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典：莫迪即將訪美，美國對華脱鈎，產業鏈未來掛到誰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典】
日前，美國政府宣佈，美國總統拜登將於6月22日在白宮接待對美進行國事訪問的印度總理莫迪。莫迪將成為接受拜登正式邀請對美進行國事訪問的第三位外國領導人。此前5月27日，以美國為首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部長級會議在底特律舉行，共有14個印太地區國家的代表參會，並在供應鏈領域達成一項協議。對於莫迪的此次訪問，美印雙方均有高度期待。
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於2022年5月正式成立，初始成員國包括美國、韓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越南等。美國方面稱，“框架”將成為美加強同“印太”國家經濟聯繫的重要平台，為地區提供中國以外的替代選項。
長期以來在美國的主導下，眾多企業將產業目光從中國轉向印度、東南亞等第三方國家。
印度工廠裏的工人 （圖源：華爾街日報）
再結合先前外媒報道，拜登政府擬在近期，對美國企業嚴格限制在中國部分高科技產業投資簽署一項行政令的消息，引發了對中美關係變化和產業遷移的討論。
產業遷移是一個重要的現象，它受到中美關係變化的牽引。在產業遷移的過程中，企業面臨着許多挑戰，包括當地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問題。
一、製造業轉移，一場有預謀的“全面脱鈎”
近年來，中美關係的演變引發了產業遷移的浪潮。
美國政府限制中國的發展，包括增加對華關税、限制對華高新技術投資等，導致一些美國企業將其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地區，尤其是印度和東南亞地區。
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政府對中國的限制政策發生了巨大變化。儘管出發點存在差異，但限制中國發展成為共識，這種共識在美國民眾的選票中得到了體現，迫使每屆政府都會採取類似的政策。
2018年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 中，雖然涉及了部分高技術產品，但懲罰性關税的主要目的是貿易平衡，此後的對華技術出口管制，也是由針對少數企業的惡意打壓，逐漸轉向規模性、領域性的大範圍管制。
隨着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問題愈發嚴重，美國對華科技遏制無論在意圖上還是措施上，都變得更加清晰和果斷，科技領域的中美“科技脱鈎”正是這種共識的外在表現。
2022 年8 月9 日，拜登簽署《2022 芯片與科學法案》，在授權聯邦政府向芯片產業提供527 億美元補貼的同時，要求受補貼企業“ 選邊站” ，十年內不得參與在中國的實質性擴大半導體產能的重大交易。
此外，美國及其七國集團的盟友也希望以不損害全球貿易和投資的方式減少與中國的經濟聯繫，進一步加劇了對華脱鈎的趨勢。
彭博社報道截圖
脱鈎浪潮下的產業遷移，不僅僅是商業上的決策，核心是美國主觀上認為對中國的依賴所引發的國家安全、經濟風險、意識形態價值觀以及美國政治氛圍等因素所致：
● 國家安全：美國擔心過度依賴中國的關鍵技術和供應鏈會使得中國能夠在必要時對美國進行經濟上的壓制，從而危及到美國的國家安全。例如，美國認為過度依賴中國的5G網絡設備製造商華為可能存在網絡安全問題，可能被中國政府用來進行間諜活動。同樣，美國也擔心中國會竊取美國相應的關進技術、信息安全等相關內容。
● 經濟風險：美國擔心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已經足夠大，如果繼續依賴中國的製造和供應鏈，將會導致美國企業和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受制於中國。例如，美國擔心過度依賴中國的製造業會使得失去了核心產業鏈的掌控權，面臨着日漸增長的經濟風險。
● 意識形態價值觀：美國認為中國的人權記錄和民主價值觀與美國的價值觀背道而馳，因此不願意與其過度合作和依賴。例如，美國擔心過度依賴中國市場會使得美國企業成為中國政治話語的工具，違背了美國支持民主和人權的原則。
● 美國國內政治氛圍：過去幾年中，美國民眾普遍認為中國是一個競爭對手而非合作伙伴。此外，美國政治精英和媒體的愈發批評中國的態度也反映了這種趨勢。
二、產業轉移進行時
在中美脱鈎的進程中，一些西方企業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印度和東南亞等地，以逃避美國對中國的關税和限制。企業希望減少對中國依賴的原因包括：對政策因素帶來供應鏈韌性不確定性的擔憂、整體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關税影響、以及中國持續提升的勞動成本等。
部分企業已經開始遷出中國，但他們選擇了臨近中國的“亞洲替代供應鏈”（Altasia）地區。
編注：“亞洲替代供應鏈”（Altasia）是由英國知名財經媒體《經濟學人》週刊創造的新概念，有學者指出該概念的提出是用以配合以美國為主導的“新冷戰”論調。
在消費電子產品行業，隨着產業鏈體系在東南亞的逐漸成熟，實現供應鏈的多元化，蘋果和三星等公司已經開始將生產從中國遷往越南和印度。
美國計算機巨頭戴爾已經制定了新的目標，計劃在2024年停止使用來自中國的芯片，並減少產品中中國零部件的比重。
蘋果公司將目光轉向印度，在那裏生產iPhone、AirPods、Apple Pencil以及其他組件。來自中國台灣的供應商富士康、和碩和緯創都在印度建廠。去年9月，美國蘋果公司（Apple）就宣佈計劃在印度生產5％到10％的新款智慧型手機iPhone 14。富士康也將與印度礦業集團韋丹塔（Vedanta Resources）合作，斥資200億美元（約270億新元）在印度建造半導體工廠。
彭博社的一篇報道就説，蘋果連一顆螺絲釘都要印度造。在消費電子行業中，因為產業鏈體系的重要性，將生產完全遷離亞洲尚不具備可行性。
隨着“亞洲替代供應鏈”受到更多的關注，這些國家或地區也在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出台激勵措施，推動對這一生態系統的部分複製，提高本國或本地區的吸引力。
新加坡國立大學南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裏特（Amitendu Palit）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提到了印度的幾個主要優勢，“印度位於東亞和西亞之間的戰略經濟位置，不論是海路或陸路，它都與中亞、西亞、東南亞和東亞有着良好的連接，這使它成為可服務亞洲所有地區的有利地點。其次，對許多行業來説，印度擁有年輕且流動性強的勞動力隊伍，他們可輕易在全國各地流動，擁有高技能，學習速度也很快。此外，印度擁有強大而成熟的資本市場，擁有大量先進的金融產品，能夠迅速調動包括海外市場的資金。”
但印度要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仍然面臨三大障礙：投資風險太高、政策內向性過強，以及宏觀經濟失衡太大。企業對印度政府依然缺乏信心，擔心他們投資時的政策過後會出現變化，以致最終無利可圖。企業也無法確定印度官方能否公正執行相關貿易規則，不會傾向於政府偏袒的國內大型企業。
三、中間商賺差價
美國對華脱鈎“理由”看起來非常充分，通過產業轉移、限制高新技術投資等方式在操作上也是可行的，但問題是想讓這政策是有效的，該政策的支持者就需要不斷證明中國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遠遠超過了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
事實恰恰相反，美國並未改變大量依賴中國製造業的局面。
中美兩國經濟緊密相連，互為重要的貿易伙伴和投資對象，徹底割斷這些依賴關係非常困難，徹底脱鈎會對雙方自身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在一些領域，雙方仍保持着合作和互相依賴的關係。
根據統計，2022年1-12月，中美貿易額為7594.27億美元，同比增長0.6%。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5817.83億美元，增長1.2%；中國自美國進口1776.44億美元，減少1.1%。
美國挑起的引發產業轉移的“脱鈎”，絕大部分成本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
根據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日前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指出，美國政府推行對華全面對抗政策傷害了中國，也傷害了美國，將本國企業置於競爭劣勢地位，限制了美國企業商業化創新的能力。
美國商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如果對所有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税，將令美國經濟在2025年前每年損失1900億美元。
除了貿易逆差，“脱鈎”本身也被一些專家證明是一個偽命題。
近期世界銀行經濟學家 Aaditya Mattoo的研究表明，中美脱鈎的表面效果近乎是一種“脱鈎幻覺”，該買的該賣的並不少，基本都從“中間商”這裏過去了。
從下圖可以看出，紅線顯示東亞太平洋國家隨着時間的推移從中國進口增加，黑線顯示東亞太平洋國家向美國出口逐漸增加，綠線顯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減少。
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東亞國家最近向美國出口更多產品的同時，也從中國進口更多產品，以為脱鈎了，其實換了一條通道。中國的商品本來直接向美國出口，變成借道東南亞向美國出口，因此藏在明面上“產業轉移”背後的，是大量產業仍在中國，但多了一堆“中間商”，成本增加後，為成本買單的仍是美國自身。
四、東南亞接盤的硬實力
在產業轉移過程中，面臨最大的兩個問題，一是轉移出中國產生的額外成本，二是“第三國”的接受能力。
北美和歐洲、日本這些發達國家人力成本太高，非洲又很難開展有一定技術含量的產業，中東地緣局勢又非常複雜，南美除了美國外距離世界其他地區又太遠，因此印度和東南亞成為了相對優質的目的地，但這一目的地本身也存在很多問題。
首先是地區穩定性。近幾年，東南亞向歐美等地區出口成衣享受免税政策，利潤較國內提高了8%-10%，因此出口歐美的服裝大多在東南亞生產，相對的中國服裝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額也逐年遞減，而在東南亞疫情嚴重的2021年，受制於失控的疫情，東南亞的服裝產業鏈顯然已不堪重負，這部分訂單也順勢流到了中國。
從下圖華經產業研究院根據中國海關數據製作的圖表可以明顯看出，2021年開始，服裝及中國衣着附件出口金額開始回升。
但隨着全球疫情逐步穩定，有學者預計未來這一部分訂單有可能會再次部分外流，但從目前來看，形式依舊不明顯。
其次是人口技能素質。4月19日，印度多家媒體紛紛報道，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的最新數據，2023年印度人口將達到14.286億，“超過中國”而“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部分專家甚至得出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結論，但問題在於，人口紅利不光要看人口數量，更要看人口質量。
2021年中國單位就業者勞動生產率為16512美元（以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價），印度單位就業者勞動生產率為6688美元，我國勞動生產率是印度的2.5倍。而印度教育普及程度有待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較中國低1.4年。
然後是營商環境。很多產業遷入國對國外優質產業的進入持歡迎態度，但卻嚴控企業的資金流出。以小米為例，2014年進軍印度，20次年選擇印度本土化生產製造，截止目前，智能手機生產線在印度就有7條，在職僱傭印度員工2萬多人，但在2022年印度起訴小米違反《外匯管理法》，非法向三家國外公司匯款，扣押小米555億盧比，約46億元。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谷歌身上，2022年印度政府以谷歌涉嫌壟斷被印度監管機開除1.13億美元的罰款，而這個罰款還是歸印度中央政府，同時谷歌還遭遇了印度其他邦聯地區的罰款。
可以説是外國公司可以在印度開展業務，花錢養印度僱員，但賺的錢不能帶走。
五、製造商大呼“被坑”
中國龐大的市場和高效的供應鏈系統依然具有吸引力，近期一些企業開始重新考慮將產業遷回中國的可能性。
據《華爾街日報》、彭博社等外媒近日報道，由於與中國製造“脱鈎”難度巨大，美國政府面向多國的普惠制也已到期，加之諸如不穩定的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讓不少企業已將目光重新投向中國，將訂單遷回中國生產。
普惠制是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出口製成品和半製成品普遍的、非歧視的、非互惠的一種關税優惠制度。
以印度為例，據印度報業托拉斯在2019年特朗普宣佈將結束對印度的優惠貿易待遇的報道中稱，印度每年向美國出口金額接近800億美元的商品中，50多億美元的商品適用於美國普惠制，每年減免關税達1.9億美元。
自1975年生效以來，通常美國的普惠制都會在到期後迅速獲得延長。但近年來，受美國兩黨博弈的影響，普惠制的延期變得複雜化。
對於美國企業而言，普惠制的到期意味着一項艱難選擇：要麼提高商品售價，要麼降低自身利潤或尋找成本更低的生產地。對於這個問題，很多企業的解決方案是：重返中國。
報道中提到，為應對美國政府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税，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經營收納袋生意的法扎克利（fazackerley）夫婦在2019年選擇將業務從中國遷至柬埔寨。但現在，他們已選擇將訂單遷回中國生產。夫婦倆説，由於美國政府沒有續簽一項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協議，他們從柬埔寨進口的商品面臨關税，公司利潤大幅縮水。“我們做的是小本買賣，儘量不怨天尤人。”這對夫妻説，他們將業務遷出中國，是做了歷屆美國政府和國會希望企業做的事，但他們感到“被坑了”。
美國altus公司總裁加里·萊曼斯基（gary lemanski）曾在菲律賓做了近三年的皮質槍托包，但他在2022年初已決定將生產遷回中國寧波。他説，菲律賓的成品可能更好，但運輸和其他成本比中國高。而且，普惠制到期失效後，這些產品需要被徵收17%的關税，令公司無利可圖。
營商環境惡劣等因素也讓多數企業選擇離開。5月初，據印度媒體《印度商業在線》（The Hindu Business Line）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在印度深耕15年的ODM大廠緯創資通（Wistron）將撤出印度。緯創對此作出解釋，認為印度當前的環境不適合正常經營。據《印度商業在線》報道，由於存在工人鬧事、工資支付制度、醫療事故等問題，導致緯創在印度頻頻遭遇爭議，緯創無力長期維持在印度的經營及市場維護或是導致其撤資的重要原因。
2020年12月遭打砸後的印度緯創工廠（圖源：現場視頻截圖）
時隔三年，疫情結束、中國社會再度開放後，世界各國又將投資的目光放到了中國。
來華訪問的法國總統馬克龍給中國帶來了第二條飛機生產線，並明確表示反對同中國“脱鈎”。諸如新任巴西總統盧拉等一系列近期訪問中國的外國領導人也都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而在一眾各國領導人訪華的背後，是各國的企業家們對中國的訪問。
先是3月24日下午，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突然現身位於北京三里屯的蘋果零售店內，再然後就是最近，5月30日，特斯拉CEO馬斯克抵達北京，開啓時隔三年的首次訪華之旅。
從實際的情況來看，馬斯克訪華的接待是相當有規格的，當天，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在北京會見了馬斯克，5月31日，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金壯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中國貿促會會長任鴻斌分別會見馬斯克。
馬斯克在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圖源：陶琳微博）
會見秦剛外長時，馬斯克表示，中國人民勤奮、智慧，中國發展成就理所當然。美中利益交融，如同連體嬰兒彼此密不可分。特斯拉公司反對“脱鈎斷鏈”，願繼續拓展在華業務，共享中國發展機遇。美國彭博社稱，這番話讓人想起梅賽德斯-奔馳集團股份公司董事會主席康林松上月説的話：從中國剝離是“一種幻想”。
蘋果CEO庫克在3月也強調了iPhone製造商與中國關係的共生性質。
此外，就在馬斯克訪華的同時，星巴克新任CEO納思翰、摩根大通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等金融集團和大企業的CEO也都紛紛雲集中國。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產業遷移的變化和趨勢對中國和美國都帶來了一些挑戰，部分企業雖然在推動產業外遷，但對於中國大陸市場、供應鏈仍然存在強需求。對於中國來説，需要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高創新能力，以吸引更多的企業迴流並保持競爭力。對於美國來説，需要審慎考慮其對中國的限制政策，避免過度脱鈎對自身經濟和全球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擴展閲讀：換湯不換藥的“去風險化”
近期，隨着美國政府的”脱鈎”戰略逐漸失去市場認可，於是重新推出”去風險化”概念。然而，這種轉變只是換湯不換藥。美國宣稱其對中國的行動並非脱鈎，而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進行風險管理，但具體領域和風險減少方式完全由美國自行決定。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領域無一例外地與美國國家安全相關，都被視為潛在風險。
這種文字遊戲難以欺騙中國和世界。事實上，許多西方企業選擇與中國合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在全球範圍內，與中國合作的風險最低。中國政府治理能力強，政策連續性高，營商環境優越，中國工人素質高且勤勞。中國成為製造業大國與美國企業互利共生，並非因為中國”偷襲”美國，而是相對於其他國家，中國在規模、環境和效率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忽視西方企業的投票結果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使美國政府成為這些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來源。中國的優勢不會因為美國的幾句話而改變，相反，由於美國對中國的圍追堵截，中國對外資的包容度和開放度不斷提升。如果西方企業聽從美國對中國的”去風險化”建議，最直接的後果將是失去物美價廉的生產工廠和廣闊的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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