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耀翔：警惕！美國正在向全球輸出“文化芬太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耀翔】
相信大家已經聽聞了美國對中國有關芬太尼藥物製造商的指控。
6月25日週五，美國司法部對四家中國化學品製造公司（以及八位個人）提起了刑事訴訟，指控他們非法向美國和墨西哥販賣和運輸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前體化學品。對於中國讀者來説，這樣的指控未免有些“賊喊捉賊”、“倒打一耙”。
現在看來，此次指控又是一個美國“流水線式反華”的經典案例。政客—仇華份子—智庫—美國政府和媒體從尋找議題、建構敍事，到捏造證據、最後栽贓嫁禍，用中國的國際聲譽和國民發展來換取其自身的利益。
其實，自美國全面遏華以來，這條產業鏈已經拋出了不少大作——從新疆種族滅絕、強迫勞動，到5G監控、抖音後門，其背後的炒作過程與此次的“芬太尼事件”如出一轍，我們已經不感到稀奇。但是，我們還是要問一問，在這條產業鏈的背後，它的參與者真的那麼在乎美國的國民幸福和社會安全嗎？
實際上，美國這次對中國的碰瓷，恰恰反射出了其自身毒品控制的貧弱。依據聯合國統計，單就阿片類藥物來講，美國的濫用程度至少自2015年起便穩居世界第一，而中國卻連前20都排不到；有趣的是，炒作“芬太尼事件”的始作俑者美議員David Trone，還在毒媒體的報道中鼓吹美國是“唯一嚴格管控、限制所有阿片類藥物的國家。”那麼，一個名義上管理阿片類藥物最嚴格的國家，卻在這類藥物的濫用名單中長期霸榜，超越第二名加拿大1/3有餘，還反誣遠在榜外的中國向其輸出毒品，如此説來，這場鬧劇也不失為一場頗具諷刺意味的喜劇。
而在美國政治眾多的鬧劇與喜劇裏，“反華”和“禁毒”倒的確十分相像，兩者都是“政治正確”，兩者也都有不少簇擁。不僅如此，兩者還都有毒，一個是精神上的，一個是神經上的。只不過，而前者之毒終將因為我們國家實力的增強和崛起變得無毒需解，但後者的毒卻早已深刻地扎入美國社會中，成為其無法抹去的痛。
美國的“止痛”之痛
在美國，阿片類藥物的濫用被稱之為一場“流行病”。
這是因為它的擴散之快，氾濫之廣，影響之深。阿片類藥物作為一種高效的止痛和鎮靜劑，在上世紀被研發推廣出來後，便廣泛的投入到使用當中。當時正值越戰的中後期，大量患上PTSD的軍人開始依賴這種藥物治療。加上監管的空白，這些現象無疑助長了阿片類藥物的擴散，促成了濫用的第一波浪潮。
隨之而來的則是第二波浪潮，也就是海洛因的擴散。主要用於止痛的阿片類藥物由於初期的缺乏監管，以及美國自身的毒品氾濫問題，迅速充當了海洛因等鎮靜型毒品的“門户型藥物”。也就是説，雖然這些止痛藥的危害程度不及真正的毒品，但由它們而上癮的人會因為抗藥性等一系列問題而去尋求更強烈的替代品——海洛因。就這樣，阿片類藥物將其使用者引向了吸毒的大門，成為了上世紀末和21世紀初期美國毒品氾濫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真正讓阿片類藥物本身的濫用一發不可收拾的其實是第三波流行浪潮，也就是由製藥公司，藥販子和醫院所組成的資本集團推動下的全國性藥物濫用。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CDC批准“奧斯康定”和“芬太尼”的使用後，各大製藥公司，藥品經銷商和醫院便開始了全方位的文化洗腦和輿論攻勢，瘋狂地擴大這兩類藥品的使用。
這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奧斯康定”的主要生產者普渡製藥。根據《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的調查，它通過賄賂學者和醫生、分享回扣、收買媒體、簽訂長期合同等一系列合法與非法手段，讓奧斯康定迅速佔領了美國的止痛藥市場。2020年美國司法部門對其起訴時，估測在二十多年內，由它所引發的濫用行為就導致了至少45萬人的死亡。而這些死者背後，“系統性濫用阿片類藥物”成為了美國的新常態。與此同時，普渡製藥等一類企業則賺得彭滿缽滿——僅在2008-2018年間，普渡製藥的創辦者Sackler家族便從公司轉移了100億美元的財產。
這場大流行的另一個推手則是合成類阿片型藥物——它是“第三次大流行”的催化劑。這類以“芬太尼”為代表的藥物由於其製備的簡單性和隨之而來的低廉價格，在美國日益限制傳統阿片藥物的時代成為了完美的替代品，並迅速佔據了阿片類藥物濫用的主要份額。
但同時，其更大的暴利也吸引來了更多的走私者。結果就是，在2013年後，隨着合成類阿片藥物使用量的迅速增長，過量攝入死亡率和相對應的毒品使用量亦同步激增。據美國智庫的報告，自1999年以來，藥物濫用已經殺死了超過一百萬美國人。而在近三年，每年都有至少十萬人因此而喪命。《密蘇里藥品》的研究者則將其與類似的流行疾病相比較：在2017年，美國由於過量服用阿片類藥物而死亡的人數就已經超過了同年艾滋病流行的死亡人數——藥物濫用在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場真正的流行病。
反觀美國司法部的“芬太尼指控”——在其發言稿中，時任司法部長加蘭信誓旦旦地宣稱：“我們會用盡政府部門的所有工具，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去保護美國羣體。”這句話放在阿片類藥物上，真是莫大的諷刺。毒品氾濫和藥物濫用是美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分裂的產物，美國作為世界第一超級大國，為什麼反而無法做到對毒品和藥品濫用的監管，任其發展成為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讓原本以止痛而存在的阿片類藥物，成為了美國藥品濫用中最刻骨銘心的痛？
可以説，它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和全球化戰略下，政府和的社會漠視所共同造成的結果，更是美國霸權崛起下，不論輸家或贏家都共同承受的代價。
漠視與代價
我們先來看兩張圖。
上圖是《科學》雜誌的美國藥物濫用死亡率統計，它很直觀地反映了美國上世紀70年代以來指數性的藥物濫用增長。下圖則是美國依照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所劃分的區域圖。如果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其藥物氾濫最嚴重的兩個地區恰恰是其發展最好和最差的兩個區——“西南部”和“鏽帶”地區。
“鏽帶”是指美國因80年代起的全球化戰略而大量衰退的工業地區。它主要包括美國東北方五大湖周邊的工業州，也泛指美國東北部遭遇衰退的其他州。隨着美國全球化戰略和全球勞動力分工的推進，勞動力成本高昂的美國本土工業失去了競爭力。於是，以工業為主的地區紛紛經歷去工業化，隨之而來的則是經濟衰弱、人口減少、城市衰退、和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
與之相對的，則是美國經濟的增長龍頭——西南部地區。由於地廣人稀帶來的廉價土地、相對宜居的氣候、服務行業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力軍——高科技公司的入駐，以及大量移民的湧入，美國西南地區經歷了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根據美國官方統計，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西南部地區的GDP增長達到了106%，遠超美國平均數值（73.6%），而其在美國經濟中的佔比也從90年代的10%增長到了12%。可以説，西南部是美國全球化戰略和經濟結構調整下最大的受益者。
然而，看似命運截然不同的兩個地區，卻同樣經歷了藥品氾濫的社會威脅——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美國，居然在毒品使用上達到了“平等”。那麼，在經濟發展不同的背後，美國社會必然遭遇了某種共同的原因，導致了它們的相同處境。
先説鏽帶——它代表了美國更廣義的“全球化失敗者”，也就是由於美國自由主義全球化經濟而失業的藍領階層。他們由於大量的工廠倒閉而失去工作，生活水平持續降低。雪上加霜的是，由於長期從事重體力勞動，這些藍領工人都患有不少的生理疾病，而他們所在的地區，卻因財政問題而減少社會福利。
在這些醫療條件低下，經濟收入匱乏的地區，廉價的阿片類藥物成為了人們緩解病痛、壓制焦慮的唯一選擇，也成為了醫生和製藥商最便利的收入來源。根據《自然》雜誌的報告，普渡製藥在推廣奧斯康定的初期，首要的宣傳對象就是這些工業化半城區的白人社羣。當時，普渡和其它製藥廠商將自己生產的阿片類藥物和美國少數族裔使用的主要毒品——可卡因相比較，利用種族優越感推銷自己產品的安全性，並樹立出一種“吃藥、抗病、工作”的硬漢形象——這又恰好符合了藍領工人的階級文化。
同時，秉持着“自由主義”原則的美國早就放棄了20世紀前中葉對工業的高度扶持，以“各州的獨立性與經濟自主”為由漠視這些地區的衰退。面對和媒體、學界、醫療界裏勾外連的大型製藥公司，美國政府也放棄了其應有的監管職責，直到2008年，才象徵性地與普渡製藥簽署了幾百萬罰款的和解協定。
與之交互的主流政治文化則不斷頌揚自由主義，使其成為了美國的新“政治正確”，而作為其犧牲品的藍領階層的政治意願卻被不斷忽視，成為了被主流文化鄙夷和漠視的“棄兒”。終於，原先的“鋼鐵地帶”變成了現在的“鐵鏽地帶”，而美國白人藍領階層也成為了其國內處方類阿片藥物濫用和海洛因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科學》雜誌顯示，其對應死亡數的增長在全年齡段，都遠超少數族裔數倍。
隨着藥物濫用同時“崛起”的則是民粹主義，經歷了20年的衰退和痛苦，這些藍領階層對美國自由主義經濟的怨恨終於在2016年爆發，成為了時任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的最大支持者。這些被泛左翼人羣所嫌棄和厭惡的鏽帶州，最終成為了幫助特朗普贏得大選的關鍵選票，也標誌着美國政治走向極端化的開始。
或許，當美國左翼學者在瞭解到他們的藥物濫用歷史和後果時，就不會對民粹主義興起而感到如此錯愕了。與此同時，美國也在經歷着另一場“漠視”——對自由主義文化發展的縱容。
相比於鏽帶，西南部更像是美國社羣的大雜燴。由於是新興地區，又與鄰國墨西哥接壤，西南部成為了美國種族多元化和社會族羣分化的代表。這種文化多元的社會土壤自然孕育了以平權運動為代表的美國新自由主義左派運動。然而，當他們擁抱“自由主義”文化時，將縱慾等同為了自由。
哈佛大學教授Courtwright在其著作《黑色天堂》中就指出，美國20世紀的毒品大流行與70年代美國的左翼社會運動有着密切的聯繫。在當時，由於平權運動、反戰和亞文化運動的興起，吸食大麻、海洛因和冰毒成為了“自由、新潮、反權威”的象徵，並在一代人羣中傳播開來。逐漸的，它成為了一種文化象徵和精神符號，一直持續到今天。
例如，在美國左翼運動搖籃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每年還會舉辦“大麻日”的慶祝活動。而美國政府也欣然接受了這樣的社會文化。隨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潮流，90年代冷戰的結束和美國經濟獨步全球的空前盛況，主流輿論陷入了“歷史終結論”的思潮中，文化自省也隨之減弱。
伯克利的“大麻日”（作者供圖）
與此同時，大麻等鎮靜型毒品的擴散和左翼進步主義一起進入了另一個加速期。就像Courtwright所描述的，傳統右翼對左翼年輕人羣吸食毒品（特別是大麻）的反感，反而助長了左翼對以大麻為首的鎮靜類毒品作為“進步象徵”的心態。
這種圖騰化的背後，則是長久以來被忽略的毒品危險性。大麻作為另一種門户類毒品，和阿片類藥物一樣，不斷促使吸毒者開始吸食更強烈的冰毒。同時，毗鄰墨西哥又給毒品運輸帶來了相當大的便利（這與美國失敗的禁毒政策也有關）。如果將《科學》雜誌的冰毒濫用分佈圖對比大麻合法化在美國的分佈，就會發現兩者極高的的重合性。同時，率先擁抱毒品文化的西南部也成為了如今冰毒氾濫最嚴重的地區。
最終，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羣體，持有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享受着美國自由主義道路完全不同待遇的人，卻同樣陷入了毒品和藥品氾濫的處境。美國總説“自由是有代價的”；或許這就是“自由的代價”。
然而，這種漠視卻並沒有止步於政府層面。意識形態糾葛的美國社會，同樣對毒品問題有着實質性的漠視。例如，以優惠性差別待遇（又稱affirmative action/肯定性行動） 為核心的新一代左翼偏向關注少數族裔的毒品問題，並認為這是由於系統性歧視引發的經濟貧窮所造成的。而同樣貧窮的鏽帶白人卻完全無法認同這種歧視説，並認為左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犧牲了藍領工人的就業和經濟發展。
諷刺的是，這個爭吵持續的40年，亦是美國藥物濫用的三波浪潮，並最終演化成大流行的40年。也就是説，在美國社會，隨着政治衝突的激化，它所涉及的社會問題本身反而愈演愈烈。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毒品上，也普遍存在於其他社會問題——槍支、歧視、性別……受到影響的各個羣體彷彿亦是被打了芬太尼，忘記了社會黑暗面本身所帶來的痛苦，而是專注於攻訐詆譭已經被豎立起來的“敵人”，沉迷在政治運動中。
真正的“芬太尼”
在美國毒品藥品問題的背後，真正被濫用的是什麼？是名為“美國社會價值”的文化芬太尼。
從筆者個人經歷來説，美國社會的真正多數——中間派的泛藍、泛紅羣體對包括藥物濫用和禁毒在內的社會問題，都抱有一種“不置可否”的態度。他們遊蕩在各種輿論、學術、意見領袖和政治訊息中，卻喪失了判斷其正確與否的客觀標準。這是因為社會缺乏公正而能服眾的主流敍事，例如現下的大麻合法化問題。
就像普渡製藥能夠收買學者為奧斯康定背書一樣，不同的利益集團亦能扶植自己的權威聲音。如果作為一個普通民眾，你會看到——支持大麻合法化的證據與反對的同樣多，而且兩者都煞有介事、言之鑿鑿。在這種碎片化的信息浪潮中，普通人只能憑藉着意識形態、身份價值和個人取向尋找認同感。看似自由的輿論背後，是被劃分並固化的文化衝突。
這點在高等院校中尤其明顯。學習社會科學的筆者曾經開玩笑説，在政治系的課堂上，對於敏感問題，其實不用聽發言，只要看一下發言者的妝容樣貌、身份家鄉，對他的立場便能判斷一二——除去極少數的個例，這個方法屢試不爽。其實，這種刻板印象的背後又何嘗不是社會道德虛無化的迷茫？
當沉默的大多數在拒絕極端化時，就被迫在偏激的政治理念中空耗，喪失了真正解決社會問題的激情和能力。同時，由於不瞭解對方的價值觀，他們在公共場合變得唯唯諾諾、人云亦云。表面上的互相尊重，實際上卻成了一種忌憚。這也導致了美國社會在面對現實問題時結構上的漠視。
而信奉着各種價值標籤、呼聲最大的人，就像過量攝入藥品、毒品一般，沉浸在各種諸如遊行、示威的政治活動中，卻眼睜睜看着整個社會如同吸毒者的身體，病入膏肓而無能為力。這是因為他們單純地將美國價值體系當作了包治百病的萬金油，卻不曾想它只是暫時緩解疼痛，並讓人上癮成性的止疼藥。
研製這類文化芬太尼的藥販子，與美國歷史上的藥物濫用、“全面遏華”戰略背後的始作俑者，正是同一路人——輿論、資本、與政客。就像反華產業鏈一樣，他們由於各自的利益結合到了一起，不論是為了自己的民眾選票、政治前途，或是鉅額的利潤、對市場的壟斷，還是政治正確下瘋漲的流量，這些美國真正的特權階級一次又一次地對症下藥，向着不同的人羣兜售着屬於他們的“芬太尼”。
然而，是藥三分毒——美國在享受自由主義帶來的巨大紅利，卻漠視社會問題背後的根源，是掌權者和特權者為了一己私利，給民眾灌輸錯誤的價值體系和社會導向的必然結果。
禁神經上的毒品難，禁精神上的毒品更難。由於近現代的苦難歷史，中國人民深刻銘記着——鴉片帶來的不僅有肉體上的苦難，還有精神上“東亞病夫”的恥辱，在堅定地支持全面禁毒政策和嚴格管理阿片類藥物及其他上癮性藥物的濫用方面，中國政府和民眾是非常堅定的。
除此之外，我們更要保持精神上的清醒和剋制，以抵制美國“文化芬太尼”輸出的誘惑；然而，毒品的泛濫是一場大流行，中國過去200年的歷史還告訴我們，禁毒是需要代價的。面對這場文化芬太尼的全球大流行，我們如何建立起承擔風險和代價的信心和決心，如何安排精準、全面、且有韌性的“防疫政策”，如何保證打贏這場文化乃至文明的“疫情保衞戰”——我相信，這是現在和將來每個中華文明的傳承者都揹負的責任，和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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