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斌：日本的“台灣情結”不會自我了結，除非讓它“無牌可打”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鴻斌】

日本防衞副大臣井野俊朗日前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揚言：如果中國大陸對台動武，日本將向台灣提供某種援助。這是日本高層再次在台灣問題上大放厥詞。

日本防衞副大臣井野俊朗/資料圖來自社交媒體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國，兩國擁有2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史。此前日本曾長期以中國為師，學習和借鑑中國，尤以唐朝時期為盛。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綜合實力明顯超越中國，由此開始對中國虎視眈眈。1874年侵略台灣，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擊敗北洋水師，迫使清政府簽署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20世紀30年代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最後走上戰敗的不歸路。

新中國成立後直至1972年，日本歷屆政府追隨美國，執行敵視中國政策，在邦交正常化前兩國之間沒有任何官方聯繫渠道。中國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以上，國土面積是日本的25倍，中國對日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與如此重要的鄰國沒有任何聯繫，顯然是極為不正常的，因此對華關係成為歷屆日本政府繞不過去的一道坎。

所以自明治維新以來的100多年，用日本自己的表述是，“日中問題”就是“國內問題”。對華政策具有如此非同尋常地位的國家，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而到了新中國成立後，中日關係的癥結就在於台灣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在這一問題上始終無法走出強烈的“台灣情結”怪圈，這無疑影響了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

戰後以來，日本政壇上始終存在兩大派別。在邦交正常化之前，“親台派”佔據絕對主導地位。邦交正常化以後，在日本國內對華友好民意的支持下，“親華派”取得了主導權。1978年兩國簽署《和平友好條約》，1979年日本開始對華提供日元貸款。1992年時任首相的宮澤喜一力排眾議，支持明仁天皇夫婦訪華，由此使雙邊關係達到頂點。但在此後，中日關係開始一路下滑，“親台派”重新佔據上風。

如今日本政壇的“親華派”明顯式微，甚至被右翼勢力抹黑為“媚華派”、實施所謂對華“舔跪外交”。“親台派”則大行其道，完全處於主導地位。有兩個數據足以説明這一點：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日本國會成立了超黨派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其成員多達400人，佔國會議員的半數以上；而如今其成員已鋭減至當時的1/10以下，活動也越來越少，存在感明顯降低。

而同樣在邦交正常化後組建的“日華（台）議員懇談會”，其成員則從當初的152人增至2019年的287人，其活動日益頻繁，對政局的影響力非同小可。

日本親台派勢力猖獗到什麼程度呢？從1972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訪華時所面臨的巨大壓力，便可見一斑。

由於與中國建交勢必要與台當局“斷交”，所以當時的田中內閣面臨着極大的壓力，田中和大平都為此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準備。當時田中角榮的獨生女田中真紀子已開始從政，如果讓她同行，就有望見到毛澤東主席，這是其他政客都不可能具有的寶貴政治資源。但由於擔心父女同遭不測，所以田中角榮只能忍痛割愛，讓愛女留在日本。

而大平正芳在前往中國的當天，為免遭意外，不得不在出發前先開出一輛同樣車型、同樣顏色的轎車，以吸引刺客注意力，然後才悄悄出門前往機場與田中會合。那些日子，警視廳在田中和大平住所前都增派警力，加強防範，以確保無虞。這並非多此一舉，因為此前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就在一次演講中遭右翼分子行刺身亡。

大平正芳作為外相，1972年陪同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實現了邦交正常化。1979年，大平在擔任首相期間，推動日本政府對華實施日元貸款，這筆貸款對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中日關係史上，大平正芳先生髮揮了積極作用。大平先生此後因病在任內猝然去世，鄧小平曾滿懷深情地表示：“我們非常懷念大平先生。”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大平榮獲“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1972年9月25日，周恩來總理迎接到訪的田中角榮首相一行。圖自中國網

但即便如此，在1964年首次出任外相期間訪問台灣之際，大平也曾表示：“支持台灣的‘反攻大陸’政策。”這並非大平本人具有濃厚的親台色彩，而是其時的日本政治大氣候所決定的。對此，我們難以苛責他。大平正芳尚且如此，其他政客的對台立場就不言而喻了。

戰後日本政壇頭號“親台”政客就是安倍晉三的外公岸信介，他上任三個月就訪問台灣，是戰後首位訪台的在職首相。他與蔣介石建立了“日華（台）協力委員會”，將流亡到日本的反蔣分子遣返台灣地區。蔣介石去世後，岸信介又推動在日本成立“蔣介石遺德顯彰會”，在全國各地為蔣樹碑立傳，是日本“親台派”的總代表。

而安倍的叔外公佐藤榮作同樣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親台政客，為了保留台當局在聯合國的席位而竭盡全力。1972年因頑固推行反華政策而被趕下台，取而代之的田中角榮順應時勢，實現了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

安倍由於家庭環境的薰陶，從政後其親台立場極為鮮明，尤其是與李登輝和蔡英文的關係非同一般。李登輝一貫鼓吹所謂的“台日命運共同體”，卸任後希望訪日以加強與日本“親台派”的勾連，其時的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長認為李登輝雖已無任何職務，但仍具有重大政治影響力，因此不打算發放簽證。孰料，時任官房副長官的安倍晉三對此大發雷霆，怒斥該課長“罪該萬死”，使得當時在場的森喜朗首相和福田康夫官房長官都無話可説。李登輝由此得以成行，後又多次前往日本，不遺餘力地推銷其“台獨”理念。

2002年日本居然還成立了所謂的“李登輝之友會”，公然為其抬轎子吹喇叭。目前該會在日本國內擁有25家分會，成員總數達2500人之多。如此為李登輝歌功頌德的組織在全世界也是僅此一家。安倍第一次辭職後，李登輝全力鼓勵他東山再起。在去年遇刺身亡之前，安倍已確立訪台為李登輝掃墓的計劃。安倍遇刺身亡後，台灣如喪考妣，高雄居然還豎立了安倍的全身銅像。而日本政府雖然為安倍舉行了國葬，但其國內連一座安倍的半身石膏像也沒有。“台獨勢力”對安倍的親近感由此可見一斑。

1998年夏，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期間向中方做出承諾：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身份加入的國際組織。”這一承諾對“台獨勢力”產生了相當的制約作用。但日本對此全然沒有跟進的意圖。當年11月，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訪日期間，曾希望日本政府在聯合聲明中也做出同樣表態，但其時的小淵惠三政府斷然拒絕，僅表示將堅持“一箇中國”政策。

儘管小淵惠三並非“親台派”，也不是“日華（台）議員懇談會”成員。但由於自民黨內“親台”勢力極為強大，日本政府根本不可能在這一問題上與美國步調一致。而且蹊蹺的是，在日本雅虎網站上，輸入“美國對華‘三不’政策”這一關鍵詞，居然沒有任何相關鏈接。對如此重大的問題不置一詞是極不正常的，這本身就很能説明問題。

2021年3月，時任美國印太司令戴維森在國會表示，中國大陸很可能在6年內對台動武，但他並未提供這一判斷的任何根據。美國政客和軍隊高層經常會在這一問題上做出類似預測，這在美國已屬司空見慣，而日本媒體卻不遺餘力地藉此大肆炒作。與此同時，卻對美國軍方最高領導人蔘聯會主席米利此後發表的否認中國大陸即將實施“武統”的計劃置若罔聞，各媒體和網站對此隻字不提。

2021年12月1日，安倍通過視頻參加會議，發表了“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的謬論。圖自台媒

在戴維森發言幾天後，安倍晉三和麻生太郎就對這一問題達成了共識：茲事體大，日本必須做足文章。於是，日本政壇就開始竭力炒作這一問題。當年4月，時任首相的菅義偉在訪美時發表的美日聯合聲明中公然提及台灣問題，這是52年來的首次。兩個月後，防衞副大臣中山泰秀在與美國舉辦的一次線上研討會中肆無忌憚地揚言：“台灣是‘國家’。台灣不僅是日本的朋友，更是日本的‘家人’！”當年7月，麻生太郎在一個公開場合，則宣稱要聯手美國“保衞”台灣；如果發生“台灣有事”狀況，日本就將面臨“存亡危機”，因此要行使“集體自衞權”，介入台海衝突。

當年12月1日，在與台灣智庫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安倍晉三更是拋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的謬論，由此將台灣問題炒作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隨後，在俄烏衝突發生後，岸田文雄一再強調“今天的烏克蘭就是明天的東亞”，反對“憑藉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這裏所謂的“東亞”其實就是“台灣”的另一種表述而已，而後者則是意在指責中國大陸通過各種軍事演習震懾“台獨勢力”。

為此，岸田政府全力加強與美國的聯手，並企圖強化防衞力量來對華施壓。安倍任職期間的撰稿人谷口智彥曾明確表示：即便兩岸實現和平統一，對日本而言也是無法接受的！這就將日本的底牌完全亮出了。對此，中央外辦主任王毅日前在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訪華團時明確表示：“有人鼓吹‘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很荒謬，也很危險。”清楚點出上述謬論的要害。

日本政壇的這種濃厚“台灣情結”是無法自我了結的。只有兩岸實現統一，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根本無法再打“台灣牌”，日本才會萬念俱灰，不再興風作浪。目前日本的所作所為，無非是希望儘可能推遲這一天的到來，以此來延緩“中國夢”的實現，但這是徒勞的。兩岸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必然趨勢，日本右翼勢力欲通過台灣這枚籌碼來制約中國，不過是緣木求魚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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