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奎：“孔乙己”就業難，這是個世界性問題，也是個發展問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眼看就要到畢業季，大學生找工作難估計很快又要成為討論熱點了。
從5月公佈的數據來看，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2%，在3月下降0.3個百分點的基礎上，4月再下降0.1個百分點，已經接近疫情前水平。25-59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為4.2%，同樣在3月回落0.5個百分點的基礎上再下降0.1個百分點，低於2019年同期水平，可見後疫情時代社會經濟正在逐漸恢復。
但晴朗天空中也飄着一朵烏雲：16-24歲的青年人勞動力調查失業率進一步上升，達到20.4%，為2018年1月此數據定期公佈以來的新高，着實有些令人揪心。
相較於其他年齡段的人羣，青年人的失業率通常更高，這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一般而言，16-24歲青年人的失業率是平均水平的3倍，全世界失業的青年人甚至佔全部失業人員的一半。更值得關注的是，除了顯性失業，“尼特族”（NEET，相當於國內所謂“啃老族”）以及青年人“不充分就業”（underemployment）情況同樣嚴重。
就國家的分佈而言，青年人失業問題是一個典型的南北問題，青年人失業率“北（發達國家）低南（發展中國家）高”，與發展水平呈反比。
誠然，大學擴招引發了“文憑通脹”和“軍備競賽”，但並非青年人失業的主因。這不能解釋為何眾多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普及率較低但青年失業率較高，也不能解釋歷史上舊中國青年大學生為何大量失業。
解決青年人失業問題有特殊的重要性，青年人心智沒有完全成熟，剛剛邁入社會就遭遇失業，不利於青年與社會的融合，容易導致自暴自棄、自我孤立，甚至在極度失望後走向犯罪。作為一個世界難題，問題的解決並不容易，需要國家和社會給予特別的關注，供求兩端共同發力。
青年人失業率高是個發展問題
二十國集團（G20）成員國囊括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不同區域，其人口占全球的2/3， 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的86%，貿易額佔全球的75%。G20的青年失業率平均值為17.9%，去掉G7和歐元區國家（這些國家均值為11.5%，與更具廣泛代表性的發達國家組織“經合組織”基本持平）後， 其他國家的平均值高達22.2%，金磚5國（BRICS）更是達到了驚人的29.8%。
不同區域的差異也十分巨大，中東地區的情況最令人擔憂。據聯合國下屬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拉丁美洲國家2022年的平均青年失業率約20.5%，而阿拉伯國家的青年失業率增幅最大，達到了24.8%，女青年失業率更是高達42.5%。
相對而言，全口徑人口的失業率差異則小得多：G20的平均值為6.8%；G7和歐元區發達國家為5.3%，與中國一致；其他國家的平均值略高（7.8%），但尚可接受。
顯然，青年失業是一個全球問題，無論發達程度如何，青年人失業率普遍數倍於社會整體失業率。同時，青年人失業問題更是一個南北問題，也就是一個發展問題，經濟發展水平越高，青年失業程度越輕。
一般情況下，16-24歲青年人失業，也就是大中專畢業生就業難（中職畢業18歲，大專畢業21歲，大學畢業22歲，研究生畢業24歲）。25-29歲的青年人失業率（4.3%）低於社會整體失業率（5.3%），也可以佐證這一點。
剛畢業的大學生之所以就業難，一方面是因為目標與現實脱節、求職經驗不足，但更多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下高技術和管理崗位規模不足有關。社會發展程度越高，產業的價值和複雜程度越高，高技術和管理崗位的比例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因此，發達國家的青年失業率通常較低。
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與青年人失業率並無確定的關係。例如，南非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24%（中國為64%），但青年失業率卻達到了驚人的60%；印度大學毛入學率也只有30%左右，但青年人失業率卻長期超過20%。
與青年失業率關係較大的因素是產業結構。例如，印度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是因為印度製造業佔比較低，軟件等高端服務業能夠提供的高技術和管理崗位十分有限，有經濟學家甚至稱印度經濟為“無工作機會增長”(jobless growth)。
受過高等教育人羣的失業率數倍於平均失業率（作者供圖）
中國也有過這樣的歷史。民國時期，中國的大學生數量極少（例如，上世紀30年代每年畢業的大學/大專學生僅8000人左右），絕對屬於稀缺高級人才，但失業率同樣很高。1934年9月30日，人稱“傅大炮”的學者傅斯年在《大公報》發表《青年失業問題》一文，指出“青年失業問題之迫切，不自今年起，前年的大學畢業生，在出路上已大顯不景氣，去年尤甚，今年自然更甚。”
20世紀30年代是民國所謂的發展黃金期，1933-1934年間畢業的大學（專）學生僅15216人，如此小規模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人才隊伍，偌大一箇中國竟然還無法安置。據時任教育部長王世傑稱，大學畢業生失業率達到了13.1%，文科生失業率更是高達16.6%。根據民國教育部1933-1934年全國專科以上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全國失業大學生達9600餘人，大大超過全國每年畢業生總數，也就是説，有相當一部分畢業生遭遇了再失業以及長時間失業。顯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民國大學生失業率高絕非由於大學生過多，而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落後，基本沒有現代化工業，自然就沒有足夠的高技術和管理崗位供大學生就業選擇。
尼特族與不充分就業
青年人就業難不止反映在失業率這一個指標上，尼特率與不充分就業也從不同角度體現了青年人所面臨的困難。尼特（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指既不在學習或培訓，也沒有就業意願的青年羣體，大致相當於國內所稱的“啃老族”，這個羣體並不主動在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工作，因此不被計入失業率指標。
2005-2020年，各類型國家的尼特率變化（作者供圖）
青年人“不充分就業”（underemployment）指工作崗位所需學歷和能力與工作者實際學歷和能力相差較大，存在顯著的人力資源浪費與不匹配，或者工作者本身有全職工作的意願但實際可工作時間顯著少於標準時間的情況，這些都使得青年人不能充分發揮人力資源潛力，收入自然也不能達到預期，屬於輕度失業。
與失業率一樣，尼特率同樣有非常明顯的南北差異，整體上北低南高。據國際勞動組織（ILO）測算，2020年全球尼特率超過22%，高收入發達國家的尼特率僅為12%左右，而中低收入國家平均近27%。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國家的尼特率(不足20%）反而略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和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約21%），較大幅度低於中低收入國家。這可能是因為，低收入國家的青年實在沒有資本“尼特”或啃老，不管幹什麼，吃飽飯生存下來才是最重要的。
相比失業率，不充分就業並沒有國際公認的標準，也很少有國家公佈官方數據，但青年人不充分就業問題更加突出，即使歐美發達國家都不能倖免。以加拿大為例，2013年，青年人（15-24歲）不充分就業率高達27.7%，是同期失業率的2倍。據一些機構研究，美國青年不充分就業率也長期保持在30%以上，2014年達到46%。按照華盛頓大學的研究，目前美國大學生不充分就業率甚至高達53%。
隨着經驗的增加，青年人學有所用的幾率會顯著提高。例如，22歲羣體的不充分就業率約為50%，但27歲羣體的不充分就業率下降至42%。對於那些起初“屈尊”從事低技能工作的大學生而言，變化會更加巨大：出校5年後，他們繼續從事低技能工作的概率會從13%下降到6.7%。顯然，初出校門的大學生就業難，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因於社會實踐經驗的缺乏。隨着經驗的增加，大學生會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崗位。
美國剛畢業大學生的失業率，高於大學畢業生的整體失業率（作者供圖）
大學生多嗎？
“何必讀書？”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經遭遇到如此尖鋭的提問。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那個地方有老百姓，有社稷，治理百姓和祭祀神靈都是學習，難道一定要讀書才算學習嗎？）孔子沒有正面回應。
2500年後，我們又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學歷不僅是敲門磚，也是我下不來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長衫”。今年年初在網絡上走紅的 “孔乙己文學”和“3000塊招不到農民工，卻能招到大學生”的網絡梗，都指向同一個問題：既然大學文憑已經“貶值”，讀書究竟有何價值？
中國的大學生究竟多不多？這要從橫向比較的角度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權威數據， 2022年，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一個國家人力資源的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標）為10.93年（相當於高中未畢業），高於全球平均水平（不到9年），與G20平均水平（約10.8年）基本持平，略低於G7平均水平（12.7年）。
我國大專以上學歷的人羣在總人口中佔15.5%，在25歲以上人口中佔21.6%。而歐盟和美國的平均水平則分別是29.5%和37.9%。
受高等教育人羣比例顯示的是該國高等教育的歷史發展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則體現其未來或增量水平，與就業競爭的關聯度也更高。中國毛入學率為64%，高於金磚5國平均水平（52%，其中印度31%，巴西55%），但低於G20（71%）和G7（74%），遠低於美國（88%）。顯然，比較而言，中國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距離，但在發展中國家中已屬前列。
全國城鎮就業人員4.67億人，其中80後、90後人口約4億人，是當前就業市場的主力軍，其中大（專）學畢業生佔比28%，碩士佔比2.0%，博士佔比0.25%，總計佔比約30%，也就是約1.2億人，這應該是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大學生就業人羣，使當前大學生感受到巨大的就業競爭壓力。
早在90年前的民國時期，社會上已經開始討論“大學生過多”而就業難的問題。著名學者傅斯年在1934年《青年失業問題》一文中稱，“教育當局應該把大學及專科學校之量的方面相當縮小，而於其質的方面力求提高…北廷的教育部對私立大學的設置是漫無約束的，…有些個所謂大學，尤其是在南方，…若聽其永遠的製造畢業生，是足以增加青年失業的。”今天看來，傅斯年的結論是偏頗的，彼時的大學生絕不能算多，問題在於社會經濟發展太落後了。
各國人口受教育程度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作者供圖）
大學生找工作更難嗎？
2020年，國際勞工組織收集了全球156個不同收入類型的國家數據，發佈了有關大學生就業的研究報告。報告顯示，在44%的國家，相比只有初級學歷或無學歷的人羣，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人羣反而有更高的失業率。看來，縱觀全球，高等教育文憑都不是“黃馬褂”，大學生就業可能會更難。
然而，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同樣存在南北差異。在82%的低收入國家和70%的中低收入國家，高等學歷的人羣失業率更高；但對於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這一比例卻分別降到了16%和31%！也就是説，越是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越需要高學歷人才；而越是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越需要簡單勞動力。
還有一個指標也相當讓人詫異，在82%的低收入國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羣佔失業人羣比重大於佔就業人羣比重，而只有10%的高收入國家有這樣的情況。顯然，在低收入國家中，受過高等教育在人羣在失業人羣中被過度代表了，這也很容易給社會造成“讀書無用”的感覺。
找工作難，一方面是找到工作難，另外一方面是找工作所需時間長。在77%的高收入國家，在畢業後半年內找到工作的人羣中，大學生多於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羣體；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中，符合這一情況的比例只有42%和10%。也就是説，發展程度越低，大學生找工作所需時間越長。
我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6-24歲人口中，高中及以下學歷人羣佔比達60%，去掉在校生後，高中及以下學歷就業人員佔比接近70%。按照青年人口數和調查失業率20%推算，青年失業人口約為2400萬人，而2022年實際求職畢業生理論上應該不到850萬人。顯然，無論怎樣計算，青年人中，高中以下的低學歷就業困難人羣數量可能更大。
中國已經是中高收入國家了，按照全世界數據顯示的基本規律，大學生就業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但通過一定時間的磨練，仍有一定的相對優勢。5月16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另一個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25-59歲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下學歷、高中學歷、大專學歷、本科及以上學歷勞動力調查失業率分別為4.5%、4.6%、4.0%、3.1%，整體上，學歷越高，失業率越低。
學歷通貨膨脹
2023年，高校畢業生將突破1100萬人，是30年前（60萬人）的18倍，同齡人中大（專）生入學率（67.6%）為30年前（2.46%）的27.5倍。事實上，不只中國，整個世界的高等教育人數都在增長，今天全球有約2.2億大學（專）生在讀，是世紀之初（2000年）的2.2倍。
疫情前，由於中國一直處於高速發展期，發展中國家普遍遭受的青年人（包括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並不突出；疫情後，受多種因素影響，發展進入了中速甚至中低速期，青年人就業難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就業與發展階段息息相關，中國並不能逃離這個經濟規律。
大學文憑猶如就業市場上的貨幣，畢業生憑此到勞動力市場上“購買”崗位。如果貨幣發行增長率超過本國經濟總量的增長率，就會發生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貨幣貶值。於就業市場而言，如果大學生的增長高於本國需要大學生的技術與管理崗位的增長，大學文憑同樣會貶值。
物價上漲與貨幣購買力下降是硬幣的兩面：前者是就供給方的定價而言，後者是就需求方的購買力而言。對於就業市場而言，物價上升也就是崗位標價（更高的學歷或者更好的學校）提高了，例如，原來只需要本科畢業證的崗位，現在“價格”上漲到需要研究生畢業證；而購買力下降就是大學畢業證書能夠購買的就業崗位機會減少，或者可購買崗位質量下降，例如部分大學畢業生只能“屈尊”至原本僅需高中生的崗位。
文憑通貨膨脹又會導致學歷“軍備競賽”和“文憑主義（credentialism）”盛行。所謂軍備競賽，是指個人提升學歷不再是出於對知識的內在需求或目標崗位的真實需求，而是為了在崗位爭奪戰中超過競爭對手。更糟糕的是，學歷軍備競賽不斷升級，考研、讀博不再是為了科研，而是為了競爭工作機會，這對個人而言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對社會而言造成了極大的人力資源浪費，教育投資回報率顯著下降。
宏觀上，教育的目標是提升國民整體素質，人的發展是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內容；微觀上，高等教育有助於提升個人的視野、知識和學習能力，從而增加個人的就業選擇。大學文憑曾經所擁有就業市場競爭優勢（即“大學生溢價”，graduate premium）是通過剝奪或減少他人受高等教育機會而獲得的，這並不公平，也與國家的宏觀目標衝突，只能是一種階段性而非常態化的紅利，個人必須適應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常態。
事實上，文憑價值的下降反而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正面價值：促使更多大學生腳踏實地地學習，而不是坐等畢業。正如經濟發展需要温和的通貨膨脹，某種意義上文憑通貨膨脹也是無可避免的，但惡性搶購導致的通貨膨脹則是有害的。
特朗普掀起了反文憑主義
生產大學學歷只需增加高等教育投資，而實現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則困難得多，因此，高等教育往往超前於社會需求。這一問題不僅存在於發展中國家，美國等發達國家也未能倖免。疫情開始以來，從美國聯邦政府到各地方政府，掀起了一股“反文憑主義”的潮流。
1960年，美國人口中大學生的比例只有10%，今天這個數據已經超過了1/3。僅僅30年時間內，美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數量已經翻番。美國作為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已經相當成熟，鑑於此，這樣的速度顯得格外驚人。
大學生增長過快，導致了就業難問題：上世紀70年代，出租車司機中大學生的比例不到1%；40年後卻超過了15%。整體上，1/3的大學畢業生處於不充分就業、“大材小用”的狀態。
1970年和2010年，出租車司機、消防員等職業中大學畢業生人數佔比（作者供圖）
僅美國聯邦政府而言，最近30年內，政府工作人員中高中學歷比例就從30%下降到12%左右，而研究生以上學歷從不到15%增加到30%左右。2020年6月26日，特朗普簽署了反文憑主義的13932號總統令（正式名稱為“現代化及改革聯邦政府崗位評價與招聘”），打響了反擊文憑主義的第一槍。
聯邦部門中碩士以上學歷人羣佔比顯著上升（作者供圖）
總統令稱聯邦政府招聘過於依賴文憑（degree-based hiring)，對於只有高中學歷以及沒有能力讀大學的低收入人羣等潛在候選人並不公平，也不利於政府找到最合適的人選，要求聯邦政府建立更具包容性（inclusive)、以崗位需求為驅動力（demand-driven)人力資源體系，以能力導向（merit-based and competency-based)取代文憑主義，所有機構必須在120天內重新對崗位進行分類並明確學歷要求，除非有特別的法律規定或專業要求，一般不得要求大學以上文憑。
特朗普可能不會想到，這會是他下台後，除了繼續妖魔化並遏制中國的政策外，民主黨政府少數願意繼承的政治遺產。2022年11月30日，奧巴馬在參加佐治亞州聯邦參議員再選造勢大會上，敦促各州取消對政府崗位招聘的大學文憑要求；今年3月19日，他又發推特稱，各州應該取消不必要的大學學歷要求，將高薪崗位向更多人開放。拜登在2月初的國情諮文中，也大肆吹噓他臭名昭著的“芯片法案”的成果：英特爾公司在俄亥俄州建立的新半導體工廠預計需要7000名建築工人，建成後還要招聘3000名生產工人，這些工人平均年薪達到13.5萬美元，而這些崗位大部分不需要大學學歷。拜登試圖通過強調這一點，拉近他與底層工人的距離。犧牲美國納税人的公帑和其他國家的利益以補貼少數美國工人的不道德行為，在“美國第一”的大旗下變得那麼理直氣壯。
奧巴馬的推文（作者供圖）
除了聯邦政府，各州政府也在紛紛跟進。共和黨治下的馬里蘭州率先在2022年年初宣佈取消政府大部分崗位的文憑要求；共和黨治下的猶他州隨即跟進；拜登講話3周前，民主黨治下的賓州也宣佈了同樣的政策；不久，共和黨治下的阿拉斯加州也“有樣學樣”。
特朗普最善於瞭解選民需求，他清楚地知道，白人中的低學歷人羣（所謂“紅脖子”）是他最大的支持羣體，因此他必須成為低學歷人羣的政治代言人。民主黨同樣也有自己的算盤：黑人和拉丁裔中低學歷人羣比例高，而他們是民主黨的大票倉。究竟能有多少初中生或者高中生進入政府工作，恐怕並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態度就是站隊，站隊才是政治上最重要的。
文憑確實不能説明一切，但是否有更公平、合理、有效的方法來判斷一個人能否適合這個崗位，恐怕仍需商榷。這些政策究竟能起多少實質性作用，更有待時間檢驗，畢竟招聘不僅是招聘能符合崗位需求的人，而且是從候選人中選擇最好的人選，選擇60分的合格候選人就是對90分的優秀候選人不公平，換句話説，招聘不僅是一場資格選拔，而且是競爭性資格選撥。
從世界範圍看，大學生是否過多並沒有絕對的標準，而取決於能否與發展階段相適應。青年人就業難是一個世界現象，其本質是一個發展問題，發展中國家尤其容易染上此病，中國也不可能完全擺脱這一規律的約束。
問題的解決既需要供給側（高等教育）實行結構性改革、培養更加適應社會需要的人才；也需要需求側的發展跳過中等收入社會的陷阱，唯有保持中高速的經濟發展水平，才能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唯有不斷升級產業結構、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提供足夠多的高技術和管理崗位。民營經濟和民營高科技企業提供了超過80%的就業機會，因此發展民營經濟是解決青年就業難問題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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