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曼寧：這才是中美關係緩和的最大障礙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結束訪華之旅後，財政部長耶倫緊隨其後，但正如布林肯一邊表示“遏制中國不符合美國利益”，卻又前後矛盾找藉口；一邊宣稱“將繼續做中方不喜歡的事”，美國表現出來的言行不一，始終讓人懷疑，本屆美國政府究竟是否具備穩定中美關係的誠意與能力？

本文作者、前美國國務院官員曼寧在文章中道破了中美關係緩和的最大障礙——華盛頓矛盾的對華態度，並提供了改善雙邊關係的建議。然而，文章依然從美國中心的視角出發，且對中美關係與中國對外交往中的一系列事實存在誤解與偏見。觀察者網翻譯並節選文章內容，供讀者批判與參考，不代表認同文章的觀點。

【文/羅伯特·曼寧，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的北京之行，體現了試圖將中美關係拉出針鋒相對的“死亡循環”的新一輪外交努力。今年2月份的“氣球門”事件打亂了規劃好的行程，中國隨後全面暫停與美方的外交接觸。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高級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這樣形容當前的局勢：“我認為未來幾個月應該能證明，美國與中國是否有可能建立有效、可預測且建設性的外交聯繫。”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大障礙可能在於華盛頓自己對中國的矛盾態度。

關於國會兩黨在對華問題上存在共識的傳統觀點一半是錯誤的。真正的共識在於，美國過去對中國抱持的看法被證明是不正確的。對華接觸並沒有帶來美國人期待的“自由化”。現在的中國正處於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最為富裕、國力最強盛的時期。但國會領袖對布林肯訪華之旅的抨擊，尤其是共和黨人指控國務卿先生顯得“軟弱”、“為中國共產黨背書”表明，民主、共和兩黨對於美國真正期待的中美關係狀態也沒有明確共識。

華盛頓特區的狂熱氛圍體現了這一點，政客們有時會肆意輕率地爭相“敲打中國”。背後反映的觀念是，包容中國是不可能的。有時候，似乎華盛頓和北京的傳統認識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假設，即美國與中國之間終有一戰，最有可能圍繞台灣爆發——而華盛頓的政策辯論主要是關於如何全力懲罰中國，併為戰爭做好準備。

比如，美國眾議院一個委員會最近發佈了政策建議，呼籲在新疆問題上對中國施加更多制裁，並要在台灣儲存武器、制定聯合作戰計劃等問題上全面整合美國軍方與台當局軍隊。美國國會目前還有幾十份待審提案，內容包括取消與中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以打擊中國金融實力；就新疆與香港問題，乃至氣球事件施加更多制裁，並禁止中國公民購買美國土地。

白宮敏鋭地意識到，隨着美國進入2024年大選週期，目前有一個重奪敍事權的狹窄機會窗口，證明可以通過外交手段增進美國利益。儘管面臨不利的國內政治氛圍，拜登總統似乎正積極嘗試讓美國人明白，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將不得不繼續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打交道。這意味着承認一個規模達18萬億美元的中國經濟，一個與美國利益交織的重要市場，同時也是一個自信、成熟的擁核大國。 拜登尋求建立一個能夠定義並管控中美競爭的穩固框架，正如布林肯在北京所言，“繼續探索在兩國利益交匯的領域尋求合作的可能性。”

6月1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中右）與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中左）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會談。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最近美國商界的重磅人士“排隊”訪華——比如埃隆·馬斯克，摩根大通集團董事長傑米·戴蒙，通用汽車CEO瑪麗·芭拉以及比爾·蓋茨——暗示，對美國反華行徑可能危及經濟利益的擔憂正構成旨在限制“去風險化”的反擊。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公司之一英偉達的CEO黃仁勳，最近總結了美國企業界的擔心，他表示，失去中國市場可能會對美國科技產業造成“巨大損失”，危及美國2022《芯片與科學法案》中推動在國內新建半導體工廠的努力。

一方面是美國國會山反華議程可能帶來的破壞性風險，另一方面是過於渴望接觸中國的美國企業界，為了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拜登政府仍然致力於為中美關係找到共存基礎，並組建一個框架來管控競爭，維護美國國家利益，以及尋找有共同利益的合作領域。

這也解釋了美國政府新的流行詞彙“去風險化”，它在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與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近期的講話中取代了“脱鈎”一詞，也出現在七國集團一份反華口吻不同尋常地強烈的聯合公報中。耶倫強調，美國不尋求與中國經濟“脱鈎”。中美經濟全面分離對兩國都有災難性影響。

但拜登政府的政策存在着內部緊張。白宮掐斷了中國獲取高端人工智能技術、超級計算機芯片與芯片製造設備的渠道，且正在限制美國的對外科技投資。這對美國來説也許是有利的政策。但像耶倫四月的演講那樣告訴中國，美國此舉並不是為了限制中國的發展，這種話語與現實的巨大鴻溝會導致北京懷疑美國試圖避免陷入對抗的誠意。北京最近部分禁止了中國企業向美國美光公司購買芯片，這家公司已經在華經營多年，很有可能就是中國為表達不滿作出的合乎分寸的回應。

中美有可能為雙邊關係找到共存的基礎，而不是繼續陷入相互對立的泥潭。但要做到這一點，雙方仍需解決一個難以捉摸的底線問題：交流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對美國的有些人來説，這意味着從戰略上減少對中國的經濟相互依賴，並在地緣政治與軍事領域制衡中國；而對另一部分人，似乎是一種不肯挑明的“執念”，旨在推翻中國共產黨——這極大地高估了美國的能力。對中國來説，一個現實的結局可能是放棄國內極端民族主義者的部分幻想，承認美國並沒有陷入持久衰退，美國的全球地位得到了強化，且依然會是一個太平洋大國。也可能是承認中國需要重新調整其目標，意識到中國的“經濟與軍事脅迫”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引發了強烈反應。

通往相當穩定、建設性、足以應對沖擊的中美關係之路會是什麼樣？它可能很像布林肯這次訪華所開啓的新一輪外交動作。首先，它需要兩國避免無端引爆的事件或言論，清楚定義雙方對競爭的要求與各自的紅線，並不斷調整本國的做法。迄今為止，華盛頓與北京似乎都傾向於根據對方假定野心的最壞情況的恐懼，而非現實，來採取行動。

比如，美國擔心北京會取代自己在亞洲的地位，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並對中國推出的《全球安全倡議》與《全球發展倡議》耿耿於懷。美國也害怕人民幣會取代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角色，儘管這被認為極度不可能發生。在此之前，華盛頓的鷹派勢力還因所謂“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一帶一路”倡議與金磚銀行而開始跳腳，後者被視作實現“去美元化”的媒介。

但是，在這些擔心和雙方能夠管控的現實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缺乏取代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意願。美國也沒有能力徹底孤立中國或製造政權更迭——經濟脱鈎對雙方都意味着災難。在高端芯片與芯片製造設備、電動車與可再生能源等領域，採取戰略性的“去風險”措施是有可能，甚至難以避免的——但這不一定意味着完全脱鈎。

中美雙邊貿易額在2022年達到創紀錄的6900億美元，這表明即使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中美強勁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很可能會繼續維持。由於中國主導了稀土礦產的開採與加工產業，進而主導了太陽能電池板組件與電動車電池等製造行業，假如美國不與中國開展某種程度的合作，那麼美國《通貨膨脹削減法案》中在2035年前完成綠色轉型的規劃將很難如期實現。

作者認為，為了經濟的綠色轉型，美國不得不尋求在新能源領域與中國合作

一個可預測、建設性的中美關係的執行原則應該是互惠互利。通過相互回應、可向國內交代且採取交易性質的行動，來緩和兩國鏡像式的狂熱民族主義敵意。如今中美相互不信任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於只有靠行動換行動、通過交易展現誠意才能逐步重建適度的信任。

這些初步舉措將有助於為緩和情緒定調：重新開放在兩國被關閉的領事館，放寬簽證要求，允許兩國互派更多記者，進一步方便留學生交流、增設民航路線等等。中國則可以釋放因出境簽證禁令而滯留的美國人，重新考慮最近通過的《數據安全法》將外企盡職調查活動定性為犯罪的決定，以及相互減少在台海周邊與中國南海的海空活動。目前來看，以上任何一條都不太可能實現——但可能性依然存在。比如，儘管雙邊關係處在凍結狀態，兩國在氣候問題上的合作依然得以推進。

此外，應該避免如下的戰略：在通過一系列可展示的步驟重建信任、為雙邊關係打造足夠穩定的壓艙石之前，建立新的交流機制，包括減少風險與加強戰略性對話的新措施等努力都不會奏效。

為了減輕政治毒化氛圍的影響，一些棘手的關切需要得到解決。美方清單中排在前列的就是結束中國在芬太尼貿易中的作用。這對北京來説並非一個成本高昂的問題，而且也會對美國的公眾輿論產生正面影響，且向美國國會展示通過外交取得的成就。而拜登政府可能需要（至少暫時性地）取消此前對中國企業與官員的制裁。中國也可能會將這個問題與美國在台海問題、科技產業問題上的行動聯繫起來。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金融穩定，最直接的事項包括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私營部門協調，管控非洲與其他低收入國家面臨的債務危機。這也是耶倫尋求訪華的主要原因。全球的低收入國家必須在2023年內償還350億美元的債務，而其中35%是欠中國的債務。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在債務問題上的單方面行動阻礙了他們提供債務豁免的努力。

在烏克蘭問題上，拜登政府正重新考慮如何看待中國的作用，如果雙方能夠實現合作，將會產生不小的政治影響。雖然美國拒絕了中國在2月份提出的關於烏克蘭問題政治解決的12點主張立場文件，烏克蘭總統弗羅基米爾·澤連斯基卻積極地看待中方提出反對使用核武器、呼籲保障核電站安全並承諾支持烏克蘭戰後重建等主張。中國與烏克蘭政府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對話管道。作為重要的貸款國，中國與西方合作而不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參與烏克蘭的重建，應該成為中美對話所爭取的方向。

中美其他潛在的重要議題包括在人工智能領域設立國際規則——涉及關鍵的道德原則，中國《人工智能白皮書（2022）》的表述與美國的主張有重疊之處。而如果沒有這樣的共同規則，雙方可能會陷入毫無底線的競爭。至於貿易問題，根據中美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簽署的貿易協定完成採購指標，並澄清關於電動車、電池技術和太陽能電池板的貿易問題。同樣重要的是在雙方面臨共同威脅的緊迫問題上合作：擁擠的近地軌道上的太空碎片，對當代通信基礎設施關鍵組成部分的衞星構成威脅。當然，還有時刻縈繞着的氣候變化問題。

實現中美關係的新平衡可能是個漫長的過程，總會存在一兩個氣球或者某次台海發生意外而“脱軌”的可能性。這將需要大膽的領導力，政治意願與充滿創造力的外交。剋制表演式政治（比如拜登在布林肯剛剛結束訪華後的失言），靜悄悄地加強美國與台當局的經濟軍事合作可能會有幫助。但如果這些努力失敗了，“死亡循環”將進一步惡化。結果是，可能需要一場類似古巴導彈危機程度的衝突甚至更嚴重的場景，雙方才能進入新的清醒狀態。

（原文於6月27日發佈在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原標題為“華盛頓所謂的對華共識是一種幻覺” Washington’s Supposed Consensus on China Is an Illusion）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