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同道：“一個老房子又破又舊，有什麼好拍的？”
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
張同道：
我身在大學30年，研究紀錄片、教紀錄片，也拍紀錄片。我經常跟朋友們説，要是我拍不好大家多原諒，我是業餘的，我主要是教書。但是業餘能拍這些片子，主要靠業界朋友的幫忙，他們給了我很多機會。在具體的創作中，徐歡（《故宮》《當羅浮宮遇見紫禁城》《如果國寶會説話》）也好、張旭（《我的温暖人間》）也好、朱樂賢（《舌尖上的中國》《風味人間》）也好，我們都有過一些很具體的討論，包括今天沒到場的陳曉卿導演，他也在創作中給過我們很多很具體的支持。
這些年跟國外的朋友交往也很多，我們和國際團隊，尤其是歐洲團隊、美國團隊都陸續有合作項目，這也促使我不斷思考“我們能做什麼”？比如説，徐歡做的我就做不了，為什麼做不了？因為我不在他的位置上，沒有他的這些積累。我只能做我的東西，要是硬給我一個任務，可能拍的東西就完全沒有它的獨特性。
這十幾年來，中國紀錄片有了一個質的發展。如果大家熟悉中國紀錄片的話，會知道從90年代後期到2000年開始的一段時間裏是一個低潮。在90年代達到一個高峯之後，其實是進入一個極度困惑的時期，大家都在問：紀錄片該怎麼辦？
讓紀錄片開始重新聚集力量的，是2003年徐歡和周兵拍了一部我們當時誰都不理解的《故宮》，我甚至當面都説過拍這個玩意幹嘛，一個老房子在那裏放了那麼多年，又破又舊，有啥意思呢？誰會看你這樣的片子呢？
事實證明我們當時太短見了，正是這個片子打開了一個新的類型。他們當時花的錢也超越了我們的想象力，所以最後傳達出的效果讓我們大吃一驚，原來紀錄片可以在歷史的表達上走這麼遠，遠遠突破我們對紀錄片的認知。
大片意識的崛起，讓紀錄片獲得了一個新的表達方式，就是把一個題材拍到極致。故宮前面已經被拍過無數次了，其中有一個是18集的片子，但是它還停留在一個電視敍事的方式上，直到紀錄片《故宮》的出現，刷新了我們對紀錄片的認知。後來還有《圓明園》《復活的軍團》，這種大片意識對於現在紀錄片的影響特別大。這是我想説的第一點。
第二，在2012年以後，中國紀錄片有了一個巨大的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舌尖上的中國》。我們今天必須説，《舌尖上的中國》命名了一個紀錄片的新時代。我記得《舌尖上的中國》看片會上我説過這個話，當時很多人質疑我，認為是不是你跟劇組關係好，故意説漂亮話。
其實熟悉的朋友知道，我從來不故意説漂亮話。之所以這麼評價《舌尖上的中國》，是因為我看到了紀錄片裏一個嶄新的東西，什麼東西？敍事的速度感。《舌尖上的中國》對一個問題精細的表達程度，遠遠超越了我們過去的紀錄片。
從大片意識到敍事的速度感，到精緻細節的美學把握，這是一次全面提升。《舌尖上的中國》之後，我們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拍紀錄片了，我們的表達方式必須要變了。
今天美食節目無處不在，但成功的有限，真正走出《舌尖上的中國》的還不多，無非是夜晚的《舌尖》、早餐的《舌尖》、火鍋的《舌尖》。所以我們平時使用“現象級”這個詞時要慎重，在我看來，中國紀錄片的現象級到現在也只有幾部，並不是説每部片子都可以真正的實現“現象級”。
《舌尖上的中國》之後，美食類紀錄片噴薄而出，但很快同質化
但今天我們的紀錄片又走進了一個新的瓶頸，問題在哪裏呢？投資比過去大多了，技術也越來越華麗，但是創意力並不充分。我們每年年產8萬個小時的節目，大家回憶一下我們過去一年中看過的，有沒有800個小時？我認為沒有，也就是説，大量的生產是在一個平面的循環上，真正能夠觸動我們的、讓我們留下深刻精神記憶和美學體驗的，是有限的。
當然這裏面可以説説李東珅（北京伯璟董事長、芒果伯璟負責人）的《中國》，我的態度還是很明確，我不見得同意他全部的做法，但是我認為他帶來了一個新的震撼，講了一個過去不能講的事，這一點也是我在各種場合支持他的原因。但我還是要當着李東珅的面説，我並不同意你的全部做法，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我們總是需要有新的東西打破這個框，否則我們老在原地踏步。包括秦博他們做的《人間世》，他可能以為我是客套，其實我認真地研究他的《人間世》，可以看出做新聞的人給紀錄片帶來了新改變。
所以我今天要説的是，紀錄片必須作出新改變，這個改變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我們要找過去沒有講過的故事，但這個太難了，還有多少故事沒被講過呢？如果找不到，就是我説的第二點，我們需要重新去講一個故事。重新講故事包括兩個含義：
（1）對一個老故事進行全新維度的挖掘。比如去年我看了一個片子，《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在這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泰坦尼克號上還有六個中國人，其中有人逃生活下來了，這就是一個發現。《泰坦尼克號》是一個宏大的敍事，這個片子在主題上有了一個新的發現。
（2）在思想創意上，我覺得這些年紀錄片突出的問題是思想乏力，即便是在技術上多麼輝煌，但是思想上留下震撼的東西很少。
即便我們在思想震撼上做不到，還可以再往下一層，在美學上要給觀眾一個新的體驗。新媒體、新技術、新敍事，我想是當代紀錄片人面臨的極其嚴峻的課題。在這點上，我覺得年輕的紀錄片工作者有更多的優勢。我年齡不算太小了，但我今天絲毫沒感到這是優勢，而是巨大的壓力。對我們團隊來講，現在我讓更多的年輕人作為創作的主力，希望在這些問題上有所突破。包括互聯網意識，在這一點上我很羨慕徐歡，那麼大的國寶他能拍成5分鐘一個，拍的那麼輕靈，這不是一個影片的問題，這是一個思維的問題。
今天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非常重要，甚至很急迫，我也在等待答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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