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衞華：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的越南數字強國戰略，是合作契機還是地緣挑戰？
【文/趙衞華】
隨着工業革命4.0的深入發展，數字化領域逐漸成為各國競爭的焦點。
越南是較早注意到上述發展趨勢，並以數字強國戰略來應對工業革命4.0的國家之一。雖然社會總體發展水平較為落後，但越南在以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互聯網和電信業為代表的數字領域裏的表現可圈可點。
面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越南提出抓住工業革命4.0和大國競爭帶來的機遇，利用本國在數字化領域的後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達成其“中等強國”的戰略目標，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夢想。
越南數字強國戰略涉及社會經濟發展、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等諸方面，特別是在美國印太經濟框架將數字領域作為與越南在東南亞合作的重點內容，企圖拉攏利用越南作為其在東南亞遏制孤立中國戰略支點的背景下，越南數字強國戰略的總體目標、具體舉措與未來的走向，不僅事關中越關係的大局和走向，而且更關係到中國在中南半島和東南亞的地緣安全和國家利益。
迄今為止，國內外研究工業革命4.0對國際關係影響的文章雖然已不在少數，但國內的相關論述絕大部分都是從中美博弈等宏觀全局角度進行敍事的，少數涉及越南數字領域的文章也僅是涉及越南數字經濟發展概況或中越之間生產鏈轉移問題，尚沒有出現專門研究越南數字強國戰略的成果。
國外的研究成果，絕大部分也是聚焦中美在數字領域的博弈，但部分歐美學者已經注意到了越南在中美數字技術博弈中對於美國的地緣價值。越南在相關領域的研究雖然也聚焦中美博弈，但其關注中美博弈的主要目的還是在於思考越南的處境和政策應對。
總體而言，國內在戰略層面上，專門從中美博弈與地緣政治視角出發來研究越南數字強國戰略及其目標、措施和影響的成果還近似空白，亟需引起研究界的重視。
資料圖來源：vietnamnet.vn
一、越南對工業革命4.0的認知和數字強國戰略的提出
工業革命4.0的基礎是以計算機硬件和網絡為核心的數字信息技術，而這恰恰是越南軍方擬重點發展的“不對稱”作戰理念的核心技術支撐。因此，2011年4月，當工業革命4.0的概念在德國漢諾威工業展上首次被提及後，很快就引起了越南軍方的關注，並促使越南高層做出了兩個重要決定：
一是加大對科工貿一體化機構越南軍工電信集團（Viettel）的支持力度，加強對數字信息領域的探索；
二是組建越軍首支網絡特種作戰部隊“86號司令部”，以應對數字化浪潮帶來的安全挑戰。
這兩大舉措當時雖然只是基於對國防安全方面的考量，但實際上拉開了越南應對工業革命4.0和數字化轉型的序幕。
2016年，達沃斯論壇將“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作為主題，在越南引發了一場持續數年對工業革命4.0的社會大討論。越南社會各界在越南最高層的支持和推動下，從社會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國家對外戰略和安全等方面深入探討了此輪革命對越南帶來的影響，並提出了諸多對策建議。
2016年12月，時任總理阮春福指示由越南科技部牽頭協調各部委研究評估工業革命4.0對越南的影響，並就如何應對此輪革命制定出相應的預案，以作為越南高層討論應對方案的基礎。經過數月深入討論，越南高層和相關專家最終達成共識，認為工業革命4.0給越南帶來了深遠複雜的影響，既使越南面臨嚴峻的挑戰，也為越南帶來史無前例的機遇，總體而言機遇遠大於挑戰。
（一）工業革命4.0和數字化浪潮給越南帶來的挑戰
首先，數字化浪潮將消除當前越南經濟發展所依賴的核心優勢，必將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嚴重衝擊。
張明俊和鄧庭天等人認為隨着工業革命4.0的深入發展，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相結合將使越南現有的人口紅利和勞動力優勢迅速消失，造成大量人員失業，嚴重衝擊越南社會的穩定。據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的陳阮雪副教授估計，在未來十年內，大約將有86%的越南勞動力面臨失業或轉型的危機。同時，此次革命將加速發達國家的數字化和智能化進程，促使發達國家將高污染生產鏈向越南轉移。
其次，工業革命4.0和數字化浪潮將重塑社會運行方式，對越南的國家安全構成嚴峻的挑戰。
2017年，時任越南政府副總理武德儋認為此次革命的核心特徵是“萬物互聯”，數字技術與互聯網相結合使越南與世界緊密連為一體，在給越南帶來機遇的同時也使越南面臨各種威脅。最突出的是數字化模糊了傳統的陸海空間物理界限的限制，使敵對勢力和犯罪分子可以利用技術漏洞通過網絡空間對越南進行滲透和破壞，不僅攻擊越南的金融經濟系統，還對越南實施輿論滲透、文化入侵，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越共的領導，挑撥民族關係，入侵國防和安全系統，嚴重威脅越南的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網絡空間主權。
第三，工業革命4.0將使越南國防面臨嚴峻挑戰。
2018年，時任越南國防戰略研究院院長阮德海中將認為，工業革命4.0將給國防和安全領域帶來全面巨大的影響：一是催生了新式武器和裝備系統，二是出現了新的戰爭模式和作戰方式，而最大的消極後果是在數字化背景下主流武器裝備日益向尖端化和大型化方向發展，從而使武器裝備變得日益昂貴，在經濟上完全超出了越南的負擔能力。而且，大型武器裝備的製造日益集中到少數幾個大國和強國，這使得國際武器供應完全依賴大國，因此選擇以裝備取勝的路徑不僅將使越南陷於軍備競賽而最終經濟崩潰，還會使越南在武器上受控於大國。
（二）越南參與工業革命4.0的優勢
首先，越南在工業革命4.0和數字化浪潮中具有後發優勢，在新興產業上與發達國家擁有近乎相同的起點。
阮孟熊認為，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3.0，要想過渡到4.0就要捨棄投入了鉅額資金的現有設備，發達國家面臨抉擇困境。而越南卻沒有任何東西需要捨棄，可以直接從零開始，輕裝上陣；也完全不需要受既有思維定勢的束縛，可以利用後發優勢直接採用最新的技術和設備奮起直追。
越南融資和技術推廣集團公司（FPT）主席張家平等諸多專家也認為，各國在工業革命4.0面前的機會是“平等”的，越南在數字化浪潮中擁有巨大的機遇，完全可以在創造和趕超世界先進技術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越南融資和技術推廣集團公司（FPT）主席張家平（資料圖/越通社）
其次，越南在工業革命4.0的核心領域裏擁有局部優勢。
武德儋和阮孟熊等人認為，此次革命是以網絡信息和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的，而這恰是越南的優勢。最初，越軍出於軍事考量的提前佈局使越南在新一輪革命中佔據了先機。越南不僅是首批掌握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並投入運營的國家，而且在三維（3D）打印、移動互聯網和下一代互聯網研發上也表現不凡，在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領域也頗有潛力。
張明俊認為，雖然越南科技總體落後，但在此輪革命的核心領域裏卻擁有局部優勢。張家平認為，近年來越南在全球創造力排名方面不斷提升，在東盟知識和技術產出方面已超越泰國，在數字技術，雲計算和移動互聯網等方面都表現非常優秀，證明越南人極具創造性。
阮孟熊認為，雖然越南科技創新能力比不上中美等國，但對網絡和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力卻名列世界前列。通過發揮自身的創造力和基於自身擁有的優勢越南依然可以抓住工業革命4.0的機會並走在世界前列。
第三，人力資源儲備使越南具有在工業革命4.0中實現技術突破的潛能和希望。
越南勞動力的綜合素質較高，其適齡普通勞動者大多具有高中學歷，而高中和大學階段的教育也非常注重對數理和信息技術的教育，越南選手也屢次在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中獲獎。對此，阮春福明確指出青年是越南參加工業革命4.0的希望。
越南著名經濟學家黎登營認為，在數字化浪潮中，越南雖然將漸失勞動力價格優勢，但會在質量上更具有吸引力。張家平也指出：工業革命4.0發端以來的標誌性技術突破或創新沒有一件是由所謂的科技大家實現的，而全部是由一些小羣體中具有創造力的年輕人實現的，越南年輕一代在相關領域裏的知識儲備和創造力使得他們具有在數字信息領域實現突破的潛力。張家平的觀點得到了許多參與討論的高層和企業家的贊成。
圖自越媒
最後，越南的國際環境為其從外部獲取先進技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2017年，時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範平明認為，隨着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兩國為了爭取戰略主動均會盡力拉攏越南，從而為越南維護本國利益創造了條件。
曾任越南駐美大使和副外長的範光榮認為，中美博弈的實質是兩國的世界領導權之爭，美國雖在鬥爭中佔有優勢，但要想完全打敗中國也是不可能的，這為越南爭取本國利益最大化創造了有利條件。範光榮等人主張在參加工業革命4.0時，應首先積極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開展合作，確保越南能夠充分利用國際前沿技術。同時在不影響越美關係的前提下，盡力維持越中友好，借鑑中方技術，與中國在非敏感領域維持合作。
阮孟熊認為科技總體落後的越南參與工業革命4.0的進程，應主要依靠率先應用發達國家的最新技術，因為這些最新技術不依賴於原有的舊技術，越南通過國際合作大力引進最新的技術將會快速縮短越南與其它國家的差距。
通過對本國優劣條件的比較，越南高層認為雖然工業革命4.0給越南帶來了嚴峻挑戰，但其帶來的機遇遠超風險和挑戰。而且，上述挑戰是不可避免的，拒絕或迴避工業革命4.0只能使越南錯失發展機遇，進一步拉大與其他國家的差距。只有積極參與其中，才能充分利用機遇，化解風險。
在這種背景下，2017年5月，政府總理阮春福頒發了“關於增強參加工業革命4.0能力”的16/CT-TTg號指示，對越南參與工業革命4.0提出了系統的應對方案。指示明確要求要在數字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運用和人力資源方面實現突破和發展，改善營商環境，實現數字化轉型，實現智能治理，形成有創造力的革新性產業系統。改變教育內容和方法，培養把握新的生產技術趨勢的創新性人才。這是越南政府首次將數字化作為發展方向。
2017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峴港會議後，美國先後推出印太戰略，發動對中國貿易戰和科技戰，這對越南高層最終決定以數字強國戰略應對工業革命4.0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
在對華貿易戰和科技戰中，美國憑藉其霸權地位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主導地位，企圖通過在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和芯片等高科技領域裏與中國技術脱鈎，來打壓中國數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阻止中國超越美國，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其本質就是美國以高科技為工具發動一場帶有敵對性質的對華地緣角力。
例如，時任特朗普總統安全事務助理約翰·博爾頓公開稱中國為敵國，而時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克里斯托弗·福特則將中國稱為世界和平的威脅。拜登上台後，完全將中國定位為美國頭號的競爭對手，布林肯聲稱中國是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
美國上述政策需要越南的支持，同時也為越南在數字信息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創造了千載難逢的良機。隨着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的日益激烈，以及美國在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芯片等數字高科技領域對華日益激烈的打壓，正在思考如何應對工業革命4.0所帶來的風險和機遇的越南高層很快就認清了工業革命4.0的核心所在和本國的地緣價值。
2019年9月，越共中央政治局頒佈了“關於主動加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若干主張與政策”的第52號決議，提出抓住工業革命4.0和大國競爭的機遇，以網絡數字領域作為越南參與工業革命4.0的突破口，實施數字強國戰略，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建設數字強國。
二、越南數字強國的戰略目標與具體舉措
在越共中央政治局第52號決議提出數字強國戰略後不久，2020年6月，越南政府又頒佈了《國家數字轉型計劃》，數字強國戰略開始在實踐層面正式付諸實施。2021年1月，越共十三大政治報告再次強調通過數字強國和發展模式的轉型將越南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標誌着數字強國戰略在最高層面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也再次突顯了越南實施數字強國戰略的決心。
（一）越南數字強國的戰略目標
越南數字強國戰略是一個系統的大工程，其總體目標是利用越南在數字信息領域裏後發優勢，抓住工業革命4.0和中美戰略競爭所提供的機遇，推動經濟增長模式轉型，重構經濟基礎，依靠科學技術，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爭取戰略突破，實現彎道超車，在技術上進入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成為東盟地區數字信息產業的引領者。
在此基礎上，到2045年建國100週年時將越南建設成為繁榮、富強、發達的現代化信息工業強國，實現越南成為中等強國的戰略目標，使越南在東盟與大國關係中發揮紐帶作用，成為把握東盟航向的舵手。
越南的數字強國戰略具體目標主要體現在社會經濟、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3個方面：
首先，以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為抓手，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全面轉型，建設和打造數字化國家。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的核心是基於網絡切片的概念，不僅會大大提高數據傳輸速度和網絡安全性，而且與人工智能、自動化、雲計算和大數據等一系列工業革命4.0的核心技術密切相關，是未來諸多技術革命的基礎和平台。
據蘭德公司的研究，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的競爭主要體現在經濟、技術和安全3個維度，領先者不僅將在經濟上分得最大的市場份額，在國防安全領域也將佔據優勢地位。而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恰是越南較具優勢的領域，因而成為其優先發展的領域。
越共中央52號決議、《國家數字化轉型計劃》和十三大報告均提出發揮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和信息網絡技術的優勢，通過積極發展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打造和建設本國的社交網絡和數字支付平台，建設智慧城市和電子政府，推動越南社會經濟向數字化全面轉型。同時，還要積極向國際社會推介越南的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力爭其保持領先地位；推動勞動力轉型升級，解決勞動力與數字信息領域適配問題，實現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徹底轉型。
力爭在建黨100週年時，越南在東盟內的數字化水平和規模由目前的第4位和第2位上升到第2位和第1位；到建國100週年時完全確立在東盟內部的領先地位，跨入世界數字化先進國家的行列，使越南步入高收入發達國家的行列。這是一個很宏偉的目標，如若實現無疑將奠定越南在東盟的大國地位。
圖自congthuong.vn
其次，打造數字新邊疆，建設具有越南特色的國防和安全體系，維護越南主權和國家安全，為越南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和平、穩定和安全的環境。
作為越南所掌握的為數不多的較為先進的技術，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是數據傳輸、網絡通信和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基礎，在工業革命4.0“萬物互聯”的整體環境下，網絡空間已成了越南繼陸地、海洋和天空之外的第四生存空間，更為關鍵的是，隨着數字化時代的來臨，網絡空間的無形力量日益滲透到3個傳統的空間，對3個傳統空間形成支配性優勢，成為攸關越南生死存亡的領域。
越南數字強國戰略在國家安全方面的考量是，揚長避短，避免對大型裝備和尖端武器系統的單純依賴，充分發揮越南在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和數字信息領域的先發優勢，在數字信息和網絡空間作戰能力方面追求相對於大國先進軍事裝備的不對稱優勢，從而達到以小制大的效果，以符合越南國力實際情況的裝備來維護越南主權。
根據上述思維，阮德海中將主張越南應該揚長避短，發展網絡空間作戰力量、電子戰力量和無人機作戰模式，使越南擁有在數字化條件下隨時可以破壞敵方大型武器裝備系統、干擾敵方數據傳輸，低成本打擊敵方核心目標的能力，從而對敵形成不對稱優勢。86號司令部副參謀長範越中少將則主張通過建設攻防兼備，精粹靈活的網絡空間力量，將越南建設成數字網絡強國，確保擁有威懾敵國的不對稱優勢，從而維護國家安全。
俄烏衝突發生後，烏克蘭方面藉助星鏈系統、網絡信息系統和無人機的結合，對俄方發動的諸多精確打擊的案例，證明阮德海在2018年提出的設想是極具前瞻性的。
“星鏈計劃”示意圖
最後，在東盟內部確立數字信息領域的主導權，為越南實施對外戰略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越南“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是在獨立100週年時成為發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信息工業強國，成為世界範圍內的中等強國，在東盟中發揮某種程度的領導作用。為此，越南數字強國在對外戰略層面的主要目標：
一是通過樹立數字信息領域的主導權為越南全面融入國際、實施對外戰略和維護國家主權創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爭取國際社會對越南的理解和支持。
二是將數字信息技術作為推動國際合作的紐帶和催化劑，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鞏固越老柬三國特殊關係，進一步增強和鞏固其對老柬兩國的影響力。
三是藉助在數字信息領域的優勢，塑造越南和平可親的國家形象，在主權問題上爭取國際社會和東盟等國的支持。
四是通過數字網絡技術的擴展，鞏固擴大越南在中南半島乃至整個東南亞的影響，擴大其地緣政治版圖。
（二）越南數字強國戰略的具體措施與實施成效
從2019年9月越共中央52號文件出台至今，雖然只有3年半之久，但在這段時間裏越南利用中美戰略競爭帶來的機遇，結合本國的特點推出了一系列符合本國國情參加工業革命4.0的具體措施，並取得了初步成效，顯示出了越南的巨大發展潛力。
依據52號文件的精神，越南主要採取瞭如下具體措施：
首先，將數字化轉型作為越南參與工業革命4.0的主要方向，成立政府總理兼任主任的國家數字化轉型委員會，重點扶持數字產業的發展。
2020年6月，越南政府頒佈《國家數字化轉型計劃》，國家數字化成為越南的頂層設計。2021年4月，越南公佈了推動工業革命4.0國家重點發展的高技術清單，共包括數字、物理、生物和能源環境四大領域37項技術。其中，作為優先發展方向的數字技術領域總計佔據了包括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人工智能、互聯網數據傳輸、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量子計算、下一代網絡、虛擬現實和智能網絡安全等清單中的12項，加上與數字技術緊密相關的納米材料、三維打印、無人機及微型衞星等領域，則清單中超過40%的技術屬於數字領域。
越南此舉意在集中有限資源，聚焦具有相對優勢或發展潛能的領域，追求有限目標，力求在關鍵領域實現突破，及時搭上數字快車，佔領數字領域科技制高點，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和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從而完成從工業化到信息化的飛躍。
其次，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數字強國戰略提供法律保障，規範網絡空間內各種活動。
2018年6月，面對外國數字信息平台的滲透，越南國會通過了《網絡安全法》，並於2019年1月正式實施的。隨後越南公安部又依據該法對外國社交平台，如臉書（Facebook）和優兔（Youtube），傳播有損越南主權、攻擊越共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及破壞民族團結的內容，或繞過越南監管在網絡平台上擅自刊登廣告偷税漏税的行為甚至竊取軍事秘密的行為進行了嚴厲的清理。
越共中央將數字強國上升為國家戰略後，越南政府先後於2020年6月、2021年6月分別頒佈了《關於國家數字化轉型戰略的第749/QĐ-TTg規定》和《關於電子政務發展戰略的942/QĐ-TTg號規定》，2021年8月，越南政府又頒佈了第85號法令（85/2021/ND-CP），明確規定：提供電商服務是對外國投資者限制性行業，外商只有在越南境內註冊才能經營。2021年9月範明政政府又提出了《關於在國家機關活動中推進數字化轉型的規定》，並提出將數字經濟、數字社會和數字政府作為數字化轉型的三大支柱。上述法律和法規的頒佈，為數字強國的實施提供法律依據和保障。
第三，發揮軍方的技術優勢，通過軍民融合發展路徑推動國家數字化轉型。
在科技水平總體落後的情況下，越南國內較為先進的技術大多掌握在軍方手中。目前，越南電信集團是越南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的開發者、最大的網絡服務商、下一代互聯網和越軍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及監視與偵察（C4ISR）系統的研發者，同時在大數據、雲計算、金融、能源和物流領域也頗有建樹；86號司令部則主要承擔網絡空間作戰、反滲透及國家安全的任務。越共52號決議出台後，86號司令部又被明確賦予了管理、指導和保障國內網絡信息空間正常運轉，確保銀行金融系統、全國政務系統和重要聯網設施安全運轉的職能，從而實際上成為集軍事和民事職責為一體的特殊機構。
鑑於軍方在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網絡數據傳輸、網絡安全、大數據、下一代互聯網、雲計算和下一代通訊技術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地位，由其兩個重要機構參與越南數字化轉型，走軍民融合、以軍帶民的發展路徑，是越南的必然選擇。
越南電信集團（圖/越媒）
第四，打造本國數字網絡平台，推動經濟社會數字化，確保網絡空間主權。
目前，越南數字網絡平台仍大多屬於國外公司，如臉書（Facebook）、雅虎、優兔（Youtube）等。這些平台不僅收集信息，而且威脅着金融、政府、科研甚至國防軍事系統的安全。為改變該局面，奪回網絡空間的主導權，越南採取了大力發展本國網絡平台的措施，短期內先後批准了469家本國網絡平台，涉及社會、經濟、電子商務、教育、娛樂等各個領域，以便從網絡空間對外國滲透展開反擊，維護越南在網絡空間的主權，主導越南人的經濟活動。
在這些平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扎洛（Zalo）、摩卡（Mocha）和蓮花（Lotus），均由越南電信集團所擁有。目前，扎洛由越南網遊集團（VNG）運營，用户已達4670萬，除了社交，還涉及電子商務；蓮花則由從事雲計算高科技公司越南傳媒股份公司（VCCorp）經營，約1000萬用户，而摩卡則由越南電信集團直接運行，約450萬用户。
同時，為進一步杜絕重要信息泄露，越南政府還打算綜合運用立法和技術手段，使其境內各大網絡平台用户不超出特定比列，防止任何平台收集到所有越南人的信息，從而保證國家總體的信息安全。經過3年的努力，越南本國平台已擁有過半人口的用户。
第五，提升86號司令部的地位，打造數字時代的新型作戰力量。
作為越軍網絡特種作戰部隊，86號司令部的主要職責是在網絡空間內維護越南的安全。數字強國戰略確定後，86號司令部角色和定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除了介入社會管理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從單純的網絡特種部隊升級為由越共中央軍委和國防部直轄，執行跨越陸、海、空和網絡空間四界作戰任務，適應工業革命4.0條件下作戰模式的新型國防力量。
依據“不對稱”作戰理念，越南在工業革命4.0條件下要堅決避免自身在大型高科技裝備和武器系統方面相對大國的短板，不在大型武器裝備上與大國進行競爭，而是充分利用數字化條件下大型高科技武器裝備嚴重依賴網絡和信息技術的軟肋，充分發揮越南在網絡信息技術上的局部優勢，重點發展既能在網絡空間作戰，又可以跨越網絡空間對陸海空三個實體空間實施打擊，隨時可破壞和切斷敵方高科技裝備和武器系統與網絡指揮中樞的聯繫的新型綜合作戰力量，通過“不對稱”優勢威懾和阻遏敵國可能的入侵。
第六，利用中美戰略博弈帶來的機遇爭取越南利益最大化。
中美兩國當前圍繞芯片、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和供應鏈等方面的博弈，表面上是科技和貿易問題，實則乃是中美兩國在數字化背景下的地緣角力。美國將中國在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芯片等領域的發展視為對美國霸權的威脅，它通過強制清除華為等中企在美國和盟國的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設備，鼓動甚至脅迫本國和盟國與數字技術相關的生產鏈從中國遷往越南和印度等國家，從而達到在技術上與中國脱鈎和孤立中國的圖謀。
面對中美博弈帶來的新的地緣格局和供應鏈的調整，越南雖然繼續堅持不選邊站的一貫立場，但在芯片和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等數字相關的高科技領域採取了優先與美國及其盟國合作的政策，成為“東盟內部唯一終止與華為和中興合作的國家”。
這是因為越南非常瞭解美國對中國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設備和芯片產業的打壓政策和防範心理，美國已經將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和芯片問題視為攸關美國霸權的問題，配合美國將會獲得美國的支持，從中美博弈中獲益，而違背美國意圖，無疑會受到中國一樣的待遇，而這將是越南無法承受之重。
越南在中美之間的上述選擇，最終換取了美國對越南的認可，使越南成為中美圍繞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和芯片等領域技術戰的最大獲益方之一。
在美國強制在本國和盟國清除華為和中興等中企的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設備之後，越南的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設備和數字信息產品得以進入美國和其盟國市場。這不僅使越南從美歐市場獲取了大量的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為其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和設備等相對具有優勢產業的繼續發展確保了市場空間。
同時，三星、台積電、富士康、蘋果的生產線也大量遷移到越南，不僅進一步改善和提高了越南在高端數字產品供應鏈中的地位，也為其掌握更高端的數字技術奠定了基礎。例如，在美國的鼓勵和推動下，韓國以越南為重點實施“新南方政策”，越韓兩國在芯片、大數據、智慧城市、網絡數據傳輸等領域的合作大大推動了越南的數字化進程。
題為“綠色轉型和數字化轉型新紀元”的越南投資論壇在倫敦舉行。（圖/越通社）
最後，打造東西數字走廊，鞏固越南在中南半島的地位。
利用越南在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和信息網絡領域中的局部優勢，以及控制印度支那光纜的有利地位，積極打造連接越老柬緬四國的東西數字走廊，鞏固越老柬三國特殊關係，以越南為主導建立越老柬緬四國數字網絡社區，擴大越南在中南半島的影響力。為使四國的網絡和通信真正融為一體，越南電信集團還將國際長途資費調到了大約0.135元/分鐘，並可不限時上網。
目前，越南幾乎包攬了老柬兩國全部銀行、電子政務、户籍和電信系統網絡的搭建。2019年12月，阮春福訪緬後，越緬兩國就數字領域裏的合作簽署了協議，標誌着橫跨中南半島的越柬老緬四國之間的“東西數字走廊”正式定型。越南電信集團更是公開宣稱其使命就是要幫助老柬緬等國打造新的數字化社會，促成更加緊密的地區關係。這就表明越南不僅要追求經濟目標，更要達成對其有利的地緣政治目標。
越南的數字強國戰略是一個系統長期的宏大工程，其最終目標是使越南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範圍內的中等強國和現代化的信息工業強國，不僅要從現在的中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為高收入的社會主義發達國家，還要使越南在東盟內部發揮主導作用，在地區甚至世界範圍內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從越共中央52號文件出台，到《國家數字化轉型計劃》付諸實施，至今不過3年左右的時間，其最終目標是否能夠實現尚無法斷定，但從近年來其利用中美地緣博弈帶來的機遇與本國初步積累的技術條件，在推動國家數字化轉型和實施數字強國戰略過程中所顯示出的潛力和取得的初步成效來看其未來不容小覷。
三、越南數字強國戰略影響
越南的數字強國戰略發生在工業革命4.0深入發展和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雙重時代背景下。一方面，越南希望利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提供的有利時機爭取本國利益的最大化，努力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實現其中等強國的抱負和“兩個一百年”的夢想。另一方面，美國將中國視為其維持霸權地位的主要障礙，同樣也企圖利用越南急於實現突破的心理和中越之間的矛盾在中越間打入楔子，挑唆中越關係，拉攏越南並極力將其變為遏制中國的工具和在東南亞的戰略支點。
越南雖然總體上堅持其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的戰略，但是出於本國對中美博弈攻守之勢和本國地緣利益的判斷，在實際處理與中美兩國關係的時候又採取了向美國傾斜，試圖借美國平衡中國在中南半島影響，但同時又維持與中國合作的政策。這使得越南的數字強國戰略在實施過程中難以避免地受到中美戰略博弈的影響，並對中南半島地緣環境、“一帶一路”倡議、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落地與中越合作均將產生多重複雜的影響。
（一）中越兩國在國家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合作潛力巨大
數字化是全球未來的趨勢，受到了各國的高度重視。美國甚至將掌控核心數字技術上升到了其霸權存亡的地步，這也是其對華發動科技戰的主要原因。中越兩國同樣也高度重視數字化問題，在越南推出《國家數字化轉型計劃》不久，中國也提出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數字化成為兩國共同的發展方向。在推進數字化的過程中，兩國均重視國際合作的作用，雙方存在諸多具有潛力的合作空間。
圖自新華社
首先，在國際數字領域合作的趨勢上，中越兩國有着相似的訴求。數字化是全球大勢所趨，中越兩國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和發展數字經濟。
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將數字經濟作為重點合作領域之一。在中國—東盟峯會上，習主席又與包括越南領導人在內的東盟各國領導就雙方在數字領域的合作達成了廣泛共識。中方主張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新機遇，共同迎接挑戰，共謀發展，尊重各國網絡空間的主權，使各國人民共享數字經濟發展成果，消除數字鴻溝。這與越南主張的數字化進程應確保各國的數字主權和網絡安全，縮小國家間發展差距和社會不平等，為欠發達國家和人民提供更多的服務，為所有人和所有國家建立一個更綠色、更全面和更公平的數字世界的目標是高度一致的。
其次，在數字化轉型具體領域裏，中越合作也有着深厚的基礎。
第一，目前雙方都在大力發展數字貨幣，建設國家數字支付平台，尋求國際支付方式的多元化。兩國在實現數字人民幣和數字越南盾對接，探索在本地區建立多元化的支付方式方面有着共同訴求。這不僅有利於兩國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還將進一步提高兩國經濟和金融系統的安全性。
第二，在數字技術層面，兩國在大數據、雲計算、三維打印、通信、量子計算、數字平台、人工智能和無人機等方面存在着廣闊的合作空間。
第三，在安全方面，中越兩國均面臨着敵對勢力在網絡空間的滲透、破壞和顛覆活動。維護網絡空間主權，反對網絡霸權主義，確保國家數字安全成為中越兩國面臨的共同挑戰。
第四，雙方在電子商務方面擁有巨大合作空間，中國電子商務領先世界，而越南的電子商務方興未艾，兩國在電子商務領域的合作將促使兩國經貿關係躍上新的台階。
最後，中越兩國在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領域存在着高度的互補性。
目前，中國正致力以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主線，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越南也正在將綠色能源、數字化農業、數字化和礦產業結合發展作為越南數字化轉型的重要領域。
在能源領域，越南擬要淘汰火電，嚴控水電，重點發展風力和太陽能電力，成為世界上風力和光伏發電增長最快的國家，而這恰是中國的優勢領域，中越合作將是越南能源需求與中國產能輸出的完美對接。
在農業領域，越南成立了農業數字化轉型指導委員會，提出要發展數字化農業，推進中越農業合作，作為農業技術和農產品消費大國，中國吸納了越南近3成的農產品，雙方合作有助於解決兩國的進出口需求，還為越南提供了先進的生態農業技術，雙方合作實為雙贏之舉。
在交通領域，越南亟需的越歐班列，沒有中國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2022年末，阮富仲總書記訪華，兩國就中越跨境電商合作、電子支付系統合作、農業合作、交通運輸合作、氣候水文資源合作，以及中國進一步向越南開放農產品市場和中方允許越方貨物過境中國運往第三方等方面達成了廣泛的共識。雙方同意，積極探索綠色發展、應對氣候變化、數字經濟等領域交流合作，打造更多中越合作增長點。儘快完成老街—河內—海防標準軌（中國標準）鐵路規劃評審，推進跨境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推動就老街（越南）—河口（中國）鐵路對接。
這不僅為中越雙方農業和鐵路基礎設施合作方面提供了機會，同時也為兩國發展戰略對接以及交通、農業等傳統產業與數字化融合發展創造了條件。
（二）中美地緣博弈使數字強國戰略對中越關係走勢產生複雜影響
雖然中越兩國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有着諸多相同和類似的利益訴求，但由於兩國在局部領域的分歧，加之美國在冷戰思維的驅動下公開拉攏越南，不斷挑唆中越關係，企圖將越南作為遏制中國的戰略支點，這一方面導致越南對中國的戒備心理和不信任感加深，並企圖藉助美國製衡中國。另一方面也使越南擔心與中國走的太近招致美國報復，從而導致中越合作潛力難以發揮。
在這種背景下，越南試圖充分利用中美矛盾，借中美科技戰從中漁利，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又企圖藉助美國支持通過數字強國戰略擴大其在中南半島地區的地緣影響力。上述各種因素疊加，又對中越關係的走勢造成了複雜的影響。
首先，美國冷戰思維作祟，對中越兩國在數字領域的合作造成了嚴重的干擾。
特朗普上台後，認為中國在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不僅威脅到美國的信息安全，更威脅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為此，美國先後推出印太戰略、發動貿易戰和科技戰來對中國進行打壓。2018年夏，美國提出“亞洲能源促進發展和增長”倡議（Asia EDGE），鼓動越南擺脱對中國的依賴。12月，美國駐越南大使丹尼爾·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又表示美國將鼓勵大型跨國公司與越南進行基礎設施合作，並警示越南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會落入“主權債務陷阱”。
拜登上台後，加速推行印太戰略，高調推出《印太經濟框架》，在地區間煽動對抗，製造矛盾，繼續不遺餘力地破壞中國與有關國家的合作，企圖排擠孤立中國。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是《印太經濟框架》的核心內容之一，在該問題上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對中國的打壓政策。
在阮富仲訪華和東盟三大峯會前夕，2021年3月出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克里滕布林克（中文名康達）突訪越南，企圖拉攏越南共同針對中國。在訪越期間，克里滕布林克將越南定位為美國的核心夥伴國家，同時就數字經濟、供應鏈問題、基礎設施建設、綠色能源、南海問題、湄公河流域問題、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與越方各部委高官進行了一系列對話，並承諾給越南提供不同於中國的選擇，特別是承諾在南海保證越南的主權和安全。
克里滕布林克的越南之行雖名為越美合作，實際矛頭指向中國，目的在於狙擊中越合作。美方類似的行為將不可避免地對中越關係造成嚴重衝擊。
其次，面對中美戰略競爭，越南認為美國佔據優勢，特別是在芯片和供應鏈方面尤為如此，因此在數字化領域越南採取了優先與美國及日韓等國合作的策略。
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除了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電信、互聯網等優勢產業外，越南強調發展綠色產業，鼓勵發展與數字產業有關的芯片、電腦、手機、人工智能和三維打印等高科技產業，支持可以為越南帶來先進管理經驗及能夠為越南培養高科技人才的企業到越南投資。上述領域多為美國對華科技戰的核心領域，以本國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越南在以芯片和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為代表的前沿數字產業中採取了規避中國企業，優先與美國及日本、韓國等美國認可的國家合作的政策。
2020年9月，越南通信傳媒部部長阮孟熊在會見美國國會官員時表示：“越南願意在符合美國安全標準前提下與美國開展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業務的合作，希望美國評估越南的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是否符合美國安全標準以便其儘早進入美國市場。”
越南的上述政策的確換來了本國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設備進入了美國市場，雖然越南並沒有完全中斷與中國的合作，但對中越原有的合作格局造成嚴重衝擊，大大削弱了中越兩國在數字領域和共同關切的問題上合作的基礎，同時也給中越關係良性向好發展帶來了消極的影響。
例如，此次阮富仲總書記訪華，雖然中越雙方達成了廣泛的合作意向，但其實都是與中國處於不可替代領域部門的合作。而在涉及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芯片、量子計算、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具有戰略意義且美國與中國存在激烈競爭的領域，雙方並沒有達成明確的合作意向，這從兩國的聯合公報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出。
這一方面反映了越南對在這些領域與中國合作惹惱美國進而產生對本國不利影響的擔心，另一方面也顯示越南實際對華還有較強的防範心態。
資料圖來源：越通社
第三，越南對華的防範意識和不信任感同時也限制了兩國在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領域的合作範圍。
目前，雖然中越兩國都在大力推進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但越南對華防範心態卻使兩國本來可大有作為的合作空間被人為地壓縮。
在農產品市場、越歐班列等中國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領域裏，越南積極要求與中國加強合作。而在諸如風電、光伏發電、衞星、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可替代領域裏，儘管中國技術領先，且性價比超高，但越南還是以反壟斷或國際合作多元化為名將中國排除在外。例如與美英兩國合作開發風電項目，與歐盟各國就太陽能開展合作，在衞星航天和交通基礎設施方面與日本進行合作等。
在《越歐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後，越南高層曾公開宣稱，協議的達成有利於越南降低對某個大國市場和商品的依賴，可以獲得更大的出口市場，可以花更少的錢買到質量更好的高科技產品。這説明越南社會普遍存在的對華偏見，不僅人為抬高了中越合作的門檻，限制了兩國合作的深度，而且也不利於雙方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最後，越南期望成為世界中等強國，在中南半島甚至東盟發揮某種程度的領導作用。數字強國戰略是越南實現該目標的主要路徑。
越南南北窄長，東西最窄處只有50公里，沒有任何戰略縱深。越南認為在當前海上面臨中國巨大壓力的情況下，一旦老柬兩國再倒向中國，則越南除了向中國屈服將別無選擇。因而，越南對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特別是老柬兩國的合作頗有微詞，個別高層甚至公開批評老柬兩國與中國的合作，恐嚇兩國會陷入“主權陷阱”，指責兩國損害越南的利益。
同時，越南還積極與美日韓印等國合作，積極引進這些國家進入中南半島和湄公河流域，防止中國在中南半島佔據壟斷地位。“東西數字走廊”即是在美國支持下，越南試圖利用本國在數字化革命中的局部優勢在柬老緬諸國確立其地緣優勢，在國際上塑造有利於越南輿論環境的努力。
上述政策選擇顯示越南深陷安全困境憂慮之中，這不僅是影響中越在數字領域合作的關鍵因素，也對中國西南地緣安全和中越關係的向好發展造成了潛在的威脅。
四、對越南數字強國戰略與中越關係未來走勢的思考
作為兩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中越兩國存在利益上的分歧和認知上的差異，而且彼此都會在對外交往中追求本國利益，這些都是很正常的現象。相反，兩個國家的利益完全沒有差異或對外不以追求本國利益為目標才是不正常的現象。
隨着美國加速實施印太經濟框架並將越南視為與其合作的中心國家，越南數字強國戰略實施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南半島甚至東南亞的地緣格局，同時也將繼續強化越南影響南海問題國際輿論的能力。
該戰略最終將給中越關係和中國在中南半島利益造成何種影響，是帶來合作契機還是地緣安全挑戰，一方面取決於中國對該戰略的認知程度，另一方面更取決於中國採取何種措施應對。同時，這還將取決於越南如何從根本上定位中越關係，是將合作視為兩國關係的主流，還是將挑戰視為主流。
目前，中國官方層面的報道對中越合作的前景大多都持較為樂觀的態度，友好合作也的確是中越關係的主流。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中越兩國涉及國家利益的相關領域裏不存在認知分歧和利益差異。
儘管從2014年中央周邊外交工作會議已經開始強調周邊外交的重要性，並將周邊外交置於與大國外交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實際情況是，國內學界對周邊特別是對於諸如越南等中小國家的關注遠遠比不上對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關注程度。在涉及數字和國際關係相結合的領域，雖然國內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聚焦於中美博弈或中美歐數字治理等領域，迄今為止尚沒有見到國內專門關注越南數字強國的成果出現。
而且，對越方部分高層關鍵人物，如範平明、範光榮、黎海平、阮德海和黎登營等人，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有關中美越關係和越南在中南半島戰略的言論和主張，更是少有人關注，以至於很多人並不瞭解越南實際上早已掌握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並可以製造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設備的事實，也並不知道越南利用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使本國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設備進入歐美市場的事實。
中越之間有分歧很正常，分歧是可以化解的，但前提是知己知彼。只有瞭解對方，認識到雙方分歧，才能尋求化解分歧的路徑，化分歧為合作。如果找不到分歧之所在或不願意正視雙方的分歧，那麼就不可能找到化解分歧的辦法，甚至有可能將原本合作的契機逆轉為挑戰。
越南國內部分精英階層對華不信任感也是對中越關係走向與合作前景構成挑戰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越兩國建交73年來，友好合作是兩國關係的主流，中方將中越關係定位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這是因為“兩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但是，越方部分精英層不願意使用這樣的提法，此次中越聯合聲明沒有提及這一點也反映了越方的顧慮。
資料圖來源：越通社
然而，事實證明，中越兩國的共同利益依然遠大於彼此的分歧，也遠非越美之間暫時性的利益重合可以代替。在阮富仲總書記訪華前，克萊登布萊克率團出訪越南大肆挑唆中越關係，即使美方開出了在南海保證越南主權和安全的條件，也沒能阻止中越兩國達成廣泛的共識，充分證明了兩國關係重要性和利益的共同性。
實際上，強調中越利益的共同性並不是要否認中越的分歧和差異，而是要將局部分歧和差異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務實理性的看待兩國之間的分歧和爭端，保持戰略耐心，尋求公平合理的方式去解決彼此的爭端，不至於因為局部分歧和爭端而影響雙方正常友好關係的發展。將中越關係定位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從本質上來説就在於強調在審視和處理中越兩國分歧時要時刻把握中越關係的主流。
越南翰林院中國所前副所長阮庭廉博士認為，可以將中國視為愛好和平的國家，因為中國從來不會侵略其他國家，只要這些國家與中國沒有領土爭議，他認為中越之間的領土爭端不會影響兩國關係全局。這是一種非常理性和值得肯定的觀點。中越兩國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存在着廣泛的共同利益，如果因為兩國局部的分歧而影響中越在數字化時代合作的大局那麼對兩國而言都是巨大的損失。
2022年10月阮富仲訪華的一個標誌性成果是，兩國以中國標準來升級海防—老街鐵路，中越河口—老街鐵路對接達成了共識，從而為通過中國領土開通越歐班列奠定了基礎。
此前，越南對中越鐵路對接一直懷有疑慮，這反而加速了中老泰線路的通車。《越歐自由貿易協議》達成後，越南原本希望藉助該協議減輕對中國的依賴，但是俄烏衝突的爆發阻斷了越南原有的交通線路，越南要想加強越歐貿易，除了藉助中國已別無他選。這必將加深越南在經濟和安全領域中對中國的依賴，而上述依賴的加深又必將遏制越南挑戰中國地緣利益的意願和決心。
因此，在當前的中美越互動中，中越之間的密切程度和利益關聯度還是要勝過越美之間的利益關聯度。只要能夠充分認識到越南的利益需求，把握住中越利益的平衡點，中越將形成事實上的安全共同體，只要越歐班列需要過境中國，越南在中南半島就難以挑戰中國的安全利益。
因此，在工業革命4.0深入發展的今天，對於中越關係要給予客觀理性的看待，既尊重彼此合理的利益訴求，又要高度重視彼此存在的局部分歧，爭取通過開誠佈公的交流，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達成雙贏的結果。
同時，為促進兩國友好合作的深入發展，中越兩國必須做到知己知彼，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牢固樹立起命運共同體意識，在數字化浪潮深入發展過程中抓住和發掘新的合作增長點，才能化解挑戰，甚至將原有的挑戰轉化為合作的契機。如此，才能使中越關係行穩致遠，實現彼此利益最大化。
（本文原載於《南洋問題研究》2023年第1期，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載，錄入時參考文獻部分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