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耀翔：這個錯誤翻譯背後，是美國真理部的反華組合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耀翔】
面對俄烏衝突中反覆炮製虛假信息，宣傳俄羅斯的負面形象，煽動反俄情緒的一系列舉動，俄羅斯終於忍無可忍，直斥：美國國務院和媒體就是“真理部”！
拋開具體事例，將美國的對外宣傳，特別是其媒體稱為“真理部”，也不失為一個準確而精到的比喻。美國的“真理部”不僅在俄烏衝突中呼風喚雨，也是新時代下對華意識形態戰爭中最隱晦、最危險的一股力量。我們不妨依照“真理部”這一概念，徹底剖析美國媒體在全面遏華戰略中的作用，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它的威脅。
“真理部”（The Ministry of Truth）是喬治·奧威爾在其小説《1984》中所創造的虛構部門。當然，這是一個典型的奧威爾式諷刺——雖然名字中有“真理”二字，真理部的職責其實是操縱真理，也就是通過發佈虛假新聞、篡改歷史、製造錯誤認知，最終達到洗腦民眾，讓其屈服於霸權政府意識形態的控制。
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霸權，將其龐大而繁複的媒體網絡稱作“真理部”應該是當之無愧。這個真理部除了麻痹己方民眾，更肩負着對外意識形態輸出，甚至推動顏色革命的職能。它們反覆創造各種議題、構建虛假敍事的行徑，中國也常受其擾。所以，我們不僅要從戰略上藐視它，還要在戰術上重視它。對這些反華操作的認知，不能只停留在大是大非上的道德判斷，更要將它們解構、還原、才能揭露其本質的面貌。
美國真理部的“三隻手”
就像小説中的真理部一樣，美國媒體在對外干涉中，有三種主要手段：
1. 發佈虛假新聞，構建偽命題/偽敍事；
2. 篡改、抹去歷史真相，模糊社會共識；
3. 植入意識形態，操縱公共道德。
這便是美國真理部的三隻手。
第一個手段，就是通俗來説的栽贓抹黑，它無疑是最明顯的，也是中國反制最成功的方面。它涵蓋對中國持續不斷的人權攻擊，和以突出案例為中心的栽贓（例如新疆問題、情報竊取、技術威脅、金融監管、貨幣操縱等），以及其他零散的指控。這類反華工具最常見，聲勢最大，級別也最高，卻也最浮於表面，最容易被反制。
我們對有關的案例和偽命題，經常可以就事論事，用真憑實據揭穿它們。例如在“新疆種族滅絕”指控中，外交部和官方媒體就通過揭露所謂“種族滅絕證人”的演員身份，曝光其指控背後的政治-資本利益鏈條，和拆穿對BBC等媒體炮製的虛假視頻，堅實地粉碎了這些謠言。
經過長時間的努力，西方媒體的人權演員們已經風光不再
更重要的是——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對這類構陷最好的回擊，就是在過去40年內的迅速崛起。其綜合硬實力的不斷上漲，最終一定會轉化成更有分量的話語權，讓這類敍事工具徹底失效。
對於第二個手段——歷史虛無主義，我們在過去缺乏足夠的警惕性，但在民族自信心迅速增長的最近十年，對它也做到了迎頭痛擊。
在《1984》的真理部大樓下，有一個名叫“忘懷洞”的巨大熔爐，專門用來銷燬歷史文件和證據；喬治·奧威爾用忘懷洞來諷刺那些被偽敍事洗腦的無知者，和為了一己私利而模糊歷史的知識壟斷家。
而美國的真理部中，篡改、抹黑歷史的主力軍，無疑是自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被西方迅速思想殖民的那一部分國內媒體、公知、和學術界泛“知識分子”羣體，以及和他們相互配合的外國媒體、組織、和機構。
由於經濟實力的羸弱、受到蘇聯-紅色陣營解體的政治衝擊、以及美國冷戰後的絕對實力等一系列原因，中國對這些忘懷洞的磚瓦匠和炭火工一直隱忍不發。值得慶幸的是，他們種種變本加厲的劣跡，變相地刺激了國內的民族覺醒。終於，一股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反抗浪潮，隨着國家硬實力的崛起，在中美全面對抗的時代成為了社會主流共識。
這當中最經典的案例就是“文史哲”類公知羣體的全面潰敗。舉例來説，二十年不遺餘力宣揚“中國崩潰論”的章家敦，隨着中國的崛起最終變成了一個國際笑話，被網友戲稱為“崩潰學家”。而國內的公知典型高曉松，則從零零年代的電視/網絡紅人和意見領袖，到現在徹底失去國內市場，在直播中被罵到中途關閉。文藝方面，作為一代“文青”領袖的龍應台，其著名的“小確幸”心態，和“不在乎大國崛起，只在乎小民尊嚴”的言論，也從攻擊中國發展方針的“金玉良言”，成為了偷換概念、遺忘歷史和喪失民族責任的腐儒典型。
被罵到關閉直播的高曉松
總的來説，經過一段時間的國家復興和民族覺醒，我們對於前兩點的警覺性和抵制相對來説還是比較成功的，並且在不斷改善。相比之下，我們對於第三點的認知仍舊浮於表面，缺乏敏感性，也並未清楚地認知它的危害。更嚴重的是，這真理部中最隱秘的 “第三隻手”，才是美國新時代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中的最大威脅。
最隱蔽的“第三隻手”
美國真理部的“第三隻手”——意識形態植入，是將特定的政治身份、思維範式、公眾價值，公開或隱晦地傳播到其它社會中，並固化這些思想，使其頂替社會原生的道德體系，成為一種新的社會認同。直白些，就是改造社會思想和價值觀，削弱其他國家的社會穩定，為其更進一步的直接干預打下基礎。
在這一方面，我們最常接觸到的話題就是顏色革命。要想顛覆另外一個國家的政權，就必須先要通過文化價值輸出來削弱政府和執政體制在民眾中的公信力，引發社會內部的矛盾。美國作為這一方面的行家，其顏色革命的成功案例屢見不鮮。從最早的被老布什稱之為“不戰而勝”的蘇聯解體，到10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美國媒體對所謂“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的大肆吹捧和宣揚無疑立下了汗馬功勞。
這當中也不乏經典片段——他們失去了一切，但獲得了自由
好在，這些案例已經成為了我們的前車之鑑。中國對於“美式民主”的價值觀輸出已經見了太多，也領略了不少。就近年來説，從太陽花革命，到國內公知羣體的沒落，到佔中、7/14香港暴動和香港國安法的問世，我們已經挫敗了不少意識形態灌輸下的顏色革命。可以説，在2023年的中國，美真理部仍想依靠明目張膽的煽動來破壞中國社會的團結穩定是機會渺茫的。
但對方同樣知道這一點。所以，新形勢下的美真理部已經轉換了策略——隱蔽起來、化整為零，用狧糠及米的方式，蠶食中國的話語體系，潛移默化地操縱中國尚處於發展階段的現代民族共識。
先來看一個例子。
關注美國新聞的人都應該知道，在7月3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支持以種族因素差別招生的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引起了美國國內社會的激烈討論。此法案旨在通過降低錄取門檻，或設置招生種族比例等方式幫助平均學習成績更差的少數族裔（非裔和拉丁裔）更容易地進入大學。而此法案的推翻意味着平均成績更好的白人和亞裔（特別是亞裔）能夠名義上得到更高的錄取率。所以，此判決被美國華人羣體大多看成是一場勝利。
但我所關注的並不是這個事件本身，而是它在中國的報道。準確來説，是這項法案的譯名。
Affirmative Action 在中國被普遍譯作“平權法案”，意思是“（實施/實現）平等權利的法案” 。但有一定英文功底的人都會發現，這個譯名和Affirmative Action的原意完全無關。這個詞最精準的翻譯應該是：肯定性（Affirmative）行動（Action）。
那為什麼這次當法案被推翻時，它沒有被譯為“肯定性行動”，卻被稱為“平權法案”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了解一下後者的來龍去脈。
平權法案中的“平權”，字面上的詞源是美國在二十世紀中葉提出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這個由美國法學家、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提出的概念主張弘揚“平等”的社會權利。上過美國法學史課的人都應該非常清楚——平等主義是一個二十世紀產物，它屬於美國左翼政治思想的核心原則之一。同時，它所關注的不平等，並不特指種族方面，而是指任何形式的不平等。
肯定性行為的準確定義是：旨在用差別待遇特別優待受歧視的種族，讓其得到歷史補償或更公平的機遇。雖然這個詞在1964年民權運動（黑人權利運動）中被首次提出，但是此次關於錄取方面的標誌性判例則是2003年的 格魯特訴布林格案 （允許教育機構在錄取學生時將種族作為一個考慮因素）。所以，此次提及的法案，甚至都不能追溯到二十世紀，只是一個二十一世紀產物。
一圖理解三個概念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説，肯定性行動並不能完全代表平等主義。它只是這個主義下的分支。而“平權法案”這個翻譯卻用最廣義的“平權”去代指一個非常具有特殊性的，甚至是極端的做法。打個虛構的比方，這就像是中國在1997年廢除了流氓罪後，西方媒體報道時卻説：“在中國，刑法被廢除了。”這無疑是非常荒謬的。
不僅如此，肯定性行動本身也飽受爭議。首先，並不是所有左翼學者都支持肯定性行動。例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學派就認為它是治標不治本的愚民政策。同時，也不是所有左翼州都行使這項法案。作為民主黨最大票倉和民權運動發源地的加州，其政府就禁止公立大學（加州大學系統）行使肯定性行動。如果現在告訴美國左翼：“肯定性行動就是平權法案”，連他們自己都不會完全認同。
所以，這樣一個富有爭議的譯名到底是如何被引進到國內的？
一場精心策劃的移花接木
“平權法案”被植入進中國的話語體系中，不是一個無心之失，而是有人有目的性地選擇了這個錯誤的翻譯，並將其引進中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目的、有預謀的移花接木。這當中最經典的做法，就是在閲讀率最高的百科平台上篡改英文原條目的中文翻譯。
如果在維基百科上單獨搜索Affirmative Action，出現的中文對應則是“肯定性行動”（因為這本來就是以前的主流翻譯）。然而，其所屬的主條目，則被改為了“美國平權運動”。但是，它所對應的英文卻依舊是 “Affirmative A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肯定性行動在美國）。也就是説，有人刻意的將查閲/瀏覽率最高，也是最權威的主條目改成了“平權運動”，擴大這個錯誤譯名的影響力。
維基百科上被篡改的主條目
而這個改動的推動者，則正是以仇華、反華而聞名的美國中文媒體，和西方媒體的中文版面。百科的翻譯背後都有引用依據，而中文翻譯的一大來源則是海外中文媒體。對於此次法案的報道，這些媒體將其異口同聲地譯作“平權法案”，並大肆報道。當我們查詢維基百科上“美國平權運動”條目的更改歷史時，就會發現，它正是在此項法案被推翻後的美國時間7月2號被修改的——與這些媒體的報道時間與口吻完全一致。
而反駁這項修改的意見，則被以“另有條目”為由撤銷。諷刺的是，這兩個條目本來就是源自同一概念。所以，這個撤銷毫無道理
矛盾的是，在這些媒體的最大受眾——美國華人華僑中，最普及的翻譯卻是“肯定性行動”，而不是“平權法案”。這是因為，受到肯定性行動而限制錄取率的美國華人大都不接受“平權法案”這個冠冕堂皇的翻譯，認為它是左翼為了美化自己而打造的虛偽的普世價值標籤。也就是説，這些海外華人媒體面對自己的最大讀者和用户，卻用了一個他們不僅不熟悉，而且還十分牴觸的譯名。
這種做法的結果就是，在諸如推特的國外社交媒體上，如果用中文關鍵詞搜索“肯定性行動”，就不會搜到任何對此次最高法判決的報道，而只會看到歡呼鼓舞的華人用户推文。但是如果搜索“平權法案”，看到的則是大量反華媒體的報道。
推特上中文媒體統一使用“平權法案”，而提及“肯定性行動”的媒體，也只是將其作為補充稱呼
在這個流量至上的時代，這些媒體如此反常的真正目的，當然不是去影響海外華人羣體，而是去誤導對美國政治派系和政治詞彙缺乏敏感性的中國民眾。如果在百度百科上查詢Affirmative Action，其條目已經被改為“平權法案”。而細查這個條目，它的來源一欄直接照抄了維基百科中被篡改的中文主條目。它的第一條引用則是2017年的網易新聞。後者又直接照搬了美國中文網的報道——它所使用的翻譯，當然是“平權法案”。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在微信中搜索“肯定性行動”，出現的大部分文章（包括學術性較高的那些）都集中在2017-2022年。也就是説，中文話語界以前的主流翻譯是正確的。如果搜索“平權法案”，就會發現它只是在此次報道中被大量引用，而在前幾年的文章中卻少有提及。
可以看出，肯定性行動曾是中國話語中的主流翻譯，但在此次事件中卻被集體置換了，以至於很難找到在2023年的使用記錄
這更加證明了：西方媒體，特別是熟悉中國用户和中文話語體系的反華重災區——海外中文媒體，不僅在多年前就悄然埋下了錯誤的譯名，還屢屢利用與其有關的標誌性事件所帶來的關注度與流量，向缺乏系統性知識和政治敏感度的中國民眾反覆輸出這種錯誤概念，使中國社會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一個充滿問題的思想，讓其成為主流認知和新常態。
綿裏藏針的反華組合拳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只是一個錯誤的譯名，其威脅遠沒有前文提到的栽贓抹黑嚴重：“一個小小的翻譯，能起到什麼作用？”殊不知，這個翻譯的背後是美國真理部綿裏藏針的反華組合拳。
首先，“平權法案”和許多其他美國的進步主義敍事一樣，是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攻擊武器。反華思想最喜歡詆譭中國的方向就是所謂的“人權”——凡是促進人權的，中國就不會做；凡是中國做的事，就一定泯滅人權。自改革開放以來到近幾年間，在中國大力推行扶貧、助學、推廣少數民族優惠政策時，這些媒體則不用“平權法案”，而是“肯定性行動”來稱呼。這樣，中國對減少國內不平等的努力便不會與人權/權利扯上關係，更談不上“平等主義”，也不值得與美國相提並論。它對應的反而是一個飽受爭議的政策。
而當中國實現全面脱離赤貧，族裔和身份不平等差距減少的當下，開始適當調整優惠政策時，他們便迅速地改旗易幟，開始使用“平權法案”。這樣一來，他們便能以美諷華，將中國政府與極力主張廢除“平權法案”的美國極右翼相比較。於是，在作為執政黨的左翼眼中，中國就成了和極右翼一樣“泯滅人權”、“種族主義”的政黨。
所以，在真理部修正概念的“勝負手”中，美國永遠都是那個充斥着進步主義、在乎人權的國度，而中國卻怎麼做都不對，永遠是落後、邪惡的反面。
當然，這更多是美方的一廂情願。因為，美中同類政策的比較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美國作為一個以移民為主，且民族人口分佈遠比中國平均，並有長時間的種族歧視和奴隸制度歷史的國家，它的差別性優惠政策和中國完全沒有可比性，給不通族裔帶來的的影響也遠高於中國的同類政策。同時，所謂的肯定性行動，相比於中國落到實處的社會主義政策，更多的則是身份政治下的幌子。在其實行的20年間，美國的種族問題和貧富分化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更加嚴重。所以，它的成效也更與中國不可比。
同時，在美國華裔看來，所謂的肯定性行動，本質上就是大慷他人之慨，以長期犧牲亞裔學生的錄取率為代價，為其他少數族裔鋪平競爭道路。在NPR的採訪中，一位亞裔學生便仿寫喬治·奧威爾的另一部著作《動物農場》中的名言，諷刺這項法案：“所有族裔都是平等的，但有些族裔比其他族裔更平等。” 然而，不僅是西方媒體，更有國內某些以“進步主義”自詡的組織，媒體和個人卻利用政治正確，將這種存在問題的美國左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強加在中國話語體系下。
NPR採訪中亞裔學生的自述：在美國高校的錄取系統中，對亞裔的不平等待遇是公開的秘密
這並不是一次獨立事件。中文話語圈對“black lives matter - BLM”（黑名貴/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翻譯就出現過同樣，而且是一模一樣的問題。在BLM運動發展初期的2014、2015年，更貼切、準確、符合原意的“黑命貴”是中文媒體的主流翻譯。而所謂“黑人的命也是命”，則是在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後，美國左翼為了駁斥右翼所做出的補充性解釋，同樣在美國充滿爭議。而且，沒有證據表明BLM在被提出時就囊括了之後的含義。
然而，在弗洛伊德事件後，美國真理部及其在華喉舌便迅速地行動起來，將這種解釋/狡辯包裝成公論，利用政治正確製造壓力，讓不明所以的國內輿論界被迫接受。
所以綜合來看，這些“翻譯大師”的最終目的，其實是用話語陷阱挑動民族對立、打擊中國的話語公信力、削弱其話語體系和文化正當性。他們要將促成西方動亂的文化內因，包裝成普世價值，並移植進中國的社會價值體系中，埋下分裂和動盪的隱患。
首先，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對特定民族長期的奴隸、殖民和種族滅絕的歷史，並不揹負美國的種族主義原罪。其次，美國國內的種族衝突，和各方所堅持的立場更與中國毫無關係。所以，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更沒有義務去在美國的左右翼中選邊站；只需要堅持客觀、理性、實事求是的敍事原則便可。
然而，美真理部利用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概念和思想，將其偽裝成毫無懸念的主流文化，實則是將中國捲入本不屬於自己的身份政治鬥爭中，讓我們陷入兩難的境地。當我們無意識地選擇“平權法案”這個翻譯時，應該分析這樣一個場景：
假設美國記者以“平等權利為普世價值”為由，讓中國就“平權法案”表態，那我們如何作答？如果中國支持“平權法案”，就意味着：1. 背離了大量的海外華人、華僑、留學生羣體；2. 被迫揹負和西方文明同樣的道德包袱；3. 被道德綁架，實施同樣的社會政策，否則就是“言行不一” 。
如果中國反對 “平權法案”，那麼就是歧視黑人和拉丁裔、縱容種族歧視、漠視人權。隨後，真理部很快就會將其用於挑撥中國和其他族裔，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無論怎麼選擇，中國都會處在話語權的被動中。所以，當我們接受了真理部設置好的價值體系時，就已經落入了這種話語陷阱。
那麼，從這些例子中，我們應該學到什麼？
中國新時代下對話語權的爭奪，本質上是一場捍衞自身社會價值觀，文明獨立性和話語體系的意識形態鬥爭。在美國國家實力全面走衰的當下，其顏色革命的方法便更加依賴化整為零的組織和個人。因為這種形式下，美國真理部的成員們，無需組織動員，便可以自發效仿和傳播。
通過這種模式，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形成一個不黨之黨，在社會輿論中成為隱性推手的同時，又讓監管者無從下手，沒有頭緒。更有甚者，他們會將中國敍事的建構者拉下水，無意中成為他們人造真理的背書員。雖然這類意識形態滲透沒有明確的組織和綱領，但是在關鍵的要素和節點上，是有策劃和勾連的。因為這些輿論戰終究還是要落到某些實處——例如一個詞語，一個概念，一段敍事等等。我們追尋着這些問題話語本身，就能找到它們的來龍去脈和始作俑者。
話語權的競爭是一場持久戰。隨着美國硬實力的衰弱，其對軟實力的依賴必然更加強烈。同時，隨着其綜合國力的走衰，以反華為營生的真理部為了贏得捉襟見肘的生存空間，一定會日甚一日地對華輸出。所以，真正的暴風雨尚未到來。我們不僅要做好“面對驚濤駭浪”的心理準備，更需要切實的提高對此類信息作戰的敏感度，並豐富國內各界，尤其是學界和權威組織對美國各類意識形態、價值觀發展、和政治話語的解構和批判。
俗話説，求人不如求己——面對美國真理部的“三隻手”，我們最緊要的任務，是迅速地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現代化文明和獨立的、具有中國文明特徵的話語體系。當我們再次遇到真理部時，便能如高爾基般笑道：“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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