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武：香港人崇拜英語看不起普通話，是高傲還是自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文武】

近日，因為國泰航空的歧視風波，也讓“香港人崇拜英語而看不起普通話”這一話題重新在網絡中放大，極有可能成為激化兩地矛盾的導火索。

國泰歧視風波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要分析透徹整場國泰歧視風波，有如下幾個重點要留意：

·目前，國泰背後最大股東是英資太古集團，雖然有約三成的股份屬於中國國際航空；

·香港於2019年發生了修例風波，大部分國泰員工參與罷工等激進行動，影響正常航班運行，聲譽也受到打擊；

·2020年6月，因應新冠疫情引致運力及收入大減，國泰宣佈總值約390億港元的資本重整計劃，該公司將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行195億港元優先股、約19.5億港元的認股權證，而特區政府亦會向國泰提供78億港元的過渡性貸款，並由財政司司長法團名下之“Aviation 2020 Limited”持有有關權益；

·國泰在2020年10月因為管理不善而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中跌出三甲，繼而宣佈了重組計劃，裁員規模達到8500個，佔當時集團總人數的四分之一。

從如上幾點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國泰的大股東是英資的，國泰的員工近年有激進反對特區政府的行事傳統，以及國泰有點缺錢。

2022年民航局受理的對國泰航空的投訴情況 數據來源：民航局，記者整理

上述這個簡單結論和此次事件又有什麼關連呢？試想，一個本身由英資主導卻又缺錢的公司，根本是沒本錢、也不會換走那些激進反對特區政府的員工，雖然近日報道未有談及幾位涉事空乘的身份，但基本上也就很可能是修例風波中所謂的“黃絲”了，這也是很合乎常理的推論。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香港，“黃絲”並不能代表大部分香港人，所以仍舊充斥“黃絲”的國泰不能代表香港服務業，更不能代表香港。

雖然如此，此次事件所折射出“崇拜英語而看不起普通話”的現象，卻又是真實存在的。猶記得今年2月初，香港恢復通關不久後，一名內地網紅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條“挑戰在香港一天只説普通話”的視頻，最後得出了“在香港講普通話不僅會被歧視遭白眼，還會受到與當地人不同等待遇”的結論。“在香港講普通話會被歧視”的話題繼而也引發了兩地的爭論，部分別有用心的網紅為了蹭流量，也加入其中不斷煽風點火、挑撥離間。

有關香港人“崇拜英語而看不起普通話”的情況，沒有也不可能有統計數字可以佐證，但通過下文一些現象性的分析，相信有助內地民眾在撇除情緒化事件的激化下，對這一情況有一個比較客觀的瞭解。

“兩文三語”實際上其實是“重英輕中”

香港現行所謂的“兩文三語”政策，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1997年成立後推廣的語文政策。兩文為中文和英文，三語則為粵語、英語和普通話。

在港英殖民管治時期，港英政府表面上主打“兩文”，但一直有意無意地“重英抑中”，把中文和英文對立起來看待，中文也完全無法撼動英文作為精英語言的“霸權地位”。

1997年迴歸後，香港步入“兩文三語”時代，亦即以中文和英文進行書寫，並以粵語、英語和普通話作為口語。但時至今日，英文地位依然高高在上。

至於普通話教育，在中小學推行是推行了，普及是普及了，惟迴歸至今將近26年，仍然不是香港學生人生最重要考試──中學文憑試DSE的必考科。依此看，香港特區政府和整個社會能談得上對普通話有多重視嗎？或許可以這樣説，今天的香港教育，即使説不上“重英抑中”，也毫無疑問是“重英輕中”了。

這種情況除了體現在教育上，也體現在特區政府的運作上。不説大家或許不知，特區政府官方內部文件至今亦“全用英文”。現如今大部分影響廣大香港市民的政府政策文件，都是首先用英文撰寫的，在召開有關會議前，按慣例徵求各部門意見的電郵也是用英文撰寫的，即使回覆者全部是中國人，也只能用英文回覆，否則很可能被英文水平極高的政務主任視為“異類”。這些情況不是道聽途説的，而是有事實根據的，有關情況均是香港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近日在專欄文章中所提及的。

香港初中普通話教科書

40歲以上人羣普通話能力普遍較弱

另一點要觸及的關鍵，則是到底香港人是不懂抑或是不願聽/講普通話？如果把1997年迴歸年設定為一條界線，那麼現年40歲以上、一直在香港受教育的香港人，絕大多數在中小學時期都沒有受過系統式的普通話教育，不能聽/講普通話或是水平有限，也實在是情理之中。

當然，香港也有一部分相關年齡層的人士能説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他們或是內地移居來港人士、或是主動學習、或是工作及生活需要，原因不盡相同，但也談不上是主流人羣。

所以在這裏必須回應一下，對於一部分內地遊客來港時，以普通話問路或詢問其他問題時不時遭受一部分大叔、大嬸的無視，其原因很可能就在於此。

至於40歲以下的香港人羣，是否就一定説得好普通話呢？恐怕也未必盡然。如前所述，普通話教育雖然已在中小學普及化，卻仍然不是公開考試的必考科，加上課堂以外，除了個別學校，很多學生仍然是以粵語作為主要溝通載體。因此，能否把普通話聽好説好，也是因人而異了。

跟普通話情況差不多的，還有簡體字在香港的“尷尬”地位。香港法定語文只訂明是中文、英文，但中文沒有寫明是繁體字或簡體字。實際上，香港書寫的和教學語文均是繁體字，雖然在公開考試中，撰寫簡體字也是獲得認可的（不少學生認為書寫速度會更快）。然而，基於操作性的問題，學校教師並不鼓勵學生在日常課堂學習或交作業時“繁簡混雜”（且大部分教師也難以正確辨別有關簡體字是否正確）。

説白了，到目前為止，簡體字還未在香港日常正規中使用，而一旦坊間有機構在不同文件、標語、展示中有意無意間採用了簡體字，也經常會觸發爭議，被質疑是“別有用心”。總的來説，無論是普通話抑或簡體字，在香港本地人羣中也從沒有大流行起來。

香港“時間就是金錢”的“快文化”

每當跟新相識或較少前赴香港的內地朋友談及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歧視”時，如果能帶他們先認識香港的“快文化”，準能減少超過一半的誤會。

不要説在中國城市之中，即便是放眼全球，香港人注重效率也是出了名的，做事快、説話快、走路快，就連吃飯都要快，在此，我們籠統稱之為“快文化”。

提及“快文化”，不少內地朋友可能都會知曉，但“快文化”背後的底層邏輯，又有多少人真正明瞭？如果不瞭解此一底層邏輯，自然就不能理解現時所湧現問題的本質了。

香港“快文化”有兩條金科玉律，一是“時間就是金錢”，二是“效率就是生命”，説破了，莫不是因為香港的“高成本生活”所導致。香港的房屋和租金價格居高不下，加上其他生活成本如食品、交通、教育和醫療等開支也較高，使得香港市民的生活負擔很重。

在香港，許多人不得不支付高額的租金和房貸，甚至需要長時間工作以應對高昂的生活開支。此外，香港的教育和醫療體系同樣也需要高額的支出，對於普通市民而言，這些開支都是不小的負擔。香港市民普遍面臨的經濟和生活壓力，使得他們“不能不快”。

最能體現“快文化”的場景就是茶餐廳。在香港點菜時，無論你是不是説普通話，只要稍微猶豫一下，服務員就會馬上轉身為別人下單，無論你是不是內地遊客，每當吃完某道菜，服務員很快就會把空碟子收走，這種做法表面上是服務，實際上是希望客人快點吃完及離開，原因不是因為無禮或看不起你，而只是希望多做一個客人是一個，多掙一點錢是一點。

大家可以不喜歡甚至是厭惡香港的“快文化”，但應當理解“快文化”背後的底層邏輯，那麼對這幾個月很多內地網絡曝光的“來港旅遊時被歧視”事件，也許會有不一樣的解讀。

“戀殖”和“反中”情緒的真實存在

至於針對內地遊客或普通話的歧視，就要談談香港存在的“戀殖”和“反中”情緒。

香港一部分人“戀殖”和“反中”的緣由是多方面的。“戀殖”源於香港歷史上英國殖民管治的影響。英國在香港管治期間，帶來了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和法制體系，同時也在文化、語言等方面對香港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1997年中央政府正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部分香港人仍然對英國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所追求，並將其視為一種優越的生活方式，因此產生了“戀殖”的情感。

而“反中”則源於香港一部分人對國家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以及對當前政策的不滿（基本上是源於不理解）。香港一部分人認為中央在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不如他們的預期（基本上仍是源於不理解），並且錯誤地以為中央對香港的“高度自治”進行了“限制”和“侵犯”（基本上也是源於不理解），例如2019年的《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暴亂即是最顯著的一例。

此外，他們也對內地往昔的一些社會問題諸如貪污腐敗感到不滿，並擔心這些問題會蔓延到香港，卻似乎從來不知道內地這些年來的打貪反腐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因此，一些香港人對中央政府和內地的事務持有批評和反對的態度，並具體呈現為一種“反中”情緒。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局勢由亂轉治已3年，反中亂港頭領和組織雖然已陸續被追究責任，但整個社會存在多年的“戀殖”和“反中”情緒，也肯定不可能一下子煙消雲散，這毫無疑問是不現實的想法。這些情緒也必然導致社會分歧和對立的現象，歧視內地遊客和看不起普通話，自然而然地就是上述這些情緒的一種“輸出”。

每年半億內地遊客帶來的困擾

最後要談的則是數目巨大的內地遊客。自2003年起推行的“港澳個人遊”，為香港帶來了龐大的遊客人數，但同時也對香港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承受壓力。

可能在這裏有讀者會反駁，香港人也太麻煩了吧，遊客數目也會嫌多？讓我們先來看看2018年的數字（主要是2019年後發生了暴亂和疫情，數字無可比性），該年內地訪港旅客高達5103.82萬人次，5100萬是個什麼概念？如果對比香港只有700多萬的人口，大家就會明白一年5100萬旅客是個什麼樣的巨大承受壓力。

遊客大量湧入零售商場和景點，導致擁擠和擠壓產生，同時也對香港的公共交通和住宿資源等方面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再者，“個人遊”遊客的消費行為間接催生了其他問題，例如一些人在香港購買大量奢侈品和免税商品後，再轉賣回內地謀取暴利，成為“水貨客”。

“水貨客”的湧現，已經成為了香港嚴重的社區問題，導致了社區金鋪和藥店等不合理的增多，此消彼長下，一些服務居民的食肆、小店，自然就無法在昂貴租金下生存，繼而導致了租金不合理漲高再轉嫁消費者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同時，由於香港和內地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存在差異，內地遊客與香港居民的文化衝突和誤解也經常對兩地之間的交流和理解帶來負面影響。除了“個人遊”，當然還有不顧及旅遊體驗的“低價團”問題，也是經常造成兩地矛盾的催化劑、易燃劑。

總結

總的來説，我們無法否定“香港人崇拜英語而看不起普通話”的存在。此一問題反映了香港社會中存在的語言偏見和文化價值觀的失衡。

一方面，基於歷史的原因，香港人普遍認為英語是一種國際語言，是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因此對英語的崇拜和追求比較普遍。許多香港人會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學習英語，並且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優先使用英語，將其視為一種社會地位和身份的象徵。

另一方面，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在香港並不像英語一樣獲得廣泛的重視和使用，影響了普通話在香港的推廣和普及，某程度上也反映了香港人對內地文化和價值觀的不理解和不認同，以及對自身國家文化和語言的自卑和忽略。

這種語言偏見和文化價值觀的失衡，不僅對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也對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自信帶來了挑戰。因此，從正面去看，這場“香港人崇拜英語而看不起普通話”的風波，正好能讓內地特別是廣大民眾更瞭解香港的方方面面。

此次國泰風波也提醒了香港特區政府，今後要研究的，不單單是對普通話的推廣和教育，而是要在法律上明確普通話乃至簡體字的地位，並將普通話融入考評體系，以增強香港人的語言意識、文化自覺與國家認同。不然的話，類似的風波只會沒完沒了地出現。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