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比·格拉默：美國如何葬送蘇丹的和平進程？
【文/羅比·格拉默，翻譯/馬力 校對/觀察者網 郭涵】
2021年10月下旬，為了支持蘇丹舉步維艱的民主轉型進程，一名美國高級特使會見了幾位蘇丹軍方高級官員和蘇丹最高文官領導人。蘇丹將軍們向傑弗裏·費爾特曼（Jeffrey Feltman）這位時任美國非洲之角地區特使保證，他們將致力於維護民主轉型進程，絕不會爭奪權力。可是10月25日凌晨，在費爾特曼離開蘇丹首都喀土穆前往華盛頓的途中，他收到了這樣一條信息：就在他離開蘇丹幾個小時之後，那幾位蘇丹將軍逮捕了該國最高文官領導人，併成功發動了一場政變。
華盛頓在接下來的18個月裏採取了一系列有爭議的政策措施，一方面維持與新的蘇丹軍政府的關係，另一方面仍致力於推動這個東非國家重啓民主轉型進程。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一項新的政治協議得以達成，至少在紙面上為人們提供了新的希望。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員甚至認為他們已經非常接近達成目標。
然而4月在喀土穆，兩位勢如水火的將軍率領各自控制的軍隊——領導蘇丹武裝部隊（SAF）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布爾漢（Abdel Fattah al-Burhan）和強大的準軍事組織快速支援部隊（RSF）的指揮官穆罕默德·哈姆丹·“赫梅蒂”·達加洛（Mohamed Hamdan“Hemeti” Dagalo）——之間爆發了武裝衝突，這項政治協議在最後時刻還是破裂了。
蘇丹民主轉型進程的失敗引發了華盛頓外交和國際援助事務官員們的憤怒和強烈不滿。其中一些人認為，是拜登政府的政策助長了處於危機中心的兩位將軍的權勢，在兩人推動政治談判的過程中，拜登政府反而激化了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並在這一過程中排擠了支持民主的活動人士。
外交政策5月10日專題報道，原標題：“美國如何澆滅蘇丹民主化的希望”
“也許我們本來也不可能阻止衝突爆發”，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感嘆，“但我們甚至都沒有試着做出調停的努力，我們只是在不斷地發出空洞的威脅，卻從來沒有付諸實際行動，這反而讓赫梅蒂和布爾漢更加大膽。”
“而且一直以來”，這位官員補充道，“我們把那些真正支持民主的人士晾在一邊。”
赫梅蒂和布爾漢兩軍之間的衝突在一夜之間把喀土穆變成戰場，這讓數百萬蘇丹民眾、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外交人員深陷槍戰、空襲和炮擊的包圍之中。這場衝突已經將蘇丹推到了崩潰邊緣，並且可能讓一項由西方資助的、旨在為這個被獨裁和戰亂困擾了半個世紀的國家帶來民主的事業遭到永久性破壞。
連續幾輪停火未能落實，西方官員和分析人士越來越擔心，這場戰鬥可能會導致全面內戰的爆發，給這個已經遭受人道主義危機的地區和具有戰略意義的紅海沿岸（全球10%的貿易都要經過紅海）帶來新的不穩定和混亂真空。
前歐盟駐非洲之角特使亞歷山大·朗多斯（Alexander Rondos）表示：“從當前的情況來看，蘇丹可能會變成上世紀90年代初紅海沿岸的大號索馬里，如果不能實現停火，整個國家將走向徹底崩潰。”
對20多位現任和前任西方官員以及接近談判的蘇丹活動人士的採訪顯示，在衝突爆發前，美國主持調停蘇丹內部派別談判的政策存在嚴重過失，極少數官員把持了整個政策，他們將跨部門團隊的其他成員排除在關鍵討論之外，而且還壓制了對美國蘇丹政策日益高漲的抗議聲音。
“對於聯合國主持的談判進程是否能夠成功，存在不小的質疑。但從一開始，他們（美方主導官員）就持續、刻意地不理會這些質疑”，一位知情的前官員説。“這些警告被忽視了，美國搭建了一座關於政治談判的夢幻宮殿，如今這座夢幻宮殿已經倒塌在蘇丹民眾身上。”
許多不願透露姓名的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表示，華盛頓沒有理會有關喀土穆緊張局勢升級和可能發生衝突的內部警告，這間接導致美國外交人員被困在喀土穆各地的戰場中間，沒有做好準備將他們轉移到安全地帶。這些官員和蘇丹分析人士表示，雪上加霜的是，美國駐喀土穆大使館多年來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無力行使其職能，甚至在政治談判的關鍵階段，大部分時間裏大使職位都存在空缺，美國的蘇丹政策被進一步弱化。
當地時間5月6日，蘇丹首都喀土穆遭到空襲。圖自視覺中國
“我們似乎已經忘記了過去在蘇丹問題上的那些教訓”，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資深研究員、前美國國務院官員卡梅倫·哈德森（Cameron Hudson）説。“那些蘇丹將軍們幾十年來一直對我們撒謊。任何一個在蘇丹工作過的人都知道，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不過，美國國務院強烈反駁上述説法。“在2021年10月蘇丹被軍事接管後，美國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支持蘇丹民選活動人士，協助蘇丹自主地重建民選過渡政府的努力”，美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回應中這樣表示。
這位發言人説：“美國並沒有就達成任何具體協議進行施壓，而是試圖建立共識，並敦促幾位重要人物儘快組建民選政府、恢復民主過渡進程”。他補充説，美國所做的努力包括“頻繁的外交協調，與蘇丹民眾密切合作，以緩和兩支武裝力量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在2023年4月15日衝突爆發之前曾多次出現”。
然而，許多接受《外交政策》採訪的官員認為，對於一個將促進全球民主作為外交政策核心目標的政府來説，即便現在成功地撤離了美國外交人員並採取措施幫助美國公民逃離蘇丹，可目前蘇丹局勢的惡化仍然意味着，這可能是本屆美國政府遭遇的最嚴重外交政策失敗。
這些官員還擔心，如果交戰雙方不能很快達成切實可行的停火協議，這場危機的影響可能會遠遠超出蘇丹的邊境，相互敵對的外國勢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劇衝突，甚至將其變成一場代理人戰爭。
對多位蘇丹社會活動人士和公民社會帶頭人的採訪揭示了一個事實，即蘇丹支持民主的人士已經完全失去了對美國作為民主燈塔和支持蘇丹民主事業的信心。喀土穆的戰鬥仍在繼續，許多人因擔心自身安全而要求匿名接受採訪。
“要麼美國和西方正式站出來採取行動，要麼從一開始就不要來攪混水，因為美國一次又一次缺乏誠意的行動和空洞的制裁威脅被證明是弊大於利的”，一位對內部談判非常熟悉的蘇丹活動人士評價道。“我們對美國的信任早已被消耗殆盡了。”
2019年，一場受到民眾支持的民主運動推翻了長期施行獨裁統治的奧馬爾·哈桑·艾哈邁德·巴希爾（Omar al-Bashir）政權，併為被國際社會遺棄數十年的蘇丹重返國際社會奠定了基礎。美國為蘇丹的民主轉型投入了無數外交資源和數億美元。
蘇丹曾有望成為一個成功故事的主角。一場很大程度上由蘇丹婦女領導的底層起義推翻了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獨裁者之一。2021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講話時譴責全球專制政權的興起，同時將2019年以後的蘇丹吹捧為與這一趨勢最鮮明的對比。他聲稱，在蘇丹可以看到“到處都是民主世界的影子”。
然而僅僅一個月之後，布爾漢和赫梅蒂就策劃發動了政變。隨後，拜登政府凍結了大約7億美元的蘇丹民主轉型援助資金，並在一年多之後對“任何被視作對破壞蘇丹民主進程負有責任或同謀的現任或前任蘇丹官員與其他個人”限制簽證。此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凍結了60億美元的對蘇丹援助資金。
一些美國外交官認為，這些措施遠遠不夠，因為並不會直接影響布爾漢和赫梅蒂。一場激烈的內部辯論隨之展開。部分官員主張，華盛頓需要對布爾漢和赫梅蒂實施重點制裁，以迫使他們屈服，同時支持蘇丹的民主活動人士。包括拜登政府的非洲事務首席特使、助理國務卿莫里·菲（Molly Phee）在內的其他官員則認為，制裁不會產生任何效果，反而可能會削弱美國對布爾漢和赫梅蒂的影響力，而這些官員正試圖將二人拉回談判桌。
本次蘇丹武裝衝突背後的兩名將領：赫梅蒂（左）與布爾漢（右）
一位參與內部討論的美國官員形容：“我們可以做正確的事情，向蘇丹民眾展示美國全力支持民主，有決心懲罰公然發動政變的布爾漢和赫梅蒂；我們也可以選擇錯誤的、更權宜的做法，那就是嚴厲地擺擺手指，繼續與二人保持合作……最終我們選擇了第二條路。”
前美國特使費爾特曼表示，他在政府任職期間曾主張制裁布爾漢和赫梅蒂，但事後看來，他不確定這樣做是否能阻止衝突爆發。“制裁究竟能否阻止他們出於個人對權力的野心而將4600萬蘇丹人扣為人質？我認為並不會。”
而且還存在其他複雜的問題。拜登政府負責非洲政策的高級官員被蘇丹鄰國埃塞俄比亞的戰爭消耗了大量精力。據估計，在埃塞俄比亞北部提格雷地區，一場血腥衝突已經造成20萬至60萬人死亡。此外，美國駐喀土穆大使館人手不足，無法及時掌握局勢；事實上，直到巴希爾下台三年後，一位全職美國大使才抵達蘇丹。官員們透露，在此之前，是莫里·菲直接負責美國的對蘇丹政策。
莫里·菲與美國國務院下設的美國國際開發署一位官員丹尼·富勒頓（Danny Fullerton）在喀土穆密切合作，他們直接與布爾漢和赫梅提對話，並邀請兩人就達成一項新的政治協議回到談判桌上。
一名熟悉美國駐蘇丹大使館內部動態的美國人表示：“整座大使館困難重重，我們缺乏真正有經驗與足夠的政治事務官，臨時代辦和後來就任的大使都對缺少來自華盛頓的支持感到非常沮喪……大使館能力不足、過於手忙腳亂。坦率地説，他們也沒有與蘇丹支持民主社羣中‘合適的人’建立起很好的關係。”
根據這位官員的説法，使館面臨嚴重的人員短缺(美國國務院總監察長辦公室今年3月公佈的一份報告對該問題進行了詳細説明)以及領導力方面的問題，增加了美方與布爾漢和赫梅蒂協調談判過程中的困難。但其他現任和前任官員對此表示異議，他們堅持認為，就算駐蘇丹大使館人手不足，只要有華盛頓高級別官員介入，美國國務院依然可以與二人達成交易。
熟悉談判情況的五名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以及兩名蘇丹活動人士透露，在美國大使於2022年底抵達喀土穆之前，負責與布爾漢和赫梅蒂溝通的美國官員並沒有盡最大努力把蘇丹親民主的勢力納入與兩位將軍談判的新政治協議框架中，他們也沒有注意到新協議中所藴含的內在風險和其他問題。
美國國務院內部報告顯示，駐蘇丹大使館長期被人員不足與領導力方面的問題所困擾
這些官員指出，在華盛頓，對美國政府的蘇丹政策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不同意見，但莫里·菲拒絕了其他政策選項，包括以制裁或其他形式施壓布爾漢和赫梅蒂，也包括把蘇丹民主團體納入政治談判。
美國國務院總監察長的報告還指出，駐喀土穆使館的副館長“不時專注於她既定的行動路線，從未考慮工作人員提出的其他替代方案”（然而這份報告沒有説明該做法是否對美國的蘇丹政策產生影響）。
不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尖鋭地反駁了這些説法：“雖然我不能對內部政策討論發表評論，但美國國務院領導人的確仔細考慮過關於蘇丹政策的建議和各種不同意見，並沒有無視或拒絕任何不同意見。”
與此同時，布爾漢和赫梅蒂一直在尋求擴大各自在全國的權勢和影響力，討好外國勢力，並致力於激化緊張局勢，這為最終引爆一場致命的軍事衝突埋下伏筆。布爾漢在鄰國埃及找到了支持者。赫梅提則尋求阿聯酋與俄羅斯的幫助，並開始深化快速支援部隊與瓦格納集團（Wagner Group）之間的關係。瓦格納集團是一個神秘的俄羅斯僱傭軍組織，被西方認為在非洲部分地區和烏克蘭犯下戰爭罪行。赫梅蒂在2003年爆發的蘇丹達爾富爾衝突中涉嫌捲入大規模暴行，此後他發起了一場精心策劃的公關活動，將自己包裝成有國際影響力的政治家併發起魅力攻勢，進而挑戰布爾漢的統治。
2022年2月23日，在俄羅斯全面出兵烏克蘭前夕，赫梅蒂訪問莫斯科，並討論了在紅海戰略貿易路線的蘇丹沿岸向俄羅斯開放一座港口的話題。一些長期主張制裁赫梅蒂的美國官員認為，他的莫斯科之行最終會説服美國決策者啓動新一輪重大制裁，然而這些制裁措施卻從未落地。
當時，至少有一份備忘錄在美國國務院非洲事務局內部流傳，警告美國蘇丹政策正面臨風險，並列舉了布爾漢和赫梅蒂相互敵對可能引發的各種場景，其中包括緊張局勢惡化為全面衝突的情況。根據幾位國會議員的助手與熟悉備忘錄內容的前官員的粗略描述，這份備忘錄原本是要送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但原稿卻有嚴重的修改、刪節痕跡，而且從來沒有上報給非洲事務局以外的地方。“就算如此，美國國務院的領導人也不能説他們完全沒有收到過警告。”一位前任官員説。
人權活動人士則批評拜登政府在4月的暴力衝突爆發前幾個月對蘇丹採取的做法。“人權觀察”地區問題專家穆罕默德·奧斯曼聲稱，“蘇丹的西方夥伴們未能追究那些殘暴的蘇丹領導人的責任，也沒有通過任何具體措施表明他們的行為不會得到寬恕，這向那些蘇丹將軍們發出一個信號，即他們可以毫無代價地繼續用武力脅迫這個國家”。
在此期間，蘇丹民主活動人士對美國的蘇丹政策越來越不抱幻想。密切關注談判進程的蘇丹政治分析人士科洛德·海爾（Kholood Khair）表示：“我們從未看到布爾漢或赫梅蒂做出任何有意義的承諾，這一切都被擱置一邊，成了政治談判進程和達成協議的犧牲品，而且這份政治協議永遠不會落實，也幾乎得不到民眾的支持。”
2022年9月，擁有中東和北非事務經驗以及反恐問題背景的美國職業外交官約翰·戈德弗雷（John Godfrey）抵達喀土穆，成為25年來首位美國駐蘇丹大使。幾位官員指出，約翰·戈德弗雷一上任就立即開始試圖對所謂的“抵抗委員會”和其他民間社團組織建立聯繫，這些組織一直被認為是蘇丹民主事業的推動力。
熟悉大使館內部情況的那位美國人指出，“大使被髮到自己手中的牌難住了。華盛頓（除了莫里·菲和美國國務院非洲事務局）並沒有給予蘇丹問題太多關注，但他仍然在竭盡全力推動達成協議”。
美國駐蘇丹大使約翰·戈德弗雷，本次蘇丹衝突爆發前夕，他正在外國度假。
就在烏克蘭戰爭與埃塞俄比亞的衝突讓華盛頓分心之際，莫里·菲和約翰·戈德弗雷以及來自英國、聯合國、非洲聯盟和一個名為“政府間發展組織”（IGAD）的區域國家集團的高級外交官開始推動重啓蘇丹向文官統治的轉型。去年12月出現了明顯的進展，蘇丹軍方領導人與該國部分支持民主勢力的派別同意在數月內組建一個由文官領導的新過渡政府。
但官員們透露，西方談判代表同意了布爾漢和赫梅蒂提出的要求，將公民社團和民主活動人士排除在了談判之外，這令軍政府在弱勢的民間團體面前取得了初步勝利。此外，12月的協議還遺留了一個未能解決（且很快就會引爆）的重大問題：將快速支援部隊（RSF）併入蘇丹武裝部隊（SAF），為該國建立一支統一的軍事力量。
這個問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加劇了布爾漢和赫梅蒂之間的緊張關係。喀土穆的分析人士開始敲響警鐘，擔心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可能會導致衝突爆發。而推動達成協議甚至可能加速這一結局的到來。
另一位參與談判的人士表示：“（西方代表）有一種不顧一切試圖推動達成最終協議的衝動，以至於願意相信虛假的希望。”
至於華盛頓，則已經在商討協議達成之際，立即慶祝蘇丹新過渡政府成立的方案。美國駐蘇丹大使館繼續安排與赫梅蒂和布爾漢會面，並處理日常工作；3月份，作為美國國務院“公共外交之旅”的安排之一，一支美國搖滾樂隊來到駐蘇丹大使館進行表演。
一切照舊的做法掩蓋了喀土穆的緊張局勢。最終協議的簽字儀式一再推遲。赫梅蒂和布爾漢開始在喀土穆周邊集結軍隊。一些低級別的美國外交官和蘇丹民間談判代表開始通過非正式的秘密渠道更直白地警告他們在華盛頓的朋友與同事：一場衝突即將爆發。
“人們開始四處打電話説，‘你必須把這些信息傳遞給你在華盛頓認識的每一個人，告訴他們真的要打仗了，國際社會似乎沒有人把我們這裏的局勢當回事’”，熟悉美國駐蘇丹大使館內情的一位美國人透露。
六位知情官員和國會議員助手錶示，華盛頓的高層官員要麼輕視，要麼誤解了這些警告。這並不是布爾漢和赫梅蒂第一次在喀土穆周邊集結軍隊，也不是第一次需要美方代表介入來緩和緊張局勢。
英國駐蘇丹大使賈爾斯·利弗（Giles Lever）在推動去年12月達成協議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4月初，他與美國駐蘇丹大使戈德弗雷分別離開蘇丹，前去度假。這顯示華盛頓方面認為協議即將達成。在華盛頓，據三名國會議員助手和知情官員稱，美國國務院已通報國會，一旦布爾漢和赫梅蒂簽署協議，計劃準備3.3億美元資金用於蘇丹的民主轉型進程。這些官員説，美國國務院正為蘇丹起草一項“胡蘿蔔加大棒”計劃，那3.3億美元資金就是胡蘿蔔，而新的制裁措施則是大棒。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表示，大部分滯留蘇丹的美國公民“不想離開”
美國國務院長期以來一直對蘇丹發出4級旅行警告，建議美國公民“不要前往”蘇丹，並於今年4月13日再次發出安全警告，建議本國公民避開蘇丹北部的卡里馬，並禁止美國政府僱員離開喀土穆，理由是“當地安全部隊存在顯著增加”。隨着布爾漢與赫梅蒂之間的矛盾接近臨界點，美國政府既沒有發佈大範圍的旅行警告，敦促美國公民乘坐商業航班離開喀土穆，也沒有在危機發生之際將美國政府僱員集中到喀土穆，或者是要求所有非必要人員離開蘇丹。
“我們都很納悶，為什麼政府沒有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第三位美國官員説。
4月15日，赫梅蒂和布爾漢之間的緊張關係終於引爆了衝突。快速支援部隊（RSF）開始對蘇丹武裝部隊（SAF）的基地發動一系列協同打擊，並用火炮和導彈轟炸喀土穆國際機場，事實上切斷了這個距離最近海岸或邊境數百英里之遙、人口稠密的城市唯一的逃生道路。
這座擁有約500萬人口的城市立刻變成了戰場。美國大使館開始瘋狂地將所有工作人員和家屬集中到幾個關鍵地點。就在戰鬥爆發之前，美國大使戈德弗雷提前中斷度假，匆忙趕回喀土穆。快速支援部隊（RSF）的士兵進行了大規模的劫掠，蘇丹武裝部隊（SAF）則開始轟炸喀土穆周邊的陣地。據《外交政策》獲得的一份聯合國內部安全報告顯示，快速支援部隊（RSF）士兵襲擊了歐盟駐蘇丹大使艾丹·奧哈拉（Aidan O’Hara）。此外，還有多起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工作人員遭到槍擊、綁架或性侵的事件。
白宮、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都進入了緊急狀態，開始夜以繼日地起草駐蘇丹大使館的撤離計劃。4月22日，一支美軍特遣隊搭乘三架支奴幹直升機從位於吉布提的美軍基地起飛，在埃塞俄比亞加油後降落在喀土穆，安全撤離了所有美國政府工作人員及其家屬。與此同時，美國高級外交官一直在努力斡旋布爾汗和赫梅蒂之間的臨時停火，以便為平民提供幫助，協助他們逃離戰區。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説：“在衝突爆發前，在喀土穆的任何外國外交使團都沒有改變其安保級別或人員配備水平，美國大使館在衝突爆發後很快便有效地集合了所有工作人員。”
據統計，仍有1.6萬名美國公民被困在喀土穆，其中包括許多擁有美國和蘇丹雙重國籍的人，以及一小部分受美國資助的人道主義和發展項目的非政府組織成員與國際援助工作者。美國議員對拜登政府在衝突爆發後沒有采取更多措施幫助撤離美國公民感到憤怒，並把這一情況與美國在阿富汗的狼狽撤軍相比較。
滯留喀土穆的包括布什拉·伊布諾夫（Bushra Ibnauf），他是一位擁有美國、蘇丹雙重國籍的醫生，並主動從愛荷華州搬回了喀土穆。“伊布諾夫總是熱心助人。我記得他曾説過，‘我在愛荷華州可以被取代，但我在蘇丹無法被取代’”，伊布諾夫的好友和同事、蘇丹裔美國人醫師協會（Sudanese American Physicians Association）主席亞西爾·埃拉明（Yasir Elamin）回憶。衝突期間，伊布諾夫和其他醫生冒着槍林彈雨救治受傷的平民。
其他蘇丹公民開始試圖逃離喀土穆，要麼向北逃到埃及邊境，要麼經危險的陸路通道逃到蘇丹港。“那裏簡直是人間地獄”，一位逃離了喀土穆的蘇丹活動人士回憶説。“因為水快用完了，我們無法繞遠路，只能冒險穿越交戰中的城區。我們要麼死於飢渴，要麼被子彈擊中，根本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
逃離喀土穆的民眾在蘇丹港休息
美國官員把促成持久停火作為首要任務，可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實現任何停火。布爾漢和赫梅蒂都派出代表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達參加和平談判，並與華盛頓和利雅得進行協調。但許多官員和分析人士都質疑，在多次調停失敗後，談判是否還能取得進展。5月4日，拜登宣佈了一項新的行政命令，允許對參與蘇丹暴力活動的人實施制裁。一些蘇丹分析人士對制裁效果提出質疑。
“制裁的意義在於，它在和平時期可以被用作一種威脅手段，以防止壞人去做壞事”，曾擔任蘇丹總理、後遭政變推翻的阿卜杜拉·哈姆多克（Abdalla Hamdok）的助理幕僚長阿姆加德·法裏德·埃爾塔耶布（Amgad Fareid Eltayeb）説。“我認為現在的制裁手段太輕、太遲，這已經是一場戰爭了。”
眼下喀土穆的局勢仍然嚴峻。“我認為，目前所謂的安全區不會安全太久，因為交戰雙方的目標似乎都是要徹底掌控整個國家，”蘇丹政治分析人士海爾説。
美國國會議員正在敦促派遣新特使加入斡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和民主黨籍的主席格利高裏·米克斯（Gregory Meeks）向拜登政府和聯合國發出呼籲，要求任命新的美國和聯合國駐蘇丹特使。二人指出：“美國和聯合國的高層必須採取直接、持續的干預措施，才能阻止此次衝突讓蘇丹陷入全面內戰和國家崩潰的局面”。
許多西方官員擔心，如果不盡快停止衝突，蘇丹可能會陷入內戰，但目前還不清楚停火對重振蘇丹奄奄一息的民主轉型到底還能提供多大希望。“這還不是一場像敍利亞或利比亞那樣的全面內戰”，前美國特使費爾特曼説。“這仍然只是兩支敵對武裝力量之間的衝突，現在是時候制止衝突了，我們必須在事態進一步惡化之前制止它”。
與此同時，喀土穆的戰鬥仍在持續。一些美國公民在美國政府或其他國家的直接援助下找到了撤離的辦法。但另一些人就沒這麼幸運了。4月25日，留在喀土穆為平民提供醫療救護的美國籍蘇丹裔醫生伊布諾夫被疑似搶劫者刺中，死在了家人面前。
（原文於5月10日發佈在《外交政策》網站，原標題為“How the U.S. Fumbled Sudan’s Hopes for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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