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發佈中國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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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中國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
本次發佈案例中的“姚某某故意殺人案”，為首例適用《關於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將受暴婦女以暴制暴的情形認定為故意殺人“情節較輕”的案件，也是全國首例家暴問題專家證人意見被判決採納的案件。
中國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
目錄
案例1 陳某某故意殺人案——家庭暴力犯罪中，飲酒等自陷行為導致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應依法懲處
案例2 姚某某故意殺人案——受暴婦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殺死施暴人的，可認定為故意殺人“情節較輕”
案例3 李某、楊某故意傷害案——管教子女並非實施家暴行為的理由，對子女實施家庭暴力當場造成死亡的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
案例4 邱某某故意傷害案——制止正在進行的家庭暴力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認定為正當防衞，不負刑事責任
案例5 諶某某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回訪與督促執行
案例6 馮某某申請曹某某人身安全保護令案——全流程在線審理人身安全保護令促進婦女權益保護
案例7 葉某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案——同居結束後受暴婦女仍可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案例8 馬某某訴丁某某離婚案——對於家暴事實的認定應當適用特殊證據規則
案例9 張某與鄒某離婚糾紛案——受暴方過錯並非家暴理由，施暴方不宜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
案例10 李某某與鄭某某離婚糾紛案——涉家暴案件審理必須多措並舉實現案結事了
案例1
陳某某故意殺人案
——家庭暴力犯罪中，飲酒等自陷行為導致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應依法懲處
【基本案情】
陳某某（男）和胡某某（女）系夫妻關係，陳某某因飲酒致酒精依賴，長期酒後辱罵、毆打胡某某。2019年5月5日，胡某某因害怕陳某某傷害自己而到孃家暫住，直至5月8日回到其與陳某某二人居住的家中。次日凌晨，因經濟壓力及瑣事，陳某某在家中二樓卧室與胡某某發生爭吵，並在爭執中坐在胡某某身上，用雙手掐胡某某頸部，又將胡某某後腦往地上砸，致其機械性窒息當場死亡。陳某某案後自殺未果。經鑑定，陳某某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陳某某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陳某某案發時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但該精神障礙系非病理性的原因自由行為飲酒所致，且陳某某存在長期酒後家暴行為，本案亦是由陳某某單方過錯引發，不宜認定為“家庭矛盾引發”而予從輕處罰。因陳某某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予從輕處罰。綜上，對陳某某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典型意義】
1.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糾紛，不屬於從輕處罰情形。家庭暴力與家庭糾紛有着本質的區別。糾紛婚戀雙方、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或矛盾通常具有偶發性、程度輕的特點，由此引發的案件與該矛盾具有直接的關聯，被害人對矛盾的激化往往也有一定的責任。但家庭暴力雙方地位和權力結構並不平等，施暴人基於控制目的實施的暴力行為，呈現隱蔽性、長期性、週期性、漸進性的特點，施暴人對案件具有單方面的過錯。將家庭暴力與家庭糾紛區分開來，從而不對該類刑事案件以 “家庭矛盾引發” 而從輕處罰，能夠對家庭暴力的施暴人起到警示作用，從而有效預防和遏制家庭暴力的現象。
2.證人證言可構成認定家暴的主要證據，且不認定為初犯。法院在無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記錄、傷勢鑑定等客觀證據的情況下，以包括陳某某兄弟、子女在內的多名證人證言形成的證據鏈條，認定陳某某對被害人的迫害在結婚多年中持續存在，並以該既往嚴重家暴史否定其初犯評價，並予以從重處罰。
3.酗酒、吸毒所致精神病變不必然減輕其刑事責任。對吸毒、醉酒等自陷型行為應採用 “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予以評定。主動攝入行為是加害人的一種生理性依賴，施暴人明知自己極易酒後失控施暴，仍將自身陷於醉酒後的行為失控或意識模糊情境中，就應對施暴行為負責，且絕大多數情況下，主動攝入酒精、毒品或其他物質後，加害人實施家庭暴力的手段和程度都會加大，給受害人帶來更殘忍的嚴重後果。陳某某雖因酒精依賴導致大腦皮質器質性損傷，被評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但該損傷系其自主選擇所致，法院仍根據其全案情節，對其判處嚴刑。
從國際標準來看，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和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要求，“法庭是否確保主動攝入酒精、毒品或其他物質的加害人對婦女實施暴力行為後不會被免除責任”，即加害人在主動攝入酒精、毒品等物質後對婦女實施暴力行為應承擔刑事責任，本判決符合這一國際準則。
案例2
姚某某故意殺人案
——受暴婦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殺死施暴人的，可認定為故意殺人“情節較輕”
【基本案情】
被告人姚某某（女）和被害人方某某（男）系夫妻關係，二人婚後育有四個子女。方某某與姚某某結婚十餘年來，在不順意時即對姚某某拳打腳踢。2013年下半年，方某某開始有婚外情，在日常生活中變本加厲地對姚某某實施毆打。2014年8月16日中午，方某某在其務工的浙江省温州市某廠三樓員工宿舍內因瑣事再次毆打姚某某，當晚還向姚某某提出離婚並要求姚某某獨自承擔兩個子女的撫養費用。次日凌晨，姚某某在絕望無助、心生怨恨的情況下產生殺害方某某的想法。姚某某趁方某某熟睡之際，持宿舍內的螺紋鋼管猛擊其頭部數下，又拿來菜刀砍切其頸部，致方某某當場死亡。作案後，姚某某撥打110報警並留在現場等待警察到來。
案發後，被害人方某某的父母表示諒解姚某某的行為並請求對姚某某從輕處罰。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姚某某因不堪忍受方某某的長期家庭暴力而持械將其殺死，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根據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在案十位證人的證言，應當認定方某某在婚姻生活中對姚某某實施了長期的家庭暴力。被告人姚某某對被害人方某某實施的家庭暴力長期以來默默忍受，終因方某某逼迫其離婚並獨自撫養兩個未成年子女而產生反抗的念頭，其殺人動機並非卑劣；姚某某在殺人的過程中雖然使用了兩種兇器並加害在被害人的要害部位，並承認有泄憤、報復的心理，但結合家暴問題專家的意見，姚某某屬於家庭暴力受暴婦女，其採取殺害被害人這種外人看似殘忍的行為，實際上有其內在意識：是為了避免遭受更嚴重家暴的報復。姚某某作案後沒有逃匿或隱瞞、毀滅罪證，而是主動打電話報警，歸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並帶領偵查人員找到作案使用的菜刀，具有認罪、悔罪情節。綜上，姚某某的作案手段並非特別殘忍、犯罪情節並非特別惡劣，可以認定為故意殺人“情節較輕”。姚某某具有自首情節，被害人方某某的父母對姚某某表示諒解，鑑於姚某某尚有四個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因此對姚某某給予較大幅度的從輕處罰。綜上，對被告人姚某某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典型意義】
1.2015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發佈了我國第一個全面的反家庭暴力刑事司法指導性文件《關於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反家暴意見》），在該意見第20條中，較為全面地規定了由家庭暴力引發的殺害、傷害施暴人案件的處罰。本案系首例適用兩高兩部《反家暴意見》將受暴婦女以暴制暴的情形認定為故意殺人“情節較輕”的案件。本案深入瞭解被告人姚某某作為受暴婦女的特殊心理和行為模式，全面把握姚某某在本案中的作案動機、犯罪手段以及量刑情節，明確認定姚某某屬於故意殺人“情節較輕”，對其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決。
2.本案系全國首例家暴問題專家證人意見被判決採納的案件。本案在開庭時聘請具有法學和心理學專業知識的人員出庭向法庭提供專家意見。家庭暴力問題專家出庭接受各方質詢，可以向法庭揭示家庭暴力問題的本質特徵以及家庭暴力關係中施暴人和受暴人的互動模式，幫助法庭還原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事實真相，尤其是家庭暴力對受暴人心理和行為模式造成的影響，從而協助法庭準確認定案件的起因、過錯責任以及家暴事實與犯罪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等與定罪量刑密切相關的重要事實，避免法官因缺乏關於家庭暴力關係中雙方的互動模式給受暴人的心理和行為造成的影響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可能導致錯誤裁判的風險。在庭審中，專家證人出庭接受了控、辯雙方的質詢並就家庭暴力的特徵、表現形式、受暴人與施暴人在親密關係中的互動模式以及受暴婦女、施暴人特殊的心理、行為模式等家庭暴力方面的專業知識向法庭做了客觀、充分的解釋。法庭根據被告人行為，結合專家證人在庭上提供的對受暴婦女的一般性規律意見，認定被告人姚某某在殺人的過程中雖然使用了兩種兇器並加害在被害人的要害部位，但其採取上述手段殺害被害人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防止被害人未死會對其施以更加嚴重的家庭暴力的主觀動機。在涉家暴刑事案件審理中引入專家證人證言，對其他地方法院審理類似案件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從國際標準來看，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和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要求，“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應充分考慮性別因素並以受害人為中心。”本案專家證人證言中也描述了在長期遭受家庭暴力下對受害人的影響。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研究表明，長期家暴可能給家暴受害人帶來各種嚴重的身心影響，如個體在長期遭受無法逃脱的負面刺激或困境後，逐漸喪失對改變自身狀況的信念和動力，產生無助和無能為力的心態稱為習得性無助，這些影響在家庭暴力事件發生時，有可能會影響婦女對暴力程度、危險性和預期結果的認知，以及影響他們所採取的對策、行為的判斷力。本判決符合這一國際準則。
案例3
李某、楊某故意傷害案
——管教子女並非實施家暴行為的理由，對子女實施家庭暴力當場造成死亡的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離婚後，長期將女兒被害人桂某某（歿年10歲）寄養於其姨媽家中；2019年12月，李某將桂某某接回家中，與其同居男友被告人楊某共同生活。李某與楊某時常採用打罵手段“管教”桂某某。2020年2月6日中午，因發現桂某某偷玩手機，李某、楊某便讓桂某某僅穿一條內褲在客廳和陽台罰跪至2月8日中午，並持續採取拳打腳踢、用皮帶和跳繩抽打、向身上澆涼水等方式對桂某某進行體罰，期間僅讓桂某某吃了一碗麪條、一個饅頭，在客廳地板上睡了約6個小時。2月8日14時許，桂某某出現身體無力、呼吸減弱等情況，李某、楊某施救並撥打120急救電話，醫生到達現場，桂某某已無生命體徵。經鑑定，桂某某系被他人用鈍器多次擊打全身多處部位造成大面積軟組織損傷導致創傷性休克死亡。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李某、楊某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一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李某、楊某在共同故意傷害犯罪中均積極實施行為，均系主犯。判處李某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楊某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典型意義】
1.以管教為名，對未成年子女實施家庭暴力造成嚴重後果的，不予從輕處罰。李某與楊某作為10歲女童的母親和負有共同監護義務的人，明知被害人尚在成長初期，生命健康容易受到傷害，本應對孩子悉心呵護教養，但卻在嚴冬季節，讓被害人只穿一條內褲，在寒冷的陽台及客廳，採取拳打腳踢、繩索抽打、水潑凍餓、剝奪休息等方式，對被害人實施48小時的持續折磨，造成被害人全身多部位大面積軟組織損傷導致創傷性休克而死亡。綜觀全案，對孩子進行管教，只是案發的起因，不能達到目的時，單純體罰很快變為暴虐地發泄。法院認為李某與楊某犯罪故意明顯，犯罪手段殘忍，後果極其嚴重，對其不予從輕處罰。判決昭示司法絕不容忍家庭暴力，彰顯對人的生命健康尊嚴，特別是對未成年人的保護。
2.連續實施家庭暴力當場造成被害人重傷或死亡的，以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5年印發的《關於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第17條相關規定，雖然實施家庭暴力呈現出經常性、持續性、反覆性的特點，但其主觀上具有放任傷害結果出現的故意，且當場造成被害人死亡，應當以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
案例4
邱某某故意傷害案
——制止正在進行的家庭暴力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認定為正當防衞，不負刑事責任
【基本案情】
邱某某（女）和張某（男）甲案發時系夫妻關係，因感情不和、長期遭受家庭暴力而處於分居狀態。二人之子張某乙9歲，右耳先天畸形伴聽力損害，經三次手術治療，取自體肋軟骨重建右耳廓，於2019年6月5日出院。同年7月2日晚，邱某某與張某甲多次為離婚問題發生爭執糾纏。次日凌晨1時許，張某甲到邱某某和張某乙的住所再次進行滋擾，並對邱某某進行辱罵、毆打，後又將張某乙按在牀上，跪壓其雙腿，用拳擊打張某乙的臀部，致其哭喊掙扎。邱某某為防止張某乙術耳受損，徒手製止無果後，情急中拿起牀頭的水果刀向張某甲背部連刺三刀致其受傷。邱某某遂立即騎電動車將張某甲送醫救治。經鑑定，張某甲損傷程度為重傷二級。檢察機關以邱某某犯故意傷害罪提起公訴。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權利免受不法侵害，對正在進行的家庭暴力採取制止行為，只要符合刑法規定的條件，就應當依法認定為正當防衞，不負刑事責任。本案中，邱某某因婚姻糾紛在分居期間遭受其丈夫張某甲的糾纏滋擾直至凌晨時分，自己和孩子先後遭張某甲毆打。為防止張某乙手術不足一月的再造耳廓受損，邱某某在徒手製止張某甲暴力侵害未果的情形下，持水果刀扎刺張某甲的行為符合正當防衞的起因、時間、主觀、對象等條件。同時根據防衞人所處的環境、面臨的危險程度、採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施暴人正在實施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造成施暴人重大損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史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應當認定邱某某的正當防衞行為未超過必要限度，不負刑事責任。依法宣告邱某某無罪。
【典型意義】
1.對反抗家庭暴力的行為，準確適用正當防衞制度進行認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受害人大多數是女性和未成年人，相對男性施暴人，其力量對比處於弱勢。人民法院充分運用法律，準確把握正當防衞的起因、時間、主觀、對象等條件，結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關於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的相關規定，對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和兒童予以充分保護和救濟，對其在緊急情況下的私力救濟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準確認定為正當防衞。
2.對反抗家庭暴力中事先準備工具的行為，進行正確評價。司法實踐中對於事先準備工具的正當防衞行為的認定存在一定困難，在反家暴案件中應當考慮施暴行為的隱蔽性、經常性、漸進性的特點以及受害人面臨的危險性和緊迫性，對此予以客觀評價。邱某某長期遭受家庭暴力，從其牙齒缺損和傷痕照片可見一斑，事發前因婚姻矛盾反覆遭到張某甲糾纏直至凌晨時分。在報警求助及向張某甲之母求助均無果後，無奈打開家門面對暴怒的張某甲，邱某某在用盡求助方法、孤立無援、心理恐懼、力量對比懸殊的情形下準備水果刀欲進行防衞，其事先有所防備，準備工具的行為具有正當性、合理性。
3.應當以足以制止並使防衞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為標準，準確認定防衞行為是否過當。認定防衞行為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應當以足以制止並使防衞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為標準，根據防衞人所處的環境、面臨的危險程度、採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施暴人正在實施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造成施暴人重大損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史等進行綜合判斷。
邱某某在自己遭到張某甲辱罵、扇耳光毆打後，雖然手中藏有刀具，但未立即持刀反抗，而順勢放下刀具藏於牀頭，反映邱某某此時仍保持隱忍和剋制。張某甲將其子張某乙按在牀上毆打時，具有造成張某乙取軟骨的肋骨受傷、再造耳廓嚴重受損的明顯危險。邱某某考慮到其子第三次手術出院不足一月，擔心其術耳受損，在徒手製止無果後，情急之中持刀對張某甲進行扎刺，制止其對張某乙的傷害，避免嚴重損害後果的行為具有正當性。判斷邱某某的防衞行為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應當充分體諒一個母親為保護兒子免受傷害的急迫心情，還應當充分考慮張某乙身體的特殊狀況和邱某某緊張焦慮狀態下的正常應激反應，不能以事後冷靜的旁觀者的立場，過分苛求防衞人“手段對等”，要求防衞人在孤立無援、高度緊張的情形之下作出客觀冷靜、理智準確的反應，要設身處地對事發起因、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後果、當時的客觀情境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適當作有利於防衞人的考量和認定。
從國際標準來看，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和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要求，“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應充分考慮性別因素並以受害人為中心”，在本案中，考慮到長期遭受家暴的受害人與施暴者之間形成的特殊互動模式，以及長期遭受家暴對受害人身心的特殊影響，受害人可能在認知和行為方面存在一些特殊狀況。例如，受害人可能會誤判施暴者的行為和後果，過度估計施暴者可能造成的傷害，並擔心如果無法以一招取勝，將會遭受施暴者更加嚴重的傷害等。因此，在判定家暴受害者對施暴者採取的暴力行為是否過當時，需要考慮與平等非家暴關係主體之間的防衞程度認定存在不同之處。長期遭受家暴的經歷以及其對受害人身心認知的影響應被納入考量。因此，本判決符合國際準則的要求。
案例5
諶某某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案
——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回訪與督促執行
【基本案情】
羅某（女）與諶某某（男）系夫妻關係。2018年12月，羅某向法院起訴要求離婚，並在訴訟過程中，以此前諶某某經常酗酒發酒瘋、威脅恐嚇羅某及其家人、在羅某單位鬧事為由向法院遞交了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書，同時提交了諶某某此前書寫的致歉書、微信記錄等證據予以證實。法院審核後，於2018年12月18日做出了人身安全保護令裁定並送達給了本案被申請人諶某某。同時，法院向羅某所在街道社區及派出所送達了協助執行通知書及人身安全保護令裁定，要求如諶某某對羅某實施辱罵、毆打、威脅等精神上、身體上的侵害行為時，要立刻予以保護並及時通知法院。
2019年2月14日，法院按照內部機制對羅某進行電話回訪，羅某向法院反映諶某某對其實施了精神上的侵害行為。後法官傳喚雙方當事人到庭並查明：在法院發出的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有效期內，雙方多次發生激烈爭執。爭執中，諶某某以擬公開羅某隱私相要挾。隨後，雙方又因瑣事發生衝突，諶某某隨即找到羅某單位兩位主要領導，披露羅某此前在家中提及的涉隱私內容，導致羅某正常工作環境和社交基礎被嚴重破壞，精神受損，基於羞憤心理意欲辭職。
【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諶某某前往羅某單位宣揚涉隱私內容，上述事實的傳播和評價，對於女方而言，是不願意讓他人知曉的信息。男方將女方的涉隱私信息予以公開，屬於侵犯其隱私。
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控制，諶某某以揭露羅某隱私相要挾，意欲對其進行控制，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中對家庭暴力定義的“精神上的侵害”。最後諶某某將隱私公開，進一步造成了對羅某精神上的實際侵害。對此，2019年2月15日，法院做出了拘留決定書，對諶某某實施了拘留5日的懲罰措施。
【典型意義】
1.該案系法院在人身安全保護令發出後回訪過程中所發現。“人身安全保護令回訪制度”系該院創舉，一方面該制度有利於發現家庭暴力行為，在當事人因受到暴力和精神壓迫而不敢請求保護或對家庭暴力知識缺失的時候，通過司法機關主動回訪及時發現並制止可能存在的或已經存在的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行為，既能夠維護司法權威，也能更好地保障家庭關係中弱勢羣體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回訪制度能夠體現司法機關執法的温度，讓當事人真正能夠感受到法律並非冰冷的文字而是實實在在保護自己的有效利器。
2.該案中，在人身安全保護令發出後，人民法院一直以糾問式審判主導該案。諶某某無視人身安全保護令，公然違抗法院裁判文書的行為已經觸碰司法底線，人民法院在此情況下主動積極作為，維護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權威和實施，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3.在該案影響下，“宣揚隱私”亦構成家庭暴力的觀點被寫入地方立法，2019年7月1日起施行的《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辦法》第二條明確，“本辦法所稱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宣揚隱私、跟蹤、騷擾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此外，“宣揚隱私”構成家庭暴力的觀念在2023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條中也有體現。
從國際標準來看，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和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要求，“司法部門對針對婦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有足夠的警覺，一致地把保障婦女的生命權和身心健康放在重要位置”（依據指標3.1-《公約案件5/2005》要求），在當事人因受到暴力和精神壓迫而不敢請求保護或對家庭暴力知識缺失的時候，通過司法機關主動回訪及時發現並制止可能存在的或已經存在的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行為，法院通過再次回訪確保家庭中弱勢羣體的安全，本案做法符合這些國際準則。
案例6
馮某某申請曹某某人身安全保護令案
——全流程在線審理人身安全保護令促進婦女權益保護
【基本案情】
馮某某（女）與曹某某（男）系夫妻關係。申請人馮某某於2022年12月22日起訴要求與被申請人曹某某離婚。在訴前調解過程中，曹某某於2023年1月13日深夜前往馮某某住處辱罵、恐嚇馮某某及其近親屬，並使用隨身攜帶的鐵錘毀壞門鎖，馮某某報警；後曹某某又於1月16日至馮某某母親張某某住處辱罵、威脅，並揚言“要在大年初一、十五上門找麻煩”，張某某亦報警。
因對人身安全及能否平安過年感到擔憂，2023年1月19日，馮某某向其代理律師諮詢申請保護令事宜，代理律師表示如按傳統方式線下調查取證、申請保護令、簽發送達及協助執行至少需要10天時間，時值農曆年底可能無法及時完成，但當地法院在2022年底上線的“法護家安”集成應用可在線申請保護令，或可嘗試。馮某某遂通過其律師於當晚21時通過手機登錄法院 “法護家安” 集成應用，在線申請了人身安全保護令。
【裁判結果】
2023年1月20日，法院通過綠色通道立案受理。承辦法官通過“法護家安”集成應用反家暴模塊建立的反家暴數據庫快速獲取相關警情數據等證據材料，同時通過關聯檢索獲知被申請人曹某某曾多次因暴力犯罪被追究刑事責任。根據上述證據，申請人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證據充分，且該起民事糾紛極有可能轉化為惡性刑事案件，承辦法官遂決定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禁止曹某某對馮某某實施家暴並禁止其騷擾、跟蹤、接觸馮某某及張某某。在線送達雙方當事人後，承辦法官通過在線方式向區公安分局、區婦聯等單位進行送達協助執行通知書，相關協助執行單位在線實時簽收後，根據相關工作機制開展工作，協助督促被申請人遵守保護令、並對申請人進行回訪，疏導、安撫。
【典型意義】
本案從當事人申請，到法院立案受理、證據調取、審查簽發，再到各部門送達響應、協助執行，總用時不到24小時，全流程在線運行，充分落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八條“情況緊急的，應當在二十四小時內作出”的規定。從國際標準來看，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和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要求，“各國確保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婦女有權申請和獲得保護令，並確保這些保護令具有法律效力，並能得到有效執行”。
“法護家安”集成應用系由浙江省温州市龍灣區人民法院聯合五家基層法院、區社會治理中心、區婦聯，共同建設並於2022年12月29日成功上線。其中“反家暴人身保護模塊”建立了政法委牽頭，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社會治理中心、婦聯、大數據管理機構等各部門共同參與、在線協同的反家暴工作機制，相比傳統模式下，“法護家安”集成應用反家暴人身保護模塊突破了當事人提交申請的時空限制，解決了當事人取證來回跑的難題，打通了各部門的數據共享通道，實現了家庭暴力事件的數據歸集與分析預警，極大縮短了各流程的操作時間，加強了與公安、婦聯等部門的多跨協同，具有“法護家安”反家暴人身保護模塊“申請的便利性、信息的共享性、取證的快捷性、簽發的準確性、響應的及時性、保護的充分性”六大優勢，對被申請人及時起到了震懾作用，將司法觸角延伸至家庭暴力的萌芽之初，對全時空保障婦女權益、促進和諧家風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從國際標準來看，“法護家安”反家暴人身保護令模塊的設置符合聯合國大會第65屆會議（A/65/457/65/228）就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加強犯罪預防和形式司法應對的決議，詮釋了“針對婦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獲得公安部門、檢察機關、及法院設立專門的司法服務”這一標準。
案例7
葉某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案
——同居結束後受暴婦女仍可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基本案情】
葉某（女）與黃某（男）是同居關係，雙方於2021年生育女兒。後雙方分手，女兒隨葉某共同生活。葉某向法院起訴黃某同居關係子女撫養糾紛。2022年3月9日晚上，黃某去到葉某弟弟家中，並使用葉某弟弟的電話向葉某及其父母實施威脅，稱：“如不交回孩子，將採取極端手段。”葉某及其家屬立即於次日向所在轄區公安機關報警，同日晚上黃某通過網購平台購買了具有攻擊性和傷害性的辣椒水用品，向法院解釋是為了自己防身。葉某認為，結合黃某平時暴躁、極端的性格，其有可能作出恐怖、極端的行為，並已危及自己及家屬的安全及生命，故於2022年4月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請求法院裁定禁止黃某騷擾、跟蹤、威脅、毆打葉某及女兒。
【裁判結果】
法院經審查認為，黃某辯解因申請人藏匿女兒，導致其無法與女兒見面，心裏很生氣，於是想買瓶辣椒水。可見，黃某購買辣椒水並非用於防身，而是意圖報復葉某。葉某提交的辣椒水購買記錄、住所樓道監控錄像等證據及黃某自認的事實，足以證實黃某及其親屬因女兒撫養權及探望爭議對葉某進行騷擾、威脅，使葉某面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葉某的申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的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條件。葉某與黃某如因女兒的撫養權及探望問題發生矛盾，應通過合法途徑解決。最終，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之相關規定，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裁定禁止黃某騷擾、跟蹤、威脅、毆打葉某及其女兒。
【典型意義】
1.同居男女朋友分手後女方遭受威脅、恐嚇等暴力侵害的，可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參照本法規定執行。意味着監護、寄養、同居、離異等關係的人員之間發生的暴力也納入法律約束。本案中，葉某與前男友黃某之間並非家庭成員關係，葉某的權益受侵害時，已結束了同居生活，但同居的結束，不代表同居關係的結束，還有共同財產、子女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如機械地要求受害者必須與侵害人同住一所才能獲得保護，與反家暴法的立法初衷相違背，也不符合常理。
反家庭暴力法的本質，是通過司法干預來禁止家庭成員、準家庭成員間，基於控制及特殊身份關係而產生的各種暴力。該法規定了非婚姻的準家庭成員關係也受其調整，那麼在離婚婦女受暴後能獲得司法干預的同時，同居結束後受暴婦女亦應同樣能夠獲得保護。因此，同居男女朋友結束同居生活後若存在家庭暴力情形的，也應作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主體。
從國際標準來看，符合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和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要求，體現了國際標準中國家針對婦女的暴力的無差別保護和司法救濟，不因是否具有婚姻關係，是否尚處於同居關係等加以劃分和有所限制。
2.被申請人未實施實質性人身傷害行為，申請人僅提供了被申請人購買辣椒水的淘寶訂單記錄，是否符合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條件。
家庭暴力具有隱密性和突發性，對於家庭暴力行為發生可能性的證明，難度相對較高，為防止侵害行為的發生，應適當降低證明標準，即只要申請人能夠提供初步證據證明存在家暴發生的現實危險即可，對於侵害可能性的標準應當從寬。《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條明確了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據相關證據，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證明標準是“申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事實存在較大可能性”，而非民事訴訟的“高度蓋然性”，降低了證明標準，從而減輕了當事人的舉證負擔。本案中，即使黃某尚未對葉某產生實質性傷害，但結合本案監控錄像等證據及黃某自認“因原告藏匿女兒很生氣，後購買了辣椒水”的事實，葉某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事實存在較大可能性，因此，法院應當立即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這對於預防及制止家庭暴力、保護家庭成員，具有重要意義，也符合反家庭暴力工作應遵循預防為主的基本原則。
3.申請人提交的住所樓道監控錄像及被申請人的淘寶購買訂單可作為證實家暴的證據。
在對家暴行為的認定中，證據形式更加多樣化，除了報警記錄、病歷、處罰決定書等，當事人陳述、短信、微信記錄、錄音、視頻、村居委和婦聯等單位機構的救助記錄等均可納入證據範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條第二款第五項規定的“記錄家庭暴力發生或者解決過程等的視聽資料”、第十一項規定的“其他能夠證明申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證據”，均可以作為證明存在家庭暴力的證據。
案例8
馬某某訴丁某某離婚案
——對於家暴事實的認定應當適用特殊證據規則
【基本案情】
馬某某（女）以丁某某（男）性格暴躁，多次對其實施家庭暴力為由訴至法院要求離婚，丁某某否認其實施了家暴行為，且不同意離婚。馬某某提交了多次報警記錄，證明其曾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而報警，並提供病歷和傷情鑑定證明其受傷情況，丁某某未提交任何證據佐證其抗辯意見。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原告馬某某主張丁某某對其實施暴力，並提交了相關佐證證據，雖丁某某予以否認，但馬某某提交的病歷資料及鑑定文書中均有“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等表述，而丁某某對於馬某某的傷情並未給予合理解釋，綜合雙方的陳述以及馬某某提交的證據可以確認，丁某某在其與馬某某發生矛盾的過程中，確實動手毆打了馬某某。法院根據家暴事實的認定，並綜合經審理查明的其他事實，認定雙方的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判決准予離婚。
【典型意義】
1.涉家庭暴力案件中，法院根據醫療機構的診療記錄、傷情鑑定意見，可以認定申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事實存在。本案中，馬某某和丁某某對於家庭暴力發生的事實和經過的説法不一致，馬某某對每一次家暴事實進行了詳細且符合邏輯的描述，丁某某僅表述為雙方“互有推搡”“摟抱”，基於馬某某提交的病歷資料及鑑定文書中均有“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等表述，丁某某雖否認家暴行為，但對於馬某某的傷情並未給予合理解釋，考慮到馬某某作為受害人能夠提供相關證據併合理陳述，其陳述可信度要高於丁某某的陳述。該做法也符合202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關於辦理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關證據認定的制度規定。
2.查清家庭暴力事實需要法官加大依職權探究力度。普通的民事訴訟，往往採用辯論主義，但要查清家庭暴力，則更需要法官依職權去探究相關事實及調取證據。本案中，馬某某提交的證據並不足以證實其遭受到了家庭暴力，但法院根據其提交的證據，並結合其陳述，對於其主張的每一次家暴事實進行了仔細詢問和追問，並對其最早一次遭受家暴以及自認為最嚴重的一次家暴等關鍵事實均進行了詢問，馬某某均給予了詳細且符合邏輯的描述，通過對家暴細節進行主動調查，又根據受害人陳述可信度較高的原則，進而可以有助於家庭暴力事實的認定。
家庭暴力具有較高的私密性和隱蔽性，受害人普遍存在舉證困難的問題。在涉家暴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法院可以通過積極舉措降低家庭暴力事實的證明難度，平衡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地位，對於認定家暴事實的，迅速做出離婚判決。本案中，法院適用一定條件下的舉證責任轉移及加大職權探知力度，更有利於保護在互動關係中處於弱勢的家暴受害人，從而達到遏制並矯正家暴施暴人的強勢控制行為，體現法院在處理涉家暴案件中的公正理念，保證裁判的公信力。
案例9
張某與鄒某離婚糾紛案
——受暴方過錯並非家暴理由，施暴方不宜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
【基本案情】
張某（女）與鄒某（男）於2007年4月登記結婚，自兒子鄒小某出生後張某和鄒某夫妻矛盾逐漸增多。2010年6月，因張某與其他異性有不正當關係，鄒某用幾股電話線擰成一股抽打張某。此後，鄒某經常辱罵張某，稍有不順就動手打罵，張某因做錯事在先，心中有愧，從來不會還手。2013年6、7月，鄒某懷疑張某與其他男性有不正當關係，就把張某摁在家中地板上毆打，導致張某嘴部流血。2018年11月24日，鄒某持裁紙刀劃傷張某面部、衣服，並導致張某身體其他部位受傷，張某遂報警並進行了傷情鑑定，顯示構成輕微傷。張某以鄒某多年來數次對其實施家庭暴力為由，向人民法院請求離婚，並請求兒子鄒小某由張某撫養。鄒某認為張某出軌在先，具有過錯，其與張某的爭吵是夫妻之間的普通爭吵行為，其對張某沒有嚴重性、經常性、持續性的毆打、迫害，不構成家庭暴力，不同意離婚，且要求共同撫養兒子鄒小某。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張某雖有過錯，但鄒某不能用暴力來解決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條的規定，嚴重性、持續性、經常性並非家庭暴力的構成要件，2018年11月24日張某所受損傷構成輕微傷，可見鄒某的暴力行為已對張某的身體造成了傷害。法院認定鄒某的行為構成家庭暴力。由於鄒某實施家庭暴力的行為，而且雙方已經分居，張某堅持要求離婚，法院判決准許雙方離婚，鄒小某由張某撫養，鄒某於每月20日前支付鄒小某撫養費1000元，直至鄒小某年滿十八週歲為止。
【典型意義】
1.家暴行為證據的採納與認定具有特殊性。家庭暴力往往具有私密性，目睹家庭暴力的極可能僅有未成年子女，導致許多家庭暴力難以得到及時認定和處理。本案中，人民法院委託家事調查員與鄒小某進行談話，鄒小某對家事調查員表示其曾看到過一次父母在家吵架，父親打了母親，母親的嘴部流血，綜合鄒某承認其與張某確實發生爭吵伴有肢體接觸，其對張某有壓制行為，並看到張某嘴部流血，法院認定2013年6、7月鄒某實施了家暴行為。法院採納未成年子女提供的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證言，在能與其他證據相印證達到較大可能性標準的情況下，認定施暴人的家暴行為，既有利於充分保護受暴者，同時對涉家暴糾紛審判實踐也具有指導意義。
2.受暴方是否有過錯，毆打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經常性、持續性均不是認定家庭暴力的構成要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因此，家庭成員之間一方以毆打方式對另一方身體實施了侵害行為，即構成家庭暴力。本案中，鄒某以張某有過錯，其行為不具有嚴重性、經常性、持續性為由主張不構成家庭暴力，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亦不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精神和目的。
3.實施家庭暴力是離婚法定事由，應依法判決離婚，及時阻斷家庭暴力。審判實踐中，對於初次起訴離婚，又無充分證據證明雙方感情確已破裂的，人民法院本着維護婚姻家庭穩定的原則，一般判決不予離婚。但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第二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調解無效的，應准予離婚：（二）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因此，對於存在家庭暴力等離婚法定事由的，即便是初次起訴離婚，也應當准予離婚。鄒某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對張某實施家庭暴力，張某堅決要求離婚，即使鄒某不同意離婚，法院也應依法判決雙方離婚，及時遏制家庭暴力。
4.根據最有利於未成年人原則，施暴方一般不宜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在處理離婚糾紛涉子女撫養權歸屬時，是否存在家庭暴力是確定子女撫養權歸屬的重要考量因素。審判實踐中，施暴者往往辯稱家暴行為只存在於夫妻之間，並不影響其對孩子的感情，甚至以希望孩子有完整的家庭為由，拒絕離婚。但是，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員之間的嚴重侵害行為，未成年子女目睹施暴過程會給其內心造成極大的心理創傷，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實際上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若父母一方被認定構成家暴，無論是否直接向未成年子女施暴，如無其他情形，一般認定施暴方不宜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本案中，張某僅有鄒小某一子，鄒某與前妻另育有一子，加之鄒小某在張某、鄒某分居後一直居住在張某父母家，由外公、外婆、舅舅等照顧日常生活起居，已適應了目前的生活、學習環境，為有利於兒童身心健康及防止家庭暴力的代際傳遞，法院認定鄒小某應由張某撫養為宜。
從國際標準看，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框架要求，“在針對婦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案件中，決定監護權和探視權時應考慮受害人和兒童的權利安全”。本案裁判中考慮到兒童身心健康及預防家庭暴力的代際傳遞，判決由張某獲得撫養權，這一裁判符合國際標準。
案例10
李某某與鄭某某離婚糾紛案
——涉家暴案件審理必須多措並舉實現案結事了
【基本案情】
經李某某（女）申請，人民法院於2018年5月2日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民事裁定，禁止鄭某某（男）對李某某實施毆打、威脅、謾罵等家庭暴力行為。2018年6月8日李某某起訴離婚，7月23日兩位書記員上門送達訴訟資料時，鄭某某多次語言威脅並將留置的資料擲回書記員。7月25日兩名法官、兩名法警、一名書記員一行共計5人向鄭某某送達訴訟資料，鄭某某繼續大吵大鬧，拍桌子、辱罵送達的工作人員，近一個小時未能送達訴訟資料。
李某某與鄭某某共生育了三名子女，李某某提供了診斷報告書、疾病證明書、報警回執、病歷、鑑定意見書、受傷照片等證據，證實2018年2月7日、2018年4月21日、2018年4月25日、2018年5月2日鄭某某多次對其實施毆打。經詢，三名子女均表示選擇與李某某共同生活。雙方要求分割的夫妻共同財產為七套房屋。鄭某某在庭審中明確表示不同意離婚，如果離婚要求三個孩子的撫養權。
【裁判結果】
法院於2018年12月作出民事判決書：認定李某某提供的證據足以證實鄭某某長期實施家庭暴力，准予雙方離婚；尊重三個孩子的意願，再結合鄭某某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形，從有利於子女身心健康角度出發，三名子女均由李某某直接撫養，被告鄭某某每月支付孩子撫養費；四套房產歸鄭某某所有，三套房產歸李某某所有。
【典型意義】
1.重拳出擊，讓施暴人感受到司法的強硬。對李某某的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法院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李某某於2018年4月27日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法院於2018年5月2日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民事裁定，裁定禁止鄭某某對李某某實施毆打、威脅、謾罵等家庭暴力行為。之後李某某又於2018年10月18日申請變更人身安全保護令，法院進行了審查認為李某某審理合理合法，裁定予以准許，並作出民事裁定書裁定禁止鄭某某對李某某及其三個子女實施毆打、威脅、謾罵等家庭暴力行為；禁止鄭某某騷擾、跟蹤、接觸李某某及其子女。
此外，堅決懲處鄭某某阻礙司法工作的行為。法院工作人員在2018年07月23日、2018年7月25日依法向鄭某某送達訴訟資料時，鄭某某兩次對負責送達的司法工作人員進行威脅，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考慮到鄭某某有家暴的前科，又目無法紀，威脅送達人員，如果不能堅決制止他的囂張氣焰，那麼本案開庭、審理、判決都將無法順利進行，更無法保障女方和孩子的人身安全，因此合議庭在第二次送達的現場合議後認為鄭某某已經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符合司法拘留的情形，且現場還有刀具等物品，危險性極高，決定先將鄭某某帶回法院。鄭某某被押回法院後仍毫無悔意，經合議庭合議，並報院長批准，決定對鄭某某司法拘留15日。司法拘留讓鄭某某有了敬畏之心，之後基本能理性溝通，態度明顯好轉，為今後案件處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柔性司法，讓受暴人感受司法的温暖。在審理方式上，雖然司法拘留之後鄭某某也沒有再敢對女方及孩子實施暴力，但為了確保庭審安全，合議庭決定採取隔離審判的模式，將李某某及其訴訟代理人安排在另外一個審判庭，由專門的社工陪同，通過遠程技術進行網上開庭，申請了兩名法警執庭，並從大門口安檢開始就對鄭某某保持高度戒備。確保庭審的順利進行。庭審後安排李某某及其委託訴訟代理人先簽筆錄，並從安全通道先行離開法院，避免與鄭某某接觸。
從國際標準看，此舉措符合《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對婦女的歧視公約》要求中“司法部門對針對婦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有足夠警覺，起訴及時，並且一致把保障婦女的生命權和身心健康放在公認的重要位置”，即從隔離審判、社工陪同、法警執庭等多方面考慮到婦女的安全，司法機關有足夠的警覺並採取了積極措施，此舉措符合國際標準要求。
啓動心理干預程序。鑑於鄭某某存在嚴重家暴，且現有證據已經反映家暴行為對三個孩子，尤其是大女兒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就安排心理干預老師對三個孩子和李某某進行心理干預。其中李某某、二女兒和小兒子的心理狀況基本健康，大女兒的心理問題較為嚴重，存在情緒偏激的情況，甚至還説出：如果鄭某某再對家人實施暴力就要殺了他這樣的話。針對此種情況，對大女兒展開了連續五次的心理干預，使大女兒能將情緒完全發泄出來，並理性地看待整個事情，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從國際標準看，這一舉措符合《消除針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建議“針對婦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獲得公安部門、檢察機關及法院等部門鏈接的醫療、法律與社會服務”這一國際標準要求。
3.尋求他力，合作實現案結事了。宣判當天，為了防止鄭某某宣判後可能因對判決不滿，而再次對李某某及孩子實施暴力，法院還給李某某住所地的派出所和居委會發出防止民轉刑的函，説明鄭某某所具有的高度人身危險性，請求他們共同予以高度關注，及時預警、及時出警，共同防止暴力。同時，宣判後法官、書記員引導鄭某某通過上訴來表達意見，鄭某某在上訴期內上訴，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之後鄭某某也沒有對法官、法院、女方和孩子有暴力或威脅，實現了案結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