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瑪吉、裏普曼：俄羅斯會與西方永久決裂嗎？-邁克爾·金瑪吉、瑪利亞·裏普曼
俄烏戰爭爆發一年有餘，西方國家除了經濟上制裁俄羅斯，甚至在社會文化領域推進種種“去俄化”運動。關於歐洲“是否應在文化上切斷與俄羅斯的聯繫”也引發了激烈爭論。
本文兩名作者基於西方語境與視角，分析了俄羅斯民族“融入歐洲文化”的悠久歷史與深厚社會根基，認為俄烏衝突與本屆俄羅斯政府的政策轉向，深刻地扭轉了這一趨勢，俄羅斯與歐洲（西方）可能陷入長久的隔閡與對立。然而，文章刻意迴避了歐美在地緣政治和文化歷史上對俄羅斯民族的壓迫。觀察者網翻譯不代表認同文章觀點，僅供參考。
（文/邁克爾·金瑪吉、瑪利亞·裏普曼，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目前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肆虐的戰爭，其實始於2014年。
它源於當時俄、烏雙方圍繞烏克蘭的國家戰略取向所產生的衝突。這件事對莫斯科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冒着破壞與西方建立起來的工作關係的風險，也要併入克里米亞與出兵烏克蘭東部地區。西方同樣重視此事的後果，決定製裁與嘗試在外交上孤立俄羅斯。
2022年，俄羅斯擴大了戰爭。對俄羅斯與西方來説，衝突從2014年的小打小鬧升級成一場地震。如今克里姆林宮視自己正與整個“西方集團”交戰。而西方一邊支持烏克蘭，一邊渴望竭盡所能地孤立俄羅斯。
雖然並非是俄羅斯與歐洲、美國戲劇性決裂的唯一驅動因素，這場戰爭卻從根本上加劇了雙方的決裂。早在全面進攻烏克蘭多年前，俄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已經發起一場內部轉型，其影響將在這場戰爭結束後長期存在。
這種轉型意味着俄羅斯與西方分道揚鑣——是一次相比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更為全面的轉變。這個故事一半是有關俄羅斯與歐美的物理隔絕，包括失去同西方國家民眾、政府、機構與企業間的聯繫；另一半則關於俄羅斯社會生活中新湧現的反西方情緒，這種潮流既有自發的因素，也有政府的助推。這一切變化的速度在俄羅斯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相比2014年，如今西方大幅升級了對俄羅斯的污名化與孤立，並將徹底封鎖俄羅斯作為公開的政策目標。截至2023年，國際刑事法院對俄領導人發出逮捕令。整個國家陷入一場不斷升級的戰爭，這場戰爭令許多西方民眾感到驚恐與害怕。只要這樣的俄羅斯還存在，西方領導人就會向它關閉國內市場的大門、阻止它獲取本國技術，並將俄羅斯的統治精英與廣泛的經濟領域置於制裁之下。
快餐品牌麥當勞放棄俄羅斯業務後，本土品牌接管了其原有的門店
越來越高啓的封鎖之牆，有時也會影響到俄羅斯人本身。今年5月，美國筆會在紐約舉行的年度活動中取消了與兩位俄羅斯作家的小組研討會，儘管兩人都強烈反對戰爭。烏克蘭代表被邀請單獨參加一場活動，他們施壓主辦方取消俄羅斯代表的參會資格，不管對方是否支持戰爭，否則就威脅退出活動。鑑於國際筆會的章程聲稱“在任何情況下，特別是在戰爭時期，代表全人類遺產的藝術作品不應受到民族或政治情緒的影響”，取消俄羅斯代表參會資格的決定令人震驚。
僅僅因為他們的國籍便禁止俄羅斯人蔘加各種公共活動——這樣的事件越頻繁，克里姆林宮就越是能凸顯其與西方決裂政策的合理性。只要戰爭繼續打下去，就不存在挽回的餘地。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無力左右俄羅斯渴望與歐美斷絕聯繫的狂熱。它已經成為本屆俄羅斯政府的代名詞，是其政治與意識形態核心理念的一部分。就算俄羅斯出現一位並不那麼公開反西方的繼任領導人，他也很難逆轉這一趨勢背後的龐大驅動力。未來幾十年內，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可能成為國際秩序中一個積重難返的特質。
對歐洲的愛
不同於此刻的情況，現代俄羅斯是建立在與歐洲的對話與交流之上的。
從17世紀的彼得大帝統治開始，再到18世紀的凱瑟琳大帝時期，俄羅斯一直在努力變得更加歐洲化。正是這些努力讓俄羅斯融入了歐洲的民族國家體系。1812年，俄羅斯擊敗了拿破崙的軍隊，隨後與普魯士、奧地利攜手維護歐洲大陸的穩定。整個19世紀，俄羅斯成為歐洲不可或缺的國家之一，是維也納會議後維持歐洲大陸勢力均衡的重要成員，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外交的有機組成部分。
縱觀19世紀，俄羅斯在歐洲的文化體系內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在文學、音樂與芭蕾舞方面。正如安東·契科夫、列夫·托爾斯泰、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伊萬·屠格涅夫、彼得·柴可夫斯基等人的成就所顯示。與歐洲思想和藝術作品的接觸刺激了俄羅斯文化的蓬勃發展。俄羅斯的統治者家族則與好幾個西歐王室有着跨越王朝的聯姻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德皇威廉與英王喬治五世的表兄弟。這些領導人共享一個貴族式、相互融合與開放的歐洲願景，卻被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後續的動盪局勢所徹底顛覆。
尼古拉二世（左）與喬治五世（右）
在20世紀，蘇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融入歐洲。儘管對一戰後的歐美政府深惡痛絕，但蘇聯的主導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卻是西方的產物。在卡爾·馬克思的啓發下，布爾什維克渴望着一場世界共產主義革命，並對馬克思的祖國德國及其無產階級抱有特殊的期待。蘇聯領導人以西方標準衡量本國的現代化發展，並對美國的大規模工業生產流水線留下了深刻印象。布爾什維克也對吸收歐洲高雅文化展現出令人敬佩的認真，從包豪斯到新古典主義建築，歐洲的文學與哲學典籍，再到歐洲與美國現代主義的部分元素。在上世紀20年代，蘇聯的視覺藝術、電影與戲劇創作走在歐洲文化先鋒派的前列。
蘇聯是自相矛盾的歐洲國家
1928年前後，約瑟夫·斯大林終於鞏固了國內權力，不情願地放棄了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革命夢想，宣佈要走“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路線。但他依然繼續依靠西方的工程師與技術。斯大林天生對歐洲心存疑慮，也許更傾向於一個“堡壘式的蘇聯”。然而地緣政治——以納粹德國覬覦蘇聯領土的形式——將他的目光栓在了歐洲。到1945年，在戰爭中大獲全勝的蘇聯與同盟國達成協議，將東歐國家從歐洲大陸分隔，並讓蘇聯深度介入歐洲政治。
斯大林去世後，繼任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重拾國際主義理念，其要素之一包括在50年代向歐洲部分地開放蘇聯。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議》確認了歐洲的現有邊界，且沒有挑戰蘇聯對華沙條約國家的控制。隨着這份條約簽署，美國與西歐承認並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蘇聯作為一個歐洲大國的地位。
蘇聯生活中一個意外的結果，是社會上出現草根民眾對西方的迷戀。到上世紀70年代，冷戰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蘇聯則越來越艱難地試圖與西方的文化和消費主義勢頭競爭，從香煙、牛仔褲再到流行音樂。某種程度上，蘇聯當局試圖遏制社會中這種西方化的品味與傾向。儘管威脅到政權對意識形態的壟斷，但西方影響力被證明非常難遏制，而蘇共權貴的子女們則是第一批擁抱西方影響力的人。在上世紀80年代，蘇聯社會對西方的仰慕情緒助推了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議程，併為蘇聯的最終解體埋下伏筆。
從1991年到至少是2010年代初期，俄羅斯經歷了快速的西化過程。自90年代俄羅斯帝國崩潰以來，西方政治體制第一次成為俄羅斯選舉領導人的一般模式——激烈的選舉，組建政黨與議會政治——即便克里姆林宮此後花了大量精力管控這些政治結構。
俄羅斯經濟與歐洲市場建立了深度聯繫，並在烹飪、時尚到娛樂等流行文化的各個方面歡迎西方影響力進入。互聯網也讓更多俄羅斯人方便地瞭解西方社會，包括那些沒有能力去歐洲或美國旅行的俄羅斯民眾。俄羅斯的西方化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體現的最為生動——後者於1924年被更名為列寧格勒，但在1991年恢復了原本的歐式名稱。在後蘇聯時代，這兩座城市都發展成歐洲的大都會區。
1995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與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參加晚宴
普京的轉向
在彼得大帝口中的“歐洲之窗”——聖彼得堡這座城市土生土長的普京，曾在2000年表示，他無法想象自己的國家“與歐洲隔絕”。雖然2014年以後的俄羅斯對西方外交政策越來越咄咄逼人，這種轉變對俄羅斯社會的總體影響有限，當時整個社會基本上對西方持開放的心態。即便到了2021年，學術交流與商業往來依然絡繹不絕。來自歐洲的遊客前往俄羅斯，俄羅斯的遊客前往歐洲，持續地交換商品與思想。
在俄軍進攻烏克蘭之初，普京可能沒有想過會與西方突然決裂。相反，他真正的戰略意圖可能是為俄羅斯爭取更多獨立性，或者如他本人所言，從美國和歐洲獲得更大的“主權”。他顯然相信這場戰役會是短暫且成功的，並預計就算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因為戰爭受損，也不會到不可挽回的程度。過去，西方從未激進地與俄羅斯斷絕關係——不管是2008年的俄格衝突，2014年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與頓巴斯地區的衝突，還是2016年的所謂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事件。但普京在2022年承擔的風險比以往大得多。即便俄羅斯在烏克蘭迅速取勝，也會給西方帶來此前一系列事件從未造成的嚴重影響。
然而，當戰爭爆發時，普京已經在尋求建構一個政治上越來越反西方、可以脱離西方獨自生存且與西方處於衝突狀態的俄羅斯。這一計劃至少能追溯至2011年冬季到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當時，普京在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中重返總統寶座。面對新的挑戰，他通過指控這些抗議者（大部分是西方化的城市階級）不愛國、提高國內政治管控、進一步推動文化保守主義與更極端的外交政策來鞏固國內權力。俄羅斯國內對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表現出真摯的歡欣鼓舞，這進一步鞏固了普京對國家的願景，並使親西方的知識分子與其它政治聲音更加邊緣化。
當西方譴責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並對莫斯科實施制裁時，普京可以將自己展示為一名“先知”。他在多年前就表達過的理論，“西方試圖削弱俄羅斯”，如今被賦予了新的敍事能量：西方試圖製造一個脆弱與屈服的俄羅斯，俄羅斯人將不得不自力更生。如果這意味着俄羅斯與西方的決裂，其程度可謂相當温和。
2015年後，俄羅斯與西方的絕大部分關係已經恢復正常，尤其是與歐洲的能源紐帶。隨着烏克蘭東部的衝突陷入僵局，似乎並不會發生迫在眉睫的危機。由法國、德國、俄羅斯與烏克蘭外交官員參與，旨在通過談判解決頓巴斯地區衝突的“諾曼底模式”四方會談繼續推進。即便當時在敍利亞的激烈競爭也沒有顯著惡化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
俄法德烏四國領導人蔘加“諾曼底模式”四方會談
接下來是毫無章法的特朗普政府時期，許多變化正在水面下悄然發生。俄羅斯在美國的聲譽越來越糟糕，美國政治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歇斯底里反俄情緒。與此同時，烏克蘭不斷深化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北約聯盟體系在特朗普任內持續擴張，令普京感到沮喪。另一方面，俄羅斯也變的越來越集權。回過頭來看，很明顯——即便當時不那麼明顯——普京對西方的耐心正在消失。
當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很快陷入困頓，西方國家領導人正急於同俄羅斯切割之際，普京並不需要在國內政策上臨時抱佛腳。戰爭期間，他完全可以整合與強化現有的做法，包括加強管控力度，摧毀“獨立媒體”——任何對政府的公開批評將面臨逮捕或威脅遭到逮捕的懲罰。他將長期培養的文化保守主義用於軍事動員，並將反西方情緒作為國內政策的支點，認為西方正陷入危險的頹廢狀態，而西方國家的政府則無情且激進地試圖剝奪俄羅斯的權勢。根據這一敍事，西方一心想要通過一場代理人戰爭——或者如克里姆林宮的説法，發展生化武器——來摧毀俄羅斯民族。
戰爭爆發近16個月後，俄羅斯的普通民眾對西方國家懷有強烈的、很可能也是持久的憤怒與怨恨。在蘇聯最後的幾十年時間裏，當局基本上無法讓蘇聯民眾相信西方是不折不扣的敵人。上世紀80年代，蘇聯與西方之間的屏障正在減弱。然而，自2022年2月以來，俄羅斯從科技、教育、文化到體育等各領域的機構，都失去了與西方同行合作的機會。雙方都在切斷聯繫，克里姆林宮希望阻隔來自西方的影響，而西方國家則建立了一套制裁機制，導致任何與當前俄羅斯的交流變得不再可行。即便沒有受到制裁影響的西方企業與機構，也選擇離開俄羅斯。在今天的俄羅斯，反對西方力量已經無法受到任何制衡。
俄羅斯與西方的脱鈎不僅僅是對制裁的匆忙回應，也不能説是徹底轉向了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自從戰爭爆發以來，莫斯科就已經在發展——而非減少——與西方以外世界的關係。雖然不再能與歐洲或美國貿易、獲取用於本國現代化發展的技術，但俄羅斯仍然可以與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增進貿易往來，包括中國、印度甚至土耳其——一個北約成員國。
在繼續戰爭與維持國民經濟方面，有相當多的非西方道路可供俄羅斯選擇。普京似乎將這種轉向視作俄羅斯長期實力與獨立自主的根基。根據克里姆林宮2023年通過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概念文件，一旦完成了轉向，俄羅斯將成為“一個獨特的國家-文明……履行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獨特使命，旨在……建立一個多極世界體系”。普京也許真摯地相信西方正陷入長期衰退，而一個“獨特的”俄羅斯將把自己從這樣的西方中解放出來。
這項將俄羅斯從西方“連根拔起”計劃的薄弱環節既非經濟，也不是軍事因素。就算面臨當前規模的制裁，克里姆林宮依然有辦法維持戰爭。俄羅斯融入非西方經濟體系的程度越深，俄軍繼續戰鬥的能力就越強。
俄羅斯的弱點在文化層面。過去300年來，俄羅斯對西方文化的模仿與浸淫是其自身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以及所謂的全球南方不可能取代歐洲作為俄羅斯文化樣板的地位。一個背棄了西方的現代俄羅斯就是一個自我拒絕的俄羅斯。就算普京被視為俄羅斯的救世主，一個可以為俄羅斯贏下他口中“民族自決與伸張自我權利之戰”的政治領袖，但激進的反西方主義事實上正在創造一個與歷史完全不同的俄羅斯。
西方的反擊
2022年之前，歐洲和美國並沒有預料到俄羅斯會與西方決裂。早在2014年因為烏克蘭問題第一次出現分歧時，西方廣泛使用“匝道”(off-ramp）一詞作為與莫斯科降低緊張關係的比喻，意味着雙方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識。（西方認為）俄羅斯走上了錯誤的道路，需要被重新引導，或者由俄羅斯來重新引導自己。美國總統拜登在上任的頭幾個月裏試圖修復美俄關係，為德國的北溪2號油氣管線運營開綠燈，並在2021年6月與普京在日內瓦會面。此後，俄羅斯與美國建立了維持戰略穩定的工作組。拜登與普京建立一定程度的工作關係似乎成為可能。
然而戰爭爆發後，西方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轉變。除了將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略失敗”當做目標，西方領導人與決策者還接受了沒有明説的最終目標：將俄羅斯從歐洲“消滅”掉，或者盡一切可能削弱俄羅斯在歐洲的存在。他們施加的制裁與出行限制令俄羅斯企業更難在歐洲做生意。西方同時加大了遏制俄羅斯在摩爾多瓦與巴爾幹半島影響力的努力。在奧地利以外的歐洲國家，認為歐洲應該在一場戰爭中保持中立的想法不再能被接受。瑞士都向烏克蘭提供了軍事援助。擔心俄羅斯的戰爭衝動，芬蘭與瑞典申請加入北約。而北約作為整個歐洲（包括烏克蘭在內）安全保護傘的觀念，也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
從芭蕾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賞析課，歐洲正在掀起一場“去俄化”運動
戰爭爆發時，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選擇向克里姆林宮之外的俄羅斯民眾發出呼籲。此後他一直主張，歐洲必須在經濟與文化上儘可能地擺脱俄羅斯：烏克蘭被歐洲接納與俄羅斯被歐洲驅逐已經成為同一枚地緣政治硬幣的兩面。戰爭的餘波也改變了俄羅斯文化在歐洲與美國的效價——不管基於什麼理由，這種程度甚至超過了冷戰時期的情況。
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後，雖然美國拒絕向1980年舉行的莫斯科奧運會派遣運動員，但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與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等蘇聯作家依然被當時的美國社會視作“良心的聲音”且受到歡迎。很難想象任何當代俄羅斯作家或文化界人士如今能在美國得到類似的禮遇。在有些地方，連亞歷山大·普希金、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羅斯古典文學成就的核心代表都被蒙上了懷疑的陰雲。一些文化機構不再將這些知名人物視作俄羅斯對西方文化做出貢獻的榜樣，而是當做一份俄羅斯永恆帝國主義的文化標本，或者是為普京主義披上光鮮外衣的作家，其影響是令這些俄羅斯作家不再是“歐洲人”或者“西方人”，而是愈發成為“外國人”。
從衝突到鴻溝
俄羅斯與西方的決裂已經鍍上一層永久性的光環。為了讓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重新考慮與西方的關係，西方國家將不得不撤銷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同意維持一箇中立或者分裂的烏克蘭，而俄羅斯至少對該國一半的土地享有支配權。
這是極不可能發生的。為了讓西方重新考慮同俄羅斯的關係，俄羅斯將不得不結束戰爭，接受對俄羅斯人的戰爭罪行審判，將俄羅斯領導人移交給海牙國際刑事法院，並向烏克蘭支付戰爭賠款。這也是極不可能發生的。無論戰爭持續多久，或者將以何種形式結束，它幾乎肯定會給21世紀的國際關係留下一個至關重要的新現實。俄羅斯將脱離西方，而西方也將告別俄羅斯，他們之間橫亙着一道充滿敵意的深淵。
（原文於6月19日發佈在《外交事務》網站，原標題為“Will Russia’s Break With the West Be Perma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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