面。

或因此，G7當下在日本召開時，需要“解決”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是：經濟上如何應對不斷擴大的中國勢力？

對應的解題邏輯，簡單概括就是：要維持G7現有的經濟力量，就需要限制中國的發展，脱離與中國在高科技等領域的聯繫；此外，也要讓中國轉移發展目標，因此需通過在政治、軍事、外交等各個層面製造與中國的摩擦，讓中國不能一心搞經濟，延緩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

對於在經濟上與中國“脱鈎”，日本學界給出的原因分析是，高速發展的經濟與低速發展的經濟不可能同時運轉，最終只能脱鈎，各按各的運行速度維持自己的發展。不得不説，這思路頗為清奇。

如果説“脱鈎”是為了解決這所謂高速發展與低速發展之間的“矛盾”，日本進入岸田時代後日益強調的“經濟安保”則更多是企圖以政治的方式限制其他國家的發展——經濟安保在日本國家政策層面要大大高於脱鈎，不僅對美國，對於和中國經濟交往甚密的歐洲來説，其戰略層面的意義同樣巨大。

今年的峯會對全球南部國家發出邀請，包括邀請印度、越南領導人蔘會。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G7正式成員，可能比歐美國家更深刻地理解到：今天的G7想憑一己之力在經濟上限制中國的發展，已經相當的力不從心；沒有印度、越南等國家或地區的參與，很難真正實現制約中國的目的。

此外，岸田在廣島峯會上的發言，反覆強調三個主題：

1.在法制的旗幟下團結起來——這裏的“法制”應是日本等國家制定的規則，不允許其他國家有任何增減；

2.與全球南部國家合作——應是認識到了現存的G7經濟實力已經下降，不能不拉個大一些的圈子；

3.尋找無核世界之路——“無核”是本屆峯會舉辦地廣島這個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城市一直追求的目標，但日本本身並未加入《禁止核武器條約》，在美國核保護傘下喊“無核”，因此即便是日本人也沒幾個人真的信。

在半導體、電池、供應鏈上另闢天地

G7聲明中，談世界經濟及貿易時，有以下幾個重點：

1.強調夥伴關係的“多樣化與深化”，不搞脱鈎，而是在基於擺脱風險的基礎上，調整保障經濟韌性與經濟安全的方式；

2.通過與G7內外的合作，推動未來向清潔能源經濟轉型；

3.推動世界經濟強勁且堅韌地復甦，維護金融穩定；

4.在現有規則的基礎上加強多邊貿易體系，與數字技術演進同步；

5.通過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夥伴關係，實現為高質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最多投入6000億美元的目標。

若歸納一下岸田內閣在經濟安保上的動作，以及相關動作在G7上的體現，我們能夠看到，半導體、電池及供應鏈是關注焦點，也是日本在反覆提的內容，希望通過這些產業、技術、生產能力，在尖端領域制約中國。

半導體方面，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市場，換一個角度來理解，就是：若在半導體方面制約了中國，就等於能夠讓中國俯首聽命；不將最先進的半導體產品賣給中國，也就等於能在技術和產品上凌駕於中國之上。

但這種思維自帶一個問題：沒有產品市場，不僅沒有回收投資的條件，更沒有了持續研發的體力。

G7峯會前，岸田特地見了世界主要半導體廠家，既有來自中國台灣的合資，也有將要來日本投資的美國企業，似乎最近才猛然醒悟過來，日本過往20餘年疏於半導體投資，於是希望通過國家的財政，支持在日本本土進行半導體投資的日本企業。

而這情景對應的另一個現實實為，半導體產品，不僅中國台灣在生產，美國也在加速投資，韓國在半導體方面同樣沒有退出的態勢。日本半導體要同時與已在市場站穩的這三方競爭，最終會不會重蹈覆轍？對此，日本或者説岸田似乎沒有多想。

新能源電池也是本次峯會反覆談及的內容，而電池同樣以市場為導向。和半導體不同的是，中國企業在這一賽道已經佔先，不僅電池生產規模龐大，而且已開闢了電動車市場。比較一下中日電動車在2022年的產銷，日本一年只賣了5萬台電動車，和中國688萬輛的銷量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即使是G7國家聯合起來，想在電動車領域追趕中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於構築新的供應鏈，日本在這裏面有其經濟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新冠疫情三年，確實讓國際供應鏈非常的脆弱，需要有“多樣化和深化”的新供應鏈；但在談這個問題時，日本的本意是在中國之外，構建一條能夠完全脱離於中國的新供應鏈。日本強調了稀有金屬、稀土方面的問題，認為電池產業過度依賴中國，最終將受制於他人，對中國疑神疑鬼，很不放心。

用半導體制約中國、在電池方面擺脱中國企業的影響、構築新的脱離於中國的供應鏈，這些對一直強調與中國脱鈎的美國來説，並不是一件壞事，但對與中國經濟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歐洲來説則不一定是好事。

G7聲明的修辭用得很好，但參與國各做各的解釋，尤其是對於“不脱鈎但要去風險”，各家對其解讀各有側重，其中恐怕唯有日本是真的鐵了心要以經濟安保的態勢，和中國在高技術層面徹底了斷。

即便是《朝日新聞》這樣全面為廣島峯會唱讚歌的報紙，在5月22日的報道中，也引用了東京大學經濟學領域名譽教授伊藤元重的一句話：

“留給日本的一份作業是，應該與中國強化溝通。”

此外伊藤教授還強調，“在經濟上應該有個不排除中國的規則。”但估計今天這一建議，在日本不一定會獲得多少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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