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潘德亞：“對中國來説，經濟問題就是安全問題”-泰德福德·泰勒、凱德爾·潘德亞

【文/泰德福德·泰勒、凱德爾·潘德亞，翻譯/劉思雨】

4月20日，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了值得重視的講話。她宣稱，制裁中國公司“不是為了令美國取得經濟上的競爭優勢”，並嘗試強調，未來並不打算在中美間推動“脱鈎”。

一個星期後，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於4月27日在布魯金斯學會講話時也呼應耶倫的説法，稱拜登政府正“試圖負責任地管控競爭，並在可能的領域與中國合作”。但沙利文也批評了中國“過度依靠產業政策”，並暗示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將採取類似的回應。

耶倫和沙利文都誤解了中國對經濟與安全政策的認識。

對中國來説，經濟問題就是安全問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在2014年表示，經濟安全是中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基礎”。對於中國而言，軍事力量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而經濟增長對於國家安全至關重要。2023年的“兩會”期間，中國領導人進一步表示，“安全是發展的基礎”。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接受媒體採訪

就這個問題，北京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鄧小平思想，鄧小平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他主持推動中國走上經濟現代化的道路，利用市場激勵實現農業、國防、工業和科技的“四個現代化”目標。相應地，從1980年至2010年，中國經濟常年維持了兩位數的平均增長率。

上一屆中國政府上任後提出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中國製造2025”等概念，這些概念標誌着經濟政策轉向關注內部，引起了華盛頓的擔憂。其中最主要的擔憂是知識產權問題以及先進技術可能落入中國軍方手中的潛在風險。

作為回應，美國政策試圖抑制中國朝新經濟結構的轉型。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開始阻止更多中國企業收購外國技術公司的行動。比如，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阻止了中國投資機構智路資本（Wise Road Capital）對韓國半導體企業美格納（Magnachip）的收購。資本管制加上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對美國出口管理體制的重構，標誌着美國正加強對經濟安全的關注。

本屆美國政府還延續了前總統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不僅保留之前的關税政策，還通過了2022年的《芯片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法案旨在振興美國半導體製造業、價值500億美元的投資，試圖恢復美國在該領域正日漸動搖的主導地位。

拜登政府希望緩和與中國的經濟緊張關係並解決更深層面的問題。但據“政客”新聞（Politico）報道，拜登政府內部的官員可能無法統一意見。更糟糕的是，中方並不打算回應美國提出的溝通要求。據稱，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將於本月晚些時候與中國商務部長會面。希望這次會議將為後續更多更高級別的會議打好基礎。

但要從宏觀層面改善美中關係，首先需要重新認識雙邊關係中現存問題的基本框架。美國應該認識到經濟和安全是相互關聯的。對大國而言，經濟是國家綜合實力的基礎，可用於建設軍事能力，但它也服務於更基本的、對安全問題的關注。

中國面臨着人口變化和經濟增速放緩（儘管仍保持穩定）等重大挑戰。北京為應對這些挑戰，將科技發展視作長期經濟繁榮的持續驅動力。這使得科學技術成為中國發展前進道路上的重中之重，意味着任何試圖阻礙或切斷中國科技增長的政策，都將帶來外交方面的棘手挑戰。

中國並不認為美國的經濟反制措施是狹隘且有限的，中國認為自己的國家利益受到了侵犯。在一個處於無政府狀態、各國只能依靠自己的國際秩序中，中國沒有理由相信美國會主動放棄經濟上的脅迫性政策，以致於陷入了一個“行動-報復”的循環中，不得不通過自身的強制措施作為回應。

那麼美國可以做些什麼呢？

首先，美國需要在安全與經濟領域更緊密地協調其對華政策。安全和經濟部門的官員需要共同參與政策規劃與高層互訪的磋商。

為此，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應該作為經濟領域話題的代表，她認為技術和經濟是密切相關的。雷蒙多還認識到國際貿易和美國國內經濟之間的聯繫，並承認：“我們需要繼續與中國維持貿易往來，因為美中貿易也能帶動美國的國內就業。”

此外，從過去一年通過的一系列法律可以看出，在美國組織與推行扶持科技的相關政策、包括美國政府對中國政策的回應等方面，商務部將發揮主導作用。因此，商務部部長自然應該是美國對華溝通新路線的負責人。

5月初中美維也納會晤現場。圖片來源：外交部網站

其次，雙方需要舉行更多的雙邊會議。可以從低層官員間建立信任做起，將溝通推進至更高級別。會談地點可以選在第三方國家，給華盛頓和北京都留些顏面。之前在巴厘島和日內瓦舉行的會議就證明了在第三國會談的重要性，沙利文和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主任王毅在維也納的會晤也表明了這點。

最後，美國應採取更有意義的行動，而不僅僅是給中國以口頭保證。華盛頓確實十分關注中國國企與私企之間的模糊關係，以及某項技術是否為軍民兩用。但“國家安全”往往是個過於籠統的概念，更好的做法是明確澄清，到底在哪些情況下才真正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至於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美方應建立清晰的規則，以明確如何能從名單上移除某些實體。同時還要指明，如果中國公司和國家機構能夠做到進一步提升透明度，將對為不斷螺旋下降的雙邊經貿關係加裝“護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沙利文在講話中強調用“小院高牆”模式打造中美存在經濟競爭的領域。但這更多體現了一種哲學觀點，而非具體政策。更好的政策方案應該將經濟和安全視為一體，為中美關係的真正改善鋪平道路。

（原文於5月22日發表在“國家利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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