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燕：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關於當前的國際形勢與全球治理

【文/張宇燕】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於各國人民的抉擇”。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把握國際形勢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其中，歷史的分析對理解國際形勢非常重要。大局觀強調的是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角色觀則一定要將自身與當今國際形勢相聯繫，理解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國際形勢。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研究了人類歷史上的21個文明。在不同地區出現過的眾多文明中，有的出現較早，有的出現較晚，其中很多文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消亡了。在研究文明的起源、發展和衰敗之後，湯因比提出了“挑戰-應戰”模型。基本結論是，文明總是遇到挑戰，如果成功應對挑戰並在應對挑戰過程中有創新和發展，這個文明就能繁榮昌盛；如果被外敵入侵、自然災害等挑戰擊垮，這個文明就會衰亡。還有的文明將全部能量用於應對挑戰，雖然沒有被擊垮，但是同時它已經沒有額外的力量去發展自己，文明因此而停滯。以中華文明為例，為什麼會在黃河流域而不是長江流域發展起來？因為長江流域自然條件要比黃河流域好很多，在那裏，人類的生存要比在黃河流域容易，不會遭遇強烈的挑戰。而要想在黃河流域生存，則必須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因此中華文明才在那裏發展興盛起來。

修昔底德認為，歷史的意義主要是揭示人性。事物易變，但人性是不變的。目前，雖然人類經歷的事情，享受的物質財富以及生活水平與幾千年以前完全不同，但是人性並沒有發生變化。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將歷史分為長、中、短三個時段。首先，長時段跨度大概幾百年甚至上千年，長時段中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要素包括地理、氣候、生態環境、社會組織、思想傳統。這些一經形成，幾百年都不易改變。就人類個體來講，對長時段要素可以發揮或實施影響的主動性很小，一些學派或教派將其歸於“宿命”。這個時段尺度下的要素變化緩慢，對歷史進程則產生深刻影響。其次，中時段涉及的時間跨度從幾十年到一百多年不等，影響歷史的變量包括人口、產出、工資水平、價格、技術、制度等，一般是幾十年中會表現出變化。最後，短時段指的是影響的時間跨度比中時段更小的時間序列上的事件，包括革命、條約、地震等。人們在經歷它時，覺得轟轟烈烈、影響很大，但是從歷史學家的大尺度或超大尺度去回溯，大多數事件的影響轉瞬即逝。

當今時代面臨三個時間尺度中關鍵因素的疊加。長時段的氣候變化已經變成十分緊迫的問題。中時段的產出水平、技術革新和人口結構變化產生的影響很大。短時段的標誌性事件是烏克蘭危機以及美國和西方國家對此的反應。三個時段中的關鍵變量集中在一起同時發生，推動人類站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一、長時段的氣候變化問題

在長時段尺度下，當前人類經歷的最重要的變化在氣候方面。託比·奧德在《危崖：生存性風險與人類的未來》一書中指出，以前人類的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緩某段歷史進程，但是1945年人類有了核武器，便擁有了自我毀滅的能力。而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人類面臨着非常大的挑戰，其中之一是氣候變化。另外一個是工程化病原體，即人工製造病原體，再則是人工智能的出現。人工智能並不是機器人，而是一個系統，它隱藏在世界各地的計算機中自我學習，掌控人類的資源、隱私，最後可能獲得支配性權力。奧德指出，這些風險的疊加，導致在未來一百年中人類可能會自我毀滅的概率達到了六分之一。

在這幾個風險中，氣候變化問題至關重要且緊要。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21年8月發佈了《氣候變化（2021）：自然科學基礎》。這份報告用自然科學的大量數據論證了氣候變化的影響。報告指出，隨着全球變暖，2021年出現的各種極端氣候如酷熱、洪水、山火等，將成為未來30年的常態。2022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洪水、乾旱、熱浪、極端風暴和山洪等情況變得越來越糟，並以驚人的速度打破紀錄。問題的關鍵是，這些災難不是天然的災難，它們與人類活動息息相關。即使人類馬上採取行動，大幅度減排，未來30年全球總升温也有可能達到1.5攝氏度。而根據原有的推斷，21世紀內全球總升温是不大可能達到1.5攝氏度這一指標的。

聯合國氣候大會/資料圖來自半島電視台

2021年，1.4萬名科學家在美國《生物科學》月刊上聯署發表文章，討論了地球的過度開發問題。這些科學家設立了31項“生命體徵”來“診斷”地球的“健康”程度，裏面涉及森林砍伐、温室氣體排放等。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在31項指標裏面，有18項已經突破了“紅線”，這表明地球岌岌可危。2022年10月13日，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22》也顯示，1970年以來，全球受監測的野生動物種羣數量減少了69%，這對生態多樣性的影響非常大。

2022年9月20日，國際能源署和國際可再生能源署聯合發佈了《2022年突破性議程報告》。這份報告指出，在當下全球能源危機的背景下，淨零目標的實現可能要推遲數十年。目前的情況非常危急，要想做到把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攝氏度越來越難。除了大幅度減排，減少化石燃料使用，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其中之一便是糧食浪費問題。據統計，食物浪費佔全球温室氣體排放比重的11%，幾乎與汽車尾氣二氧化碳排放的12%一樣。因此，節約糧食不僅僅是節約支出問題，而且還關乎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

如何才能解決這些問題？這涉及統計指標問題。目前，大家依舊將人類生存品質與人均收入增長和GDP增長相關聯。但事實上，這個指標是存在問題的。十幾年以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發現這個指標會阻礙碳排放目標的實現，為此，成立了一個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阿羅在內的、由眾多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隊，負責制定新的經濟指標體系，即包容性財富指數（IWI）。

這個指數和GDP有很大區別。首先，GDP是流量概念，指人類在一年的時間內新創造的財富，包括商品和服務的增量。然而GDP衡量的是商品和服務的數量而不是質量。IWI則更加關注存量，通過綜合分析一國的福祉和發展的可持續性來衡量國家財富。其次，IWI的內容更加豐富，主要包括人力資本、生產資本、自然資本三個方面。在人力資本方面，既涉及人的數量，又涉及人的質量。人的質量不僅與受教育水平有關，還與人的健康狀況有關。

健康等人力資本的質量指標非常重要。眼鏡的發明曾經被評為對人類影響最大的事件之一，主要是因為沒有發明眼鏡時，老師傅視力的下降會影響其製作儀器的精密程度，導致真正有效工作的時間縮短，急劇降低了勞動效率。但是有了眼鏡以後，熟練師傅的工作時間會大大延長，從而優化了人力資本。與一個受過教育但有效服務時間只有20年的人相比，更健康的人的有效服務時間可以達到30年甚至40年，後者構成的人力資本水平明顯提升。這些與人力資本相關的內容，在GDP裏面是難以充分反映出來的。

在生產資本中，除了機器設備、廠房，IWI還包括基礎設施，這部分非常關鍵。環境、水的質量、空氣的質量、地表生態和地底資源等自然資本也是GDP基本沒有涉及的。雖然IWI很難計算，但是在2014年和2018年上述團隊發表了兩份報告。總之，IWI指標更加契合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報告裏強調的環境保護、綠色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特別是自然資本已經將綠水青山因素考慮在內了。一旦大家接受了這個指標，就不會一味追求GDP的增長了。而根據現行主流統計標準，造軍械、炮彈、導彈、原子彈等都計入了GDP，但這部分GDP實際上發揮作用時，其功能是毀滅其他一部分GDP。

二、中時段的人口問題和技術進步

在中時段的主要變量中，首先是人口問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人口也在發生重大變化，包括人口的年齡結構、族羣結構等。人口年齡結構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是生育率。據統計，日本2021年總和生育率是1.28，歐盟是1.5，韓國則是0.8。對於一個國家而言，2.1的總和生育率是臨界值，即當平均每個婦女一生生育不低於2.1個孩子時，整個羣體的人口規模才不會縮小。中國2021年的人口總和生育率是1.18，估計2022年會低於1。與此相對，也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人口爆炸。例如非洲。非洲現在是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地區，像尼日爾的總和生育率是7.46，馬裏是7.42，索馬里為6.76。中東地區的生育率也特別高。

目前全球人口結構呈現出人口爆炸和人口老齡化並行的趨勢。在人口爆炸的國家或地區，人口中位年齡非常年輕。例如，中東地區的埃及24.1歲，敍利亞23.5歲，伊拉克21.2歲。非洲一些國家中位年齡更低，喀麥隆和索馬里18.5歲，蘇丹18.3歲，贊比亞16.9歲，安哥拉15.9歲，全球最低的是尼日爾，只有14.8歲。亞洲一些國家中位年齡也較低，如菲律賓24.1歲，巴基斯坦22歲。而中國、日本等國的中位年齡就偏高。中國是38.4歲。日本是48.6歲，僅次於摩納哥的55.4歲而居全球第二。

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趨勢已經是許多國家面臨的挑戰。一方面，人口老齡化涉及勞動力減少的問題。構成人力資本的人口減少，將帶來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同時社保、醫保等相關財政支出還會上升，這將加大財政赤字的壓力。不僅如此，老齡化對國家政治行為也有系統性影響。老年人的創新能力和消費能力雖不如青年人，但是政治參與度明顯高於青年人。例如，統計顯示，日本2021年10月舉行的第49屆眾議院選舉中，20—29歲青年人投票率為36.5%，60—69歲老人投票率為71.4%，後者幾乎是前者的兩倍。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加上老年人更有時間關心自己的福利，這一羣體更容易影響選舉結果。在1970年的英國，只需根據一個人所處的社會階層和收入，就可大致判斷出他會投票給哪個黨，這個規律在現在已經失效了。目前，主要是根據年齡判斷其所支持的政黨。1946年後出生的人口大量進入老齡化階段，他們不斷推動法律保障自己的老年福利，取得的成果是英國在2010年出台了養老金“三重鎖定政策”，即保證英國國家養老金增長率提升至通脹水平、工資上漲速度、2.5%這三個數值中的最高值。老年福利成為政黨討好選民獲取政權的重要政策選項。

圖自金十數據

另一方面，老齡化人口結構導致一些國家被迫考慮通過放開移民限制來補充青年人口。然而，擴大移民也可能帶來大量新的社會問題。默克爾執政期間遭人非議的問題之一就是“門户開放”的難民政策。德國所接納的百餘萬難民對政府財政、社會治安等造成了很大影響。意大利兄弟黨的主要政見就是反對非法移民，這也是其獲得大量支持的原因之一。近年來，對移民政策一直頗為保守的日本開始放開移民，這也與日本老齡化問題非常嚴重有關。根據日本總務省2022年9月發佈的人口估算數據，該國65歲以上老年人佔總人口的比例為29.1%。2020年，日本經濟新聞的調查結果顯示，70%的日本人認為接納更多外國人對日本的發展是一件好事。

族羣結構也是人口問題中非常重要的變量。在俄羅斯，2015年穆斯林人口是2000多萬，佔比15%。據估計，到2050—206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33%。照此趨勢發展下去，俄羅斯很可能最終變成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美國也面臨類似情況。1970年，美國的穆斯林只有10萬人，現在已經達到1000多萬人。2018年，美國新生兒有一半以上不是白人，而到2024年，2歲以下的不是白人的美國人將超過一半。根據預測，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三分之一是基督徒，這個變化對政治、經濟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當今世界出現的與民族主義思潮興起有關的變化，與年齡結構、族羣結構的演變趨勢密切相關。

其次是技術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十分重視科學和技術問題，提出科技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之一。目前，數字技術、數字經濟等也成為國內外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然而，數字技術的發展到底如何影響經濟？這需要放在理論框架中加以探討。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經濟學最核心的問題便是經濟的增長。其中，增長的本質是人均收入的增長。這意味着，平均來看每個人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其原因在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技術進步是導致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當有現實需求時，人類就會想辦法發明創造來滿足需要，並在這個過程中推動技術不斷進步。此外，交換或貿易也能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如果每個國家都生產自身所需的全部產品（比如糧食和衣服）而不發生交易，其他條件不變時，勞動生產率不會發生變化。每個國家或者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相對優勢。如果一國單位時間生產糧食更多，另一國單位時間生產衣服更多，就可以由糧食勞動生產率高的國家專門負責生產糧食，另一國專門負責生產衣服，然後雙方進行交易，兩國生產出來的糧食和衣服數量總額會比沒有國際分工和貿易時更多。這意味着，即使沒有發生技術進步，僅僅通過開放貿易也能帶來單位時間產出水平的提高。這就是自由貿易的基礎。隨之而來的是，分工和專業化還可能進一步促成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進步，推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高。

更深層的問題是，是什麼因素決定了分工和專業化？亞當·斯密給出的答案是市場規模。如果一個村只有3户人家，則這3户人家都必須各自包攬各種生產生活事務，包括但不限於種糧食、種棉花、織布、製造和修理農具等。如果該村有300户人家，那麼就會出現專業化分工，發展出鐵匠、木匠、開餐館的、修理農具的、賣肥料的……隨着各項營生收入的提升，財富的積累便出現了。亞當·斯密的基本結論是，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工生產率的提高取決於分工和專業化。市場越大，參與的人越多，分工就越細；分工越細，勞動生產率就越高，技術會在有需求時進步，進而繼續推動增長。簡言之，就是增長取決於市場規模，這就是所謂的斯密定理。

古典經濟學家多崇尚自由貿易，自由貿易離不開執行契約和保護產權。一個主體如果從事專業化生產，比如專門負責生產糧食，而糧食的產出有時間週期，從春耕到秋收需要數月甚至半年時間，要保證糧食供需方面的穩定，就需要簽訂契約。一般來説，簽訂的契約必須得到遵守，無成本或低成本破壞契約的現象如果普遍存在就會擾亂市場預期。契約的簽訂、執行都需要強制性權力的保障，有機構確保契約的強制性執行才可能實現分工專業化。而交換也需要在明確界定產權、尊重契約的基礎上，才能夠實現。界定產權和執行契約正是政府的職責所在。

在2022年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李強同志的主旨演講提到了“完善產權保護”和“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保護產權”十分關鍵，契約遵守也很重要。冷戰時期，蘇聯的糧食生產不能滿足國內的需求，便和美國簽訂了購買小麥的合同，而且是長期協議。蘇聯出兵阿富汗時，整個西方對蘇聯實施全面制裁。即便如此，美國還是保證了對蘇糧食貿易協定的執行，部分原因也是考慮到糧食和人道主義是聯繫在一起的。現在，俄羅斯變成了小麥等農產品的主要出口國。在人口和土地都大致沒變的情況下，從糧食進口國轉變成出口國，這説明體制機制很重要。

根據亞當·斯密的理論框架，數字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體現在哪些方面呢？事實上，數字技術無形中擴大了市場。在數字技術發展起來之前，一些資源處於閒置狀態，根本不可能進入市場，無法形成供給。得益於數字技術，這些資源的潛能被快速、全面地調動起來了。例如，以前出差往往會選擇入住當地有名氣的大型酒店，但是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現在出差可以選擇入住家庭旅館或其他有自己特色的小規模酒店，較低的搜尋成本，將它們具備的價格、安全、服務和位置優勢更充分地呈現了出來，這也使得越來越多原本閒置的社會資源投入到酒店業之中。數字技術把以前可能根本進不了市場的資源調動起來，擴大了市場規模，隨之而來的是分工更加專業化。如果沒有數字旅店平台，可能需要對大型酒店為主體的旅店業投資1萬億美元。而現在，這1萬億美元中的相當部分可以用到其他方面，產生更高的配置效應，整個行業也會變得更加綠色環保。

此外，數字技術還能增加普惠性。在一些行業，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錢做廣告並在市場中存活下來，小商小販、小家庭作坊的產品無法進入市場。例如香水行業，主流產品都是大品牌香水，而且價格非常高。因為香水是一個廣告密集型產品，廣告費佔整個銷售價格的45%左右，小品牌負擔不起廣告成本，所以只有大品牌才能生存下去。服裝業此前與香水行業類似，大品牌贏者通吃的現象比較明顯。即使是非奢侈品女裝也具有較強品牌效應，比如Zara等就是被市場認可的暢銷品牌之一。近年，中國南京有幾個青年人創立了一個跨境電商平台“Shein”，主要經營女裝。其專門針對海外市場每天推出幾十款女裝，品類多、更新快、質量優、價格低，受到國外年輕人的歡迎，直接挑戰了Zara的門店業務。這就是數字技術產生的可及性和普惠性效應。

隨着數字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數字鴻溝問題。在網絡和數字經濟領域，不同的行為體利益訴求不同。比如，國家關心的是安全，平台企業關心的是利潤，產品或服務提供者關心的是便利度，民眾或消費者關心的是個人隱私。不同集團的訴求可能會阻礙統一規則的達成。目前，數字領域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統一的規則。沒有規則，貿易和投資都會受到影響。

三、短時期大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對俄製裁的影響

當前短時期的變量主要是大國力量對比，特別是中美力量和關係的變化以及烏克蘭危機的影響。首先，必須重視中美關係。根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記述，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慌。這裏面存在兩個變量，一個是崛起，一個是恐慌。目前國際形勢中包括烏克蘭危機在內的許多重要事件，背後都是大國博弈。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經濟全球化，主要是各國在追求效率、利潤的全球化，而當前各國考慮的因素則更多、更復雜。國家的戰略目標可能不僅是自身福利的改進，還包括打壓競爭對手的一面。2004年，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發表在《經濟學展望》雜誌的文章便以中國和美國為例分析了這種變化。這篇文章的發表標誌着經濟學界拋棄或者否定了純粹的李嘉圖模型的核心論點，即貿易促進雙方福利的改進。一旦考慮到技術進步因素，開放的結果有可能導致一些國家受益，而另一些國家則受到持久的損害。

就中美關係而言，很大程度是GDP規模的相對變化引起了美國的焦慮。雖然GDP這個指標並不完美，但是與其他指標相比，還是最能夠系統、綜合、可比地反映一國力量的長期變化態勢的指標。1980年中國GDP與美國GDP之比不到7%，到2010年變成了40%，2015年上升至60%，2020年進一步上升至70%，2021年更是達到了77%左右，這個變化非常大。從人均GDP來看，1980年代，中國人均GDP不到300美元，美國是1萬美元左右。現在，中國人均GDP是1萬美元左右，美國是6.8萬美元。雙方的人均GDP原來相差1萬美元，現在相差將近6萬美元，絕對差距越來越大，但從中國佔美國比重來看仍然顯著提升。美國忌憚中國經濟增長持續積累的體量。

除了力量對比接近的壓力以外，美國焦慮更深層的邏輯還在於資源佔有或分配的壓力。大約30年前，位於華盛頓的世界觀察研究所發表了一篇題為“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對中國趕超美國的後果進行了估算，一個結論是，如果中國人平均物質消費水平達到美國的1/2，當時條件下，至少需要2—2.5個地球的資源才能滿足中國的需求。在一次採訪中，中國記者向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提問：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西方意味着什麼？施密特思考片刻後説，這意味着西方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他認為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所有中國人如果想要達到西方的生活水平，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資源，結果要麼是西方減少消費，要麼是以更高的價格水平消費。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也談到過類似的問題。他在2010年的電視訪談中説：“你知道，如果你與中國領導人交談，我認為他們會立即承認，如果超過10億的中國公民擁有與澳大利亞人和美國人現在一樣的生活模式，那麼我們所有人都將面臨一個非常悲慘的時期，地球無法承受這種情況，所以他們明白自己必須做出一個關於新模式的決定，這種模式更具有可持續性，這將使他們能夠追求他們正在追求的經濟增長，同時，處理這些環境後果。”這裏面流露了他對中國的發展會威脅整個西方福利的擔憂。

丹麥前國務秘書、外交部官員約恩·厄爾斯特倫·默勒在美國《國家利益》發表了一篇研究中國和西方矛盾衝突的文章，提及了中西方社會、政治體制的不同。但他認為，衝突的真正原因是西方為了爭奪日益稀缺的資源，“北京不是北約成員國的安全威脅，而是威脅到了一種觀點，即西方有權控制全球財富，隨心所欲地使用資源，無視他人的需求並且持續肆無忌憚地製造污染”，“中國現在之所以受到攻擊，是因為它要求獲得更大份額的全球蛋糕，也是因為北京拒絕大方接受西方分配給它的角色”。中美大國博弈看上去是在國際規則確立的問題上討價還價，但底層邏輯還是對資源的爭奪。

圖自美媒

另一項重要的短期事件是烏克蘭危機，特別是與之相關的國際制裁。國際制裁是由特定行為體，通過讓其他行為體遭受損失來迫使他們按照自己的意志行為而採取的主動行動。這些行動是非暴力的、非合作的、懲罰性的、警示性的。一是使目標國服從、按照制裁國的偏好行動；二是顛覆、實現罷免目標國領導人或者推翻其政權的目的。美國製裁俄羅斯的目標至今依舊不明確。基辛格提醒美國需要明確相應的目標，是讓俄羅斯服從還是要顛覆俄羅斯政權？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官員曾公開表示，美國的目標就是推翻普京的統治。除此之外，美國的制裁可能還有警示的作用，即在國際上發出信號，警告其他國家自我約束。不僅如此，制裁俄羅斯還有想要實現的國內目標，即服務於國內的黨派之爭。拜登政府制裁俄羅斯的目標之一，是為了幫助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獲勝。

制裁種類可以按聲譽、價格、數量、人員、金融、規則、網絡和盟友等不同方式分為八種。一是從名制裁，即制裁方以違反規範為由對被制裁方發起制裁。從名制裁的依據與標準是令被制裁方遭受聲譽歧視和懲罰，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運用規範性權力令被制裁方聲譽受損並由此承受經濟或政治損失，包括點名和羞辱（name and shame）、在指標體系中降低排名、污名化、列入“黑名單”等等。

二是從價制裁，即制裁方通過提高或降低商品、服務或貨幣的相對價格，使被制裁方遭受損失。從價制裁的依據與標準是令被制裁方遭受價格歧視和懲罰，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運用器物性或制度性權力使價格變得不利於被制裁方，包括提高關税、匯率操縱、傾銷和反傾銷、取消最惠國待遇等。

三是從量制裁，即制裁方通過數量上完全禁止或部分限制，使被制裁方受損。從量制裁的依據和標準是令被制裁方遭受數量歧視和懲罰，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運用器物性或制度性權力使數量變得不利於被制裁方，包括禁運、抵制進口、減少或取消配額、拒絕發放許可證、減少或取消援助或貸款等。

四是從員制裁，即制裁方對被制裁方的特定人員或羣體發起制裁。從員制裁的依據和標準是令被制裁方的特定人員或羣體遭受歧視和懲罰，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綜合運用規範、金融、網絡等權力進行甄別和追查並實施精準打擊。從員制裁通常指向被制裁方的政權成員和其支持集團，目的是使核心人員的經濟地位遭受重創，進而迫使其服從制裁方訴求。具體舉措包括驅逐外交官、召回大使、凍結個人資產、禁止金融服務、限制或取消簽證、旅行限制等。

五是從金制裁，即制裁方對被制裁方的資產、賬户或資金流動發起制裁。從金制裁的依據和標準是令被制裁方遭受金融歧視和懲罰，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利用金融性權力限制或禁止被制裁方的貨幣流動和交易，包括凍結被制裁方的資產和賬户、沒收或強行出售資產、限制或拒絕進入清算體系、禁止第三方金融機構與被制裁方進行金融交易、禁止融資等。

六是從規制裁，即制裁方通過確定和執行規則來限制或改變被制裁方的對外政策和行為。從規制裁的依據和標準是令被制裁方遭受規則歧視和懲罰，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運用制度性權力來規鎖和遏制被制裁方，包括實施國內法外延和長臂管轄、區域非中性規則、多邊非中性規則等。

七是從網制裁，即限制或切斷互聯網接入、逐出網絡支付系統。從網制裁的依據和標準是令被制裁方遭受網絡歧視和懲罰，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運用網絡性權力來管轄被制裁方，主要包括斷網、關停GPS導航系統、拒絕提供即時信息通信服務、踢出SWIFT國際結算體系等。

八是從盟制裁，即制裁方拉攏、説服或威懾第三方以形成統一的制裁聯盟。從盟制裁的依據和標準是令被制裁方遭受系統性排斥和懲罰，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通過規範性、制度性、金融性和器物性權力將被制裁方踢出圈子，具體包括確立全面的排他性平行體系、在特定領域或部門確立有選擇的排他性平行體系等。

2022年9月，俄羅斯稱西方國家已對其實施了約1.1萬項各種限制，本來預計這些制裁可能對俄羅斯經濟產生嚴重影響，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2年10月發佈的報告顯示，俄經濟2022年第二季度按年化率計算萎縮了21.8%，而2022年全年預計僅萎縮3.4%，比預期的要低。其2023年1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進一步將俄羅斯2022年經濟萎縮的預計幅度下調至2.2%，甚至預計其2023年將由上次預計的萎縮2.3%轉為0.3%的增長。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2023年2月的數據，2022年俄羅斯經濟實際萎縮2.1%。美國對俄製裁效果低於預期有兩個原因：一是俄羅斯國有部門的產出佔整個GDP的60%以上，政府的抗壓能力較強；二是俄羅斯在能源和糧食領域的全球影響力較強。

現階段，糧食危機、糧食安全也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的比較重要的短期“事件”。從生產角度來講，全球糧食整體上並不存在不足或短缺問題。二戰後，農產品生產的增長率一直高於人口的增長率。問題主要出在結構或分配上。例如，烏克蘭是世界主要小麥出口國，一些國家高度依賴自烏克蘭的小麥進口，但烏克蘭危機使這部分糧食貿易受到了影響。再如，全球三分之一的糧食被用於非食用工業領域，如生產酒精、燃料、飼料等，這些領域對糧食用地及生產的過度佔用，可能在某些條件下影響糧食安全。此外，美國ADM、美國邦基（Bunge）、美國嘉吉（Cargill）以及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等所謂“ABCD”四大糧商控制着全球70%的糧食市場交易，它們炒作糧食價格從中牟利的行為也對全球糧食安全造成了威脅。

四、全球治理赤字的解決與公正合理國際秩序的要義

上述不同時段的變量對當今世界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當今世界面臨“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的嚴峻局面。而上述提到的長時段最重要的氣候變化，屬於典型的“治理赤字”問題，這就涉及全球治理，因而有必要對全球治理展開深入分析。

全球治理的對象主要是全球問題。什麼是全球問題？只要滿足以下這兩個條件就是全球問題：第一，它的影響範圍是全球性的；第二，這個問題的解決必須經過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不能單靠一兩個國家。

氣候變化是典型的全球問題，只靠中國等少數國家努力而其他國家置身事外是不可能解決的。必須各國協調共同解決。解決這一問題還必須考慮到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存在的本質區別。

什麼是“國”呢？從“國”字的繁體寫法“國”可以看出，其外面是一個方塊，裏面包括一個“戈”字，指武器，還有一個“口”，這個口代表人口。外面的方塊“囗”不是漢字“口”，而是一個古漢字，讀“wéi”，基本含義是城牆。城牆裏面既有人口，又有武器（代表軍政部門），體現了國家的三個最重要的因素，也即《孟子》論及的國君之三寶：土地、人民和政事。在英文中，表示國家的也有三個詞：Country、Nation、State。其中，Country主要指土地，Nation涉及人和民族，State主要指政府。

擁有土地、人民和政府等要素之外，要想成為國家還需要滿足的條件是獲得其他國家或政府的承認，只靠自我標榜還不行。確實發生過這樣的事。美國有一家四口在網上宣佈他們在自己擁有的土地上成立獨立國家，還發布了其所擁有的農場的精確的經度緯度，並宣稱由丈夫擔任總統兼國防部長，妻子任總理兼內政部長。看上去他們所建之“國”滿足了土地、人口和政治的基本條件，但是最後夫婦二人因為不交税而被抓走。這家人的行為並沒有獲得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政府的承認。

世界上第一個國家是怎麼成立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問題，涉及到國家的基本定義和功能。首先，如前所述，一個國家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政府（包括法律、軍隊），有自己的國民，以及確定的被其他國家承認的邊界。其次，國家還有兩個最重要的職能，即強制徵税和壟斷暴力。其他行為體不具備行使上述職能的合法性或能力。例如，聯合國沒有徵税權，也不可能壟斷暴力，最多要求或授權相關主權國家派出軍隊或警力去開展維和行動。這就引發了一個難題，即沒有世界政府能夠通過強制徵税、壟斷暴力所支撐的法律讓各國共同應對全球問題。那麼應該如何解決全球問題呢？只能通過全球治理。

統治和治理之間是有區別的。統治主要由政府來實施。政府的統治具有強制性，如果拒絕或違背，政府會依法採取針對性的措施予以懲處糾正。治理相當多是發生在公司裏。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所有者或股東們共同商量出一套規則，再按照規則實施管理。每個股東，不論大小，都享有投票的權力，但是制定規則的實際權力要依據佔有股權的份額及公司治理規則來確定。全球治理也是如此。在全球治理中，需要不同國家共同商量出一套規則，而接受這個規則本身就是一條自我約束的規則。

經濟學家張五常在他的著作裏面講過一個故事：他年少時，在江邊看到有幾十上百人在拉縴，而船頭專門坐着一個監工，如果有人偷懶了，這個監工會毫不留情地揮鞭而下。而奇怪的是，他卻從母親口中得知，這個監工竟然是這羣縴夫自己出錢僱的。在這個故事中，監工的作用實際上是縴夫們的自我約束。在集體行動中，個體通常不會注意到別人有沒有全力以赴，但這又是一個集體產品，只能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收益。為了避免有人偷懶，這些縴夫達成了一個規則，就是專門找個人來監督他們，鞭打他們中的偷懶者，這符合他們的利益。但是應注意，監督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因為產品是集體產品，所以成本需要由所有人共同承擔。這個例子可能不太貼切，但是能夠讓大家快速地明白什麼是全球治理的基本邏輯。本來，如果有一個“老闆”制定規則，這些縴夫不需要自己花錢請監工。正因為沒有這樣一個超然在上的“老闆”，每個縴夫都是平等的，所以他們只能自己商量出一套規則，並接受這條規則的約束，這就解決了縴夫裏濫竽充數的問題。

在全球治理中，制度建設非常關鍵。全球治理需要提供的公共產品，涉及較多的集體行動問題。公共產品是大家共享的，但共享的公共產品是有成本的。當大家均攤成本並共享成果時，行為體（全球治理中主要是國家）就會認識到，只要夠努力就會得到相應的好處，每個行為體就得到了有效的激勵。但是，如果不能有效界定成本並準確分攤到每個行為體名下，同時對拒絕承擔成本的行為體施加足夠大的懲處，那麼理性的行為體就會採取“搭便車”的機會主義策略，儘量讓其他行為體去承擔成本，自己只享受公共產品。當出現太多想要搭便車者，其他原本願意承擔成本的行為體可能更有動機也採取卸責（shirking）或“搭便車”的策略。全球治理就是要找到一個拿“鞭子”的行為體或機制，防止“搭便車”以致合作最終崩潰的出現。但是要在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眾多的世界上達成有“鞭子”的協議非常難，因此在很多領域都出現了“治理赤字”。

2023年2月21日，中方正式發佈《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圖自外交部網站

解決全球治理赤字的前提條件是在理念上、理論上要把全球治理赤字解釋清楚，形成真正的共識和自我實現的約束。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要推動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需要“大家的事，要商量着辦”。具體來説，需要滿足五個原則。前兩個原則對應着“公正”條件，後三個原則對應着“合理”條件。

一是同意或自願原則。由於在國家之上不存在權威，約束性的國際規則必須徵得被約束國的同意，這裏面涉及主權的至高無上性。規則需要約束力，但承擔約束功能的“執鞭者”或監督人也必須所有被約束者都同意才能履職，這個過程中不能出現強迫，必須是基於自由意志的自願選擇。

二是平等原則。國家之間是平等的，約束他國的國際規則也必須同時約束自己。這兩個原則源自康德的思想。康德在《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中專門談到公正的兩個特點：第一個是自由，第二個是平等。自由或自願是指約束我的規則必須徵得我的同意，平等就是約束我的規則也必須約束你自己。

三是權利與義務匹配和統籌原則。一方面，一個國家所享有的權利必須和所承擔的義務相匹配，才可能合理。另一方面，統籌意味着考慮多方面的情況。以氣候變化為例，現在西方對中國施加很大的壓力，總覺得中國比西方國家晚十年實現碳達峯、碳中和是不行的，而且認為中國的排放量佔全世界的1/3，中國現代化進程是造成氣候變化、温室效應等負面影響的最大威脅。從增量角度上看，最近這二三十年，伴隨着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確實排放了地球温室氣體增量中的相當部分。然而，如果從存量來看，温室氣體不是最近這些年才開始排放的。以汽車排放為例，中國汽車的快速增長也就十幾年時間，但西方國家的汽車使用時間已經近百年。據統計，美國在過去兩百年排放的温室氣體達5000多億噸，中國這兩百多年全部加起來才排放了2800多億噸。歐洲排放時間比美國還早，排放規模存量和美國差不多。西方國家在存量裏佔據了較大份額，中國則是在增量裏佔比較高，西方國家用增量為唯一條件或標準來約束中國，不滿足“包容性條件”，因而並不合理。權利與義務應當對等分配，增量公平和存量公平應該統籌考慮。

四是效率原則。滿足效率原則，需要全球治理的參與方能夠明確有待解決的全球問題，並且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途徑或者有效辦法，換言之，全球治理在解決全球問題時要管用。

五是補償原則。有些全球問題的外部性太強，無法完全以“內部化”的方式來解決。比如31%的亞馬遜雨林，或者受到了破壞，或者改成了農田、牧場。亞馬遜雨林是地球的“肺”，它的面積縮小，不光影響巴西，還會嚴重影響整個人類的未來。雖然亞馬遜雨林位於巴西境內，但是其外部性太強了。為了同時滿足全球福利和巴西訴求，主權不可侵犯原則可能就需要在補償原則下被放鬆。當然，補償原則不能與前面的同意或自願原則相牴觸，補償的內容和形式都需要是基於自由意志的自願選擇。

一般情況下，達成並保持公正合理的國際規則很難。美國的霸權主義就不符合公正合理原則。但是，美國霸權也有其自身存在的邏輯。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是要付出成本的。國家作為理性行為體，需要權衡成本和收益再作出是否以及以何種方式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決定。通常國家會在確保至少長期來看利大於弊時，才願意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從而有動機把規則制定得對自身更有利。由此，各國按這套規則行事時，規則制定方能夠享受更多的利益，表現為國際規則的非中性或者國際治理的非中性。所謂中性規則，即規則的效果不會“因人而異”，這樣的規則往往符合公正合理原則。比如交通規則。政府在制定交通規則時，需要決定行人和車輛靠左行還是靠右行。對行人和車輛來説，目標是提高通行效率，至於靠左還是靠右並不影響目標的實現，左行或右行的規則就是典型的中性規則。然而，大多數規則都是非中性的，換而言之，大家都遵守同樣的規則，但是對於不同行為體意味着不同後果或成本。霸權主義是一種偏袒或強化霸權的非中性規則。

總之，規則十分重要，規則決定成敗。按照現行規則，非專業短跑運動員很難在和短跑世界冠軍的角逐中獲勝。如果稍微改變一下規則，比如跑到50米處停下解兩道數學題，答對以後才能繼續跑後面的50米，也許一些非短跑專業人士就有較大機會跑贏百米世界冠軍。這個極端例子説明，某種意義上是規則決定結果。如果沒有規則，實力、天賦、訓練和準備可能會因為不能有的放矢而難以充分發揮作用。正是因為規則的重要性，而現存的霸權主義規則又是不公正的，所以在面對全球治理赤字問題時，更需要加強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才能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説的，推動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