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傑·普拉沙德：如果沒有勇氣，歐洲、日本將繼續陷於附庸地位

【文/ 維傑·普拉沙德，翻譯/ 盧屹】

在2023年5月七國集團廣島峯會結束時，加、法、德、意、日、英、美等七國外長和歐盟高級代表聯合發佈了一份信息量頗大的長篇聲明。在題為“中國”的一節中，該八位高官稱“認識到與中國坦誠交流、直接向中國表達關切的重要性”，並“承認有必要與中國在全球挑戰以及共同利益領域等方面合作，如氣候變化、生態多樣性、全球衞生安全、性別平等。”

聲明的外交語氣與這些國家近年來採取的激烈言辭形成了鮮明對比，比七國峯會上使用的措辭更是温和太多。七國政府首腦在會上妄言所謂“經濟脅迫”，矛頭暗指中國。

細品峯會上的各種發言可發現，七國領導人之間存在意見分歧，特別是在對華以及各自國內產業政策方面。顯然，幾個歐洲國家對於烏克蘭戰事綿延對國內經濟的影響以及可能的台海軍事衝突感到不安。也許正是歐洲國家領導人的這種不安促使美國總統拜登表示：“我們無意與中國脱鈎，我們希望在對華關係上去風險，實現多元化。”

對歐洲而言，對華脱鈎的概念是難以想象的。2022年的歐盟數據表明，中國是該地區第三大商品出口合作伙伴、第一大進口合作伙伴，而且中國進口的商品大部分是高附加值的高端製成品。歐洲各國經濟已經因為西方拒絕烏克蘭和談而大傷元氣，與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切斷聯繫將是致命打擊。

七國峯會暴露了美國與其盟友（歐洲和日本）之間的嫌隙，但我們不應高估這些利益和意見上的分歧。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的工作之一是研究分析美、歐、日合作關係的性質，薩米爾·阿明將這種關係稱為“三角同盟”（Triad）。

二戰之後，美國建立了一個以日本、歐洲對美服從、與美聯合為前提的國際體系。這一服從和聯合的進程體現在美國構建的一些軍事機構，以1949年成立的北約和1951年《美日安保條約》為核心。在德、意、日等戰敗國建立美國軍事基地系統，使華盛頓得以擱置任何關於歐洲、日本主權軍事或外交計劃的對話（戴高樂對法蘭西命運的深切憂慮促使法國做出激烈反應，但最終法國並未退出北約，而是在1966年命令該國部隊退出了盟軍司令部）。

美國目前在“五眼聯盟”國家（即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英國，還加上情報互通的以色列）、在歐洲、在日本擁有408個已知軍事基地。僅在日本和德國的美軍基地竟分別達到120個和119個。須知這些基地不僅僅是軍事力量的工具，而且代表了政治力量。

1965年，美國國務院情報和研究局的托馬斯·休斯撰寫了一份題為《北約的意義——現在與未來》（The Significance of NATO – Present and Future）的重要備忘錄。休斯寫道，北約“對美國仍至關重要，是美國在歐洲施加政治影響力的完善而管用的工具”，在根本上“對於保護美國在歐利益具有重要作用”。類似體系早已在日本落地，對此美國在其1962年的類似軍事備忘錄中有過詳述。美國在歐洲、日本的軍事基地網絡象徵了兩地對華盛頓的政治服從。

《爭奪非洲》英卡·肖尼巴雷（尼日利亞）作於2003年，Yinka Shonibare (Nigeria), Scramble for Africa, 2003.

隨着1951年《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承認了美日的軍事主從關係，但希望日本能得以專注於經濟發展。歐洲也表達了類似想法。

戰後，美國、歐洲、日本逐步形成了一個經濟集團。1966年，雷蒙德·弗農在《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發表重要文章《產品週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在文章中説明了大型國際企業建立的序列結構：商品首先在美國生產銷售，其次在歐洲，然後在日本，最後才銷往世界其他地方。1985年，時任麥肯錫諮詢公司東京公司總經理的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三位一體的力量：環球競爭將要到來的形態》（Triad Power: The Coming Shape of Global Competition）中進一步揭示了這一佈局。大前研一解釋了國際企業在美國、西歐、日本同時經營的必要性。資本密度增強、研發成本高昂、消費偏好趨同、保護主義興起，使得國際企業必須在這些國家（他稱為“三角同盟”，或譯“三位一體”）運營，然後再在佔全世界人口70%的其他地方尋找市場和機會。

《伊薩和蘇茲的慶典》安德烈·皮埃爾（海地）作於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André Pierre (Haiti), Ceremony with Issa and Suz, ca. late 1960s/early 1970s.

薩米爾·阿明也使用了“三角同盟”這一術語，但其用意極為不同。1980年，他寫到了“世界資本主義核心區（歐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亞）的逐漸聯合”，之後不久將這一“核心區”稱為“三角同盟”。歐洲、日本的精英階層使得各國的自身利益服從於被美國政府逐漸叫做“共同利益”的東西。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一些新機制、新術語給這些“共同利益”賦形，其中包括：大衞·洛克菲勒於1973年創立的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在巴黎、東京、華盛頓均設總部；以統一的外交世界觀聯合西歐、日本、美國的“三邊外交”（trilateral diplomacy）概念。

三邊圈層裏的知識分子認為美國是核心國家，其附庸國（日本和歐洲國家）受命維持對支系藩屬國（比如韓國）的控制，使世界其他地方保持穩定。三邊委員會的設計師之一、卡特總統國安顧問布熱津斯基所用的措辭則相當粗暴。他在《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一書中寫道：“用符合古代帝國那個野蠻年代的説法，帝國地緣戰略的三大要務是：阻止附庸國之間的合謀並保持其安全依賴；使藩屬國受到保護並保持順從；阻止各蠻族之間的聯合。”讀者大可猜測一下，布熱津斯基心目的“蠻族”究竟為誰。

《當前的戰爭和衝突……》（按各大洲，交戰方、支持團體分別用黑圓圈、紅圓圈標記；尋求避難者、流離失所者、難民、無國籍者每一百萬用一個字母標記；死難者每25萬人用一個字母標記），丹·米爾斯（美國）作於2017年

近年來，“三角同盟結構”概念大都不再受到青睞。但為了更好地理解真實的世界秩序，有必要重温這一術語。帝國主義陣營並非僅僅以地理位置定義，“三角同盟”這一舊術語和“全球北方”這一近來使用的術語都是地緣政治概念。

全世界大部分地區（即全球南方）如今面臨的是一個由美國統領的、基於一體化軍事架構的帝國主義體系。該體系由三組國家構成：一是美國、英國及其他英美裔白人定居國家；二是歐洲；三是日本。

全球北方人口僅佔全球總人口的一小部分（14·2%），其軍費卻佔了全球總軍費開支的一大部分（66·0%）。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全世界的軍費開支在2022年達2.2萬億美元，而“三角同盟”國家及其親密夥伴花費了其中的1.46萬億美元（中國的軍費開支為2920億美元，俄羅斯為860億美元）。正是這種龐大的軍事力量使得“三角同盟”繼續對全世界人民指手畫腳，儘管它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在日漸衰落。

近年來，美國縱容日本重新武裝和德國擴軍（這都是二戰後的禁忌），以使這些“附庸國”助力華盛頓針對俄羅斯、中國及近來態度鮮明的全球南方國家實施其狹隘的新冷戰計劃。儘管歐洲、日本的一些精英人物認識到本國的內部危機正因美國的外交政策意圖而加劇，他們缺乏獨立自主的文化、政治自信。

2016年，歐盟高級代表費代麗卡·莫蓋里尼在《歐盟全球戰略》（EU Global Strategy）中提出歐洲脱離美國實現“戰略自主”的概念。三年後，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北約正面臨“腦死亡”，“歐洲有能力自保”。現在，這兩個表態（歐洲戰略自主和自保能力）顯然都不太成立。戴高樂主義在法國的温和回潮並不能使歐洲、日本各國領導人獲得足夠勇氣，與78年前確定的三邊協議決裂。如果沒那種勇氣，歐洲、日本將繼續陷於附庸地位，三角同盟將一直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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