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翀 馮冠霖|消費拉動和投資拉動：產值增長模式之爭

【文/ 李翀 馮冠霖】

一、消費拉動和投資拉動之爭

2023 年 1 月，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的一段關於消費和投資拉動經濟的訪談視頻在網上流傳，引起很大爭議。“新經濟學家智庫”於 2023 年 2 月 1 日發佈消息，説明這段視頻是 2017 年 7 月林毅夫教授在接受鳳凰衞視《領航者》欄目採訪時的訪談。確實，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早於 2017 年 7 月20 日就以“中國經濟向消費拉動轉型？這是誤導中國”為題發表了林毅夫這個訪談的精簡文字版。林毅夫指出，在拉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中，消費所佔比重遠低於投資，跟美國正好相反。不少經濟學家主張，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應該向消費拉動轉型。“我覺得提出這個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經濟，就是故意誤導中國”。他認為，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需要依靠產業不斷創新和升級，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則需要依靠投資。在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以後，家庭收入增加，消費增加，投資跟消費共同變成經濟增長的組成部分。他還認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在理論上説不通，而經驗上，也有美國、歐洲家庭過度負債造成危機的前車之鑑。消費拉動是一個政治化的議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吃出來的，不是消費出來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投資出來的。

2023 年 1 月 16—17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餘永定研究員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等機構主辦的論壇上發表演講，“新經濟學家智庫”以“不少學者諱言投資，提高消費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為題發表了餘永定的演講。他在討論如何駕馭“三輛馬車”時指出，“中國需要儘快恢復消費需求的增長，但直接刺激消費的效果如何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2023 年中國出口的增長難以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如果它不拖累經濟增長，就已經不錯了。……投資具有雙重作用，投資不僅在短期內刺激經濟需求，而且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他還提到，“很多學者提出發放消費券，直接補貼等主張。這類措施，我覺得對扶貧、保持社會穩定是有必要的，各地可以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加以實行。但作為一種刺激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放消費券之類的舉措到底有多大作用？我有些疑惑”。他接着提出了批評：“不少學者比較諱言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則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消費只是在短期，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才談得上拉動經濟增長。……消費本身並不能提高經濟增長潛力”。

2023 年 1 月 25 日，“萬博新經濟觀察”發表了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的文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是誤導中國嗎”，對網絡上熱傳的林毅夫的視頻發表評論。他在回應林毅夫所説的“如果沒有勞動生產力提高帶來的家庭收入增長，消費增長可持續嗎”時指出，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主張擴大消費的人，都提出發錢和發消費券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呼籲擴大消費，就是呼籲擴大居民收入，這二者本來就是一回事。他提到，“討論消費驅動還是投資驅動，不是討論企業要不要自主投資，也不是家庭要不要自主消費，那是人家自己的事，而是討論政府穩增長的預算資金怎麼花”。“如果發一塊錢的消費券可以帶動 3 到 5 倍的需求增長和經濟循環，而一塊錢的基本建設投資在很多省份還產生不了一塊錢的 GDP，那政府穩增長的錢是應該優先發消費券，還是幾萬億、十幾萬億地搞投資、為此擴大消費為零的財政預算？”他在評論林毅夫所説的“批評投資拉動過時、主張消費拉動，是誤導中國”時還指出，“去年 121萬億 GDP 中，固定資產投資 57.2 萬億，佔比 47.2%，這麼高的投資率能持續嗎？……如果還主張讓老百姓省吃儉用省下錢讓別人去搞那些大部分已過剩的投資，既沒有微觀效益，也沒有宏觀需求乘數，還會造成巨大的國家和地方政府債務，這是不是誤導中國？……畢竟大家都看到投資飽和、過剩的情況：全國高速公路、高鐵已經過剩而每年虧損幾千億，大部分特色小鎮空置無人，地方專項債找不到合適的項目……”。

近期，多位經濟學者都發表了對消費和投資拉動的看法，“消費拉動和投資拉動之爭”成為了一個熱點問題。由於該問題體現了經濟發展的基本命題，且林毅夫、餘永定、滕泰等學者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擬圍繞這場爭論的觀點，試圖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全面探討在產值增長中“消費拉動”和“投資拉動”的問題。

二、從經濟理論看消費和投資

按照凱恩斯於 1936 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提出的現代國民收入理論，如果用國內生產總值代替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把凱恩斯的封閉經濟模型擴展到開放經濟模型，可以得到均衡國內生產總值形成的等式：GDP＝C＋I＋G＋（X－M）。其中，C是消費支出，I是投資支出，G是政府支出，X是出口，M是進口，（X－M）是淨出口。政府支出可以分解為政府的消費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而支出就是需求，總需求包括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三大需求，這就是所謂拉動經濟的“三輛馬車”的由來。

凱恩斯的現代國民收入理論揭示了，在存在閒置的社會資源的前提下，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淨出口需求的增加可以導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凱恩斯還分析了投資的乘數作用，即投資需求的增加可以導致數倍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實際上，消費需求和淨出口需求同樣有乘數作用，凱恩斯只是更加強調投資需求的作用而已。因此，在不考慮淨出口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消費需求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拉動作用與投資需求是一樣的。兩者不同的是，消費需求實現以後可能形成耐用消費品，投資需求實現以後形成固定資產。至於在現實的經濟裏，是消費需求拉動作用大，還是投資需求拉動作用大，取決於各國國情以及具體政策措施。

凱恩斯的現代國民收入理論是一種短期的、比較靜態（對靜態進行比較）的分析，研究在社會生產力不變的情況下如何提高現有社會資源的利用率。美國經濟學者李普賽（R. G. Lipsey）曾經給經濟增長下了一個嚴格的定義：因社會生產力利用率提高而導致的國民收入增加不能稱為經濟增長，只有因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而導致的國民收入的增加才能稱為經濟增長。[1]但在大多數經濟學文獻中，經濟增長的定義沒有這麼嚴格，經濟增長一般是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長期以來，不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的經濟增長理論，都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美國經濟學者索羅（R. M. Solow）於 1956 年提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就是這種類型的經濟增長理論的典型代表。按照索羅的經濟增長模型，實際產值是技術、勞動、資本的函數。[2]但是，這種類型的經濟增長理論要麼是在總供給不足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來的，要麼是假定總需求總能夠適應總供給的變化，所以主要分析如何提高社會生產力。

20 世紀 30 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證明，社會生產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已經成為常態。1939 年，英國經濟學者哈羅德（R. F. Harrod）把凱恩斯的現代國民收入理論長期化和動態化，提出了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哈羅德經濟增長理論表明，如果用 Gw 表示產值增長率，用 s 表示儲蓄率即儲蓄對產值的比率，用 C 表示資本產量比率即生產 1 單位產值需要投入的資本，那麼產值均衡增長的條件是：Gw = s / C。該模型證明，上一年的產值將形成今年的儲蓄，今年產值需要增加多少才能使投資能夠全部吸收儲蓄。[3]該模型仍然強調投資的作用：投資一方面形成需求，另一方面形成生產能力。但是，消費率通過儲蓄率對投資產生影響。

1939 年，美國經濟學者薩繆爾森（P. A. Samuelson）提出了乘數和加速數交織作用的經濟週期理論，其中加速原理強調了消費需求對投資的影響。薩繆爾森證明，投資和消費是相互影響的：投資的增加可以導致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導致消費需求的增加，消費需求的增加又會導致新的投資的產生，由國民收入和消費需求增加導致的投資被稱為引致投資。[4]

綜上所述，經濟學分析有短期分析和長期分析之分，短期和長期的經濟現象是不同的。當人們説消費或投資拉動的時候，往往指的是短期分析。從短期來看，在總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不論是消費還是投資，都可以拉動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從長期來看，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勞動者數量的增加都會推動經濟增長。從消費和投資這兩個因素來看，消費不能形成生產能力，只有投資才能形成生產能力，這就是經濟增長理論重視投資因素的原因。因此，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確實是投資出來的，投資不僅在短期內刺激經濟需求，而且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投資和消費還存在互動關係：投資增加—產值增加—消費增加—新的投資產生。投資的目的是什麼？投資的最終目的是消費，投資無非是生產投資品和消費品，而投資品最終還是用於生產消費品。在消費和投資的關係中，消費並非處於被動和從屬的地位，消費和投資是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的，投資不可能長期脱離消費無節制地自我增長。

三、從經濟規律看消費和投資

前面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消費和投資的作用，現在還有必要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兩種理論的結論都有重要的啓示意義。

列寧根據馬克思提出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及資本有機構成（不變資本 / 可變資本）趨向提高的規律，提出了生產資料的生產優先增長規律。他指出：“資本發展的規律是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增長得快，也就是説，新形成的資本愈來愈多地轉入製造生產資料的社會經濟部門。因此，這一部門必然比製造消費品的那個部門增長得快”。[5]另外，他在分析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圖式時還指出：“這樣我們看到，增長最快的是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其次是製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生產。”[6]列寧不可能準確地預期數十年以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情況，所以他沒有明確指出該規律適用於資本主義什麼發展階段，但他清楚地意識到這個規律適用於他所處的歷史時期：“生產資料增長最快這個規律的全部意義和作用就在於：機器勞動代替手工勞動（總的説來，就是機器工業時代的技術進步）要求加緊發展煤、鐵這些真正‘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的生產。[7]”列寧所説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就是投資需求形成的，他所説的消費資料的生產就是消費需求形成的。考察列寧提出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優先增長規律，可以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認識投資和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生產資料包括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但美國經濟分析局只提供 1997 年以後的流動資本統計數據，這樣無法使用流動資本的數據進行長期分析。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提供的統計數據，可以得到如圖 1 所示的 1948—2021 年美國以現行價格計算的扣除居民住宅的固定資本投資年增長率以及個人消費支出的年增長率。固定資本是指廠房建築、機器設備、知識產權。固定資本扣除了居民住宅，是因為居民住宅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雖然屬於固定資本，但它並非生產資料，而是消費資料。個人消費支出是包括居民住宅在內的消費品和消費性服務的支出。從圖 1 可看到，1948—2021 年，非居民住宅固定資本年平均增長率為 6.88%，個人消費支出的年平均增長率 6.57%（各年增長率的算術平均數），兩者十分接近。如果以美國產業結構發生較為劇烈變化的 1980年為界，劃分為 1948—1979 年和 1980—2021 年兩個時期，那麼前一時期的非居民住宅固定資本投資年平均增長率為 8.98%，個人消費支出年平均增長率為 7.59%，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明顯發生作用，而後一時期的非居民住宅固定資本投資年平均增長率為5.25%，個人消費支出年平均增長率為 5.80%，生產資料的生產優先發展規律逐漸失去作用。

我國統計局沒有提供流動資本的統計資料，所提供的固定資產投資統計數據包括房地產投資，但從房地產投資統計數據中卻無法分離居民住宅投資，因此我們作分析時只好整體扣除房地產投資。另外，居民消費支出是指居民對物品和服務的最終消費支出。我們把 1987—2021 年以現行價格計算的非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年增長率與以現行價格計算的居民消費支出的年增長率進行比較。如圖 2 結果顯示，1987—2021 年，非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長率 15.56%，居民消費支出年平均增長率 13.74%，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明顯快於消費資料生產的增長。如果將其劃分為 1987—2009 年和 2010—2021 年兩個時期，可以發現，前一時期的非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長率為 19.95%，居民消費支出年平均增長率為 15.06%，生產資料的生產優先增長變得更加突出；後一時期的非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長率為 9.06%，居民消費支出年平均增長率為 11.21%，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明顯慢於消費資料生產的增長。當然，後一時期近 12 年的投資增長速度放慢有可能是大規模投資發生以後的調整，但大規模工業化的高潮已經過去，我國已經進入一個產業結構升級的歷史發展階段是事實。

從前面的統計檢驗可發現，生產資料的生產優先增長規律適用於大規模工業化的歷史時期。在大規模工業化時期，由於採用機器設備進行生產，資本有機構成隨着科學技術進步趨向提高，生產和生活都產生對基礎設施的大量需求，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要快於消費資料生產的增長，投資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大規模工業化基本完成以後，隨着科學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將會發生劇烈調整，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比例開始下降，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生產性服務業迅速發展。同時，隨着收入水平提高，人們的消費逐漸從工業品轉向生活服務，消費性服務產業因此迅速發展。由於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再加上基礎設施的建設已經達到一定規模，生產資料的生產優先增長規律的作用逐漸減弱並消失。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基本完成了大規模工業化，其消費支出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1948 年，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是 63.7%，而到了 2021 年，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 68.2%。[8]我國目前處於大規模工業化的後期，投資支出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將相對減弱。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到生產資料的生產增長規律的變化，投資對於經濟而言永遠都是重要的， 但不應該忽視將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消費的作用。

四、從經濟現實看消費和投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創造了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奇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投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現實經濟裏，投資主要包括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企業設備投資等。

首先考察房地產投資。房地產包括商用房地產和民用房地產。以民用住宅為例，我國從 2000 年開始掀起住宅投資熱潮，到 2021 年我國總住宅商品房銷售面積已達到 195 億平方米。也就是説，在 22 年的時間裏，房產商為全國每個城鎮居民新增 42 平方米的商品住宅面積。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到 2017 年，我國城鎮居民平均每户擁有住宅 1.18 套，有 48.2% 的城鎮家庭擁有 3 套及以上的住宅，住宅空置率達到 21.4%。所謂空置率，是指無人居住的住宅、偶爾居住的住宅、用於上學或工作的住宅等。[9]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國房地產市場已經形成一定程度的泡沫，住宅投資的高峯階段已經過去。

其次考察基礎設施投資。我國於 1998 年開始建設高速鐵路，到 2022 年已建成的高速鐵路達到 4.2萬公里，佔世界高速鐵路總營業里程 60% 以上。與此同時，我國從 1984 年開始建造高速公路，2013年建造里程超越了美國，到 2021 年已建成高速公路 16.9 萬公里。與我國國土面積相差不大的美國從 1937年開始建造高速公路，到 2021 年建成高速公路里程 11 萬公里。此外，我國的港口、機場、橋樑、道路、城市建設等，都以驚人的速度擴張。基礎設施屬於公共產品或者準公共產品，其本身是虧損或低盈利的，一般由政府提供或者由政府參與。例如，我國以收取過路費的方式建造高速公路，支持了高速公路建設的持續發展，但隨着高速公路網擴展到車流量不大的地區，虧損便發生了。根據交通運輸部的統計數據，2020 年末政府還貸公路債務餘額 32991.6 億元，其中高速公路債務餘額達 30684.8 億元[10] 在非疫情時期的 2019 年，政府還貸公路的經營虧損達到 2515 億元。[11]再如，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具有巨大的社會效益，但除了主要幹線以外，多條高速鐵路線路都是虧損的。根據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的公司年報，在非疫情時期的 2019 年，公司主營業務虧損（運輸收入—運輸成本）達到 875.5 億人民幣，只能依靠多種經營的收入來彌補，最後實現公司營業利潤（總收入—總成本）515.6 億元。[12] 現在的問題是，如此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可以持續嗎？經過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後，我國政府已經積累了沉重的債務。根據財政部的統計數據，到 2022 年 12 月，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為 350618 億元[13]，中央政府的債務餘額為 25869.3 億元。[14]由於地方政府還存在大量的隱形債務，我國政府的實際債務率會更高。我國已經進行了多次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即用新債取代舊債的方式延後償還本金的時間。根據財政部的統計數據，2022 年我國地方政府僅債券一項債務支付利息已經超過 1 萬億元，達到 11211 億元。[15]我國中央政府債務還不算很重，但考慮到要應對地方政府債務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國內外各種政治、社會、經濟的突發事件，中央政府已經不宜繼續大規模借入債務投資基礎設施。可以預期，未來基礎設施投資對我國經濟的推動力將減弱。

最後考察企業設備的投資。2018 年，我國傳統產業出現生產能力過剩，鋼鐵、水泥、煤炭、制鋁、玻璃、造船等產業的過剩情況尤為嚴重。但經過數年調整，我國傳統產業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已經緩和。與此同時，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正處於迅速發展之中。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2022 年，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 10.8%、13.4%、11.7%、8.4%、7.1% 和 7.4%，遠高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可以預期，未來高新技術產業的設備投資仍將以較高的速度增長，我國的投資增長更依賴於企業投資的增長。

總體來看，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已經出現了明顯減弱趨勢，這是大規模投資以後的一種調整，也顯示了某種規律性的發展趨勢。如圖 3 所示，我國房地產投資年平均增長率從 1987—2010 年的33.11% 下降到了 2011—2021 年 10.93%，非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長率則從1987—2010 年的 18.88% 下降到 2010—2021 年 8.32%。在大規模工業化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造時期，投資超過消費增長不僅必要，而且也是歷史規律。但投資最終目的是消費，隨着資本品效率提高、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基礎設施相對飽和，投資不可能永遠超越消費增長。我國已經到了這樣一個轉折時期，至少是趨向這樣一個轉折時期。在我國投資增長趨向減緩的情況下，社會儲蓄轉化為投資將會受到影響，把難以轉化為投資的那部分社會儲蓄轉化為消費就變得更為重要了。

日本、韓國和中國是世界上聞名的 3 個高積累率東亞國家，即社會儲蓄轉化為物質資本比例較高的國家。但據各國統計局數據顯示，在不考慮淨出口的情況下，2017—2021 年，日本、韓國、中國的消費和投資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為 54.29% 和 20.09%、 63.97% 和 31.02%、55.0% 和 43.3%，我國的積累率是最高的，而消費率則與日本相當，低於韓國。高積累率曾經為我國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擴張提供了可能性，但現階段投資機會逐漸趨向減少，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如果社會儲蓄難以全部轉化為投資，就需要有一部分轉化為消費。這意味着，我國經濟發展方式需要轉變，不僅要從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向更高端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還要從依靠投資推動經濟發展轉向依靠消費和投資的良性互動促進經濟發展。

五、從財政政策看消費和投資的作用

凱恩斯在 1936 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明確提出採用宏觀財政政策干預經濟。他指出：“‘舉債支出’是一個很方便的名詞，包括一切政府舉債淨額，不論政府舉債是為興辦資本事業，或為彌補預算不足。前者增加投資，後者增加消費傾向。”[1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發達國家一直採用宏觀財政政策調節經濟。在發生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和建設公共工程（基礎設施）是刺激總需求的兩種方法，前者促進消費，後者促進投資。在實踐上，西方發達國家更趨向於建設公共工程，它的好處是不僅可以直接增加就業，增加國民收入，而且可以形成公共資產。但英國撒切爾夫人於 1979 年擔任英國首相、里根在 1980 年擔任美國總統以後，都減少了採用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干預，財政政策逐漸趨向中性化，美英政府開始更多地利用貨幣政策去調節經濟。里根、小布什、特朗普三任總統都實行過大規模減税，但減税目的不是刺激總需求，而是激發經濟主體的活力。儘管政府履行經濟職能的支出減少，但由於減税以及履行社會職能的支出增加，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這也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面臨的經濟難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2021 年日本、美國、英國的政府債務率（即政府債務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已分別達到 221%、115% 和 103%。[17]

在我國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國政府有必要採用財政政策去調節經濟。關於具體措施，我們認為，普遍發消費券的方法不是應對經濟衰退的有效方法。對於多數家庭來説，向他們發放消費券只是造成對他們自己消費支出的替代，不會導致多少消費需求的增加。發放消費券有多少會形成消費支出的淨增加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更不用説消費券能對總需求產生多大的乘數作用。

在經濟不景氣時期，從理論上看，增加消費和投資的效果是相同的。但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處於低迷狀態，政府難以刺激個人消費需求和企業投資需求。這時，應該對生活困難人羣提供補貼，對企業實行減税。這種補貼和減税帶有救濟的意味，很難起到刺激消費和投資的作用，目的在於保障人民羣眾生活和維持企業運行。以政府的減税政策為例，根據國家税務局和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2022 年，政府對企業的減税減費分別為 2.5、1.1 和 4.2 萬億元（2022 年包括緩税緩費），[18]但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分別為 1.0%、7.0% 和 0.9%，均低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2.3%、8.4% 和 3%）。

從財政政策的角度看，還是需要倚重政府的投資，通過政府投資來維持就業和克服衰退。但政府在債務負擔已經很重的情況下，需要選擇有經濟效益的項目進行投資，或者與企業一起進行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投資，進行可以引導企業投資的投資。財政政策原本是一項短期的調節經濟的政策，我國卻出現了長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只有 1981 年和 1985 年沒有出現財政赤字政府債務不斷積累。從長期可持續的眼光重新審視政府的財政赤字觀，政府在經濟繁榮時期應該有財政盈餘，在經濟衰退時期才更有財力去應對危機。

我國已經進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經濟中速發展將成為常態，依靠政府借債去人為地維持高增長率是不可持續的。借進的債務需要在未來償還，短期提高的速度可能也需要在未來償還。當前，我國應該制定一個符合實際情況的經濟增長率，更多地藉助於消費需求的恢復，輔之適度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

引文與註釋

[1] Richard G. Lipsey, Peter O. Steiner, Econom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pp.789-790.

[2] Robert M.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70, no.1, 1956, pp.65-94.

[3] R. F. Harrod, “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9, no.193, 1939, pp.14-33.

[4] PaulA. Samuelson,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plier Analysis and Acceleration Principl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21, no.2, 1939, pp.75-78.

[5]  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列寧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26 頁。

[6] 列寧：《論所謂市場問題》，《列寧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66 頁。

[7] 列寧：《論所謂市場問題》，《列寧全集》第 1 卷，第 83 頁。

[8]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Personal Income”, https://apps.bea.gov/iTable/?reqid=19&step=2&isuri=1&categories=survey.

[9]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2017 中國城鎮住房空置分析》報告，第 4-7 頁。

[10]交通運輸部：《2020 年全國收費公路統計公報》，2021 年 10 月 28 日。

[11]交通運輸部：《2020 年全國收費公路統計公報》解讀，2021 年 10 月 28 日。

[12]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報告》，2020 年 4 月 30 日。

[13]中國財政部：《2022 年 12 月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和債務餘額情況》，2023 年 1 月 29 日。

[14]中國財政部：《2022 年中央政府月度收支及融資數據和季度債務餘額情況》，2023 年 3 月 27 日。

[15]中國財政部：《2022 年 12 月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和債務餘額情況》，2023 年 1 月 29 日。

[16]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年，第 109-110 頁。

[17]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Data Mapper”,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CG_DEBT_GDP@GDD/JPN/USA/GBR，2023 年 2 月 15 日。

[18]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新辦舉行減税降費促發展強信心新聞發佈會》，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22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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