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中國經濟的理論貢獻，一個重要因素被忽視了
**張軍：**謝謝姚洋的邀請，今天傍晚剛剛從上海飛到廣州，很高興在這裏出席思想中國這樣一個重要的論壇活動。邀請方給我派的任務是希望站在新古典學派的視角，來分享一下我是怎麼理解中國經濟成功發展的。我不能保證我將要分享的內容是新古典學派的，但是我想我在思考這個重要問題的時候，應該是沿着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線索深入的，只不過我認為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最終離不開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框架。
張軍教授在第六屆思想中國論壇作主旨演講
中國經濟成功的不同解釋
我們都知道中國經濟的成功崛起吸引了很多很多經濟學家的注意力，因為中國成功發展的現象最初並不在主流經濟學所能預測的範圍裏。中國在制度上不是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典型範例。因此，經濟學家很好奇，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了中國的成功發展。
我這裏簡單地提一下文獻裏對中國的發展奇蹟所做的幾個代表性解釋。比如説諾頓（Barry Naughton）教授提出的“計劃外的增長”（growing out of the plan）的理論。我在1997年出版的《雙軌制經濟學》大概也是側重於從計劃向市場轉軌的獨特策略來理解中國的經濟增長。
另一個理論是林毅夫教授三十年來一直在倡導的比較優勢理論，現在擴展到了所謂的“新結構經濟學”框架。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更加註重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考慮到有效市場的存在是顯示生產要素真實價格的前提，而後者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哪些產業領域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這樣一來，作為發展經濟學或經濟追趕的理論，如果以有效市場條件作為前提，對絕大多數落後的國家而言顯然是有些苛刻了。
我想，發展經濟學，無論什麼理論，研究重點不在於告訴一個國家應該發展什麼樣的產業才能更好地實現經濟發展，而在於回答那些看上去並不具備經濟增長條件、但卻實現了經濟追趕的國家或地區，是怎麼獲得成功的? 它們做對了什麼？採用了什麼可行的發展戰略？為什麼是這些國家而不是別的國家可以成功？
還有一個有影響的理論就是1993年許成鋼和錢穎一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工作論文中首次提出的，認為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具有類似公司M型組織結構的特點，這個特點對於分權和地區間競爭格局的形成具有積極的影響，這是中國可以比具有單一型組織結構的俄羅斯更容易利用市場機制實現經濟發展的原因。
經濟學家張五常在2009年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書，也重點講到了税收分成制下縣級政府之間的競爭對推動地方工業化的獨特角色。周黎安的一系列文章則從地方官員的晉升激勵構造了地方的GDP競賽機制，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政治經濟學的視角。
最後，我也要提一下最近我的合作者、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朱天教授在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新書，書中他提出了一個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之所以普遍高於很多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儲蓄率高和注重教育造成的，而這些又跟我們家庭保持的勤儉節約和重視子女教育的傳統文化有關係。
很容易看出，以上這些理論總體上還是過於強調了中國的獨特性。M型結構也好，雙軌制的轉軌策略也好，包括獨特的中央地方關係、傳統文化等等，這些都是比較特色的東西。這些獨特性當然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的成功崛起是有幫助的。
但是，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理論如果過分強調獨特性，就會侷限其合理性的範圍，理論的解釋能力也相對有限。有沒有可能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現象在更一般的理論框架裏得到解釋？如果可以，那麼中國成功的邏輯就能對主流經濟學，特別是對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拓展有更大的貢獻。
西方經濟學不足以解釋中國經濟成功
我這兩年一直在思考到底從哪裏入手，才能更一般地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提出能超越中國現象、能解釋更多現象的理論？中國經濟發展的現象跟那些在戰後也能成功提升人均收入水準的經濟體，有什麼相似之處？尋找到共同點才有可能回答我的這些問題，才有可能提供一個更一般的理論框架。
尋找共同點需要我們從一些現象的觀察開始。一個最直接和簡單的經驗觀察是，中國在過去40年的經濟發展中經歷了可貿易部門的快速擴張，特別是製造品出口的擴張。這可以從貿易依存度與出口依存度的數據中直觀地看出來。
我們知道，出口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的擴張，事實上也是東亞奇蹟最重要的現象。雖然日本的貿易依存度在戰後的表現相對較低些，但我在日本京都大學的老朋友提醒我説，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確實也有過出口擴張和貿易依存度快速提升長達幾十年的經歷，從不足10%到了接近60%。當然，日本的經濟體量比四小龍大得多，也是它在戰後時期貿易依存度不如四小龍那麼高的一個原因。
中國和東亞奇蹟的經濟體在經濟快速發展中都擁有更高的貿易依存度，我認為是個重要的現象，它提醒我們這些經濟體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都實行了類似的貿易擴張戰略，特別是出口促進的戰略。所以，研究這些地區的發展戰略是在理論上解釋它們為什麼成功的一個更具一般性的起點。我認為，在發展戰略的框架裏發展出一些理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拓展主流經濟學和現有的發展經濟學的分析範圍。
我認為，發展戰略對於理解戰後那些經濟發展成功者的成功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畢竟作為後來者，那些先行的工業化國家或發達經濟體已經是模仿和追趕的對象，所以在經濟發展方面，國家執行什麼樣的追趕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相對而言，近代歐洲工業革命後崛起的那些工業化先行國家就不一樣了，它們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市場經濟自然演進和企業家推動的，國家和戰略的角色不是那麼的重要。
也因為這個緣故，西方經濟學家對理解經濟發展現象提供的所有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都是關於市場機制和市場經濟所依賴的那些基礎制度如何重要的，這顯然是基於先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他們看到，私人產權和契約很重要、企業家很重要、資本市場和金融很重要，等等。
諾斯（Douglas North）的新制度經濟學更是發揚光大，強調了這些制度對理解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但問題是，按照這樣的理論預測，貧窮落後的國家經濟是很難發展起來的，因為長期缺失這些市場經濟的基礎制度。不錯，大多數落後的經濟體今天依舊落後，但為什麼在戰後東亞地區和中國等少數經濟體可以成功實現經濟追趕和發展呢？
這説明，這些地方，包括中國，一定採取了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制度缺陷和市場經濟不發達的政策，揚長避短，而且這些做法一定是要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被追趕的對象，也就是發達國家在技術、資本和市場規模等方面的長處。
國家能否成功，戰略選擇至關重要
如果我們要尋找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的秘訣，其實我們也要同時看到歐洲以外的亞洲地區的經濟，特別是東亞地區在成功經濟發展上可能具有的類似做法。這讓我更加相信，作為工業化的後來者，對發展戰略的選擇是至關重要的。
我今晚想特別強調的是，後來者經濟發展的成功可能不僅因為戰略執行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能否成功轉向一個可以成功的戰略，這是核心。
這樣就會打開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看到什麼樣的國家或政府更容易實現這種轉向。立足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問題，就會讓我們看到，對落後的經濟體來説，為什麼能跟先行工業化國家進行貿易活動是重要的，為什麼接受發達國家的技術轉移是重要的。
換句話説，一個成功的發展戰略一定是要能創造出將自己進入到全球貿易體系與全球投資市場的機會。以我的觀察，對這種機會做出反應的差異是我們理解為什麼至今僅有少數經濟體在戰後成功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關鍵之處。
這樣一來，對中國經濟崛起和東亞奇蹟能做出合理解釋的理論，必然能為我們審視國家能力以及政治精英質量的差異提供可能性。而一旦我們把國家和政治因素帶入分析框架中，這就和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不同了，因為後者的理論裏沒有國家和戰略，只有要素和市場機制，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説，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經濟增長的理論框架是單一部門的，不涉及一個落後國家如何在經濟上追趕一個先進國家這樣的問題。
類似地，戰後很多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問題上提出的理論，大多數也都是單一部門的，非常強調國家內部用“大推進”的方式來實現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這一點很有意思，因為戰後時期，大多數落後的經濟體確實都把經濟發展寄託在“大推進”戰略上了。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似乎是容易理解的。那些威權的政府或從殖民地時期獨立出來的國家政府，通常都會有比較強烈的經濟發展意願和追趕目標，來確保其政權的穩定。在發展經濟學的文獻當中也常常會提到，東亞經濟的成功跟這一地區的政府有比較強的發展意願有很大的關係。就今天而言，發展意願不高很可能真實描述了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不發達經濟體的現狀。
東亞成功VS東歐失敗：國家能力的差異
我上個禮拜在東歐，你能感受到那裏跟東亞地區確實非常不同，這種不同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的不同造成的，這反映了東歐與東亞在國家歷史和文化上的差異。正因為如此，東亞地區的這種發展意願被西方的經濟學家定義成一個“發展型的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不然無法解釋世界上的落後經濟體之間在發展動力上存在的巨大差異。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
部分東亞國家和東歐國家經濟1960-2021年增長比較，數據：世界銀行
跟這個有關的另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國家能力的差異。相對於那些“發展型國家”，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的落後經濟體似乎都缺乏一個素質較高的技術官僚體系。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曾經總結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難以實現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國家能力太弱，太腐敗，無法做出和兑現可信的承諾，難以有效保護產權和維持穩定的政治秩序。
而對中國和東亞地區而言，威權國家、國家能力、技術精英官僚等等，這都不是什麼問題，這些都是漫長國家歷史的遺產。問題是，對於一個強勢的政府而言，它又有什麼理由不去推動“大推進”的發展戰略呢？理論上説，應該正相反，強勢的政府會更傾向於選擇大推進戰略來實現經濟發展上的承諾。
確實，如果我們認真研究日本和東亞經濟崛起的歷史，會發現其實它們最初都是搞所謂進口替代戰略的，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都是如此。中國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更是這樣，搞封閉的計劃經濟並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
這説明，內向型的工業化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聽上去能更好服務於這些地方強勢政府的承諾或追求快速工業化的目標，但是真正能成功的例子極少。不僅如此，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失敗之後能夠放棄這一戰略的國家就更少了。
因此，這就幫助回答了一個重要問題，所有追趕成功的經濟體，它們的成功並非因為它們對什麼是可行的發展戰略有充分的知識和把握，可能都是因為它們在執行內向型的進口替代戰略中，遇到了難以為繼的約束而不得不放棄它——哪怕不是那麼徹底，而轉向出口引導戰略，這一點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彙報的一個核心想法。中國當然也不例外。
中國1980年的戰略轉型是如何實現的？
從這一點出發，為了回答中國經濟是如何成功發展起來的，我們需要把注意力轉向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是如何放棄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特徵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由於時間關係，我不做太多展開。
我在我的《改變中國》一書中，專門回顧了東南沿海的經濟特區是如何建立起來的。簡單説，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亞洲四小龍更早時期興辦出口加工區經驗的影響。尤其是，深圳特區的創辦更多利用了香港的資本、技術和訂單，開啓了以“三來一補”為主的出口加工產業發展的進程。但是中國那個時候整體的經濟模式還是計劃模式，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模式。
到了80年代中，沿海地區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開始利用廉價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從事簡單的加工生產，更多是集中在消費品製造領域，儘管技術和設備落後，但因為那時候中國面臨消費品的嚴重短缺，鄉鎮企業的產品還是很有市場，而且也開始參與到出口市場中。
儘管如此，由於可貿易部門的發展有限，中國跟世界經濟的聯繫依然較弱，跟全球市場還是相對分隔的。最重要的是，中國那時還依然面臨嚴峻的外匯短缺。沒有外匯，就難以大量進口先進的設備和技術裝備。
日本京都大學的劉德強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個資料，談到1986年的時候鄧小平先生找當時的國務院領導和分管領導談話，跟他們講，現在急需研究辦法來解決外匯短缺問題，這意味着外匯約束成了當時中國經濟在發展戰略上碰到的一個難以克服的問題。
我在2013年的文章中就説到外匯約束對理解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的重要性問題。外匯代表了最稀缺的資本，外匯短缺會抑制先進設備和技術的進口，對當時國內的工業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雖然我們在計劃經濟時期一直面臨外匯短缺，也要想辦法出口創匯，但我今天越發認為，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外匯短缺的約束可能是發展戰略轉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導火索。
就在鄧小平提出要國務院研究如何擴大出口能力的問題之後不久，1987年國家計委研究所的年輕學者王建向有關部門提出了以兩頭在外為特徵的所謂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據説這個報告得到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打開了決策者的思路。根據田紀雲的回憶文章，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從1988年開始在沿海地區實施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為特徵的所謂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
1980年中國發展的戰略轉變，是國家和政府在經濟增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觀察樣本
根據外向型發展戰略要求，沿海一百多個開放市縣要設立經濟開發區，通過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加快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要實行兩頭在外和大進大出，參與國際大循環；要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大力發展三資企業。
事實表明，實施這個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引導並加快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國經濟也在之後的20多年進入到了持續和快速發展的時期。理論上説，這個外向型的發展戰略本身是一個出口導向的戰略。發展經濟學文獻裏對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兩類發展戰略做了很多的討論，也有不少的爭論，這個大家都比較熟悉，我不再贅述。
但是我認為在一般意義上，出口導向戰略很好地滿足了兩個我把它叫做最小化的條件，第一，出口導向的戰略對制度質量的要求是最小的。回想一下，我們1979年就可以在經濟特區這樣很局部的空間推行出口加工的政策，而無需等中國全面改革其經濟體制。這也是它作為發展戰略相對更可行的原因。第二個條件是，它的推行對現有經濟部門的利益衝突是最小的。因此，這個戰略不太會觸發利益集團的抵制，在政治上更可執行。
這兩個條件是內向型的進口替代戰略難以滿足的，保證了出口導向的戰略如果能夠推行就比較容易成功。但即便這樣，這些條件並不充分，要理解為什麼中國和東亞地區可以成功地實現經濟發展，還需要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來幫助解釋是什麼原因導致它們放棄了早先的內向型發展戰略，而轉向了出口導向的戰略。
我認為實行這樣的戰略，一個最重要的後果是加快了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當中，加工出口、外商直接投資和可貿易部門的持續擴張是個最重要的機制。過去20年，貿易領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在吸收FDI、貿易參與和獲得技術轉讓與擴散等領域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經濟是如何獲得成功的，有很大的幫助。
1954年，劉易斯（Arthur Lewis）在他的經典論文裏説過，經濟發展就是一個能找到儲蓄與投資相互促進的機制，使得你原來較低的儲蓄率可以不斷提高，從而有能力加快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中國和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非常符合劉易斯對經濟發展的定義，但劉易斯在文章中沒有談到如何才能進入到這個良性循環。
中國和東亞的經驗告訴我們，找到可以發揮自身的相對優勢、同時又能利用到先行工業化國家的資本、技術和市場的貿易機會，對於進入這個循環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説，僅僅對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戰略的討論還是不夠的，可行的外向型發展戰略當然是重要的，但如果我們不能回答為什麼是中國和東亞地區而不是世界上大多數落後的經濟體能成功實現發展戰略的轉變，我們就不能真正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之處，對東亞奇蹟的出現也難以自圓其説。
我總結一下，上世紀80年代後期，政府允許以吸引外資和加工出口為特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在沿海地區的推廣是重大的戰略轉變，這是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發展的關鍵。這種戰略也是出口導向和貿易引領工業化的戰略。它的實施對制度質量的要求最小，政治上更可執行，是中國和東亞模式成功的基本條件。
以西方眼光看，雖然看上去中國並不具備經濟增長的一系列制度條件，但節約制度型的發展戰略則很好地利用了發達經濟體的資本、技術和市場，通過融入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通過吸收外投和技術推動加工貿易的擴張，把經濟發展變成一個典型的學習過程。這是東亞、中國跟近代歐洲在經濟發展道路和模式上表現出的根本不同之處。時間關係我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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