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不趁此時在台灣問題上對美施壓，更待何時？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布林肯訪華“大外宣”期間，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在東京參加首次美日菲三方會談，並與韓國安全官員保持同步聯繫；拜登，則在費城工會集會上正式為競選活動鳴槍起跑。

將這三人的行為連在一起看，中方所需要看清的是，美方的一切動作，都是選舉考量，因此，與其説這是中美高層會晤，不如説這是“拜登競選團隊與中國高層會晤”，很難期待會有什麼制度性解決方案，與着眼於長遠的指導原則，任何來自白宮的説詞，政策與行為，保鮮期只到2024大選投票日為止。

簡單説，第一島鏈與經貿科技上的包圍態勢已大致底定，拜登現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防止中國翻臉。

那麼，目前支持度落後於特朗普的拜登，最主要的選舉考量是什麼呢？在內部，是鞏固工會票源；在外部，是防止擦槍走火的意外。此兩者，從共和黨的角度看，就是民主黨的破口。我們先從美國工會問題，看拜登當前的處境，由此推估美方是否會緩和在經貿上對中方的圍堵。

工會不開心，拜登就不開心

四月底，沙利文在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闡述了“新華盛頓共識”，對8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做了較完整的批判。眾所皆知，“華盛頓共識”的思想核心，是透過市場力量形塑有利於美西方的國際格局，其為美國與大西洋聯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用拉夫羅夫的話説——中國用西方的遊戲規則打敗了西方國家。

“華盛頓共識”的主力部隊，是西方民營跨國企業以及金融公司，以逐利為天條，並不考慮國內的分配問題，而西方政府在飽餐企業税收的同時，也漠視了分配問題，以致美國這個商業帝國步入產業空洞化陷阱，財富嚴重分配不均，流失中產階級，也就是選票的主力。因此，不受管制的“市場力量”現在被視為糖衣毒藥。

“新華盛頓共識”的主力部隊，是政府，美國現在必須抄中國作業方能自救，以泛化的安全考量為天條，平衡與規範“市場力量”，重新形塑一個有利於美國的國際經濟秩序，重中之重就是得穩住最大票倉——中產階級和藍領階級。

華盛頓共識=世界是平的；新華盛頓共識=世界是尖的。

反自由貿易的“新華盛頓共識”其實是充滿欺騙性的名詞，若要正名之，應該是“反華盛頓共識”，“美國優先共識”，有人稱為“新保護主義共識”也算恰當，或白話稱為“中國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共識”。

揚棄“市場的力量”，就必然得罪華爾街與跨國企業，但在拜登的選舉算法裏，富人隊能有幾票？當然，也不能與富人隊翻臉，畢竟選舉是錢砸出來的，所以得在選舉期間，一定程度與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關係有所緩和(此地位於2022年被歐盟追上，但差距不大)。

作為富人隊的組織之一，美國商會用各種數據反駁了“新華盛頓共識”的政治語言，包含反駁“貿易自由化將幫助美國出口商品，而不是就業和職位”，反駁“工作家庭和社羣被拋在後面”，反駁“貿易讓低收入户工資受損”，反駁“美國的工業基地已經被掏空了”，反駁“關税削減為傳統貿易協議的陷阱”。

數據自然是片面的，否則美國商會就可以説清楚為何大流行期間美國缺口罩。誠然，“新華盛頓共識”極簡化了美國的病症，甚至在一些方面根本是謊言，但富人隊也一樣選擇避重就輕。

那麼，代表勞工的工會組織呢？他們樂見中美經貿重回“正軌”嗎？加總後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經貿問題上，只要看拜登團隊裏的這兩個人誰聲音大，就知道風向——她們是代表富人隊利益的耶倫，以及代表工會利益的戴琪。

代表工會利益的戴琪（左）和代表富人隊利益的耶倫（右）

在對華關係上，耶倫是鷹派中的鴿派，戴琪是鷹派中的鷹派。在關税問題上，前者倡議取消，後者倡議維持。而至今關税不減，充分顯示戴琪在內部路線之爭上一路贏到現在，甚至可以説，“新華盛頓共識”就是戴琪的“政治信仰”。

關税對美國消費者不利，但對藍領勞工有利，雖然勞工同時也是消費者。然而，你若不是老闆一定同意這一點：東西可以少買，但工作不能丟。在票數上，勞工票自然遠遠大於老闆票，拜登為勝選絕無可能為尋求老闆票犧牲勞工票。我們都知道關税對美國而言是個壞事，但拜登以及他的政治對手，皆無法考量美國的總體利益，因為那會導致敗選。

拜登難道不知關税壁壘是昏招？當然心知肚明，但為了選票，國家利益就是次要的。

在特朗普出現以前，工會一向是民主黨鐵票，現在豬羊變色，致使拜登窮盡一切努力，就是為了挽回工會的心。以此觀之，中美貿易戰，特朗普與拜登都輸了，但他們卻不這麼看，只要贏得工會芳心，就是贏。換言之，中美貿易在可見的未來，都不會恢復過往榮景。

不過，拜登成功收編了工會嗎？總體而言，還沒有。

確實有工會在費城對拜登歌功頌德，如美國最大的工業組織聯合會AFL–CIO，盛讚拜登將工作崗位帶回美國。但也有工會還在猶豫，如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他們擔心拜登鼓勵電動車產業的“通脹削減法”會讓他們失去工作。此外，避免鐵路工人罷工的法案，也激怒了鐵路工會。

換言之，如何讓新興製造業不至於排擠傳統製造業，是拜登政府的難題，白宮只能想方設法讓勞工升級轉型，而在轉型陣痛期，只能選擇削弱其他國家的勞工競爭力，減緩美國勞工的轉型痛苦，這就是IPEF與其他類似經貿“框架”的主要用意。

一方面將工作崗位從中國撤到東南亞，另一方面用勞權等絆腳石，削弱這個地區的勞工紅利，為的就是確保美國工人能迎頭趕上，這就是“去風險化”。但這會讓美國企業成本上升，對他們而言，“脱鈎”與“去風險化”在執行層面上是一回事，差別只有標籤不同而已。因此，美國商界完全不看好布林肯訪華能解決什麼問題。

以美國工人為政策核心所輻射出的議題，除了貿易戰，還有供應鏈調整、取消美債上限、基礎建設、境外勞權與反貪腐等等，基本上IPEF的戰略企圖，就可説明“新華盛頓共識”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美國商界的力量並不足以制衡以工人為中心的拜登經濟學，這對中方而言有利有弊。如果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已無回頭路，中方可將信仰自由貿易的美商拉到自己隊伍裏，為他們在國內政治上“去風險”，孤立華盛頓。關鍵在於，美商隊友需要精挑細選，不能照單全收。

總言之，美國目前有強烈的自保意識，不能妄想中美經貿關係還能恢復到過往水平。相信中方已看清，唯有碎裂化這個商業帝國，才能有效抵消其全方位的攻擊，同時兼顧自身發展。

拜登的支持率在2月至5月期間下降了6個百分點，從42%下降到36%。在新的民意調查中，56%的受訪者不支持他

台灣問題必須改變賽道

布林肯行前，AIT主席羅森伯格在台灣“面試”三個“總統”參選人，言明不偏好哪一方；AIT處長孫曉雅則發表了重要談話，稱美方“絕對支持”3位“總統”參選人與大陸官方對話，否定“美中台”三方是“零和賽局”，敦促台灣在兩岸關係中規劃出自己的道路。

鼓勵台灣與大陸對話，顯然是在為布林肯對北京釋出善意，同時也對選舉造成了影響，這番言詞對國民黨與柯文哲都有利，對賴清德則是利空。個人認為，無論拜登政府是否在台灣問題上有所讓步，北京都可將此信號視為一個機會，要求美國重置台灣問題，讓雙方進入一個新的賽道——推動兩岸政治談判。

拜登考量選舉，絕不希望中美之間發生擦槍走火的意外，這會將他推入兩種致命的選擇：與中國一戰，或息事寧人。滑入前者的結果是敗戰，後者是敗選。這也是布林肯訪華，希望雙方保持高層溝通，管控風險的主要原因。

美國妖魔化中國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對來自中國的意外都歇斯底里，一顆氣球就能鬧成外星人入侵等級的騷動，那如果是一枚導彈呢？拜登承受不起。因此，中方不趁此時在台灣問題上對美施壓，更待何時？

絕大部分觀察者應該都認為，讓美國促成(不是介入)兩岸政治談判是天方夜譚。確實是的，如果中方不予以施壓的話。除非，北京也不急着進入兩岸政治談判階段。

理性上説，白宮暗中要求台灣主動與大陸政治對話，並不違反美國政策，共和黨想攻擊拜登軟弱也是缺乏槓桿的。畢竟，既反對武力改變現狀，又反對和平解決問題，這種自我矛盾，就算是日本也挺不下去。關鍵只在於拜登想交換什麼。

一般的基本假設，是認為美國不會放棄打“台灣牌”，如果這個假設是對的，那拜登考慮的應該是如何打“台灣牌”對自己最有利。

過往拜登打“台灣牌”的方法，非常明顯是自食惡果，造成中方停止軍事溝通，從台海，南海，到東海都充滿不確定性，也才落入今日“求見中國”的窘境。因此，只要能達成拖延時間的戰略目的，換個方式打“台灣牌”才是合理的選擇。這意味着重置台灣問題，進入新賽道。

需要強調的是，拜登無須考慮他卸任後台灣問題怎麼辦，只需要確保在他任內，不會被台灣問題拖累。當然，至少有100個理由讓拜登猶豫，但有一個動機足以覆蓋100個理由——消除最危險的不確定性，讓他安心選舉。因此，中方的策略應是放大這個動機。

誠然，在布林肯訪華的同時，沙利文也在鞏固第一島鏈，但日菲韓都不可能取代美軍“抵境偵察”，定期穿越台海，因此避免不了中美可能的擦槍走火。

若在台灣問題上缺乏收穫，很難想象中方會在其他重大議題上對美方讓步。談判，就是看誰比較需要誰，既然這次美方顯然有求於中方，那就不必客氣，儘管開條件，要1塊，就喊10塊，這樣美國才聽得懂。

不達目的，就別讓拜登安心選舉，要穩定關係，就要讓對方明確意識到不穩定的風險，我想，這才是以鬥爭求團結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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