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瑋：“能理解不開槍，那警械咋不用？”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近日，湖南一民警被嫌疑人持刀刺傷不幸犧牲，年僅43歲。許多網民痛心之餘，也在思考警械與執法武力的使用。其實此前討論警察配槍用槍問題時，很多網民就有進一步提出疑問：“能理解不開槍，那警械咋不用呢？”
部分網友評論
一線民輔警在執法過程中受到侵害並非稀罕事。僅重慶一地，2019年至2021年，已共計查辦1358起侵犯民警執法權威案件，涉及2030名民警、639名輔警，其中1人犧牲、2人重傷、輕傷及輕微傷2024人。這些人裏，派出所、交警等一線崗位佔絕對比例。
“這個數據是刑法標準的傷。如果算上吐口水、推搡掌摑，包片警員幾乎沒有沒捱過打罵的。”另一位所長老關補充。前不久他在處理一起KTV酒後吵架糾紛時，上演了“空手奪白刃”，手掌的傷口至今仍未康復。
而在2月的傍晚，民警小R在高速公路卡口排查酒駕時，被醉酒司機扇了四次耳光。在警車開往醫院、民輔警依法對劉某進行強制驗血的過程中，民輔警均遭到劉某不同程度的辱罵襲擊，但始終“罵不還口、打不還手”。
對於部分同行“任打任罵、忍辱負重”，一名所長心情矛盾，他告訴我：“雖然突出了執法武力的剋制和温情，但有損執法權威和國家暴力機關的形象；另一方面，我也理解程度較輕的襲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能是目前最穩妥的處理方法。”
“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矛盾心情因何而來？當執法權威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時，警員該如何控制局面？
01
討論維護執法權威繞不開警察武力使用，而討論警察武力使用情況，得先簡單瞭解一下派出所單警裝備。單警裝備俗稱“八大件”，即手銬、對講機、強光手電、醫護包、警用水壺、警棍、警用制式刀具、催淚噴射器（辣椒水）。
警用腰帶及其裝備“八大件”（資料圖）
在調研採寫中得知：各地配備及使用情況千差萬別。
首先明確的是，出警裝備“六大件”（有些地區配不齊“八大件”），全國派出所幾乎都是配置齊全的，也是各級督導的必檢項目，要求民警出警原則上必須佩戴。
“但實踐中帶不帶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名城市民警解釋，“八件套穿戴都得半小時，警用水壺、甩棍重的不行，更別説常規的防刺馬甲，穿戴完就像帶着幾十斤啞鈴負重訓練一樣。處警時，我一般只帶執法記錄儀，但會把警械都放車上以備不時之需。”
守護大山平安的民警老胡被這個問題逗得笑出了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接警時，問清警情細節很重要。比如甲打傷乙後在街頭逃竄，處警就得帶上警械。抓個電信詐騙嫌疑人，還有上山下河去幫村民找牛羊的警情，帶警械不是自討苦吃嘛。”
其次，警械種類數量豐富但使用頻率不一：執法記錄儀出警必備，警用手電及辣椒水使用頻率最高，水壺、急救包則比較雞肋。
一名警察告訴我：“我個人把警棍、急救包清出了裝備的，一是因為警棍太長、懸掛位置在腰上，奔跑抓捕時不方便，二是它長得比較嚇人，掏出來容易引發騷動和炒作，第三是它沒有明確的使用綱領，用起來結果不可控。至於醫護包，實操中都知道它是個雞肋。”
最後，各地警械存在明顯斷檔問題。
東部沿海民警小樂説：“我們防刺服、防割手套配置齊全。”西南某城區派出所的所長阿蘭告訴我：“就我們分局來説，防割手套在每年下拔的經費中自助選購，辣椒水供應也充足。”某西部山區派出所所長阿鑫，對此羨慕不已：“我們別説防割手套了，六件套有時都配不齊。”
在統戰訓練及比賽時，各地警械差異顯得更為突出。進行戰訓射擊比賽，部分省會城市的警隊，槍上能配置上萬的輔助瞄準設備。而周邊一些地區，片警是網上防刺服的自購主力。一位屢獲表彰的基層公安骨幹坦言：“羨慕一下就算了，畢竟還是經濟差距的問題。”
佩帶新型單警裝備的民警整齊列隊（圖/中國警察網）
此外，一線雖已養成出警必帶執法記錄儀的習慣，但是在個別地區，執法記錄儀仍配發不到位，或因記錄儀“內存太小、一摔就壞”等質量問題產生隱患。同時，東中西部皆有民警反饋，目前警服沒有掛牢執法記錄儀的位置，即使勉強掛住，拍攝角度也欠佳。“有時處突，一手拿通訊器呼叫支援，一手拿執法記錄儀錄像，那不只能打不還手、被動防禦了嗎？”
最後為避免引起誤會，強調一下警用匕首。它的作用不是“捅刺”而是割斷繩索，有的匕首在握柄處還有一個彈射裝置，用以擊碎玻璃。
以上是受訪者表明的警械配置與使用情況。
02
但不管警械差異如何，全國各地，執法武力的使用都極為剋制。
最主要的原因是“符合國情”。中國治安良好，派出所處理的大多數矛盾衝突發生在民事環境之中，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大多數情境中，暴露器械反而容易激化矛盾。“中國警察是為人民服務的，武力使用必須高度剋制，警械使用也十分規範嚴謹。畢竟中國警察是與人民打成一片，而不是像美國警察與人民‘打’成一片。”
但治安良好並不意味着突發情況甚至暴力抗法不會發生。社會轉型期，部分民眾法制意識淡薄但權利意識膨脹，發生糾紛時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當意圖不能滿足時，往往將矛頭直指辦案民警，將民間糾紛上升為警民衝突。還有部分當事人為了躲避法律制裁，干擾、抗拒警察執法甚至襲警。
網絡時代，各種聲音的高度關注也對一線執法造成影響，處突輿情中，既有民眾認為不使用警械“專業性不夠”、“缺乏威嚴”；也有民眾認為使用警械“執法有瑕疵”、“不夠温情”。甚至在警察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既有“怒其不爭”的聲音責問“慫警”，也有聲音道出無奈“哪有那麼簡單。”
實際上，公安部對於警察武力使用原則，雖嚴謹但並不苛刻。嚴謹在於：能口頭制服的絕不用警械,能用警械制服的絕不用戒具,能用戒具制服的就不用武器。不苛刻是指警務人員可按“危險加一”（《規程》第五、九條）和“武力升級”原則（《規程》十四條，《警察法》第二條、第三條），使用警用催淚噴霧、收縮警棍、手銬等。
簡單來説，如果執法對象出現對抗行為，警械和武力的使用必須遵從升級原則，比如：對方辱罵雖不能還口，但對方辱罵吐口水，可以進行口頭警告；對方動拳頭，警察就可以以制服為目的地使用武力或警棍了，使用過程中要避免擊打動作，多用拉肘別臂、折手腕等相對安全的反關節動作；對方刀械攻擊，原則上就該掏槍了——總而言之，警察武力不能失控，且處於壓制執法對象一個級別的狀況。
犯罪嫌疑人身上有刀，民警及時發現並踢開
但從各地受訪者反映的警械配置與使用上來看，目前警械使用確實存在短板。
首先，公安機關基層人員普遍工作繁重，部分年齡較大，民警缺乏培訓，技戰術水平和戰術素養參差不齊。
其次，目前《刑法》雖將暴力襲警單獨入刑（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五款），但司法實踐對襲警的認定，一般要“造成嚴重後果”。同時，《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等法律法規，雖允許警察在自衞的前提下採取行動，但規定過於籠統，缺乏與實戰相結合具體的、操作性強的規定，可謂“限制有餘、保護不足”，無形中助長了抗法人員的囂張氣焰。
對此，不少學者提出，在處置突發對抗事件時，警察應享有“被允許的危險”作為免責事由。但什麼是“被允許”什麼是“過當”很難分清。在沒有明晰“執法正當防衞”以及民間存在大量爭議的情形下，同一件訴訟案件因“天時地利人和”不同，從而產生輕重不一的結果。如此，突發性對抗中，民警對自己動武后果猜疑不定：防衞權行使過頭，有濫用武力之嫌，行使不足也有瀆職風險，兩種情況皆有大量案例佐證。退一步説，民警即使做到了充分注意，也沒辦法完全避免人員在混亂對抗現場中傷亡。例如，老關若沒及時“空手奪白刃”，KTV裏的醉酒持刀者可能將自己誤傷，而醉酒者自傷，涉案警員也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第三，不實控訴及輿情之憂。案件中對警方的造謠抹黑已非新鮮事，不實控訴的主要原因，多為逃避法律處罰、心態不正為泄私憤的惡意投訴，有的甚至是博眼球的“惡作劇”。其中，一個精心設計、意圖利用網絡輿論嚴重侵犯執法權威的案例，給世人以警醒，有必要單獨提一提。
2022年4月，報警人王某稱，目睹一貨車司機在路上正常送貨，被警察截停毆打、索要錢財。警隊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見一箱式貨車橫停在路上，地上散落大量百元現金，何某、金某兩名男子已被兩名涉案警員控制。現場吸引了不少圍觀羣眾，其中三名“路人”作證“警察搶劫”、“暴力執法”，何某稱民警損毀了其價值二十多萬的名貴手錶。
案發後，何某家屬不斷上訪、發聲討要説法。市公安局警務督察支隊高度重視，調查涉案多方過往經歷，通過現場影像、電子通訊、行車軌跡、貨運App平台等數據，真相得以浮出水面。
原來，何某曾因盜採原油、故意傷害罪被公安機關處罰。為打擊報復，何某一方面策反了警方線人李某，又通過李某給線人趙某傳遞假消息，吸引警察介入；另一方面，何某等人在貨運平台提交黃紙訂單並提前找到接單司機金某，讓金某駕車以正常貨物路過設伏區域。
於是，民警接到線人線索，得知何某“涉嫌偷運原油”的時間路線。民警在截停貨車表明身份時，何某金某相繼跳車、分頭逃竄，並拿出大量百元現金拋向空中。民警制服兩人的過程中，兩人激烈反抗，叫嚷“警察搶劫”。同時，與何某串通好的袁某三人拍照錄像、大聲起鬨，吸引羣眾圍觀、意圖擴散負面影響。
查清事實後，市公安局第一時間向兩位涉事民警出具了《維護民警執法權威澄清正名通知書》，並將案件信息對外公開，正本清源，很快平息了謠言。何某等人也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對此，一位民警告訴我：“這個事情沒有引發大量輿情，第一是當地公安機關反應快、處理妥當，第二是近幾年網民也踩過不少坑，輕易不再相信小作文或者短視頻，絕大多數民眾對涉警輿情是理性客觀的。”
此類嚴重的案情必然受到高度重視，而程度較輕的襲警事件或不實控訴，大多數受訪者們表示並不主動維權。與小R類似，阿嵐也曾被暴力抗法者掌摑。“把他帶到所裏，告知他襲警的後果，他又求爹爹拜奶奶地賣慘，哭訴不是有意扇我耳光，是激動時手不小心湊到了我臉上。”因種種原因，阿嵐選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沒有維權的警員理由高度一致：首先，傷害警民感情。“絕大多數民眾是明事理的，沒必要盯着極少數不講道理的較真，加重民間誤解和怨念”、“對於民眾來説，警察個體也象徵着團隊且是公權力的代表，警察主動退一步更利於大局”；其次，一線更關注手上的案件偵辦警情處理，部分地區還被無效警情和文山會海嚴重牽制了精力，“程度較輕的事件沒精力處理，團隊或領導安撫一下就好了”；第三是警務督察裏，專職維權崗位很少，若事事較真則正常工作無法推進；第四是襲警罪屬於新的法律條文，“司法解釋和實踐太少，檢察院法院拿着也不好處理。”
與阿嵐等人不同，沿海發達地區的阿樂表示：江浙滬地區，雖更“卷”執法武力的使用規範和細節，但對於襲警辱者也絕不輕縱。阿樂還補充，沿海警力較充沛，城市警務政務有效分離，無效警情及民間糾紛大多由政務中心或調解機構處理。因此，他們處警時，難以體會到內陸同行的糟心甚至無可奈何。
例如，去年阿樂僅使用過一次警械。那是送醉酒鬧事者回所裏醒酒，遭到醉酒者的辱罵及反抗。阿樂口頭警告後，對其使用辣椒水，很快控制了局面。這個事情，在阿樂及所領導心中僅是一個小插曲。
另一地區的小元則百思不得其解。“辣椒水噴了個路邊持刀揚言要砍人的，被人拍了視頻在朋友圈傳播，領導看到了喊寫詳細的情況説明，讓我反思處置是否妥當、有沒有瑕疵。”一位年輕民警説，“這一點我總覺得怪怪的——警校戰訓和一線實戰脱節。比如警校戰訓裏對方襲警我可以把他拿下，但一線處警，很多時候對方拳頭已經招呼過來了，作為警察還得邊躲邊多次警告‘我要使用辣椒水了’，還得同時招呼無關人士閃避。”
對上述區別，一位優秀所長告訴我：“按法規來説當然是警告一次就可以噴，但辣椒水屬於範圍攻擊，最好多次警告再使用。”他補充道，“不僅是告知抗法者，也是説給圍觀羣眾和執法記憶儀聽，畢竟也有噴到圍觀路人，路人鬧到黨委政府要賠償的案例。”
聽起來啼笑皆非，有時就是這樣。各地經濟發展、治安狀況、警務政務分離情況不同，甚至主管領導性格不一，同一類警情涉案人員脾性不一，造就了部分基層“每一次處警，可能都是一次修行”。
03
諸多一線警員提及，警校所學知識與一線實踐存在巨大差異，真到了使用執法武力的時刻，得靠“師徒經驗”和“悟性”。
衝突情況大致分為兩類：羣眾內部矛盾上升為警民衝突，多發生在現場處糾時；暴力抗法、不實污衊則在抓捕和查酒駕醉駕時經常遇到。
首先説説糾紛處理現場。很多時候，基層處理的是民眾間雞毛蒜皮、大事小情，但鬧到報警的糾紛，雙方都認為自己佔理，希望警察對對方重拳出擊、為自己主持公平正義。因此，有必要討論執法警察在糾紛調解時的角色與能力。民眾糾紛現場的警察，扮演着裁判角色，現場事態是否升級、是否引發警民衝突，警察一開始的控場能力極為關鍵。
受訪者中，兩位優秀警員的看法令人深思。
阿德是名屢獲表彰的基層民警，關於無效警情及奇葩報案人，他幾乎沒有怨言，對於警民衝突，他並不完全站在警察的一方，反而對警察處糾展示出了更“苛刻”的態度。對此，我起初較為驚訝，因為他身為一位成績突出、聲望極高的基層警察，也作為一位帶出許多優秀民輔警的“師傅”，他遭遇的奇葩警情與處突現場一定多於大多數同行；但隨着多次深入交流，我逐漸意識到他為什麼在警界民間皆有口皆碑。
例如，他指出“無效警情是政務沒有合理分離的原因，民眾合理訴求在政府有關部門得不到解決，或是被部分領導推諉給派出所，這怨不得民眾”，“一些地方領導處理徵地拆遷、企業改制等問題時，往往指令民警超越職權參與非警務活動，把公安機關和民警推向社會矛盾的焦點，影響了警察在羣眾心中的形象”，“警察是需要情懷和擔當的工作，遇到奇葩警情也是一線常態，發發牢騷也就算了，更重要的還是想想怎麼吸取經驗教訓後成長。”。
阿金則提出了另一個獨特的角度——將突發對抗控制或降級，既維護了執法權威，同時也是對抗法者的一種保護。
“很多人的認知裏，挑釁警察執法權威的事情之所以頻繁發生，原因在於違法成本低，處罰過輕。實際上，在襲警罪入刑後，襲警辱警被拘留的個案，付出的代價並不小，這個記錄會跟隨他一輩子，每一個都後悔不已。”再以開篇的重慶為例，自2019年公安部《公安機關維護民警執法權威工作規定》施行以來，截至2021年12月數據中，重慶市公安機關共計查辦1358起侵犯民警執法權威案件，追究刑事責任1059人、行政處罰787人。“所以衝突時警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看似忍讓，實際也縱容了對方犯錯升級，直到他/她觸及刑法。媒體宣傳如果只強調忍辱負重，而不告知羣眾襲警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也是有失公允。”
小結
基層派出所每日面對海量警情，大量執法實踐中，人民警察展現出了為人民服務的職業操守和武力使用的高度剋制。這全球獨一份的優良治安與警民情誼，是中國為之自豪的。
為人民服務、提升自身素質，是新時代人民警察的職業操守。網絡時代，克己奉公、樹立良好形象也是公安團隊必須考慮的事情。由於警械和執法武力的傷害性，我們當然需要對警察執法武力的使用進行嚴格規定，但執法的文明與温度不是低人一等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公安團隊的克己奉公也絕不意味着縱容反抗執法、暴力抗法和不實控訴。
而對於普通民眾而言，配合執法是應盡的義務，如果公民對警方的執法行為存疑或不滿，可以向公安系統的督查、政工、紀檢等部門投訴，也可以針對執法結果提出行政複議。切勿以無理糾纏、不實控訴、辱警襲警等行為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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