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新：翻遍《聊齋志異》，蒲松齡是在寫自己啊
【文/ 陳文新】
《聊齋志異》是一部以抒情為宗旨的作品，因而小説家的自我形象就成為讀者關注的焦點。但蒲松齡在創作中所確認的自我與現實的自我在重心和特色上是否完全一致呢?不一定。現實的自我是人格的現實形式，藝術的或“自我確認”的自我，則是在一定現實條件下所理想的人格存在方式。有時，在作品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印象和經驗，在作家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與此形式對照，某些在日常生活中強烈體驗過的情緒、感受，在作品中的位置可能並不重要。
這類情形，在《聊齋志異》的創作中也是存在的。呈露在小説中的作家自我人格，倜儻、超逸，痴拙，……種種神采，種種奇氣，雖然不能説與日常生活中的蒲松齡大相徑庭（日常生活中的蒲松齡本來也具有這些特徵），但卻顯示得更為充分，更為引人注目。這表現了作家對於日常現實的超越，他所塑造的藝術個性，是文化(包括文學)傳統與主體憧憬相結合的產物，必須置於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人生背景下才能看得分明，看得真切。
“狂生”形象在《聊齋志異》中自成系列，蒲松齡為之傾注了大量熱情與才情。本文就此切入。
一、“英雄性不羈”
《論語·子路》説過：“狂者進取。”所以，“狂”首先指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高自期許，目無塵俗，彷彿要從精神上升騰到另一個星球上去。蒲松齡的人生態度便是如此。《聊齋詩集〉卷—《樹百問餘可仿古時何人，作此答之》:“重門洞豁胸中藏，意氣軒軒更發揚。他日勳名上麟閣，風規雅似郭汾陽。”自比於郭子儀，可見那種擺脱日常拘束的書生意氣和嚮往於建功立業的宏偉抱負。這種抱負，作為一種人生理想，帶有極強的少年人不知世事艱難的青春色彩；當這種抱負經由情感的渲染和想象的發揮而滲透到作品中時，則具體展現為“豪放”、“磊落”、“倜儻不羈”等個性、風度，也就是《聊齋詩集》續錄《久廢吟詠，忽得樹老家報，忙驚不成寐……》所云“英雄性不羈”。
《聊齋志異》描寫了大量“性不羈”的“狂生”。在恐怖的狐鬼世界裏，在令人“口噤閉而不言”的陰森氣氛中，他們反倒興會淋漓，情緒熱烈。卷一《狐嫁女》中的殷天官、《青鳳》中的耿去病，卷二《陸判》中的朱爾旦，卷四《捉鬼射狐》中的李著明、《胡四相公》中的“萊蕪張虛一”，卷五《章阿端》中的“衞輝戚生”等，都是這類豪放自縱、超塵拔俗的“狂生。”荒亭空宅，雜草蓊鬱，鬼鳴狐嘯，怪異迭現——這些“狂生”卻能無所芥蒂地進入其中，他們欣賞着其中的怪異，以其面對怪異時的坦蕩風度征服了狐鬼，結果，情節的進展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狐鬼世界的恐怖陰森往往只是“鄙瑣者自怪之耳”，實際上倒是富於詩意的。《陸判》中陸判與朱爾旦的超出於形跡之外的友誼，《小謝》中的陶望三與小謝、秋容的患難與共的愛情……不是親切得很嗎？這正如《狐嫁女》後但明倫評語所云：“妖固由人興也。……今狐之言曰：‘相公倜儻，或不叱怪。’可知狐本不為怪，特鄙瑣者自怪之耳。以倜儻之人，狐且尊尊敬之，況能養浩然之氣者哉!“確實，蒲松齡托出了他的一片情愫：對於“不羈”的“狂生”來説，沒有什麼是真正可怕的；恰恰是在“鄙瑣者”所不敢涉足的生活領域內，他們可以大有作為。這裏，“狂生”的勇於進取的豪情與“英雄”的積極奮發的人生態度無疑是相通的。
清代聊齋全圖繪本
在《聊齋志異》中，“狂生”的“不羈”風度往往和酒聯繫在一起。這是因為，一、“狂”作為一種富於激情、瀟灑的狀態，因而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漢代酈食其謁見劉邦時自稱“高陽酒徒”，就意在表明自己氣度不凡。二、”狂”總是與豪放自縱等浪漫情調密切相關，具有這種個性的人，一旦在社會生活中碰壁，便情不自禁地在藝術的天地裏追求自由、放達的境界，即使處於順境，也不妨壯思騰飛，欲攬明月，借酒力超越凡近。蒲松齡是深知箇中因緣的，所以對酒充滿了親切之感。他在詩中一再寫到飲酒的豪興，把這作為生命力的一種爆發，鬱悶和失意，全部消解於其中；而憧憬和展望，也在放歌縱飲的節拍中得以自然流露。如《聊齋詩集》卷—《希梅齋小飲》：“樽酒狂歌樹影橫，壯懷喜遇故人傾。”《九日同如水登高，時定甫欲北上》之二：“臨風倚劍開尊酒，及爾論交天地間。”等等以及卷二《傷劉孔集》：“相將共杯酌，豪飲能十壺。”《遣懷》:“雅士長貧詩作累，豪襟欲縱酒為徒”,《聊齋詩集》續錄《九日與定甫兄弟飲西園，和壁間韻，即呈如水》:“倒冠歌舞狂生醉，戲馬台前獨振衣。”“濫醉離亭平野暮，月明空翠上羅衣。”
蒲松齡這種陶醉於酒中的情懷，評點家但明倫也體會到了。《聊齋志異》卷一《考城隍》“有花有酒春常在，無燭無燈夜自明”二句，但評雲：“至有花有酒二語，亦自寫其胸襟耳。”在蒲松齡筆下，那些他所欣賞的“狂生”，無不有着極高的酒興。《聊齋志異》卷一《嬌娜》:孔生與公子下帷攻讀，“相約五日一飲”。《狐嫁女》：殷天官貿然闖入狐的天地，參與的一項重要活動即是飲酒。《青鳳》對“狂放不羈”的耿去病的處理亦然。卷二《陸判》：“性豪放”的朱爾旦與陸判每聚必飲。卷七《郭秀才》由飲酒而引出一片飄逸不凡的意趣。卷十《神女》寫米生因孟浪舉動，竟得與神女締結良緣，從這種情節安排也可感到蒲松齡的激賞之情。
在此我們有必要排除可能產生的誤會。蒲松齡欣賞飲酒，是欣賞那種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不羈”的人生態度和藝術化的生活境界有其內在聯繫的飲酒，而不能將所有的飲酒都納人被欣賞的範圍。《聊齋文集》卷一《酒人賦》就盡情嘲諷過“嘈雜不韻，俚詞並進；坐起喧譁，呶呶成陣”和“酒嗝咽喉，間不盈寸；吶吶呢呢，猶譏主吝”等“無品”的“酒兇”，認為對這些“不可拯救”之輩，“惟有一術，可以解酩。厥術維何？祇須一梃，縶其手足，與斬豕等，止困其臀，勿傷其頂，捶至百餘，豁然頓醒。”這一段議論，蒲松齡又曾照錄進《聊齋志異》卷六《八大王》中，可見他對酒癲，對傖夫俗流的無賴，是何等深惡痛絕了。《聊齋志異》卷四《酒狂》正是對這類“酒兇”的刻畫和勸誡。
二、“此種性情，俗子不曉”
《聊齋志異》中的“狂生”,大都目無禮法。可以先看看《青鳳》中的耿去病。青鳳一家正“酒滿案，團坐笑語”,耿突然闖人，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致使“羣驚奔匿”。青鳳叔父請他飲酒，他又自許通家，邀青鳳全家都來共席。見到青鳳，發現“人間無其麗”,竟“瞻顧女郎，停睇不轉”,甚至偷偷踩青鳳的腳，最後“神態飛揚，不能自主”,拍着桌道：“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根本不知禮法為何物。其他如《辛十四娘》中的“廣平馮生”、《魯公女》中的張於旦、《章阿端》中的戚生、《小謝》中的陶望三等，也都是這類“狂生”。
有人曾對這種現象提出解釋，認為“此書是神話小説，其中大半是鬼神妖異之談，不食人間煙火，也就不受封建禮教之類的束縛，所以比較自由”。聶紺弩否定這種意見，他説：“我意不然。不錯，這書是有許多鬼神或草木鳥獸蟲魚的精靈，但這些只是形式，是現象。它的內容、實質，卻都是人，是人的生活，是把鬼神鳥獸蟲魚之類變成人，寫它們的人的生活，而不是相反，使人變成鳥獸蟲魚之類而寫它們的生活。”紺弩先生的反駁有其道理，但在蒲松齡那裏，狐鬼精靈比人少一些束縛卻是的的確確的情形《魯公女》中就明明寫着：“生有拘束，死無禁忌”。由鬼的“無禁忌”也可推知狐的“無禁忌”。
不過，“無禁忌”之説也並不足以解釋“狂生”們何以這般目無禮法。因為，一，大多數“狂生”恰恰並不是“鬼神或草木鳥獸蟲魚”所幻化，而是實實在在的人；二，這些狐鬼畢竟表現着人所具有的社會性，“無禁忌”是有限度的。合理的解釋是，中國文化的浪漫傳統已經賦予了“狂生”以普通人所沒有的某種行為權利。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首先是阮籍的“禮豈為我輩設”的豪邁榜樣。狂生陶望三，“好狎妓，酒闌則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這正是阮籍式的爛漫天真。而這類風流韻事，只有少數優秀文人才能做到，即評點家馮鎮巒所謂：“此種性情，俗子不曉”。
其二是從唐傳奇開始的描寫才子佳人遇合的浪漫傳統。在這類故事中，“狂生”可以“無禁忌”地談戀愛：《西廂記》裏，張生見了崔鶯鶯，不妨目不轉睛地盯着，婚前的私下結合也並非大不了的事。柳夢梅與杜麗娘從戀愛到結合的過程也實在不夠莊重。這樣的行為在舊時代的現實生活中是不大見到的。但讀者對文學作品中的才子佳人卻又不提出過苛的指責(極端的道學先生例外),他們已習慣這種浪漫描寫，已和作者取得相應的默契。因此，蒲松齡寫“狂生”的放誕，是對浪漫傳統的認可——而認可本身是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的。同時，這種認可又不能視為蒲松齡對現實生活的標準。這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蒲氏在某些作品中，卻又十分強調禮法，如《金生色》、《金姑夫》、《土偶》等。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不存在矛盾；因為《金生色》等是為普通人説法，他們沒有資格象“狂生”那般“浪漫”。
其三，“狂生”所追求的狐女等形象實際上可視為生活中的名妓，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第三章曾説：
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妹，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遊，以男婦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於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閉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志異》所記諸狐女，大都妍質清言，風浪放誕，蓋留仙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逐發遐思，聊託靈怪以寫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實則自明季吳越勝流觀之，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且為籬壁間物，不待寓意遊戲之文，於夢寐中以求之也。若河東君者，工吟善謔，往來飄忽，尤與留仙所述之物語彷彿近似……
狐女既為名妓，“狂生”即是名士。名士與名妓他們之間所發生的浪漫故事是所謂“名士風浪”,“是與禮義各不相擾的，並行不悖的，甚至是互相補充的”。
清代聊齋全圖繪本
蒲松齡在想象中以風流名士自居，這大概沒有疑問了。
三、“狂歌擊劍聲鳴鳴”
悲涼的情懷而出之以慷慨的方式，這是“狂”的一種異常形態，即“佯狂”。在蒲松齡那裏，“佯狂”主要是懷才不遇的產物。
懷才不遇本是生活和文學中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科舉制尤其是八股取士的制度產生以後，懷有真才而所如不偶者更多。蒲松齡就是這行列中的一員。他早年便熱中舉業，也曾有過一度的輝煌記錄：十九歲時，初應童子試，以縣、府、道試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籍籍諸生間。不過自中秀才後，鄉試屢被黜落，直到七十一歲才援例出貢。坎坷的人生境遇，使蒲松齡心中鬱結着憤懣與感傷，時常通過詩詞創作傾吐出來。如《聊齋詩集》卷一《寄孫樹百》:“歧途惆悵將焉往?痛哭遙追阮嗣宗”。《夜微雨旋晴，河漢如晝，慨然有作》:“夜搔短髮哭歧途，狂歌擊劍聲嗚鳴。”卷二《拙詩蒙畢振叔見和，依韻答之》:“瑟瑟秋窗動晚風，玉壺擊缺劍光紅。飄零蹤跡寒山外，落拓襟懷暮雨中。”他的詞寫得更為辛酸，如《聊齋詞集·大江東去(寄王如水)》。《聊齋志異》中的許多篇，如《司文郎》、《素秋》、《錦瑟》等，表達這種遭逢不偶的悲憤，亦滿含辛酸。
但是，當作者以超脱的眼光來看待自己懷才不遇的經歷時，我們感到，蒲松齡的充分藝術化的“狂生”氣質使他不再“哭喪着一副可憐相”,而能瀟灑豪宕地面地對考官和考場，極盡縱橫捭闔之能事。
《賈奉雉》對簾內考官的諷刺有機鋒側出之妙。”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原因何在呢?郎秀才告訴他，是由於他的文章太好，而“簾內諸官”卻根本辨不出；真想“獵取功名”,就得“俯而就之”。在郎秀才反覆督促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蓊冗氾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郎一見，便喜曰：“得之矣。”賈用此等“文”應試，“竟中經魁。”這裏有調侃，有鄙薄，筆鋒犀利卻能不失藴藉。賈奉雉所具備的正是一種凌越世俗的豪邁的“狂生”氣質。
《冷生》中“佯狂詩酒”的冷生，其“狂”的色彩或許更為鮮明。蒲松齡説他有“狂易病”:“每得題為文，則閉門枯坐，少時，譁然大笑。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藝成矣。脱稿又文思精妙。”這樣一位沉浸於創作快感中的“狂生”,他眼裏怎麼放得進瑣細的考試規則呢?於是下面幾幕就是必然的了：
每逢場作笑，響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噪。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白其顛。學使怒稍息，釋之而黜其名。從此佯狂詩酒。著有《顛草》四卷，超拔可誦。
蒲松齡與冷生有相互對應之處：實際生活中的蒲松齡雖然未曾逢場大笑，但他曾“越幅被黜”不也明明是因文思澎湃而疏忽了考試的格式?此後一意從事著述，抒其孤憤，不正是“佯狂詩酒”?但冷生的不計得失的浩然之氣則是蒲松齡所遠不及因而非常向往的。冷生是作家藝術個性的投射。
四、“湖海氣豪常忤世”
錢鍾書《管錐編》將“狂”分為兩類：一為避世之狂，“跡似任真，心實飾偽，甘遭誹笑，求免疑猜”;一為忤世之狂，“稱心而言，率性而行”。對避世之狂，一般人都抱有同情，而對忤世之狂，則不免認為涵養不夠，有失忠厚。但蒲松齡卻毫無保留地肯定忤世之狂。《聊齋詩集》卷一《漫興》:“湖海氣豪常忤世。”《聊齋詩集》續錄《雪夜》:“共知疇者為人淺，自笑顛狂與世違。”最能顯示這一點的是《聊齋文集》卷四《灌仲孺論》。使酒罵座的灌夫一向被視為粗莽無術之輩，蒲松齡卻熱情洋溢地讚許他：“真聖賢也!真佛菩薩也!”“粗莽罵座，識者短其無術。不知此正仲孺之所以為真聖賢、佛菩薩，而世不之識也。夫田蚡以貴戚而為丞相，權爭日月，……夫誰有敢侮之焉者?而獨仲孺者，有諸內必形諸外，……”正是懷着這樣一腔慷慨激昂的忤世豪氣，蒲松齡繼承唐人傳奇寫俠的傳統，在《聊齋志異》中塑造了一批以武犯禁、剛烈頑強的性格，如商三官(《商三官》)、田七郎(《田七郎》)、竇氏(《竇氏》)、向果(《向果》)等，給讀者印象極深。
值得注意的是，當蒲松齡以李白那種“謔浪赤墀青瑣賢”的“狂生”的眼光來看待生活中的邪惡時，《聊齋志異》注重表現的則是笑傲權貴的豪邁氣概，而不再是悲劇色彩極強的血與火的抗爭。這類代表作品有《聶政》、《潞令》、《狂生》、《顛道人》、《一員官》、《鴞鳥》等。就作品的描寫而言，邪惡勢力一般很少受到實際的懲罰，即使略示儆戒，也似乎並不嚴厲，從未達到《竇氏》、《向果》的程度；但那種信筆揮灑的自由抒寫，那種應付裕如的倜儻風度，卻分明讓讀者感到一種精神上的高揚和奮發，感到一陣寧靜的喜悦和對邪惡勢力的富於幽默意味的蔑視。
請看《鴞鳥》。作品寫“長山楊令，性奇貪”,藉口國家打仗，搜掠牲口，“地方頭畜一空”。鄰近的三位縣令，在酒席上以令語勸他不要太貪酷，楊也以令語敷衍三人，正相持不下之際：
忽一少年傲然而入，袍服華整，舉手作禮。共挽坐，酌以大斗。少年笑曰：“酒且勿飲。聞諸公雅令，願獻芻菟。”眾請之。少年曰：“天上有玉帝，地下有黃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執三尺劍，道是“貪官剝皮。’”眾大笑。楊恚罵曰：“何處狂生敢爾!”命隸執之。少年躍登几上，化為鴞，衝簾飛出，集庭樹間，回顧室中，作笑聲。主人擊之，且飛且笑而去。
如果説，在《商三官》等作品中，蒲松齡帶有明顯的緊張感(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蒲松齡懲惡揚善的願望正執着於對邪惡的實際的懲罰上，而達到實際懲罰的歷程卻是極其艱難的——邪惡力量太強大了，為了合情合理地懲罰強大的邪惡勢力，蒲松齡不能不感到緊張),他集中注意力，交代矛盾的起因、進展、結局，煞費苦心地經營箭拔弩張的衝突，力求從故事中提煉出一個道德訓誡或真、善、美的風範。在《鴞鳥》中，蒲松齡則是輕鬆自在的。他不再執着於實際的懲罰，而只是駕着一片情感的流雲，在精神上、氣度上居高臨下地俯視邪惡，中國知識分子從深厚的文化素養中得來的書卷氣在這種境界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瀟灑自然，意趣橫生，從中不僅可體味出作家的悠然神情和坦蕩從容的處世態度，還可明顯感到邪惡勢力的委瑣、卑鄙、不值一擊，正義的力量得到了輕鬆的然而卻是神聖的顯示。你看：蒲松齡對於“長山楊令”,諷刺他，嘲弄他，僅僅限於略示警告，引起在場的人“大笑”。小説中一連用了數個“笑”字：“少年笑曰”、“眾大笑”、“作笑聲”、“且飛且笑而去”。好一個“笑”!這不是尋常之笑，它是“狂生”面對權勢者的“笑”,是伴隨着“傲然”神情的“笑”,是飽含蔑視的“笑”。氣度旺盛，優遊閒暇，讀來難道不覺愜意嗎?《顛道人》所着力表現的也是這種對權貴的“意近玩弄”的戲謔舉動和“笑而卻走”的滿不在乎的神態。
“湖海氣豪常忤世”,蒲松齡含笑面對權貴的精神上的優越感，其狂傲色彩構成了作家忤世的一個重要因素。《商三官》敍三官之父“以醉謔忤邑豪”,以致被邑豪害死，大約不是信筆寫下的。這樣看來，過去我們對《鴞鳥》、《顛道人》一類作品給予的注意是太不夠了。