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剛：全球化使大量中企依附國際產業鏈，這意味着“低端鎖定”

我的發言題目是《論產業鏈視域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新發展階段理論體系可以概括為“三新一高供需兩側”，而這裏的“供”無疑是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此可見其重要性。

學界、理論界曾經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過歪曲的理解，例如，將其總結為“三去一降一補”。當然，後來改正了。但即使到目前為止，我們認為仍然沒有搞清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這個“結構”到底是指什麼。

經濟學中“結構”通常有兩種理解：一種是要素稟賦結構，也就是資本、勞動力、土地和技術的組合；另一種就是產業結構，也就是一、二、三產業等。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嘗試着在要素稟賦結構和產業結構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繫。在這樣一種思維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很容易理解成技術進步和向高端產業轉型升級。我想説明的是這樣一種對“結構”的理解儘管並不能説是“錯”，但卻是不充分的。

我這裏舉個簡單的例子，富士康的生產算是高端嗎？還有，許多跨國公司，如阿迪達斯等，通過品牌、設計和營銷，經營着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他們從事的業務就不是高端嗎？所以，現有對“結構”的解釋毫無疑問是不充分的。我的目標就是想從產業鏈視域這個角度來闡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結構是指產業鏈結構。我們發現：這樣一種討論將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更為明確、更為具體，也更有利於尋找改革的具體措施。文章有幾個部分，一是產業鏈的文獻，二是理論模型，第三部分也是關鍵：如何進行產業鏈視域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今世界產業鏈的全球化分佈已經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在跨國公司主導下，全球採購、全球生產和全球銷售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最基本的商業模式。基於這樣一種普遍存在的商業模式，學術界自然會對其進行研究。研究分為兩種：一種是實證研究，一種是理論研究。理論研究是建立各種數理模型，以反映產業鏈的全球化現象的本質；實證研究則是對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和工序進行價值測度，由此得出所謂價值鏈的概念。

理論研究一大堆，大多發表在經濟學的五大頂尖期刊上。共同特點是所有的理論模型到目前為止全部是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假設基礎上，也就是説：產業鏈上所有的企業地位都是相等的，產業鏈上的各個不同工序的企業均是通過競爭，最終進入與自身比較優勢相適應的工序。進入產業鏈上的任何企業均沒有超額利潤，一旦企業擁有超額利潤必然有競爭者出現，迫使企業不得不降低價格。我想這種產業鏈上的企業很可能適合發展中國家，但絕對不適合主導整個產業鏈的跨國公司，而實證研究也説明了這一點。

實證研究所得出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價值鏈的微笑曲線。微笑曲線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產業鏈上不同的企業地位是極不相等的，有的屬於主導企業，有的的是核心企業，有的是依附性企業。這種地位上的差距反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上的巨大差異（見下圖）。

圖1：產業鏈上的企業

圖2：微笑曲線

為什麼西方主流經濟學會假定產業鏈上的企業地位相等呢？第一，從構建模型的角度看，這樣一種模型比較容易建立，也比較容易求解。第二，企業地位相等被認為是一種理想狀態，更容易體現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有效性，更容易被經濟學家所偏愛。第三，企業地位相等當然能夠掩蓋國際產業鏈分工體系中發達國家佔優所體現出的不平等、不公正，甚至是剝削等。

為此，我們首先希望先糾正一下它的理論模型。在圖1中，我們把企業分成三種類型，第一是主導企業，它主導着產品品牌、設計和銷售。蘋果公司就是這樣一種企業：它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搞研發和設計，通過下放訂單主導着產業鏈上所有的工序，特別是它自己本身也擁有遍佈全球的門店，從事着蘋果的銷售，甚至售後服務。第二類是一些核心企業，擁有核心零部件，或者高端製造業（如台積電等）。核心企業的標誌是這類企業具有不可替代性之特點。第三類企業是依附性企業，生產非核心零部件或從事低端加工，這種企業替代性很強。對這三種類型進行建模後，能夠從理論上證明價值鏈微笑曲線的存在。

接下來，我們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了。如前所述，產業鏈的全球化分佈實際上就是全球採購、全球生產和全球銷售，它是全球化最有力的推手，這使得主導企業可以在地球村這一更廣泛的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主導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而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則利用其廉價勞動力作為比較優勢，通過競爭而獲得任務分工，進入了國際產業鏈的分工體系，由此加快了它們的剩餘勞動力的消化。

改革開放使中國融入了全球化，這是中國經濟高增長最為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國是以其豐富的低廉勞動力資源作為比較優勢，提供着產業鏈上最為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加工製造。好處是快速消化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同時大量的國際著名品牌進入中國市場，佔領着產業鏈的主導地位，民族品牌被擠出。必須説明的是：被擠出的民族品牌甚至出現在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品品牌等，這些行業的技術和資金的要求並不高，品牌和設計才是決勝點。總之，全球化使得大量中國企業成為國際產業鏈上的依附性企業。有研究表明，中國出口90%以上的製成品，絕大多數是在全球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鏈上製造的。

2017年12月，蘋果CEO庫克訪問“果鏈”企業立訊精密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意味着什麼呢？低端鎖定！有研究表明，依附於跨國公司對企業的研發創新和市場開拓行為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長此以往，將被低端鎖定。當一個企業可以依附於跨國公司時，企業本身是沒有任何激勵去開發新產品和產品的升級換代，更不用去開發市場，所有這些都是主導企業的事。這就如同在計劃經濟年代，工廠只需要完成上級下達的計劃——而在這裏，依附性企業只需要完成主導企業所下達的任務訂單。此外，依附性企業替代性很強，不僅其所創造的增加值很低，同時也很容易被其他企業所替代。事實上，由於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跨國公司已經開始把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南亞、東南亞轉移。目前所出現的就業困難恐怕很多是出於這些原因。

所以，產業鏈視域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逐步減少全球產業鏈上的中國依附性企業，並對這些企業進行轉型升級，使他們從低端向兩端蠕動，並最終成為主導企業。這是我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理解。必須説明的是：這樣一種理解並不與通常所認為的技術進步等類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定義相沖突，企業從價值鏈向兩端移動，通常也體現為創新和技術進步等。但毫無疑問，這樣一種定義必然使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更為明確和具體，從而也更容易找到政策的發力點。

如何實施產業鏈視域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毫無疑問，研發是基礎，市場開拓是關鍵。我們試想一下：一個企業從價值鏈低端向兩端移動，它需要克服兩個障礙：一個是研發設計，就是所謂的創新，並創立品牌；第二要找到買家，即開拓市場。這時，國內的統一大市場就非常重要了。我們現在講的產業政策通常是用於研發激勵，但事實上，最初由李斯特所提出的產業政策卻是在集中在市場，即進口替代。我認為：在開拓市場方面，我們還有許多發力點，如政府採購用於國產商品，等等。事實上，根據有關資料，當時華為能夠起來，也是靠政府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的保護。當時，郵電部有一個規定：各地郵電部門在採購電信設備時，必須留出一定的比例（30%）給國產品牌。正是這30%的保護，使得華為和其他國內企業可以在相互競爭得以生存，最後完成了農村包圍城市，並且走向世界。所以華為崛起的經歷已經告訴我們：用於市場開拓類的產業政策（如進口替代等）非常重要。

總之，產業政策不僅僅包括研發激勵，更包括市場開拓（如進口替代等）。這樣一種產業政策可以追蹤到李斯特（1841年），當時，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是通過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建立起現代化國家，但是當它們成為發達國家以後，當它們自己站在屋頂之時，卻把那個通向屋頂的梯子給抽了，這就是抽梯子理論。當然，我們還必須強調：市場開拓類的產業政策儘管非常必要，但並不充分，還有一個是研發激勵。如前所述，研發激勵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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