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特·舒赫：德國公佈首個對華戰略，我看完64頁全文後發現一些問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岡特·舒赫，譯/觀察者網 郭涵】

·德國公佈首個“全面對華戰略”

7月13日，德國聯邦政府公佈了首份“全面對華戰略”報告。

這份報告在激烈辯論中誕生，據墨卡託中國研究所（MERICS）統計，從上一次大選結束後組建執政聯盟開始算起，已經過去整整83周！

德國外交部發布“中國戰略”，配上圍棋的圖。（圖截自推特）

我掃過的第一份頭條新聞評論認為，報告使用了“清晰與嚴厲的措辭”。這令我十分沮喪，因為我不想第一千次地讀到“僅僅是向中方當面提及‘中國西藏、香港與新疆’話題已經算是勇敢行為”之類的説辭，卻沒有任何對現象背後根本原因的深度與理性的剖析，或提出替代方案，更不必説承認德國自身從過去到現在的種種不完美表現。顯然，這種新聞評論又一次採用了慣常的雙重標準！

正是在這樣的時機，我覺得自己更應該寫點東西，尤其是在德國媒體上看不到的東西。為此，我仔細閲讀了64頁的報告全文。

請注意：我沒有接受過外交培訓，而是身為一名工程師與全球企業家（包括在中國的業務）發表看法。扮演“獨行俠式的外交官”（“Maverick Diplomat”）之於我更多是一種業餘愛好。

·文件解讀

首先，對於一份如此高規格的報告來説，其用詞是相當直接且清晰的。畢竟這是德國政府內部（主要在總理朔爾茨領導的社民黨與外交部長貝爾伯克領導的綠黨之間）爭論了一年半之久的產物。

然而我必須承認，德國民意對待大多數所謂的外部挑戰時經常分裂；但談到中國話題時，他們卻高度地統一。

我確實找到了報告中一些對中國鼓舞人心且明確的話語，它們顯然會讓德國的跨大西洋夥伴相當惱火。這些話語明確拒絕了美國公開或不公開的政策主張。

部分一致同意的正面觀點：

·德國不尋求與中國“脱鈎”。本屆德國政府拒絕像冷戰時期那樣重組形成新的政治集團。德國不希望與其他國家一道被置於必須選邊站隊、非此即彼的境地。我們同樣不希望在IT與電信產業出現技術割裂的局面。

·德國與歐盟仍然致力於維護“一箇中國”政策。

·最重要的是，隨着美國越來越公開地實施對華遏制戰略，試圖延緩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德國則希望以積極的方式影響中國，同時在依賴中國的領域“去風險化”，如果前述影響中國的戰略未能奏效。

接下來，是那些聽起來不錯，但“魔鬼藏在細節中”的外交主張。

比如，毫不意外地，外交話題：德國繼續堅持應在（德中）公平競爭環境下開展公正、平等的合作。至少我們嘴上這麼説。

事實上，“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一詞在報告中至少出現了18次，更不用説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北約、七國集團與二十國集團，普世人權與其他的國際組織或公約。不幸的是，“基於規則”正是那種需要更多語境和解釋的流行詞彙之一。理論上來説，這個詞聽起來不錯。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也會愉快地認同這一點。

“唯一”的問題是：當初是誰制定的規則？在何時、基於什麼樣的權力平衡？這些規則在制定之初就公平嗎？作為西方的我們是否也遵守同樣的規則？這些規則還能反映當今世界的現實嗎？

人們可以連篇累牘地出書論證，為何大國、統治者或其它權力中心總是能夠基於自身的最大利益去書寫規則，同時窮盡一切可能、儘可能久地阻止崛起的新興權力中心獲得同等權利。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在我看來，一度強大到不可一世的西方近年來陷入的相對衰退，導致他們選擇公開地扭曲規則，理由是中國這樣的國家在我們制定的規則中表現得“過於優秀”，而西方則沉醉於歷史上取得的成功，被慣壞了口味。

德國承認中國取得的顯著成功，也因此要求中國改變在加入世貿組織時獲得的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一個獨自建成載人空間站、擁有核武器、在人工智能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已經消滅絕對貧困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是一個超級大國，這樣的成就必然會使中國失去一些曾經享受的特權。

然而，另一方面，德國政府並沒有堅持中國應該在許多國際機構中獲得更大的發言權，以真正反映中國相對重要性的提升。

例如，多年來，美國已數十次否決世貿組織上訴機制任命新法官的程序，實際上迫使該上訴機制失去作用。這種破壞“基於規則的秩序”行為，阻止了任命那些本應該代表新興經濟體的法官，卻有助於保存與捍衞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權力。另一方面，對上訴案的裁決往往取決於法官的態度。如果貿易爭端的法律條文足夠充分，我們本來也不需要法官或陪審員，只要有律師便足夠了。

為了公平，我們也應該提及事情的另一面。

中國應該認真對待貝爾伯克女士的話，因為德國綠黨在國內政治中幾乎痴迷於比例代表制。貝爾伯克女士本人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

對德國綠黨來説，在任何議題領域，更重要的是候選人的性別、代表州域、種族身份等因素，而不是過往履歷證明他/她是否是最勝任的候選人——過去，她不得不盡力美化自己的簡歷，即便在當時，這份簡歷對於一位外交部長來説也沒有那麼令人印象深刻；目前為止，貝爾伯克女士仍沒有散發出與生俱來的外交天賦。

德國現任外長貝爾伯克（資料圖/DPA）

德國政府表示，我們沒有改變規則，而是中國已經改變，因此德國也需要調整（對華）態度。

在德國人眼裏，中國近幾年的開放進程，相比以往，一定程度上似乎出現了放緩的趨勢。這個主張是可以爭論的，畢竟任何一屆政府都有權發展自己的執政風格。

就算如此，與美國不同，德國並沒有放棄“通過貿易帶來改變”（change through trade）的哲學，儘管我們會對過程中的效率與效果存在不滿。

據説德國對華戰略提出的計劃是“預算中立”的，意味着不會投入額外資源，因此德國不太可能出台“改變遊戲規則”的政策。我們選擇不加入“一帶一路”倡議，轉而支持歐盟的“全球門户戰略”（Global Gateway Plan），然而後者的全球資金池相對小很多。

我確實同意德國對華戰略報告中的部分主張與訴求。但是，必須確保回應是相稱的，而雙方也都沒有真正致力於不偏不倚。語義如今成為關注的焦點。報告多次提及“捍衞我們的利益”，顯然被視作一件好事，但當中國做出捍衞自身利益的行為，哪怕符合現行規則時，通常會被形容成對“基於規則的秩序”構成威脅。

我認為報告多次提及的“韌性”很重要，將所有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的行為顯然會導致嚴重反噬。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德國這樣以出口為導向、缺乏原材料供應的中等國家，不可能討論自給自足。新冠疫情期間的醫療物資供應是最近的案例，而俄烏戰爭導致德國面臨持續的天然氣短缺，也在時刻提醒我們。

這並不必然意味着，德國與中國或俄羅斯發展經濟關係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在俄羅斯眼中，我們圍繞北約東擴、克里米亞歸屬等問題上的分歧，顯然超過了經濟往來的重要性。有時候，一種特效藥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有時候，則是因為劑量過低。英國前首相張伯倫對納粹德國失敗的綏靖政策在今天的德國廣為人知，但歷史隱喻能1:1地適用在普京身上嗎？

無論如何，俄烏衝突對中德關係是不祥之兆。德國的民間氛圍強烈支持用金錢與武器幫助烏克蘭，就算貝爾伯克的綠黨這種傳統上的和平主義政黨，態度都轉為狂熱地支持出口武器。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德國民意承認中國對俄羅斯相對消極的支持立場，但對中國的不信任度依然達到了歷史新高；對俄羅斯的指責為各種“對華強硬”言論提供了辯護。

對華戰略報告七次提及我們的“價值觀”，並有一個專門的章節予以論述。根據我的經驗，這被視作雙方的根本差異。

如果有人問中德兩國的普通公民，他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我懷疑各自的回答會非常矛盾。關於如何實現普遍人權的概念，兩國的政治體制找到了不同答案。任何一種組織形式必然意味着妥協，具備獨特的強項與劣勢。

雖然德國的外交官不會這麼説，但只要提起“價值觀”，彷彿就在暗示中國人沒有價值觀，或者居心不良。事實上，在我去過的許多國家，良好或惡劣的品質大致是均衡分佈的。“我們是好人，他們才是壞人”，這話聽起來令人感覺良好，但並不意味着真實。

當然，對相似的行動也都能有不同的解讀：德國將增加軍費開支，為了國防，而中國的國防開支就是“威脅鄰國與全球穩定”；我們可以“偵查”，中國就是“監視”；我們有自己的利益並堅決捍衞，中國這麼做就是“霸凌”；我們想要主導新發展領域，中國這麼做就是“讓合作伙伴更加依賴”。

在經濟層面，我通過日常觀察到的是，中國與西方國家都有保護和補貼國內企業的方式。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整體體量意味着，中國要比作為歐盟一部分的德國效率更高。然而，我也看到，西方公司競爭力下降的情況有時候過於普遍，且完全被歸咎於所謂或實際的不公平競爭，權宜地避開了西方自身的問題，哪怕十分簡單的彌補措施也沒有實施。

比如説，為什麼要一邊強調5G信息安全，一邊拒絕鼓勵應用信息加密技術？會不會是某位友善的老大哥也希望對德國開展竊聽？為什麼人們擔心自己在TikTok上的數據安全，一邊對臉書或Instagram毫無保留？德國汽車製造商是因遭遇不公平競爭才失去了市場份額，還是説，也許中國品牌因為深厚的電池技術積累，在電動汽車的浪潮中搶佔了先機？

與此同時，不管有沒有這份對華戰略報告，約5000家德國在華企業，可能依然會繼續維持運營。他們也知道要避免集羣風險，像俄羅斯天然氣公司那樣私有化收益、國有化損失的做法是難以容忍的。在軍民兩用產品出口限制、關鍵技術應用分享等問題上，沒有出現任何實質變化。

換言之，中國對德國企業的吸引力，更多取決於中國，而不是德國政府的影響。

關於誰可以競標提供設備，收購德國國內的關鍵基礎設施、部分高科技企業，政府的限制越來越嚴格。其最主要的影響在於，德國的政府監管縮小了同許多國家的差距，包括中國。

·報告存在的問題

所以報告究竟缺少了什麼？為什麼這會構成問題？

我注意到政府對華戰略報告最後一頁勉強提到的內容，也許它值得被放在報告首頁：

中國人對德國/歐盟/西方的瞭解，與德國人對中國的瞭解，存在巨大的不對稱性。

只用看看這一組數字：長期以來，即便在新冠疫情時期，德國國內的中國留學生數量日常約為4萬人，也是德國最大的外國留學生羣體；而德國在中國的留學生僅有8000人左右，幾年前這個數字甚至只有1200人。

無疑，中國人更加了解西方，能形成更全面的看法，而不是相反。

許多在中國生活過的德國僑民，寧可相互之間保持聯繫，也不願面對德國主流社會形成的對華偏見。在德國要客觀地談論中國，令人身心俱疲。

結果是：我們都十分清楚，在一條黑暗的街道或森林中行走時，因看不見或不瞭解引發的恐懼。我們對中國的認識依然匱乏，加上偏見與令人遺憾的某些情況下依然存在的傲慢，為各種謠言或先入為主的“真相”提供了充分土壤。

這份報告至少承認，即便是德國政府認識中國的能力，依然有待提高。

我對中國的瞭解都是基於主動探索與學習。至少我上學的時代，授課內容是以歐洲為中心，不會教授任何關於中國歷史或文化的內容。很明顯，我們課堂上的歐洲人殖民歷史只是最近才得到了一點點關注，還是出於激進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背景，它們製造的問題要比解決的問題更多。

巧合的是，正是貝爾伯克女士擔任外交部長後，才修改了德國外交部柏林大樓內一處中央會議室的命名。這處會議室原本以德國外交機構創始人奧拓·馮·俾斯麥命名。我本人支持為歷史雕像或其它參考文獻增補必要的現代評論，並試圖在當事人的時代背景下理解他們，而不是簡單地試圖抹殺歷史。

·對綠黨和德國的一些建議

最後，我想要指出，尤其是貝爾伯克女士領導的綠黨，應該對與中國合作抱有極大興趣。假如德國一夜之間從地圖上徹底消失，全球温室氣體排放量只會下降不到2%。我們歷史上留下的碳排放足跡當然比現在更糟糕，但向前看，就算德國完全去工業化，也只會帶來微小的改變。

太陽能運用的故事，首先起源於德國政府提供的產業補貼，與德國精湛的工程技術；如今卻牢牢掌握在實現規模化生產、大幅降低成本的中國公司手中。這很好地回答了一個問題，即與氣候問題相關的政治究竟是地方性的，還是關乎國家利益。

位於中國青海的光伏產業園一角（資料圖/新華網）

作為一名世界主義者，我的視角立足於整個星球的利益：氣候變化問題無關政治，無關意識形態。唯一有意義的是，通過結合德國與中國在太陽能產業領域取得的進步，不管是技術層面還是成本控制層面，今天，太陽能在全球範圍內具有高度競爭力，有助於人類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這不正是德國綠黨一直追求的目標嗎？

真正關注公平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人，還應該記住歷史排放量，以及更重要的，消費者資源消耗量，而非某地的絕對排放量。一位從倫敦搭乘私人飛機抵達摩洛哥、在私人遊艇上享受週末的銀行家，因為工作性質與在英國經濟中排放的温室氣體少於為遊艇生產原材料的中國鋁廠工人，所以前者就更加環保嗎？

以選民為主要目標，通過強硬的言辭塑造某種“形象”，要麼愚蠢、要麼不誠實，或者兩者兼有。任何來訪者或外國合作伙伴都應贏得對話者的尊重與信任，而不是通過向地球上的其他人説教來彰顯自身。如果教訓他人能成為一項出口產業，那麼德國的未來將無比光明。

首先，可以考慮在德國國內起到模範帶頭作用，但我們還遠遠做不到這一點。德國之所以如此緩慢和低效，大家經常掛在嘴邊的“價值觀”便是一大原因。看着數以千計淹死在海岸邊上的難民，現在一個右翼極端主義政黨要比政府中的任何政黨更強大，左翼從美國進口的“覺醒”（“woke”）意識形態更加極端。這讓我懷疑，德國是否能聲稱擁有如此統一的價值觀，我們是否真正“踐行”了這些價值觀？

別誤會，我熱愛我所習慣的自由。我只是承認它們也有缺點，而其他制度也有優點。總體來説，每個民族與每個國家都可以決定它們偏好的行事方式。但在這之間，我們確實需要規則與公平的交易，而它們也必須不斷適應一個變化中的世界。天然的利己主義令我們很難界定什麼是規則與公平，但對任何人來説，合作依然好過對抗。

如果能拋開意識形態狂熱，我們能夠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比如速度和語言。

最後，對我國政府的一點提示：如果你打算發佈針對另一個國家的戰略文件，至少應該同時發佈對方語言的版本！這是對他人的尊重，也有助於減少誤解。德國政府表示已經在製作報告的中文版本，希望不要再耗費83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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