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美國對自己人尚且如此，何況對他國？

當地時間3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簽署了提高債務上限的《2023年財政責任法案》，此時距離耶倫所説的最後違約期限僅剩一天。

儘管法案最終被通過，但白宮並沒有舉辦大規模慶祝活動，在經歷了兩黨扯皮、推諉、試探、鬥爭之後，並在最後期限前達成協議，期間還損害了美國的國家信譽，確實沒什麼值得慶祝的。

但美國的危機就此解除了嗎？這項法案的通過，誰是贏家誰是輸家？觀察者網專訪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解讀以上問題。

【文/李海東 採訪/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華盛頓郵報》在頭版評論文章中認為，這一輪圍繞債務上限談判的兩黨角力，拜登“贏了”，因為民主黨方面並未就削減預算問題做出實質性讓步；反之，眾議院有大量共和黨議員對法案投下反對票。您是否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

**李海東：**我不認同該評論文章的觀點，美國就這一輪債務上限的整體爭論中沒有贏家，全是輸家。在解決方案出台前，美國兩黨將債務上限問題當做相互攻擊的武器與政治工具，給全球經濟與政治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及擔憂。各國對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國是否能信守諾言，這方面的質疑在加深。

雖然提高債務上限的方案趕在截止日期前順利通過國會，拜登也予以批准，但兩黨整個談判過程呈現出來的美國政治極化狀態並未緩解，其政治生態環境依然極不健康。這種不良氛圍對美國重大民生和經濟議題必然會持續產生重大影響，也令人越來越憂慮。世人意識到美國反覆以這種“懸崖邊緣”方式處理債務上限以及可能的違約問題時，對美國的擔憂始終在加劇，美國極端不負責任的全球形象實際上是在不斷實質性擴散。

最後，美國還要繼續通過向全世界以及本國公民的借債，來維持聯邦政府和不同公共開支項目的運轉。這種在美國國內備受詬病的模式也沒有變。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金融秩序，是否能持久促進全球經濟和金融秩序穩定和向好發展，全世界的信心也出現了搖擺。

當地時間5月28日，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宣佈與拜登達成協議 圖自澎湃影像

實際上這份法案並沒能根本解決美國的債務問題，兩年後有關債務上限的爭論依然會冒出來。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看到美國在處理債務上限問題時展現出負責任的態度，拿出令人信服的根本解決方案，而不是埋下“地雷”，等待日後引爆。屆時不僅是美國民眾，全世界都會因為美元是全球金融秩序的核心支柱而產生更多擔憂。《華盛頓郵報》的這篇評論文章黨派色彩濃厚，我沒有從中看出該文的公正客觀精神。

觀察者網：共和黨內的反對聲主要集中在極端保守的“自由黨團”。他們抱怨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違背年初的承諾，未能實現削減1310億美元自由裁量支出的目標（實際方案可能僅削減了120億）。您認為那些不滿的共和黨人下一步會採取哪些行動？

**李海東：**相當數量的共和黨議員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拜登與麥卡錫達成的妥協性解決債務上限協議文本中的核心內容。這表明兩黨政客也清楚，過分將債務上限問題政治化，並不是解決美國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的最佳出路。以債務上限談判挾持美國政府，來滿足特定議會羣體政治訴求，這種做法在當前的美國國會中也處於不受人待見的狀態。

此外，對於一旦債務上限未能過關，以及由此產生的債務違約等嚴重後果，應該説國會兩黨大多數議員頭腦還是清醒的。其結果一定是美元資產大幅貶值，美國喪失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信譽，更重要的是會導致全球金融海嘯與經濟危機。這些都是美國在全球推進其外交總體戰略時的最大阻礙。目前看，大多數國會議員，包括共和黨議員，對於這樣的後果還是有基本的理性。

共和黨內極端保守的“自由黨團”中約有二十位議員，他們在年初選舉麥卡錫成為眾議院議長時，成為共和黨內不同派系間改變平衡的關鍵力量，手上的選票能夠左右局勢。但就債務上限問題，實事求是地説，相當數量的共和黨議員並不支持極端保守派。這二十人的政治分量有限，無法在共和黨內起到關鍵少數的影響。這跟當初選麥卡錫當議長時的局面不同。

接下來，這批共和黨人肯定會將怨氣發泄在民主黨和麥卡錫的身上，甚至可能變本加厲。目前外界的觀察是，麥卡錫骨子裏是個妥協派，但表面上看似是極端派。這導致他在政治談判中的行為方式比較古怪，給人的感覺，完全不是一個典型的共和黨政治人物。

觀察者網：是否可以理解成，這次圍繞債務上限的談判是美國兩黨政治中，建制派、中間派相對極端派力量的勝利？這是否具有代表性？

**李海東：**我的理解是，這很難説是國會內部中間派、建制派的勝利。其實債務上限談判，本就是以一個非常極端的方式來化解美國經濟、民生問題的方案。歷史上美國的債務上限不斷提高，本身就表明美國政治仍然在朝極端化、對立的方向發展。

民主、共和兩黨的多數成員就提升債務上限達成共識，並不意味着後續圍繞經濟、民生等問題的一系列主張，兩黨會有更順暢的溝通。美國債務膨脹的速度遠高於經濟總量增長速度，提升債務上限本來就不是解決美國債務問題的良方。美國政客應該思考如何調整經濟發展與債務增速的配比，達到一個相對來説令美國民眾與全世界能放心的狀態。美國政治現狀決定着美國很難能實現這一點。

客觀現實是，美國又在提高債務上限，這只是一個臨時性的解決方案，不能根本性解決問題。隨着美國自身經濟總量緩慢增長，債務上限快速提升，兩者不匹配的現象反而會越來越明顯，這表明美國精英總體上的態度並不是沿着一個希望迴歸理性、迴歸務實的方向去走。

而在處理債務上限談判過程中，各黨派以及國會、白宮相互的表現，頗有滑稽之感。從前期雙方始終是劍拔弩張，水火不容，拒絕妥協。到臨近最後期限前，雙方突然就達成一致，卻也拿不出能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案，反而為下一輪類似的操作埋下伏筆。政治上不嚴肅，是美國這一輪圍繞債務上限談判過程中展現出來的一個特點。

觀察者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近日撰文，認為解決美國國債危機的關鍵，是美國停止刻意發動戰爭並削減軍費。但他也承認美國國會“沒有勇氣這麼做”。您認為美國要恢復財政紀律、實現債務良性發展的最大阻礙是什麼？

**李海東：**薩克斯對美國國債問題的判斷是準確的。美國政府總體開支中相當一大塊都給到了軍工複合體，以及與華爾街相關的許多投行企業，這方面的經費不會缺也不會削減。

相反，這一次達成債務上限的協議，不少涉及到民生的領域，比如學生貸、社會福利項目的申請資格，都受到限制或者削減。

這再一次表明，通過美國政府對待國債的態度，能夠反映出來其真正代表誰的利益。軍工複合體利益必須得到滿足，8000多億美元的龐大軍費開支，絲毫不會削減。美國樂於在國際事務中頻繁地使用武力解決問題，製造危機，然後向危機各方出售武器，令軍工複合體的利益綁架美國政策這一現實，決定了美國債務上限問題不可能根本解決。這對美國國內民生問題、經濟的平衡與可持續發展問題，都構成了巨大挑戰。

過去20年，美國用於戰爭的財政支出之和約8萬億美元 圖自：沃特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

換言之，美國解決債務上限問題的方式，是美國政治精英採取眷顧特定部門、機構與利益羣體的政策。我相信美國民眾對此也是非常不歡迎的，因為解決方案最終削減的開支，大部分涉及民生領域。這些資金與項目削減，暴露了美國精英與民眾間深刻的撕裂與矛盾。

觀察者網：5月份拜登出訪印太地區時，就因為着急回國參加債務上限談判，臨時取消了赴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的行程。您認為這次債務上限問題，對美國的國家信用與形象有多大影響？

**李海東：**通過這次事件，全世界都見識到美國外交深受國內政治的影響。如果不能全面深刻把握美國內政的情況，就無法準確判斷和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而美國內政現在是極端分裂，甚至道德底線不斷拉低。這從特朗普時期開始，大多數國家都沒有想到美國外交會呈現出類似的風格，左右搖擺，缺乏道德，缺少連貫性與感召力。

美國在盟友眼中的形象也會受損。比如拜登“放鴿子”，跳過在澳大利亞舉辦的“四方會談”，澳國內當然有許多不滿意的聲音。但事實上這就是美國的傳統。在美國國內，民主、共和兩黨的政治人物相互攻訐、抱團與出賣是常事，對自己人尚如此，何況對他國？歷史上，美國自剛建國開始，對待幫助自己打贏獨立戰爭的法國，也是合則用、不合則棄的態度。在中東、拉美、非洲的許多地方，包括如今的烏克蘭，美國對待盟友的態度始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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