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陳：印度想當發達國家和全球南方之間的橋樑？

【文/ 沈陳】

傳統上，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都是南南合作或亞非拉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在新形勢下，新興大國基本繼承了本國與“全球南方”外交關係的歷史遺產，同時對“全球南方”的立場和行動有所調整和分化。

2023年3月15日，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的交通運輸工會舉行罷工，抗議政府為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救助而將税收提高一倍。近年來，斯里蘭卡深陷債務危機。

斯里蘭卡科倫坡，當地抗議持續，教師、銀行職員因經濟危機加入大規模罷工。圖片來源：東方IC

印度：謀求成為領導者

印度曾經是“不結盟運動”的倡導者和引領者，但在冷戰後的30年時間裏，其外交重點轉向大國關係，注重與西方大國和新興大國保持密切關係，並在兩者之間維持微妙平衡。近年來，烏克蘭危機、新冠疫情、能源和糧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戰疊加暴露出現有多邊組織的侷限性，以及發展中國家公共衞生安全和經濟發展的脆弱性，使得復興“不結盟運動”或構建新型南南合作的聲音開始增多。與此同時，印度也開始將自身定位為“西南大國”（south-west power），即，“在戰略目標和價值觀方面與西方深度交匯”，同時“深深植根於全球南方”。印度試圖成為“發達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一座橋樑”，通過重新引領“全球南方”構建新的外交平衡，進而鞏固自身大國地位。

今年1月，印度通過線上方式主辦“全球南方之聲”峯會，共有125個國家參加。會議重點討論了“全球南方”國家關心的一系列議題，包括普惠金融、平衡增長與可持續發展、氣候行動與融資、促進“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和經貿往來，等等。印度是2023年二十國集團（G20）的主席國，莫迪政府在G20峯會前舉行“全球南方之聲”峯會，考量是積極整合發展中國家的意願和訴求，並藉機擴大自身影響力。從議程看，“全球南方之聲”峯會絕非是為了復興或升級冷戰時期興起的“不結盟運動”。此次峯會偏重經貿合作的議程設置，與“不結盟運動”反西方、反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傾向大相徑庭。

印度舉辦 “全球南方之聲 “峯會。圖片來源：印度大使館

與大多數國家一樣，印度認為僅靠南北發展合作模式不足以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的宏偉目標，新冠疫情則凸顯了南南合作在促進發展中國家能力建設方面的重要性。印度已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預計到2030年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作為經濟增長最快、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印度在國際事務、貿易和投資等方面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可。從某種程度上説，印度再次關注“全球南方”是受與外部世界不斷擴大的經貿關係所推動，其更有能力和意願引領發展中國家加入全球發展議程。

目前，尚不清楚作為新生事物的“全球南方之聲”峯會是一次性還是常態化的多邊論壇。儘管這一峯會更像是印度為G20峯會議程設定召開的準備會議，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將藉助“全球南方之聲峯會”“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等多種“南南框架”，推動國際社會對南南合作的發展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支持，團結發展中國家更好地維護自己的主權和發展利益，並在此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領導作用。尤其是在經貿、衞生、氣候變化等發展議程上，印度拒絕從西方國家的角度制定規則，主張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在一起，共同推動公正民主的國際秩序。這表明，印度沒有簡單地將自身視為“西方大國”的一份子。

俄羅斯：積極爭取“全球南方”

烏克蘭危機升級後，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都沒有加入到對俄製裁陣營，與西方國家對俄實施全面制裁圍堵形成鮮明對比。在國際場合，“全球南方”國家對俄也採取了有別於西方國家的立場。經濟學人智庫在評估各國執行制裁、聯合國投票模式等指標後，發現哥倫比亞、土耳其和卡塔爾等過去與西方結盟的國家正在“傾向於俄羅斯”。

這一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蘇聯曾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遺產來解釋，但更重要的是，烏克蘭危機升級後俄羅斯對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全球南方”國家進行了積極的爭取。

為應對西方國家的封鎖和制裁，俄羅斯的外交重點轉向獨聯體、亞太、中東和非洲地區，體現出顯著的“多元化”“南方化”趨勢。在5月舉行的“俄羅斯—伊斯蘭世界：喀山論壇”上，俄將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作為新的區域或跨區域合作重點國家，積極探討如何構建平等互利的經貿合作關係。

繼3月在莫斯科舉行俄羅斯—非洲議會會議後，俄還計劃於7月在聖彼得堡召開第二屆俄羅斯—非洲峯會。俄提出將優先關注與非洲合作，與非洲建立“完全意義上的戰略伙伴關係”，共同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俄羅斯的“外交爭取”行動推動了這些國家在國際場合事關烏克蘭問題採取中立立場，即使是摩洛哥這樣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非西方國家，也拒絕中斷與俄的正常往來。

普京在第一屆俄羅斯-非洲會議時宣佈為非洲國家免除了超過200億美元的債務。圖片來源：東方IC

在經濟合作方面，俄仍是世界上主要經濟體之一，許多發展中國家對俄的能源、食品、化肥等商品進口依賴程度高，使得這些國家很難與俄真正“脱鈎”。例如，非洲30%的糧食供應依賴俄羅斯，其中95%為小麥。2022年上半年，在西方國家加快推動與俄“經濟脱鈎”的同時，俄與非洲國家的貿易額卻大幅增長了34%。

隨着西方國家不斷強化對俄金融、航運制裁，非洲部分地區與俄的經貿合作面臨嚴峻挑戰。對此，俄提出探索繞過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的經濟合作模式，如推廣雙方用本國貨幣結算、在進口國建立糧食集散中心或聯合加工企業等。

烏克蘭危機還嚴重分散發達國家對能源價格、債務可持續性、公共衞生、氣候變化等全球議題的關注。不少發展中國家相信，烏克蘭危機本來是地區性的，但西方國家發起的制裁使其升級為全球性的危機。從某種程度上説，西方對危機的反應而非烏克蘭危機本身惡化了“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環境，並客觀上推動了俄與“全球南方”在外交、經濟和輿論領域的接觸。

通過與“全球南方”國家的接觸，俄雖有維護其大國地位的考量，但更多是要強化與“全球南方”的立場協調、理念對接乃至框架合作。俄駐巴基斯坦大使丹尼拉·加利奇甚至宣稱“俄羅斯也是發展中國家的一份子”，俄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是為了“尋求對雙方都有利的投資，能帶來一些利潤”。

其他新興國家的看法

法國蒙田研究所顧問、《烏克蘭危機和世界新秩序》一書的主編米歇爾·杜克洛認為，當前的危機是“一直未被提及的中等大國確認地位的機會”。儘管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等新興國家還未提出解決危機的“一攬子”方案，但有能力在全球治理機制中表達來自“全球南方”的觀點。具體而言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對西方“雙重標準”的質疑。在新興國家看來，西方國家對烏克蘭危機的反應是虛偽的。這種質疑既源於發展中國家對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記憶，也基於西方國家對巴勒斯坦、敍利亞等國面臨領土和主權威脅的沉默，以及對也門、非洲部分地區衝突的漠不關心。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或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對競爭對手採用制裁等“懲罰”手段，推動政權更迭，或將一些國家排除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G20等國際組織之外。西方國家的制裁對象基本都是“全球南方”國家，因此遭到新興國家的普遍反感。相反，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引發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但戰爭發起方卻沒有受到追責。

其次是對“全球南方”當前面臨主要挑戰的強調。從外部看，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國家集團不僅擁有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而且在貿易、金融等國際制度中壟斷規則制定權，這可能會固化乃至加劇南北之間的不平等地位，損害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和國家利益。相反，“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重大問題上缺乏統一立場，難以就貿易和發展等問題與主要大國進行有效談判。

從內部看，烏克蘭危機、新冠疫情多重危機疊加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影響更為明顯，使得這些國家獲得資金、技術支持更加有限，在基礎設施、氣候減排、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困境也更加凸出。從阿根廷到贊比亞，從加納到斯里蘭卡，“全球南方”國家普遍面臨經濟社會的脆弱性問題，貧困和不平等現象的加劇給這些國家的發展帶來嚴峻挑戰。

非洲兒童搬運國際組織援助物資。圖片來源：東方IC

最後是對根據時代要求推動全球治理改革的主張。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賴爾登·羅埃蒂指出，“巴西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新興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多邊機構權力的效力”。盧拉重新執政後，巴西不再回避其所應承擔的大國責任，着力加強南方共同市場、南美國家聯盟等地區制度建設，積極投身聯合國、G20、世界貿易組織、金磚國家等多邊平台的議程設置和組織改革，支持其傳統地緣競爭對手阿根廷加入金磚國家，並且提議建立一個不包括烏克蘭危機當事方但包括更多發展中國家、制度化程度更高的“新二十國集團”。

巴西的案例對其他新興國家同樣適用，即要想被視為一個全球大國，新興國家不僅需要努力擴大在國際制度中的“軟實力”，更需要調整競爭性的地緣政治思維，共同推動南南合作與全球治理的改革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